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心理學的研究意義分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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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治心理學在歐美已經成為政治學專業中一門重要的學科，但在國內還處于起步階段。目前國內學者對政治心理學的研究明顯不足，這與時政治心理學的研究意義的認識不足有著很大關系。文章從理論價值、現實意義以及方法上的意義三方面對政治心理學的研究意義進行探討。

[關鍵詞]政治心理學；研究意義；理論價值；現實意義；方法上的意義

政治心理學是研究政治過程和心理過程互動的學科。政治心理學在西方的發展已經有近百年的歷史，目前在歐美各大高校中均設有政治心理學的課程。以美國和加拿大為例。截至1993年，在美國和加拿大的77個教育機構中開設了與政治心理學有關的99門本科課程，45門研究生課程，另外9個學校開設了政治心理學的博士訓練項目。

但是政治心理學在中國卻屬于新興學科，目前只有少數學者(如北京大學的王麗萍，華東師范大學的蔣云根)在從事這方面的研究，但也只是偶爾涉及這個領域。政治心理學研究的不足很大程度上與國內學者們對政治心理學研究的意義認識不足有關。那么，研究政治心理學究竟有什么意義呢?首先，從理論價值來說，它為政治學注入了新的評判標準，這就是心理需求的原則。隨著新的評判原則的被引入，將補充和修正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學理論。其次，政治心理學是一門應用性很強的學科，引入政治心理學之后，使得我們在判斷和解決一些現實的政治問題時更加準確。最后，政治心理學所常用的實驗的方法也能夠彌補傳統政治學研究方法的不足。

(一)理論價值

政治心理學的理論價值主要體現在提出了新的評判社會的原則，由此修正和補充了一系列重大的政治學理論。

1．政治心理學為政治學注入了新的評判社會的原則

傳統政治學認為，人們在從事政治活動時，或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或是基于正義。無論是基于前者還是后者，人們都認為是理性的，也就是說這樣的行為是具有合理性的。政治心理學要追問的是，除了利益或正義，人們的行為是否還有其他原因?人們的行為是否有非理性的成份?答案是肯定的，這就是人們的政治行為有時是為了獲得心理的滿足，這樣的行為有時是非理性的，即使有理性的考慮，也是有限的理性。

西方的政治學理論基本建立在人是自利性的判定上。近代以來，西方許多學者大多運用社會契約論解釋國家的形成，這種契約是建立在人與人之間利益相互妥協的基礎之上的，國家的產生、政府形成的主要目的就是運用權力協調、平衡各方面的利益。因此傳統的政治學在評判、分析社會時，注重權力、利益、權利等。

馬克思主義的政治學研究的重點盡管不是個人的利益，但是它在判定社會時，也是以利益為基礎的，只是它所強調的是階級利益。馬克思主義政治學把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分別解釋成為兩個利益相互矛盾的階級之間的斗爭。把社會主義解釋為無產階級成功奪取政權的結果，社會主義奉行“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共產主義社會則崇尚“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原則，無論是“按勞分配”，還是“各取所需”，基本上都局限在物質的層面。

政治學不僅是一種利益政治，政治運作也要符合正義。美國的學者羅爾斯在其名著《正義論》提出了正義的兩條原則：第一條原則是自由平等的原則，它確定與保障公民的平等自由，使每個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利。第二個正義原則適用于對社會和經濟利益方面問題的處理。公民的社會和經濟利益是不可能平等的，但這種不平等現象的存在要有兩個并存的條件：第一，這種不平等必須合乎每個人的利益，尤其適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羅爾斯稱之為“差別原則”。第二，權利地位和領導性職務也必須是所有人都能進入的。羅爾斯稱之為“機會的公正平等原則”。正義原則的提出是對利益政治的修正，它提醒人們在追求利益時要符合正義。

與這兩種評判標準相聯系的是學者們對人性是理性的堅定的信仰。西方的學者普遍認為人們在判定自己的利益方面是理性的，能夠知道自己的行為選擇對自己是有利的，還是有害的。或者他們清楚地知道自己或他人的政治行為是否符合正義。正是基于這種判斷，西方國家實行普選權，相信人民根據自己的判斷能夠選出代表自己利益的或符合正義的國家領導人。

但是這兩種評判標準在解釋一些政治現象時，有時會遇到困難。譬如，德國的民眾為什么會選舉希特勒這樣的戰爭狂人作為國家的領導人，希特勒給德國人民帶來的既不是現實的物質利益，也沒有實現社會的自由平等，從中也看不出德國民眾是一種理性的選擇。再如，一些人加入恐怖組織，或者邪教團體，他們加入時既不是為了物質利益，有的人甚至把自己的財產捐獻給這些組織，這些組織也不是自由平等的代表。有些學者可能會說，這些人無知無識，受騙上當。但是經過分析會發現，這些組織的參加者有些是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在9·11事件中，有兩名恐怖分子出身于阿聯酋的富貴家庭，在德國接受高等教育。基地組織頭目拉登更是有名的富翁，在美國也接受過教育。他們為什么會加入恐怖組織?針對這些問題，傳統的評判標準已經有些不足。

政治心理學對此進行了修正和補充。研究政治心理學的許多學者認識到，在實際的政治運作過程中，起作用的不僅是利益和正義，也有人們的心理。美國著名的政治心理學者拉斯韋爾(Lasswell)認為在不同的文化和性格類型中，情感的紐帶是道德秩序最強有力的溶化劑，人的性格中所擁有的忠誠在政治規則的運作過程中起著不可缺少的作用。通過認同(Identification)和心力內投(Introjection)的方式，個體在成長的過程中把一些道德觀念溶入到自己的性格中，這些道德觀念的象征物最終變得神圣不可侵犯。這種深入人們性格中的東西，既能夠為維持一個政權或政治團體提供堅實的心理基礎，同時政權或團體的領導人如果破壞、誹謗這些道德象征物，就會導致人們心理的混亂，從而危及整個政權的存在。

至于人們為何會做出一些諸如選舉失誤、加入恐怖組織之類反常的舉動，拉斯韋爾認為，在情感的作用下，人們在判斷自己利益上并不是好的法官，相反是差的法官(PoorJudge)，他們通常所做的決定并不是基于自己的利益，而只是緩解自己內心的緊張。由于這種非理性的心理作用，導致民眾在參與政治過程中常常做出錯誤的決定。譬如，恐怖分子之所以在伊斯蘭教國家大有市場，與美國偏袒以色列，導致了伊斯蘭教信徒的不滿，激起了他們的宗教情感有關。德國納粹的上臺同樣是情感在起作用，但不是宗教情感而是民族情感。在一戰中，德國戰敗，被迫割讓土地、賠款，這對德國民眾的心理是極大的打擊，激起了他們民族的仇恨。希特勒的出現正好迎合了德國民眾的這種情感需要。正是由于德國民眾選舉出了希特勒，才使德國走向了專制，最終導致二戰的爆發。如果按照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學者的判斷，在資本主義經濟來臨之時，無產階級會自然地拋棄資本主義，向左轉迎接社會主義，但事實卻是向右轉投入了納粹的懷抱。在這個轉變過程中，民眾的心理無疑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在上述情況下，在心理沖動的作用下，人們的理性是無能的，人們既不是按照利益也不是遵循正義去選擇自己的行為。而在另外一些情況下，在理性起作用的情況下，因為心理的干擾，理性變得非常有限。因為理性選擇是建立在心理假設基礎之上，他們有時基于自己的喜好、或是出于傳統的偏見，對于一些政治人物或政治黨派、政治觀點帶有抵觸情緒。譬如接觸一些電視信息時，人們一般會選擇他們喜歡的、與自己政治觀點相同的節目，而對其他信息則棄之不顧。盧皮亞(Lupia)把這種選民稱作不完整知識的選民。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盡管是理性的，但是這種理性是有限的。美國著名的政治學者赫伯特A.西蒙(HerbertA.Simon)比較了在政治科學中兩種人類理性的理論：源于當代認知心理學的程序有限理性和源于經濟學的綜合的、實質性理性。作者通過比較這兩種理性之后得出了如下結論：一般的判斷主要依靠輔助設想而不是理性。理性要想發揮作用，必須與正確的輔助設想相伴隨，否則在對政治現象做出有效判斷時是沒有能力的。簡言之，理性必須與心理相結合，才能有效地發揮作用。

因此，政治心理學提醒著我們，在解釋、評價一些政治行為時，既需要利益的評判機制、正義的原則，更需要注重人們的心理需求。可以說，能否滿足人們的心理需求，這是除利益、正義之外的評判政治學的第三項標準。心理的評判標準與其他兩項評判標準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前兩項評判標準有時是心理不滿的原因，對利益的追求，以及對平等、自由的追求往往是決定著人們行為的重要動機，人們的心理不滿的許多原因是自身的利益沒有得到滿足，或者社會存在非正義現象。而前兩項評判標準要想真正能夠發揮作用，必須能夠深入到人的心理，可以說能否深入人的心理是評判前兩項標準成功實踐的標志。

2．政治心理學的出現能夠補充和修正一些重大的政治學理論

心理需求引入政治學的評判原則之中，能夠補充和修正一些重大的政治學理論。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決定上層建筑。具體來說，舊有的制度不適合生產力的發展，舊制度就會被拋棄，從而出現革命，代之以新的制度，以符合生產力的發展。而政治心理學則強調心理因素在社會變革中的重要作用。美國著名的思想家埃里希·弗洛姆(Erich.Fromm)提出：“社會變革和社會革命不僅由與舊的社會組織形式相沖突的新的生產力所引起，而且也由非人的社會條件與不可變更的人類需要之間的沖突所引起。”在一個畸形的社會中，如果對人的性格壓抑過甚，最終就會導致人們去改變社會制度。在這種情況下，人們的需要會發生相應的變化，而社會制度仍然處于僵化狀態，從而導致兩者矛盾的加劇。“隨著社會內部客觀矛盾和對立的增長，隨著分裂進程的加快，在社會的里比多結構中就會發生某些變化。我們看到，維系社會穩定的傳統紐帶消失了，傳統的感情態度發生了變化。里比多能量又有了新的用途并因此而改變了它們的社會作用。它們不再服務于維護社會，而是用來發展新的社會結構。它們不再是‘粘合劑’，而成了炸藥包。”革命是諸多復雜的因素促成的，生產力只是其中的一個重要方面。人們的心理的發展變化也是革命發生的重要原因。有關這一點，其他學者也有類似的論述。群體心理學的始祖、法國的思想家勒龐(LeBon)認為革命是不易發覺的內心發展變化的結果。他在對法國大革命的研究中，通過對分別生活在路易十四、十六時期的兩位思想家博絮埃(Bossuet)和杜爾歌(Turgot)思想的比較，得出了以下結論：路易十四時期的人們主張君主集權制，并且認為政府的權力源于上帝的意志；而路易十六時期的人們開始明確人民的權利。人們的信仰前后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而對革命的發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政治心理學不僅能夠彌補一些重大的政治理論的不足之處，而且能夠進一步修正一些政治理論，并重新為其從心理的層面提供論據。馬克思為我們描述了一個社會發展的歷程，即由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發展到社會主義社會，未來是共產主義社會。依據馬克思的理論，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社會無法解決的矛盾，而且各國為了在世界爭奪利益，轉嫁經濟危機，必然引起世界大戰。兩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以及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經濟大危機也似乎印證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正確性，于是許多社會主義學者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已經是腐朽的、垂死的。

姑且不論社會主義的學者沒有正確地判斷出二戰時期無產階級在經濟危機來臨時向右轉，即使在判斷資本主義的走向上，也與事實有相當大的出入。二戰之后的主要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但沒有行將腐朽，反而在經過自我調整之后，迎來了經濟的高速發展。對于這種現象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蘇聯和中國的一些馬克思主義學者堅持認為資本主義一定會滅亡，盡管他們的經濟表面是繁榮的，但內部矛盾重重，矛盾的激化就會導致資本主義的衰落、滅亡。西方的一些資本主義思想家則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已經成功地解決了自身的經濟危機，因此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了。

一些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從政治心理學的角度對此作了重新解釋。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社會盡管已經解決了發展中的經濟危機問題，但并不意味著資本主義已經是一個完美的社會，也并不意味著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了。赫伯特·馬爾庫塞(HebertMarcuse)認為當今的社會仍然是一個病態的社會。只是病征與以往有著很大的不同：以前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矛盾主要源于物質的極度缺乏，由此導致階級關系的緊張；而現在的社會則是源于富裕，人們獲得了大量的經濟財富的同時，精神狀態卻沒有隨之好轉，仍然感到心理的壓抑，人性本身沒有充分地發揮。這就是現代社會的“病態”。馬爾庫塞說：“一個社會的基本制度和關系(它的結構)所具有的特點，使得它不能使用現有的物質手段和精神手段使人的生存(人性)充分地發揮出來，這時，這個社會就是有病的。”在資本主義社會，隨著物質條件的極大提高，人的精神狀況并沒有多大改善，人的精神頹廢的一些表現行為，如酗酒、吸毒的現象仍然大量存在，人們仍然感到孤獨、無力。總之，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與人性相矛盾的社會。

而要解決這種矛盾，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學者認為最好的出路是建立與人性發展相協調的社會，這種社會就是人道主義社會。弗洛姆說：“建立在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基礎上的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嶄新的、真正的人的社會理想。”所謂人道主義的社會主義強調社會的變遷必須以促進和加強人的成長和活力而不是相反，使個人變得更加積極，而不是消極。人不再是機器的奴仆，而是一切技術都服務于人。“是人而不是技術必須成為價值最后的源泉，適宜人的發展而不是最大的產量必須成為一切計劃的標準。”社會主義工業的目標不是達到最高經濟的生產力，而是達到最高人的生產力。生產和消費必須服務于人的需要。在這樣的社會中，個人能夠充分實現自我，此時的自由“不僅僅代表著擺脫，而且還代表著以積極、負責的態度參與所有關于公民事務的自由，代表盡最大可能的限度發揮個體潛在能力的自由”。人與人之間，每一個人都是他自身的目的，而絕不能成為實現他人目的的手段。國家與國家之間也是如此，任何國家絕不能把自己的模式強加給他國。人道主義社會主義的最終目的是國家內部，在公民自由的基礎上，國家的集權活動降低到最小限度；國際上，則達到世界的大同，即人類的統一與全體人民的團結。

西方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從政治心理學的角度論證了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正確性。這種論證不是簡單的論證，而是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種補充和發展。

一些學者盡管不是馬克思主義學者，但是卻得出了與西方馬克思主義學者相同的結論。國際政治心理學學會第一屆主席，美國著名的政治學者羅伯特E.萊恩(RobertE.Lane)論證了自尊和政府之間的關系，他認為政府要做的是讓人們過上有尊嚴的生活。他指出：“尊重自己的人更有可能尊重他人；低自尊使人陷入深深的不幸，而高自尊賦予人們生活幸福和滿足的條件，高自尊為人們的學習以及以后的成長提供了心理的基礎。自尊產生的權力對于一個政府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他反對羅爾斯提出的平等自由的正義原則，認為政府所保障的首要權利不是自由平等，而是讓人們有工作的權利，只有人們擁有一份工作，才能擁有尊嚴。第二項基本的權利還是與工作有關，那就是人們有權利參與影響他們的工作的決策。

隨著政治心理學的引入，不斷修正著我們對理想社會的判定。中外對理想社會的設想中，不外兩點：一是物質的富足，人們過著吃喝不愁、衣食無憂的生活，“各盡所能，各取所需”；二是自由平等的社會，在這樣的社會中，沒有種族、民族、性別、職業、財產、地位等的差異，人們實現了一律平等。第一條符合利益的原則，第二條符合正義的原則。心理需求的原則引入政治學之后，要求未來的理想社會還必須是人人都能夠生活愉快、人的各項潛能都能夠得到發揮。

(二)現實意義

政治心理學的理論對政治學理論的豐富、補充可以幫助我們在判斷一些政治問題時更加準確，所提出的解決措施更加切實可行。政治心理學與傳統的政治學最大的區別在于不僅具有思辨性的特征，而且具有現實性、應用性，這就使得政治心理學在解決一些政治問題時具有很強的操作性。政治心理學的現實意義具體體現在以下兩方面：一是在預防方面，防止某些非法的政治行為的發生；二是解決方面，在解決政治問題時，政治心理學可以從心理學的角度提供一些很好的建議。這兩方面又是相互作用，不可分割的。一般說來，往往是某個政治問題出現，才會引起學者的關注，然后探討這些問題發生的心理根源，最后找到解決這些問題的措施，最終也就防止了此類問題的再次發生。

人們的政治行為不僅受現行規則的約束，同時也受習慣、風俗等潛在規則的制約。而政治心理學則使我們認識到了另一面，人們的政治行為還受內在的情感的驅使。如果人們的政治行為出現失范時，我們僅僅注意到了產生該問題的規則和潛在的規則，而沒有注意到人們的心理問題，那么問題的解決將是不徹底的。而心理問題的解決往往是解決人們錯誤的政治行為時最艱難的一關。明代的大思想家王陽明曾經說過，“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也就是消滅叛亂者容易，但是消滅人們的叛亂之心卻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而人們的叛亂行為恰恰是人們的叛亂之心的外顯行為。如果我們掌握了人們的政治心理，尤其是掌握人們的政治心理的變化規律，那么我們就能夠很好地預防一些非法的政治行為的發生。從某種程度上說，解決人們的心理問題是解決人們非法的政治行為的最終目的，只有解決人們的心理問題，才能徹底解決人們的政治行為的偏差。

拉斯韋爾把解決人們心理的沖突稱作預防政治學，預防政治學所關注的中心問題即是降低人們對社會的緊張和不適應的水平。從這個角度來說，人們的心理問題的解決又是解決人們的非法的政治行為的開端。如果我們能夠及時覺察到人們對社會感到心理不適和心理緊張時，采取相應的措施，就可能成功地防止一些犯罪和社會動亂的發生，把犯罪的行為消滅在萌芽狀態。

預防的動力來源于現實社會中突出的政治問題。由于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許多學者把精力投向了對法西斯的政治心理研究。其中最突出的是弗洛姆、阿多爾諾等學者對法西斯主義人格的研究。他們不但研究了希特勒的人格，而且也分析了群眾的人格。同時還探討了二戰之后，各國的經濟、社會有了巨大發展的情況下，是否還有法西斯人格的存在的問題。他們發現了當代經濟發展中人性扭曲的方面，這些恰恰是法西斯人格存在的潛能，因此他們提出了一些措施來消除這種隱患。正是這些學者艱苦的研究，不僅成功地把法西斯消滅在了萌芽狀態，而且也成功地消除了許多社會叛亂的發生。

一些學者經過調查研究，對候選人的政治心理做了研究。譬如，齊萊就成功地總結出了低自尊一高復雜性的人容易在政治的選舉中成功。有的學者則對什么樣性格的人最適合做領導人做了細致的探討。最成功的例子當屬美國學者巴伯(Barber)，他經過研究認為主權一積極性性格的人最適合做領導人，這些領導能夠成功化解政治運作中出現的各種危機，又善于吸取他人的意見，不至于使國家和人民蒙受災難，這為人們在選擇領導人時提供了有效的參考和指導，從而避免選舉出像希特勒那樣的獨裁者。

應該說，政治心理學的出現和不斷發展即是源于社會現實問題。戴維O.西爾斯(DavidO.Sears)認為，政治心理學被緊迫的政治問題所激發，尤其是那些毀滅人類后果的問題。這些問題包括極權主義的興起、反猶太主義、基本人權、冷戰、阿以沖突、核戰爭的幽靈、后殖民時代的變遷問題等。

至于現在和將來，哪些社會現實問題需要政治心理學進行研究呢?瑪格麗特·海曼(MargaretG.Hermann)提出了以下問題：環境問題、核恐懼、公共領導人的危機、貧富差距的不斷拉大、對政府的不滿、恐怖主義、大眾傳媒的不斷控制、社會各個部分日益增長的獨立性、長久的種族沖突和歧視。具體來說，環境問題，主要體現在人們對全球環境污染或全球變暖的憂慮上，影響著人們對環境政策的態度。核恐懼同樣是人們對人類生存危機的擔憂，是整個人類面臨死亡的本能反應。公共領導人的危機，體現了對領導人的不信任的政治態度。貧富差距的不斷加大，引起窮人對富人的敵視、仇恨。對政府的不滿，與領導人的危機相關，由對領導人的不信任延伸為對政府的不滿。恐怖主義，探討恐怖主義產生的心理機制。大眾傳媒則主要探討大眾傳媒對選民的政治態度的影響。種族沖突和歧視，涉及政治和文化的關系問題，探討各個種族的特點、產生沖突和歧視的心理機制。

當然，除了以上這些問題之外，還有許多問題等待著政治心理學去研究。以當代中國社會為例，有以下問題可以供政治心理學學者去探討。譬如，官員腐敗的心理機制，群體不滿引起的突發事件、青少年犯罪心理、進城農民工心理，以及加入不法群體如邪教組織、傳銷組織、黑社會組織的參與者的心理等。

(三)方法上的意義

傳統政治心理學的研究方法主要是文獻研究方法。近年來，一些學者也開始采用調查、訪談的方法。那么，政治心理學的出現對傳統的政治學的研究方法有什么貢獻呢?

利用文獻對政治心理學進行研究是政治心理學中最為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幾乎每個研究政治心理學的學者都或多或少地利用文字資料進行研究。需要指出的，政治心理學的研究在注重歷史資料的同時，也注重對一些文學性的材料的吸收。這些文學性的材料包括歌曲、影視劇、詩歌、小說等。舉例來說，經過幾十年以后，后人寫作我們所處時代的人們的政治心態。如果僅僅從各種政府工作報告以及各種歷史事件中去探尋人們的心態，那么寫出來的東西肯定是四不像，無法揭示人們本性的東西。因為無論是各種工作報告還是各種歷史事件，人們的許多行為都受著現行規則的約束，他們的言行都是經過社會規則過濾后的產物。而那些文學性的材料尤其是一些流行的歌曲、影視劇、小說，更能夠表達人們的心理。因為這些材料的許多表現手法是象征性的、隱喻式的，容易突破傳統的一些束縛，作者的自然情感容易表達出來。而觀眾、讀者在接受他們時也不是強制性的，而是自愿性的，因此容易從這些材料的流行趨向看出大眾的心理傾向。譬如20世紀90年代中期，有一首流行歌曲《小芳》，歌詞是：“村里有個姑娘叫小芳，長得好看又漂亮，一雙美麗的大眼睛，辮子粗又長。在回城之前的那個晚上，你和我來到小河旁，從沒流過的淚水，順著小河淌。謝謝你給我的愛，今生今世我不忘懷；謝謝你給我的溫柔，伴我度過那個年代。”從這首歌里，我們會讀到什么呢?我們會讀出評判一個女人的標準：眼睛大，辮子粗又長，更重要的是讀出當今社會中重男輕女意識的自然流露：注重對方的外形，重視對方的溫柔的氣質，和女方有過一段感情經歷，但因回城而把女方拋棄了，男方對女方所做的只是說聲“謝謝”。這顯示出當代社會中人們的心理還存在極強的男權意識。由此可以看出，隨著政治心理學的引入，人們對文獻資料吸取的范圍擴大了。

政治心理學對政治學的最大的貢獻來自實驗方法。實驗方法是心理學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但是在政治學中卻很少涉及。實驗方法的引入將會極大豐富政治科學的研究。與傳統政治學的研究方法相比，實驗方法的優勢有二：一是能夠干預事物的自然發展過程，“為因果性的問題提供答案。”通過對實驗環境的創造，以及程序的設置，復雜的程序被分解，一些因素在實驗的環境中變得突出起來，這樣就能夠為人們提供非常清楚的因果關系。譬如，要考察利益在政治參與動機中的影響，可以在某個單位做實驗，把被實驗者分成兩組，然后告訴他們在某時某地參加某項會議，這里所說的會議應該是對于被實驗者來說沒有多大吸引力的，也就是說是參與不參與都無所謂。然后一組作為控制組，只是得到參與會議的信息即可。而另一組作為實驗組加入利益的刺激，譬如參與會議就有20元(可根據各地的情況對金錢的數量進行調整)的獎勵。然后觀察兩組與會的情況，就可以知道逐利動機在政治參與中的作用。實驗方法的另一個優點是具有可重復性。運用文獻的研究方法最大的缺點就是不可假設性，因為歷史是不可重復的。實驗則避免了以上弊端，多納德R.金德(DonaldR.Kinder)和托馬斯R.帕爾弗里(ThomasR.Palfrey)指出“實驗能夠重復。而且，根據以往習慣，只要實驗程序描述得足夠詳細，重復就是可行的”。而且，實驗具有可重復性是證明某項理論的假設能否成功的標志，換言之，如果同一個實驗不同的實驗者能夠得出相同的結果，那么證明這個理論假設是正確的，反之則是錯誤的。有關這點，傳統政治學的研究方法是無法做到的。當然，盡管實驗方法具有這些優點，但是在運用實驗方法時一定要注意，實驗方法只是對傳統政治學研究方法的補充，而決不是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