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學分析論文
時間:2022-10-09 09:4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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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據傳統的貿易理論,從純經濟學的角度上看,自由貿易是比保護貿易效率更高的政策,其帶來的額外收益遠遠超過一般成本——收益分析中的所得,但是在現實社會中,保護貿易主義卻無處不在,許多國家并沒有推行自由貿易,而是采取關稅等一系列措施保護本國的進口競爭部門,對考察了國內外學者對貿易政策所做的政治經濟學分析,并進行了相關評述。
關鍵詞:貿易政策;自由貿易;保護貿易;政治經濟學
1引言
所有學派的經濟學家都確信,自由貿易比保護貿易好。傳統貿易理論已經很好地證明,自由貿易可以避免保護政策所帶來的效率損失。實際上,他們認為對一個國家而言,即使其他所有國家都實行貿易保護,自由貿易仍然是最好的政策。他們提出,如果其他國家采取貿易保護,保持開放的國家從廉價的進口品中所獲得的利潤仍將大于其在拒絕出口的市場上的損失。盡管經濟學界存在支持自由貿易和開放市場的傾向,但貿易保護從未消失,能真正做到自由貿易的國家為數極少。盡管許多國家想要利用外國市場,但是他們又通常不愿意開放自己的經濟。即使支持自由貿易的論據充分,貿易保護主義仍不斷以新的面貌出現。
主流貿易理論是將貿易政策視為提高經濟效率(或福利)的一種手段,而這恰恰使它在解釋現實的貿易政策時面對著一個鎖死的怪圈,即如果是追求效率,就要選擇自由貿易政策;如果選擇貿易干預政策,就不能實現既定的經濟效率或福利最大化的目標。這促使我們必須從新的角度來思考貿易政策的本質,那就是收入分配問題——經濟學的另外一個主題。“貿易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正是從這一主題出發為填補理論與現實之間的鴻溝奠定了基石,成為近二十多年來貿易理論迅速發展的一個令人矚目的領域。它將政治學的范式引入貿易理論,將貿易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作為公共政策決策的具體形式之一,從國家非經濟效率的目標或社會利益(特別是收入)分配及沖突的視角去探尋貿易政策產生和變化的政治過程,因而比純貿易理論更好地詮釋了現實中貿易扭曲政策的存在、形式、結構和演變。
2貿易政策決定的政治經濟學模型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際貿易政策制定中的政治和社會因素越來越受到經濟學家的重視。與此相應地,經濟學家們在國際經濟學領域中建立了一些政治經濟學模型,在這些模型中,政府的目標是成功地掌握政權和維護政權的穩定而非社會福利最大化。
(1)中點選民模型。中點選民模型假設政府是民主產生的,任何一個政黨只有得到了多數選民的支持,該政黨才有可能執政,因此,政府在選擇任何經濟貿易政策的時候,必須要考慮如何得到多數選民的支持。中點選民的意見將會代表多數選民的想法,因而政府要盡可能地選擇靠近中點選民的意見的政策,越接近中點選民意見的政策越能得到大多數選民的支持。
(2)集體行動理論。研究公共政策的經濟學家提出了所謂的集體行動(collectiveaction)理論,這種理論認為一種政策是否被政府采納并不在于受益或受損人數的多少,而在于利益集團行動是否有效。在影響政府政策的游說中,人數較少的利益集團容易統一,從而在集體行動中步調一致,在游說中取得成效。而人多的群體,搭便車的人越多,積極參與的人反而少,意見也不容易統一,集體行動的效率低。
貿易中受損的集團每一分子平均涉及的利益一般會很大,他們一定會不遺余力地游說政府限制貿易以保護他們的收入。人們一定以為在貿易中收益地集團會同樣盡力去說服政府放寬貿易限制。事實并非如此,在美國和其他大部分國家,在制定貿易政策時,想限制貿易的人比想放寬貿易的人更具影響力。一般說來,任何產業中貿易收益者的集中程度,對情況的掌握程度,以及組織程度都不如那些貿易受損者。
從政府利益的角度看,盡管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損害了多數人的利益,但是當多數人的利益無法形成一種力量對其決策形成影響,而且政府迎合少數利益集團利益泛、而能夠贏得更多的選票時,按照“理性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則,政府往往會選擇總福利水平下降、大多數人利益受損而少數人收益的貿易政策。
(3)次優理論。它最早由理查德•利普塞(RichardLipsey)和凱文•蘭開斯特(KelvinLancaster)提出的。他們指出傳統的貿易模型只有在其前提條件——所謂均衡條件得到滿足的情況下才能成立。具體到貿易領域,只有在所有市場因素都能得到正常發揮作用的時候,自由貿易才是最合理的政策——最優政策。而現實情況是各國或多或少地面臨市場失靈的問題,發展中國家尤甚。這樣自由貿易的優勢就無法得到最大發揮。在這種情況下,只有政府主動干預,引進或增強激勵機制,才能抵消市場失靈的后果。政府插手可能會扭曲經濟信號,但如果運用得當,恰好可以平衡市場失靈的市場結構,此時干預貿易的政策就是次優選擇,它比自由貿易更實際也更恰當。
(4)戰略貿易理論。它由加拿大學者詹姆斯•布蘭德(JamesBrander)和芭芭拉•斯潘塞(BarbaraSpencer)創立,他們認為在國際貿易過程中,比較優勢的作用越來越小,而爭取“租”(某種要素投入某個部門的所得高于該要素用于其他用途所獲得的收益)變得日益重要。傳統經濟學觀點認為通過要素的自由流動可以實現要素價格的均等化,進而消除“租”的問題。但規模經濟理論對此提出了質疑,他們強調了不完全競爭的和寡頭壟斷競爭的存在,認為政府可以采取特殊行動幫助自己的寡頭企業。政府政策可以幫助企業產生正的外部效應和將利潤從外國公司轉移到國內企業,以提高自己的國民收入。
(5)新政治經濟學分析。根據新政治經濟學的觀點,國家政策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私人集團為增進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公共手段制定出來的,而不是為了促進公共福利而無私地制定出來地。這個學派認為,經濟政策是權勢集團為了私利進行競爭和執行分配策略的結果。他們關于貿易保護主義的經濟學文獻(內生性貿易理論)就說明了這種做法,它指出關稅和其他阻礙自由貿易的手段完全可以被理解為特定集團的尋租行為。
一國國際貿易政策制訂的過程實質上是一個公共選擇的過程,但特定的國際貿易政策不可能公平地滿足和實現所有需求者的利益,必然或多或少地損害一部分利益集團和政府部門的利益,至于最后選擇能在多大程度上滿足和實現一個利益集團或政府部門的國際貿易政策,這要看這個利益集團或政府部門是否擁有更多的權力資源和談判砝碼,因此國際貿易政策形成過程就是不同利益集團和政府部門在權力資源基礎上的利益表達和利益選擇的結果。
(6)霸權穩定論。霸權穩定論的最初倡導者是美國經濟學家查里斯•金德爾伯格(CharlesKindleberger),他認為需要一個政治領導來建立和管理自由經濟。金德爾伯格說,領導國建立自由世界經濟既是出于自身經濟利益的考慮,也是為了全世界的經濟利益,而羅伯特•吉爾平(RobertGilpin)和斯蒂芬•克拉斯納(StephenKrasner)則認為霸主建立自由世界經濟主要是為了促進自身的利益,特別是政治和安全的利益。
對霸權穩定論進行最詳盡、最系統實證性評論的人是經濟史學家巴里•艾肯格林(BarryEichengreen,1989),他說霸權和貿易自由化之間存在著積極的聯系。在比較19世紀的歷史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的歷史之后,艾肯格林得出結論說:“在歷史記載中,多邊主義取得成功的唯一例子恰恰與某一個大國在經濟上占支配地位發生在同一個時期。關貿總協定運作越來越困難恰巧與美國經濟相對衰落發生在同一時期”。根據霸權穩定論,當國際體系中具有超群的軍事力量、政治力量和經濟力量的某一突出國家即所謂霸權國家出現的時候,它必然要求并試圖建立開放的國際貿易體制,這是因為自由貿易體制能夠增加其全體國民之所得,提高其經濟增長率,增進其在全球的政治影響。但是一旦霸權國家的政治經濟實力被削弱從而失去盟主地位,它就可能轉向保護主義,以維護自己國家的利益,這時穩定的國際經濟關系或自由貿易體系就將受到挑戰,保護主義可能成為一些國家的選擇。
3國內文獻考察
我國很多學者針對具體的貿易政策進行了政治經濟分析,仝娜(2006)利用中點選民模型對產生保護貿易制度的原因進行分析,從需求和供給的角度分析了保護的成本和收益,并利用布羅克(Brock)、麥基(Magee)和楊(Young)的競選貢獻模型對這一問題進行了簡單的數學化推導,得出貿易保護的水平和結構是需求方(按照行業來組織的利益集團)和供給方(政府和行政主管部門)相互作用的結果。
朱彤、樊茂勇(2000)對GATT/WTO格局的變化進行了分析,他們認為國內強權利益集團的利益左右著政府的政策導向,國際經濟格局的構筑取決于強權國家政府共同博弈的結果,而強權國家的權力則取決于它在國際生產和金融中的統治地位,各國相對經濟實力的改變必將引起現存的國際經濟格局的改變。
趙君峰(2006)對反傾銷進行的分析認為,由于消費者和反傾銷的生產者在團結程度以及對政府的影響方面存在著很大的差距,導致政府制定的貿易政策多是有利于那些反傾銷的生產者,而消費者的福利則受到不同程度的損害。
耿偉(2003)認為如果現實中存在收入再分配成本、信息和投票成本、“免費搭車”問題、不完全信息制和代議制等,那么貿易保護主義會在政策決策中以少勝多。經濟市場的不完全競爭和政治市場的不完善是影響貿易政策選擇的兩大因素。經濟市場的不完全競爭削弱了自由貿易政策的效率優勢,而政治市場的不完善導致游說活動發生,使貿易政策被利益集團左右。
王元穎(2004)指出,關稅只是一種表象,是收入或財富進行分配的一種手段,其背后深層次的原因是利益之爭和利益博弈,由此關稅政策成為政治利益集團公共選擇的產物。朱啟榮(2003)采用博弈論的方法分析了各國設置技術性貿易壁壘的內在動機,指出設置技術性貿易壁壘是各國追求自身利益博弈的結果。
朱傳杰(1999)認為國家利益以及國家內各種利益集團的利益選擇傾向,在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各個國家國際貿易政策的取向,國際貿易政策不僅是內生變量,而且只要國內市場的競爭不夠充分或存在壟斷,貿易保護主義就不可避免地像一個幽靈一樣飄蕩在自由貿易的上空。
盛斌(2001)認為作為收入分配的次優手段,貿易政策可能是“慈善”的政府實現社會福利函數和提供社會保險的途徑,也可能是“自利”的政府為了尋求政治支持或競選獲勝向少數利益集團出售的政治商品,也可能是在“民主”的政府目標函數下兼而有之。
周茂榮、杜莉(2004)從靜態博弈的角度出發,證明了任何一國試圖實施單邊自由化的努力都很難成功,短期內各國出于本國利益最大化的考慮,均會選取保護貿易政策
4結語
對國際貿易政策的政治經濟學分析,較好地彌補了傳統貿易理論不能解釋現實的缺陷,但仍存在幾點不足。
貿易政策的中點選民決定論理論上似乎沒問題,但在解釋很多民主政府選擇犧牲大多數人利益來保護少數人利益的貿易政策方面,卻遇到尷尬,不如集體行動理論。集體行動理論認為利益受損集團會盡力游說政府實施貿易保護,而這極容易出現尋租現象,滋生腐敗,使政策的選擇出現偏差,使貿易政策有可能成為體現個人意志和謀求個人利益的糟糕政策,從而消耗了有限的經濟資源,造成社會凈損失。
次優理論和戰略貿易理論鼓勵政府干預經濟,卻有可能導致政府的無效率干預,因為政府干預政策的成功,需要許多限制條件,如完全準確的信息、恰當的政策工具、戰略產業的選擇、恰當的干預時機、恰當的干預力度等等,一旦這些限制條件無法滿足,就可能導致政府的無效率干預,扶持了沒有發展潛力的產業,導致資源的浪費,從而導致整個社會的福利損失。
霸權穩定理論倡導建立一個由霸權國家領導的國際體系,其將霸權假設為國際合作的充分條件和必要條件的論斷是沒有充分證據的,也不能解釋霸權衰退之后國際合作的可能性。霸權一定程度上能帶來貿易的自由化,但也可能導致單極世界的產生,出現霸權國家為了自身利益而損害他國利益,弱小國家在國際體系中無話語權的現象。
新政治經濟學似乎過于強調利益集團在貿易政策形成中的作用,認為政府的貿易政策是為了換取利益集團的支持“待價而沽”,或者說政府蛻變成了特殊利益的俘虜。這種分析忽視了政府在政策形成中的作用,其實政府在多個利益集團的沖突和博弈過程中可以處于一種相對超脫的地位,它可以選擇與不同的利益集團結盟,或是將不同議題捆綁起來,在和利益集團的博弈中更有利地實現自己的利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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