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政治經濟發展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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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界各國經濟上相互依存將日益加深

20世紀下半葉以來，全球貿易的增長率始終高于生產的增長速度。在1950年到1994年的45年間，世界進出口貿易量的年平均增長率為6%，而同期全球國民生產總值的年平均增長率僅為4%。在這期間，全世界進出口貿易增長了14倍，而生產只增加了5.5倍。1950年貿易在全世界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例僅為7%，而到90年代末已增加到了23%。1994年世界商品貿易額突破了4萬億美元大關，達到40900億美元；到1999年已接近7萬億美元，達到6.95萬億美元。各國都把越來越多的產品投入世界市場，也把世界市場作為促進本國經濟發展的途徑。世界貿易組織認為，這不僅顯示出世界貿易進入了一個嶄新的發展階段，同時也說明世界經濟進一步邁向相互融合的發展階段。目前，越來越多的國家宣布實行開放政策，實現貿易自由化，鼓勵外國企業到本國建工廠、雇勞工、加工生產或組裝，直到將產品運往第三國銷售。據統計，全世界每年生產的產品約有1/5納入國際貿易渠道。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投資的增長速度又高于國際貿易的增長速度。據聯合國貿發會議報告，1999年外國直接投資比1998年增加了55.2%，達到8650億美元。2000年全球外國直接投資達到創記錄的1.3萬億美元，比前一年增長了18.2%；（注：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2001年世界投資報告》。）2001年有較大幅度下降，將從2002年開始恢復，2001-2005年的總額估計將達到4.4萬億美元，超過1996-2000年的3.6萬億美元。美歐日之間相互投資現象十分普遍。美國對外投資的約44%投向歐洲，而美國吸收的外國直接投資約85%來自歐洲；日本商家接連不斷以巨款在美國設廠或購買企業和債券，一度曾引起美國國內社會的強烈反應。目前，不僅發達國家之間在資金、技術和市場上高度融合，而且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經濟利益也錯綜交織、相互影響。2000年發展中國家的外國直接投資為2040億美元，約占世界外國直接投資的1/4。（注：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2001年世界投資報告》。）

世界經濟相互依存加深的另一表現是，近年來世界范圍內的企業并購之風愈刮愈猛，其并購規模之大、涵蓋行業之廣、交易金額之高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跨國公司已是當今跨越國家的國際經濟活動的核心，是集生產、貿易、投資、金融、以及技術開發和轉移于一體的經營實體，其利益和著眼點日益與國家（不管是母國還是地主國）脫離。據統計，到20世紀末，全球跨國公司已達6.3萬家，國外分公司80多萬家。全球500家大企業的產值已占世界總產值的45%。跨國公司的發展促進了以“世界為工廠，以各國為車間”的國際生產協作體系的形成，加速了生產國際化的進程。21世紀，世界各國經濟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局面，還有進一步向縱深發展的趨勢。

二、高科技要求各國聯合攻關

當今的經濟全球化是由高科技的迅猛發展推動的。正如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樣，科學技術的發展促使了商品、資金、人員走向世界各個角落。2001年，美、英、法、德、中等國聯合宣布完成了人類基因組草圖。這項被譽為“革命性的科學工程”，將有助于人類對某些疾病的認識和找到新的治療方法。由于高科技產品從設計到生產的周期縮短、市場競爭日趨激烈，以及開發高技術所需要的投入大，大企業紛紛聯合投資，優勢互補，建立所謂的“戰略聯盟”。

由于電子信息技術突飛猛進，高科技正在深刻影響社會和人們的生活。電腦、電話、電視的“三網融合”進入了實用推廣階段；電子商務、電子教育不斷發展；量子計算機、DNA計算機、光學計算機的研制也在加緊進行。人類基因研究和納米技術的突破，將對21世紀的人類產生巨大影響。還有，植物和動物的遺傳、克隆等技術取得重大突破。在航空航天技術方面，國際合作、聯合攻關探索宇宙奧秘更是引人注目。美國、俄羅斯、日本、歐洲、加拿大等國家和地區合作建設的“國際空間站”正在緊鑼密鼓中進行。這個空間站的構件將由各參加國負責建造，并分批、分期由美國航天飛機、歐洲阿麗亞娜火箭、俄羅斯“聯盟質子”號火箭和日本的H2A型火箭送入太空。這個國際太空站在距地球400公里的太空環繞地球運行，將成為永久性的載人科研設施。

在全球化時代，跨國界的信息溝通與交流的日益增加，不同國家的科技工作者在探索自然界奧秘方面所關心的問題不斷趨同。與此同時，人類共同面臨的自然及社會的挑戰也日益增多，世界各國科學家與工程師作為一個整體所要探索和解決的問題也逐漸趨同。例如，各國科學家對于人類遺傳基因問題的研究，對全球氣候變暖的問題所做出的努力等，導致科學技術作為一種有意識的社會行為，其研究內容全球化的趨勢愈加凸現。

科技活動的全球化及其產生的影響遠遠超出國界。由于通訊手段的改進及國際貿易的飛速發展，一個國家科技活動的成果往往以極快的速度在全球得到極其廣泛的傳播。隨著科學技術應用周期的縮短及其在全球應用范圍的擴大，科技的進步將會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并對不同社會及文明產生革命性的影響。

三、生態環填不分東西和南北

環境污染無地理邊界。全球有200多條河流流經一個以上的國家，其流域面積占世界土地面積的一半以上，40%以上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其中。上游的污染必將影響下游的水質。歐洲全部硫的沉積物差不多有一半是跨越國界的。北歐斯堪的納維亞地區湖泊的酸化、中歐森林的消失等，都與歐洲上空的酸雨有關。溫室效應更是一個全球性問題，其原因是所有溫室氣體的排放（不管來自何方）都會影響全球氣候。世界觀察研究所的研究報告提出警告：在新世紀開始之際，全球環境已到危險的十字路口。目前，全球的生態環境日益惡化：全世界每年損失耕地2100萬公頃，有1700萬公頃森林消失，有4500億噸廢水、污水流入江河湖海，有1500萬人死于環境污染，有4萬個生物物種滅絕……（注：世界觀察研究所：《2001年世界生態環境狀況報告》。）。據聯合國報告，在21世紀，全球“極端的氣候現象如熱浪和暴雨發生的頻率將會加快，因此，水位上漲、洪水、滑坡和雪崩將會增加。”隨著全球氣候的繼續變暖，干旱、洪水、饑饉和瘟疫將成為21世紀對人類的嚴重威脅。

治理環境污染、維護全球生態平衡，已成為世界各國政府和人民的共識。各國際組織也日益關注環境保護問題，如海洋污染、核廢料和有毒廢料的處理、保護瀕危物種、以及古跡保護等。在環保領域的國際合作方面，聯合國及其有關組織發揮了巨大而有效的作用。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在巴西里約熱內盧召開，世界183個國家和地區的領導人一致通過了《21世紀行動議程》和《里約宣言》（又稱《地球憲章》），號召世界各國制定其本國的“可持續發展”戰略和政策，并加強國際間的合作，以推動《21世紀行動議程》的落實。全球生態環境惡化和各國間相互依存日益加深，要求人類順應形勢的發展，探索新的合作模式。

環境作為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統，公認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沒有東方和西方、南方和北方之分。生態環境把全世界各國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環境污染更無地理邊界可言。正因如此，布什政府宣布放棄《京都議定書》后遭到全世界的批評和指責。因此，開展國際合作，共同維護全球生態平衡，是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義不容辭的義務和責任。全球人類安全的新概念、新要求，迫使世界各國建立一種積極、務實的相互聯系的新框架。這種新型的伙伴關系，系由合作雙方的彼此利益所驅使，而非一方向另一方的施舍；是公平分享市場機會，而不是奉行單邊的保護主義。只有基于這種認識，國際合作才有成效，全球環境才能得以維護。

四、跨國經營將打破國內與國際業務之間的界限

目前，跨國公司制定經營戰略均從全球考慮，提拔主要經營人員不分國籍，重要決策可在國外子公司做出，科研工作可根據所在國的需要和具備條件的任何地方進行，新產品可在幾個國家分別開發。特別是跨國公司，越來越注意從全球的戰略目標出發組織其經營活動。一方面表現在它以整個世界為自己的市場，不是分散地考慮一時一地的得失，而是以爭奪全球市場份額為目標；另一方面表現在從全球的范圍去合理配置各種資源，不是僅考慮本國的比較優勢，而是在全球范圍謀求經濟利益，從而改變了傳統的攫取廉價原材料和勞動力，產品主要用來返銷母國或出口的跨國經營模式。在管理方式上，許多跨國公司采用全球網絡式的組織結構，公司內部的縱向組織層次日趨減少，母公司給予子公司越來越多的經營自主權，使之自主地進行投資、生產、銷售，甚至研究與開發等經營活動。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由于科研經費不斷增加、生產成本日益上升和國際競爭日趨激烈，西方國家的大企業感到單獨經營難以應付局面，紛紛采取合并或購股兼并的方式建立國際戰略同盟，尤其是近年來企業兼并、合并之風愈刮愈盛。聯合國貿發會議報告說，近20年來，跨國公司的購并金額以每年41%的速度增長。2000年全球跨國公司并購總額已超過萬億美元，達到1.143萬億美元。這一輪企業兼并浪潮的顯著特點是超大型并購交易，并購后所形成的產業規模達到空前的程度，出現許多“巨無霸”企業。與以往不同，20世紀90年代以來，各大公司的收購、合并、兼并，更多的是出于經營戰略方面的考慮，其目的主要是：擴大生產經營規模，獲得經營效益；增加市場份額，以更雄厚的實力與對手進行競爭；利用對方的國際分支機構開展國際業務。

全球市場正在逐漸成為一家公司經營方式的起點。國際營銷學一直將民族或國家作為給市場下定義或分割世界市場的一種概念，全球化則淡化了把國家與市場作為一個相連的實體，并將市場變成比國家和民族更廣闊的空間。全球化要求企業樹立全球觀，不管是“從地區著眼，從全球著手”，還是“從全球著眼，從地區著手”，一個企業必須具有全球性的競爭戰略才能立于不敗之地。

五、民族國家的作用將逐步削弱

民族國家一直是經濟全球化的最主要推動者。國際貿易迅猛增長，資本在全球流通，人員往來無阻，其中國家為實行對外開放鋪平道路、打通關節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全球化過程中，在以主權國家為主要國際行為為主體的國際社會，國家這一體現各國國家政治獨立和經濟發展的最高利益的象征，受到前所未有的沖擊和挑戰。這種變化主要表現在跨國活動的急劇增長，和全球性、區域性國際組織的作用日益增大，以及非政府組織力量的增強。前者超越了國家傳統意義上的主權和邊界；后者削弱了對國家的依賴和信任。

國家的作用，對內是維護社會治安、發展民族經濟，對外則是保衛邊境不受侵犯，維護領土完整。但是，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國家概念自20世紀中葉以來便日漸減弱。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國家的權力無一例外地正在縮小。國家主權受到普遍接受的國際行為準則和尊重人權準則的制約。例如關稅稅率，過去被認為是體現國家主權的主要標志之一，可以自主決定關稅稅率。可是，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為了參與國際經濟競爭和開展對外貿易，各國不得不根據國際慣例和國際多邊組織的要求，逐步削減關稅稅率。還有，經濟全球化把一國的生產結構納入全球的生產結構，把一國的市場納入全球的市場，而國家的干預只能對一國內部的市場經濟起作用，卻不能解決世界性的市場經濟問題。因此，世貿組織對于促進世界市場穩定發展，并對之進行有效的調節發揮著愈益增大的作用。

全球性和區域性組織的作用增大，勢必接管國家的部分權力，削弱國家制定政策和管轄的權限，限制著國家行使主權的空間。此外，跨國公司作為世界經濟的重要行為主體，其獨特性就在于其跨國的特性，它可以跨越行業、國家的界線，形成自己內部體系，“決定權不屬于某個國家，而是屬于幾乎相當主權國家的組織，其權限將超越本國領土的界限”。

還有一個越來越引人注目的新問題，即司法全球化。近年來，西方大肆鼓吹“法津全球化”，否定“不干涉內政”的國家關系準則；以維護人權和民主的名義，出兵干涉他國內政，甚至組織國際法庭審判本應由各國內部處理的問題。全球化的不斷發展使得這類事件正在日益增多。

不管怎樣，在相當長時期內，以國家為主要行為者的國際政治體系不可能迅速退出歷史舞臺。誠然，20年間國家間的日常交易額增長了十幾倍，在全球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也翻了將近一番；但商品經濟全球化的份額在總的經濟活動中僅占20%，仍約有四分之三的交易是在國內進行的。這就決定了：“民族國家的政治層面并沒有失去意義，它作為政治決策的責任中心始終扮演著主要角色。只不過它擁有的決策條件越來越少了。”（注：德國《議會》周刊1998年第18期。）盡管科學技術的飛躍發展，推動了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但是歷史的經驗證明，是國家制定的政策而不是科技，決定了經濟全球化的程度和速度。例如，20世紀上半葉，運輸和通訊成本不斷下降，但是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實際上卻發生了逆轉。所以，國家作為世界秩序的管理者，今后仍將是像以往任何時候一樣有效，一樣重要。制定全球規則仍舊是各國政府的特權。

六、探索適應新時代的經濟、政治體制

蘇聯解體、華約解散標志著持續達半個世紀的冷戰結束。西方國家一度得意洋洋地宣稱資本主義不戰而勝，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終結。然而，歷史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隨著經濟全球化日益加深，世界上各種矛盾大量涌現，各方利害關系錯綜交織、激烈碰撞。自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國際社會出現了一種對傳統的自由市場經濟的理論和實踐，乃至對資本主義體制產生懷疑的思潮。法國前總理若斯潘撰文稱：“資本主義最壞的敵人可能就是資本主義本身”。一些新聞媒體也刊載文章對資本主義進行檢討和反思。這種對資本主義的否定突出表現在對市場經濟的看法上。冷戰結束時，西方國家宣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將成為21世紀的制度”。西方學者則告誡第三世界國家：“自由市場并非絕對真理。”意味深長的是，敦促各國政府采取改革行動的反而是那些一貫主張實行自由市場、政府不要參與經濟管理的經濟學家和國際投資的大亨們，甚至連有名的國際金融大炒家索羅斯都認識到“那種認為市場本身具有糾偏能力的想法是錯誤的。”

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迅猛發展，美歐實行的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經濟造成社會貧富分化現象日益嚴重，社會不滿情緒上升，勞資關系緊張，犯罪問題越來越多。在此形勢下，公眾要求政府重新分配社會財富、實現社會公正的情緒日益增強。為了尋找解決這一主要發生在歐美發達國家的一系列社會問題，西方國家一些領導人提出了“第三條道路”，主張自由市場競爭同政府宏觀調控相結合；改革社會福利政策，尋求權利和義務之間的平衡，擴大公民參與社會事務；在資產階級的“左翼”、“右翼”之間另辟蹊徑，走中間道路；用國際合作解決國際爭端問題，提出并推行以武力干涉別國內部事務的新干涉主義政策。從以上主張可以看出，“第三條道路”就是西方國家對全球化時代出現的各種解決矛盾和問題的反思和探索，是對當今社會新課題的回答。不管“第三條道路”是否行得通，能否解決全球化時代所帶來的一系列政治、經濟和社會問題，西方國家必將在新的世紀里繼續探索新的出路。

七、全球文化在流動中相互交融

經濟的變化必然反映到上層建筑上來。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波及到社會文化領域，就是事物發展規律的表現。現在，人類的文化、思想交流日趨頻繁。特別是，以麥當勞快餐、好萊塢大片、迪斯尼樂園、以及搖滾樂、搖擺舞等為形象代表的西方文化在全球迅速蔓延。據統計，目前全球音樂產業活動的產值已達400億美元，其中90%集中在百代等全球6家最大的企業中。甚至一些較發達的發展中國家的文化娛樂業（如唱片、書籍、電視劇、錄像帶等）的生產和銷售也增長迅猛，并形成了頗具規模的國際市場。

經濟全球化不僅使得地理邊境為交換商品和信息敞開大門，而且也為文化的國際化鋪平了道路。文化本身是一個動態的過程。西方文化的傳播，必將把西方的價值觀、意識形態、文化取向推向全世界。但是，也應看到這種傳播不是單向的。現在不少西方學者開始關注“移民文化”、“混血文化”。隨著世界范圍的移民流動和跨國婚姻的增多，各國文化相互交融的現象日益增多。比如，邁阿密、洛杉磯的拉美特色日漸濃厚，“拉丁音樂”在美國的音樂排行榜和其他重要的聯播節目中的地位不斷攀升，西班牙語音樂作品開始與英語音樂作品平分天下。國際社會稱這種現象為“逆殖民化”。

另一個不可忽視的問題是，外國文化的入侵對文化的多樣性和民族性構成嚴重威脅。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稱，日益全球化的新文化令人擔憂，“因為當今的文化傳播失去平衡，呈現從富國向窮國傳播一邊倒的趨勢”。該機構的研究報告說，美國大眾文化——電影、音樂和電視主導了世界。信息在全球范圍內高速傳播和西方文化的大量入侵，必將使得人們的思想觀念發生深刻的變化。聯合國發出警告，西方文化正在以電影、電視、書籍等各種各樣的方式蠶食少數民族文化和土著文化。全球化不僅對于經濟，而且對于政治、文化將會產生重大影響，正在引起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

八、各國共同著手解決具有全球性的問題

由于各國經濟的相互滲透、相互作用、相互影響，全球性問題日益增多。所謂“全球性問題”，就是這些問題或現象涉及到全球所有國家，而解決問題又非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所能及或能夠取得成效的。

自20世紀中期，國際恐怖主義蔓生以來，各種旗號的恐怖主義組織有1000多個，各種恐怖主義行動，每年都要發生數百起。據統計，在全世界范圍內發生的各種恐怖活動，1979-1983年間平均每年500起，1988年上升到856起，1989年略有下降為528起，1992年再降至362起。但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起，國際恐怖主義活動又重新活躍起來，并有加劇的勢頭。"9·11"恐怖襲擊事件舉世震驚，標志著世界范圍內恐怖主義浪潮達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階段。國際恐怖主義是當今世界上國家、民族、階級、宗教間各種尖銳、復雜矛盾的反映。就本質而言，恐怖主義是一國范圍內經濟、政治、文化等矛盾不斷積累和世界范圍內南北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交互作用而生成的毒瘤。國際恐怖組織使用的手段，無所不用其極，往往出人意料，難以防備，從綁架人質到劫持飛機、船只，從暗殺政府首腦到扣押外交人員。恐怖分子還采用高科技手段為其恐怖活動服務，恐怖器材和裝備的高科技含量越來越高，電腦恐怖活動和利用生化武器的超級恐怖活動更加引人注目。反恐專家認為，恐怖主義不僅是“20世紀的政治瘟疫”，更是21世紀世界安全的頭等大事；恐怖主義已經蔓延全球，成為人類的一大禍害。制止和打擊恐怖主義行動，已經不是一個國家、一個地區的事情。如果沒有一個堅決徹底消除恐怖主義威脅的廣泛國際合作，世界就不得安寧。

現在全世界走私交易每年達4000億美元。問題已成為國際社會的一大公害。的生產、加工、販賣和消費形成一個盤根錯節的國際性網絡。問題跨越國界，并非一個國家能夠獨自解決，需要輸出國和消費國密切配合。隨著國際社會在禁毒領域開展的各項活動的深入，人們意識到只有各國政府協調一致的緊密合作才是徹底解決問題的惟一途徑。

伴隨著商品、服務和投資在全世界流動，人們也以創記錄的數量跨越國界流動。由于發展中國家人口的爆炸式增長和發達國家人口的老齡化，大批移民從發展中國家涌向歐美等西方國家。據世界銀行統計，每年有兩三百萬人移民國外，美國、德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是接受移民最多的國家。隨著移民的數量增多，移民接受國頻頻發生城市地區的種族沖突和增加勞動力市場的壓力，因而導致一些國家加強對移民的限制。如許多國家對接受移民勞工規定了文化教育程度，以吸收專業技術人員為主。針對發達國家的限制移民流入的措施，偷渡現象層出不窮，從而引起有關國家之間對外關系的緊張和有關人道主義問題的爭執。妥善處理移民問題已成為國際關系的重要問題。

除此之外，還有許多具有全球性的問題，已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以聯合國為主的國際組織召開的各種專門會議越來越多，頻繁研究和商討解決問題的對策和途徑。

九、全球化成為遏制世界大戰爆發的重要因素

戰爭有局部性戰爭和世界性大戰之分。根據軍事辭典的定義，所謂世界大戰，就是“世界規模的國家集團之間的戰爭”。由此可見，世界大戰有一個顯著的特征，即世界規模的國家集團之間進行的戰爭才有可能稱為世界大戰，例如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二戰后，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在意識形態方面形成了尖銳的對立，在世界范圍內出現了兩大國家集團：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華沙條約組織。從此，世界范圍出現了兩大對峙的軍事集團。兩大集團的軍隊建設、武器裝備、兵力部署等各種戰爭準備都是朝向對付對方的，世界被籠罩在大戰的陰影下。這種冷戰狀態隱含了爆發世界大戰的因素。20世紀90年代初，華約宣布解散，冷戰結束。世界兩大對立的軍事集團之一不復存在，因此，也就消除了爆發世界大戰的可能性。

冷戰結束后，世界性大戰的危險減少，而地區內國家之間或國家內部不同派別之間的戰爭和武裝沖突卻此起彼伏、連綿不斷。自蘇聯解體以來，以歐洲南部邊緣的巴爾干地區并向北延伸至前蘇聯境內爆發了一連串地區武裝沖突，形成一個動蕩熱點集中的地區。這些戰爭和武裝沖突起因多種多樣：有要求民族分離的（如車臣戰爭、波黑戰爭、科索沃戰爭等），有領土糾紛引起的（如克什米爾沖突、兩伊戰爭等），也有大國插手造成的（如海灣戰爭等）。據聯合國統計，重大武裝沖突次數1992年達到55起；以后年份略有下降，1998年仍有36起。（注：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2001年年鑒：軍務、裁軍和國際安全》。）2000年全世界共爆發了25起重大武裝沖突，除兩起外其他都屬于內部沖突。

目前美國具有強大的軍事力量，在世界上占有絕對優勢。美國前國防部長助理、哈佛大學教授約瑟夫·奈說：“由于經濟全球化及信息技術革命在世界范圍內迅速擴展，美國有可能輕易地喪失優勢。”“如果喪失經濟優勢，那么早晚也會影響軍事力量。”（注：《日本經濟新聞》2002年5月2日。）隨著經濟全球化和區域集團化趨勢的發展，以及各種矛盾演變、各種力量消長，國際格局必將走向多極化、均衡化。這一趨勢有利于各種力量的相互制約，維護世界的和平與安全。世界各國經濟利益的相互融合、相互影響，將促使各國盡力抑制矛盾激化、避免沖突升級，特別是引發世界大戰。相互依存的加深，勢必要求各國必須冷靜地面對現實，做出明智的選擇，避免出現一損俱損、兩敗俱傷的結局。在高科技迅猛發展的全球化時代，發動世界大戰不會有贏家；即使取得相對勝利，也要付出沉重的代價。因此，每個政治家在制定決策前必需權衡利弊，慎重決策。

十、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將以漸進的方式逐步形成

當今世界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世界各國間的經濟合作和文化交流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廣泛和深刻。科技進步日新月異，新興產業不斷涌現，國際市場日益擴大，生產要素流動加快。人類文明與進步在全球化時代迸發出巨大的創造力，正在推動世界在新的世紀向更美好的未來前進。

然而，人類正面臨著一個各國內部和國與國之間驚人的不平等和空前的繁榮與貧困共存的世界，這將對國際環境的穩定造成巨大的威脅。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是舊的國際秩序的本質特征。在這種弱肉強食的秩序下，在政治上，遠沒有為各國人民提供平等相待、和平共處的機會；在經濟上，使貧窮國家受到不公平對待，導致富國愈富、窮國愈窮。不合理的舊秩序嚴重地阻礙著世界和平、穩定和發展。各國人民渴望改變現狀，向往的是一個平等相待、友好相處的世界。可以說，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已成為歷史的必然和時代的要求。

在全球化時代，日益加深的相互依存要求所有國家不分大小、強弱、貧富，都是獨立自主的，都是國際社會的平等成員。因此，國際民主化應成為世界新秩序的行為規范。也就是說，在國際關系中不得以大壓小，以強凌弱，以富欺貧；國際事務應由世界各國平等參與，協商解決；各國有權根據本國國情，獨立自主地選擇本國的社會、政治、經濟制度和發展道路，任何國家（特別是大國）不得干涉別國內政，不應把自己的價值觀念、意識形態和發展模式強加于別國。戰后建立起來的聯合國，雖然冷戰期間一度被冷落到邊緣地位，但是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又把它推向國際舞臺的中央，正在成為世界的“一個不變的中心點”。聯合國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受到世界各國的重視。聯合國日益成為對全球性各種問題進行對話的中心場所，日益擔負起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解決全球和地區問題的責任。聯合國是全球化時代的一個不可替代的國際間政府組織。

國際經濟舊秩序是以市場經濟為基礎。市場經濟從來就帶有盲目性和無政府狀態的缺陷。因此，經濟全球化程度愈高，就愈需要制定國際規則，來協調和約束世界各國在國際經濟活動中的行為，以求國際經濟的有序運行，減少市場競爭中的壟斷性和破壞性。另外，在全球化時代，如果不能有效地控制經濟全球化對發展中國家的各種負面影響，改善國際經濟環境，發展中國家就難于順利、健康的發展，甚至可能陷入危機，而發達國家也不可能獲得更廣闊的市場，保持經濟的良性增長。

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是一個聚少成多的過程。隨著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正從雙邊到多邊、從地區到全球的各層次，從政治、經濟、文化、安全、貿易、金融、科技等各領域綜合推進。預計，一個適應全球化時代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框架將會出現在21世紀的地平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