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新變化原因分析論文
時間:2022-10-21 11:3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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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當代資本主義發生了一系列新的變化,使得傳統科學社會主義理論面臨嚴峻的挑戰。為此,理論工作者必須開拓視野,以發展的觀念,豐富發展馬克思主義關于當代資本主義的理論和“兩個必然”的思想。而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正是認識資本主義發展趨勢的關鍵。本文從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視角考察了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揭示了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的原因及其實質,深化了對“兩個必然”客觀規律的認識。
[關鍵詞]當代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發展趨勢
資本主義社會同歷史上其他任何一種社會一樣,是人類歷史長河中的一個暫時性的歷史階段。它的產生、發展和滅亡,是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辯證運動的必然結果。在資本主義產生至今的幾百年間,它經歷了自由競爭資本主義階段、私人壟斷資本主義階段、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今天已經發展到國際壟斷資本主義階段。然而,由于歷史局限,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不可能準確預料資本主義在當代的新變化和新特點,這就使馬克思主義的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理論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不可避免地遇到了新的挑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繁榮發展,進入一個生產力迅猛發展,經濟高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的“黃金時期”;相反,社會主義國家在經歷了幾十年的發展后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與危機,蘇聯解體、東歐劇變,社會主義的影響力和感召力日益減退。理想與現實的反差,導致了人們對“兩個必然”的懷疑,使一些人產生了信仰危機。列寧曾經指出:“馬克思的全部理論,就是運用最徹底、最完整、最周密、內容最豐富的發展論去考察現代資本主義。”[1]從當代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視角去考察當代資本主義的新變化,有助于我們認清西方國家“分化”、“西化”社會主義國家的險惡用心;有助于深化對社會主義必然勝利、資本主義必然滅亡客觀規律的認識,堅定我們對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
一、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的主要原因
(一)新科技革命與資本主義生產的高度社會化
生產力的發展是推動資本主義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矛盾運動的決定性因素。20世紀50年代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了以電子和原子技術為標志的新科技革命和第三次產業革命,生產力得到巨大提高,生產的社會化被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私人壟斷資本不得不接受國家的調節和干預,否則就難以生存和發展,這就促使資本主義國家加強對經濟生活的直接干預,資本主義進入國家壟斷資本主義階段。20世紀80年代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了信息技術革命,這次科技革命大大加速了航天技術、信息網絡技術、核電技術、海洋生物技術、激光技術、新材料技術的發展速度,資本主義進入了信息時代和經濟全球化時代。生產力的巨大發展掀起了壟斷資本向外擴張的新熱潮,在國內市場日趨飽和的情況下,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開始了一種打破國外民族國家疆界、在全球范圍內進行資本積累和剩余價值積累的全球化發展戰略;信息網絡技術為資本、信息資源在全球以光速流動創造了條件,大大便利了各種投資銀行和機構投資者在全球范圍內追逐利潤最大化,實現了商品、服務、資本和技術等生產要素在全球范圍內的流動和配置,出現了國際貿易、國際金融的全球化和以跨國公司為主體的世界生產的一體化。
現代交通、通信與網絡技術使跨國公司能夠在全世界配置生產資源,向全世界提供商品和服務,越來越淡化其生產力發展的國別性質,從而形成了世界性的資本主義生產力。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社會化最初意味著一件產品由許多生產者合作完成;后來表現為一種產品的零部件分別由許多個生產廠家生產,或者大企業通過供應制方式把某些零部件甚至生產工序分包給其他眾多企業去完成。現在,跨國公司大制造商不但把零部件的生產分包出去,而且包括這些零部件的科研、設計、試制與最后的生產制造全都包給國外其他企業。例如波音飛機的零部件生產就涉及亞洲、歐洲、澳洲和北美許多國家的公司。這不但是出于比較利益的需要,而且也與當代經濟的科技含量特征密切相關。高新技術群的發展及其在所有領域的廣泛運用,已經使得一個國家很難在各個制造領域都占據技術優勢和人才優勢。“以世界為工廠,以國家為車間”,這在許多具有較大程度高新技術含量的產品生產領域,正成為一種越來越普遍的趨勢。資本主義生產日益高度社會化、“全球化”,社會化大生產的深度正向全球層面拓展。
生產力的迅猛發展必然推動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發生變革,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性增強的趨勢,創造出與之相適應的先進經營形式和組織形式。當達資本主義國家出現了股份制、法人股份壟斷所有制、合作社、基金會所有制等多種資本社會化形式,都已超越了馬克思時代的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向著聯合的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轉變。但是,資本的社會化發展是有限度的,它們并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私有制的主導地位和突破傳統的私人占有關系的狹隘界限,而只是資產階級對生產力社會化性質的某種承認和順從。事實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壟斷資本家越來越多地占有和支配著世界各國的生產資料和經濟資源,它們同眾多發展國家和社會集團的剝削與被剝削、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更加尖銳化。可見,由于資本主義生產資料所有權仍然牢牢掌握在少數壟斷資本集團手中,由科學技術的推動而形成的生產高度社會化與日益狹隘的生產資料壟斷資本所有制之間的矛盾沒有消除,而是變得愈加尖銳起來。
(二)當代資本主義對資本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的自我調整
當代資本主義為適應生產社會化的要求而對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社會化所做的種種自我調節對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解決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徑,就是把生產力當作社會生產力來看待,使生產資料所有制也社會化。資本主義的生產愈是社會化,就愈是和狹隘的資本主義私人占有之間產生矛盾,這種矛盾的發展迫使資產階級不得不把生產力作為社會生產力來對待,在資本主義基本制度容許的范圍之內對生產關系進行一定程度的調整,使生產關系的某些方面適應社會化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從而暫時地緩和了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在生產關系中,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占有重要地位,是生產關系的基礎。資本主義是以生產資料私有制為基礎的社會制度,私有財產不可侵犯是資本主義的基本信條。然而,基于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的發展規律,二戰后,當代資本主義進行了種種自我調節,對資本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進行調整,以適應生產社會化的要求,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性增強的趨勢。從大多數資本主義國家的現實情況看,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已經形成了以法人股份壟斷資本所有制(法人資本所有制)為基礎,包括私人資本所有制、私人股份壟斷資本所有制(私人股份資本所有制)、資本主義國家所有制和勞動者合作社所有制在內的不同所有制形式并存相結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
迄今為止,資本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已經經歷了三種主要存在形式:私人資本所有制、私人壟斷股份資本所有制和法人股份壟斷資本所有制(法人資本所有制)。股份制是資本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向社會化發展的關鍵性的重大變革,它為資本主義的資本和生產的社會化創造了廣闊的途徑。馬克思指出,股份公司“這是作為私人財產的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本身范圍內的揚棄”[2]。與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至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主要發生了三次大的變革:股份資本所有制形式的出現、私人股份壟斷資本所有制的產生、法人股份壟斷資本所有制的產生。二戰后,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法人組織開始以出資者身份投資于資本市場,特別是持有其他法人組織的股票。現在工商企業、商業銀行、投資銀行、年金基金、保險公司、社會共同基金等具有雄厚資本實力的社會法人,已取代個人股東成為上市公司股票的主要持有者,成為當代資本主義國家企業投資或持股的主體,是企業股東的主體。法人組織股東化,法人資本所有制取代了私人股份資本所有制,成為當代資本主義所有制的主要形式。法人資本所有制是當今資本主義私有制的主體。從私人股份壟斷資本所有制到法人股份壟斷資本所有制的轉化是資本主義所有制關系的新的重大變化,它既擴大了生產資料占有的社會范圍,有量的內容;也擴大了對私人占有制揚棄的范圍,有質的內涵。法人資本所有制成為資本主義私有制的主體意味著資本主義所有制關系有了新的變化:資本主義財產占有由個人占有向非個人占有轉變。資本主義財產占有非個人化,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經濟關系進一步被揚棄,生產資料社會占有性進一步得到提高。
二戰后,在生產社會化的推動下,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掀起了“國有化”浪潮,現在當代資本主義國家所有制在資本主義所有制結構中占有相當大的比重。這是當代資本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化的又一次新的發展。從西方發達國家的實際來看,國有制企業主要分布在社會化程度較高的公用事業部門、高技術、高風險、高投入的基礎產業和高技術部門。這類高度社會化的產業部門的經營不可能像私有制企業部門那樣完全依靠市場,它們需要一定的社會統一的計劃調節。國家有意識地將國有企業納入其宏觀調控中,作為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生活進行調節和干預的一種手段。生產資料和勞動資料屬于國家,最終要由作為統一整體的國家來掌握和支配,資本主義國有制企業中國家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從形式上否定了資產階級的私有權利。到目前為止,資本主義國有制是資本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化的最高形式,是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一種揚棄。資本主義國有企業雖然作為生產社會化的最高形式,但從根本上說,它們代表的不是全體勞動人民的利益而是壟斷資產階級的利益。在現階段,當代資本主義國家所有制與國際壟斷資本的發展相適應,成為國際壟斷資本發展的工具,是國際壟斷資本發展的有力支柱。
此外,當代資本主義國家還對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實現形式進行調整,采用與社會化大生產相適應的先進經營形式和組織形式,如股份制、股份合作制、跨國公司等。在公司治理上,實行資本所有權和經營權相分離、以股東為中心到兼顧利害相關者的轉移。
當代資本主義對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所做的種種調整,使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社會占有性得到提高的同時,也使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權的集中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當代世界經濟中,各國壟斷資產階級掌握著巨大的生產資本、金融資本,并通過跨國公司的對外直接投資,控制和支配著世界越來越多的生產資源。首先,在資本主義國家,少數壟斷寡頭牢牢控制著國家的經濟命脈。例如,1990年美國擁有10億美元以上資本的大公司,其資本在整個工業資本中所占的比例從1960年的23%增加到1990年的71.2%;30%的公司占據了制造業全部增加值的80%。日本占0.9%的大公司控制了本國80%的資本,德國109家大公司控制了本國64.7%的資本,英國3家最大的公司控制了本國42.2%的資本。其次,國際上的集中和壟斷也在不斷增強,國際壟斷資本幾乎控制了全球的生產資料和生產資源。例如,美國微軟公司幾乎壟斷了全世界的計算機軟件市場,摩托羅拉、諾基亞、愛立信三家跨國公司壟斷了全球移動電話市場的50%。美國《商業周刊》所公布的全球排名前1000家巨型國際壟斷公司數據顯示:1999年,在這1000家中美國有494家,占49.4%,美、日、德、法、英、意、加7國加起來有866家,占86.6%。從市場價值來看,在1000家市場總價值19.6993萬億美元中,美國有11.2730萬億美元,占57.2%;上述7國合起來有17.3838萬億美元,占78.7%[3]。
(三)經濟全球化對當代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影響
經濟全球化對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影響,主要表現為經濟全球化促使生產社會化在更深層面上向全球拓展,更加具有“全球化”屬性,使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更具全球性特征。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在全球深化。
二戰以前,資本主義生產的全球分布著重表現在以自然資源為基礎的國際分工;現在,則主要以跨國公司的形式,進行全球范圍大規模資源配置和生產的直接組織與銷售。現代交通、通信技術使跨國公司能在全球范圍內大規模配置資源和直接組織生產與銷售。跨國公司的生產通常是在幾十個不同國家和成百上千個不同工廠中進行,形成了一個以大跨國公司為載體的全球性生產網絡。隨著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跨國公司遍布世界各國,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也由少數發達國家迅速向全世界擴展。
社會化大生產的深度全球性拓展必然推動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發生改變。一方面發達國家內部生產關系日益趨向社會化。除國有經濟外,在資本占有形式方面突出體現為股權社會化以及職工持股比例的顯著增長。雖然股權社會化還很有限,特別是占人口90%左右的普通股民往往只擁有較少份額,但這種趨勢在發達國家普遍存在并呈加速度發展。因為在當代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條件下,跨國公司或大的集團公司需要借此吸收更多社會資本以增強自身的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國際層面上越來越具有全球性特征。由于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成為全球經濟的真正主宰,是現代國際壟斷資本的代表,跨國公司的全球擴張同時也就意味著一個完整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體系在全球范圍內的生成。其中,應特別注意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直接投資比重迅速上升這一事實。在當前,直接投資已成為大跨國公司在全球配置資源、推行全球經營戰略的最重要方式。直接投資的大幅度增長是生產全球化的最典型特征。直接投資意味著資本作為最重要生產要素已經突破國界,進行全球范圍的利潤角逐。因此,如果說在過去由原料、商品、金融流通所組成的世界經濟中,民族國家是主體,因而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形式主要是國別性的,那么現在,生產的全球化正在導致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更具全球性特征。
當代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內容并沒有發生實質變化,仍然是社會化大生產同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方面的矛盾,但是其表現形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從生產力方面看,資本主義生產高度社會化,趨向全面社會化;從生產關系方面看,當代資本主義對資本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進行了種種調整。資本主義的自我調整具有兩重性,一方面,出現資本主義生產資料所有制社會化程度增強的趨勢;另一方面,使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人占有愈加集中,壟斷程度更高,國際壟斷資本統治和主導世界經濟的發展。經濟全球化促使生產社會化在更深層面上向全球拓展,更加具有“全球化”屬性,使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更具全球性特征。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資本的動機和目的擴展到了全球。在地域上,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個別工廠中的生產組織性和整個社會生產中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對立”和“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對立”,已經由一國范圍擴展到了國際范圍、全球范圍。傳統意義上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矛盾,向全球深化為少數發達國家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矛盾;資本主義國家內部個別企業生產的有組織性與整個社會生產無政府狀態的矛盾,擴展為資本主義國家、跨國公司內部生產的計劃性、組織性與世界經濟無計劃、無秩序的矛盾;原來存在于資本主義國家內部生產和消費領域生產過剩與社會購買力相對縮小的矛盾也擴大到全世界,表現為資本主義生產能力的無限增長與世界范圍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
二、當代資本主義新變化的實質
由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存在與不斷演化給資本主義帶來一些現實性的或潛在性的危機,當代資本主義國家采取了發展國有經濟,雇員持股、股份社會化、福利制度、工人參與企業管理,國家干預經濟運行等措施,對資本主義矛盾進行調整,以期達到緩解矛盾,甚至阻止資本主義滅亡的目的。資本主義自我調整的原因,表面看來似乎是由于科技革命帶來的生產的發展、經濟結構的變化、階級關系的變化,以及管理革命等所要求的。但是,究其實質,還是資本主義國家為了調整、緩解由這些方面所帶來的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深化,維護其統治的需要。無論資產階級采取何種調整手段,資本主義國家對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調整沒有也不可能改變資本主義的本質,從而也就不可能改變資本主義固有的基本矛盾。
當代資本主義發展國有經濟,實行股份社會化、雇員持股票計劃,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本質。實際上,資產階級個人所有,許多單個資本聯合投資的股份資本,私人壟斷資本和法人社團資本,國家壟斷資本,是資本主義私有制隨著生產社會化的發展而推出的相應的具體形式的調整,是資本社會化的發展與升級。但是,資本關系的社會化并不等于資本關系的社會主義化,它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范圍內生產關系的調整,并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本質,資本主義國家的根本性質沒有改變。
二戰后當代資本主義國家大力發展國有經濟,其國有經濟主要有兩種類型:一種是集中公共事業、基礎產業和高技術部門,這些關系國家命脈的部門,多是需要巨額投資,而且投資時間長,利潤又往往比較低的部門,私人通常不愿或無力向這些部門投資,但這些部門又是社會再生產正常進行必不可少的部門。于是,資本主義國家跑出來,充當起協調者角色。它在這些部門投資,其實是代表了資本家的總體利益。另一類是煤炭、鋼鐵等傳統工業部門。這些部門由于技術落后,出現巨額虧損。部分資本家承擔不起這份虧損,而這份虧損引發的社會問題又要嚴重危及所有資本家的利益,那就只好由國家承擔。由于資本主義國家始終是作為整個壟斷資產階級的代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發展國有經濟的目的就是為了維護壟斷資產階級整體的根本利益。可見,資本主義國有經濟實質上是資本主義私有制的一種特殊的變相的形式,是資產階級國家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不得不進行的一種調整。這樣的國有經濟,不過是由個別資本家占有變成一群資本家占有而已。它不僅沒有改變私有制,反而鞏固了私有制。恩格斯早就指出“現代國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它愈是把更多的生產力據為己有,就越是成為真正的總資本家,越是剝削更多的公民。工人仍然是雇傭勞動者,無產者。”[4]237“只要政權在有產階級手中,那末任何國有化都不是消滅剝削,而只是改變其形式。”[5]
雇員持股票計劃、股份社會化是資產階級為進行社會集資,加速資本集中所采取的一種舉措,也是資本社會化的一種表現形式,沒有使資本主義變成“人民資本主義”,不過是大亨寡頭們搜羅勞動者消費資金的一種巧妙形式,其用場在于支配和控制更多的資本,以降低自有資本的投資風險,加重對勞動者的剝削。判斷股份制的性質,不能看多少人參了股,而要看參股者掌握了多少股票,控股權掌握在什么人手里,企業中勞動者與股東的關系是怎樣的,以及勞動者創造的剩余價值是怎樣分配的。雇員擁有股票只不過是一種儲蓄性投資,他們所掌握的股金有限,所得的股息也只相當于存款利息,他們不可能成為資本家。在西方國家,由于持股的個人股東在企業中的地位、發言權都取決于其擁有股份的數量,持有少量股票的職工實際上并沒有什么發言權,更不用說決策權,因而,股票職工化遠不意味著使廣大持股職工和大老板一樣成為資本主義企業的主人。股權分散于職工,已成為資本主義約束、麻痹工人階級的一種手段。因為職工一旦成為公司股東之一,便模糊了有產者與無產者的界限,甚至使無產者自覺地走上同資本家“同舟共濟”的道路;雇員持股絲毫無損于資產階級對企業股票的有效控制,更無損于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存活。馬克思早就指出,“在股份制度內,已經存在著社會生產資料借以表現為個人財產的舊形式的對立面;但是,這種向股份形式的轉化本身,還是局限在資本主義界限之內。”[4]499可見,雇員持股票、股份社會化不過是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的一種新模式,并不是資本權力的真正轉移,只不過是資本主義一種更隱蔽更巧妙的剝削和統治方法,資本主義還是資本主義。
總之,資本“無論轉化為股份公司和托拉斯,還是轉化為國家財產,都沒有消除生產力的資本屬性”[4]237,都沒有改變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人占有的本質。
(二)工人階級被剝削和奴役的雇傭地位沒有改變
二戰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出現的福利制度與工人參與企業管理措施,既是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下壟斷資本為防止階級矛盾的激化和出現工人革命而做出的一種妥協和讓步,又是為調動工人的生產積極性、提高其勞動生產率而采取的舉措。它們不可能消除資本主義社會的勞資對立,絕不會改變工人階級被剝削和奴役的雇傭地位。
西方福利制度,是戰后西方國家以稅收的形式把一部分國民收入集中起來,用于社會上收入不高的居民,以部分改善他們在初次分配中收入過低狀況的一種制度。其社會福利基金主要來源于三個方面:一是職工交納的社會保險稅,它從勞動人民的工資中直接扣除,而且其稅率是隨著社會福利支出的增長而提高的;二是資本家為受雇工人所交納的社會保險稅,表面上看似乎是資本家剩余價值的組成部分,實際上卻是作為可變資本的支出而計入商品的成本價格,同樣是勞動力價值的組成部分;三是以個人所得稅為主的其他財政收入,而個人所得稅的主要來源仍然是廣大的工資收入者交的稅。所以,社會福利基金并不是把富人的收入轉移給窮人,不過是工人階級勞動力總價值一部分的轉化形式。西方福利制度在本質上是為穩定資本主義制度服務的,其基本功能,不過是防止社會低收入者因社會分配不公而產生對資產階級長遠利益的破壞。西方社會保障制度的創始者、德國首相俾斯麥曾經說過,一種由國家資助的保障制度“可以使廣大無產者群眾產生保守主義思想”,而“一位有身份的領取官方養老金的工人再也不適合去做假革命家”[6]。這段話,再清楚不過地道出了西方福利制度的本質。
實際上,福利制度在西方國家最為盛行的時候,也就是資本家利潤大幅度增長的時候,工人所創造的價值,更多地落入了資本家的手中,貧困與兩極分化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美國預算和政策優先研究中心2000年1月18日發表的一份題為《兩極分化:對各州收入趨勢的分析》的報告說,在1988至1998年間,美國最貧窮的1/5家庭的收入,增長不到1%;但是最富裕的1/5家庭的收入,卻躍升了15%。在1992~2000年間,美國大公司的老板和一般工人之間的收入差距,由100倍上升到475倍;現在,全美最富的1%的人占有全美家庭財富的40%。相反,最低層的40%家庭擁有的財富僅占美國全部財富的0.2%,從1983年到1995年,這些家庭失去了其財富的80%,其債務已超過資產。而占1%的最富有家庭財富卻增加了17%。美國的貧困率在70年代以后重新呈現上升趨勢,在1997年達到了19%。
至于戰后西方國家吸收部分工人參與企業管理,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出于改善勞資關系、緩和階級矛盾的政策需要;二是新科技革命對企業文化影響的結果。在大機器和以體力勞動為主的工業時代,企業主推行泰羅制,對工人嚴加監管,工人被牢牢地束縛在機器和生產線上。現在,企業生產的技術基礎已經由大機器和體力勞動為主,變成以信息技術和腦力勞動為主。勞動者在信息接收和處理的各個環節上,選擇和決策的自主性增強了,企業要發展,要創造利潤,就必須讓工人自主地完成工作。這反映在企業管理上,就必須改變過去那種對工人卡得過死的情況,推行一些民主管理的形式,增加勞動者參與管理的機會。應該說,這比過去來說確實部分改善了工人與雇主的關系,確有其歷史進步性的一面。但由于這種制度是在堅持生產資料資產階級私有制的前提下實行的,它只是在麻痹工人階級的階級意識中,更加穩固有效地堅持資產階級私有制、堅持階級剝削的一種舉措。因此,它并沒有改變工人階級被剝削和奴役的雇傭地位。在當代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對抗的經濟根源,并沒有因為部分工人參與企業管理而得以消除;相反,企業內部剝削與被剝削的關系,被新的企業管理方式和企業文化更巧妙地掩蓋起來了。
(三)經濟危機更加頻繁
二戰后,由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加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呈現出了日益強烈的周期性經濟危機,嚴重影響了經濟增長。戰后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運行機制逐步轉向了以市場調節為基礎或為主要調節機制,國家進入對經濟生活實行干預的軌道,政府由“守夜人”轉變為“調節者”。當代資本主義國家以各種西方經濟理論為指導,對資本主義經濟的運行機制進行改良,試圖消除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但由于這些理論存在著自身難于克服的缺陷。資本永遠是追求利潤的,它不會超越這個目的去考慮整個社會的按比例協調發展,因而無法從根本上克服生產的無政府狀態;資本永遠是與勞動對立的,無償占有剩余價值決定了它無法從根本上解決生產過剩與消費不足的矛盾。它們的理論基礎是資本主義生產資料私有制,理論運用的目的就是為了維護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制,是為資產階級服務的。因而,在這些理論的指導下,當代資本主義國家所采取的種種手段和政策也就不可能消除資本主義的周期性經濟危機。事實上,當代資本主義國家對經濟運行機制的改良所采用的經濟措施,改變的只是經濟危機的頻率與表現形態。二戰以來,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危機變得更加頻繁復雜,世界性的經濟周期性波動更為難于預料。不僅馬克思主義奠基人揭示的傳統性的周期性生產過剩經濟危機仍然廣泛存在,而且還出現了波及面更廣、更難預測和防范、更加危險的股市泡沫、金融投機和詐騙、虛擬經濟等新的經濟危機表現形式。連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學家都不得不承認,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制度的一個部分,最多只能減緩它的程度,而不可能被消除,“商業周期之于資本主義猶如地震之于地球地質,是內在的。資本主義向來就有商業周期現象,將來也還會有”,“衰退是資本主義的一部分,它們不可能被消除。”[7]
三、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所有調整都改變不了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的歷史命運
當達資本主義國家通過采取發展國有經濟、雇員持股、股份社會化、福利制度、工人參與企業管理、國家干預經濟運行等措施,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某些環節和經濟運行、管理體制進行了這些調節、改良,從而在相當程度上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暫時緩和了階級矛盾和其他社會矛盾,保障了資本主義制度的相對穩定。然而,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為緩解資本主義社會基本矛盾所做的種種調整,是在資本主義制度允許的范圍內進行的,沒有觸動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根基,沒有改變工人階級被剝削和奴役的雇傭地位,因而也就不可能從根本上克服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和由此產生的經濟危機與社會矛盾。實踐已經證明,無論資產階級采取何種調整手段,都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
正如同志所說:“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的自我改良和改善,并沒有觸動資本主義統治的根基,并沒有改變資本主義制度的性質,也沒有改變馬克思主義關于資本主義的基本原理的真理性。”“絕不能因為資本主義社會在具體演進中產生的一些繁榮現象而否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科學論斷。”[8]法國前總理昂爾•若斯潘,1998年9月在《新觀察家》上發表文章,援引美國經濟學家萊斯特•瑟羅的話說,“資本主義的道路上出現了裂縫,這些裂縫孕育著地震。人們不知道地震會在什么時候、什么地方和以怎樣的方式爆發,然而卻知道總有一天會要爆發。”[9]
資本主義必然滅亡還不僅僅由于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不可克服,還由于當今世界包括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一切具有進步意義的發展變化,都有利于社會主義的成長。經濟全球化促進了生產力的加速發展,必將為社會主義在世界范圍取代資本主義準備日益成熟的社會歷史條件。在資本主義國家,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的每一次飛躍,都在為社會進步創造更為充分的物質基礎;社會化大生產組織方式的日益發展與完善,將為與資本主義私有制徹底決裂準備日益完備的條件;工人階級生活狀況、勞動條件、社會地位和科學文化素質的提高,將使工人階級成為更加理性和逐步覺悟的社會力量。鄧小平指出:“封建社會代替奴隸社會,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社會主義經歷了一個長過程發展后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社會歷史發展不可逆轉的總趨勢,但道路是曲折的。”[10]382~383“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還需要一個很長的歷史階段,需要我們幾代人、十幾代人,甚至幾十代人堅持不懈地努力奮斗。”[10]380我們完全有理由堅信,在經歷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后,資本主義為社會主義所取代一定會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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