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中心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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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貿易有關的經濟學理論主要是資源稟賦、規模經濟、出口帶動增長這三大理論。瑞典學者赫克歇爾和奧林建立了著名的資源稟賦理論(factorendowmenttheory)(HeckscherandOhlin,1991)。該理論指出，生產和貿易中，各國用己之富，換己之缺，互通有無。在赫克歇爾和奧林看來，生產要素可分勞動力、資本和土地三種，當然也可以分成更多種。一國會用它最豐富的生產要素制造和出口產品，從它國換取它缺乏的生產要素所制成的產品。如一個勞動力資源豐富而土地和資金短缺的國家，會專門生產勞動力密集型的產品，將產品出口他國，換取土地密集型和資本密集型的產品。

迭爾多夫(Deardorff)指出，即便在關稅和運輸成本存在的情況下，資源稟賦理論仍然有很強的說服力。然而，利昂提夫(Leontief)卻對資源稟賦理論提出了疑議。人們本認為美國是個資本資源豐富的國家。他發現，美國進口商品中的資本含量比出口更重。這就是所謂的利昂提夫之謎。但是，利瑪(Leamer)認為，利昂提夫的結論是錯誤的，因為他只是簡單地比較美國進口出口產品中資本與勞動力的比例。利瑪重新分析利昂提夫的數據，發現美國屬于資本密集型國家。利瑪通過對資源稟賦理論所做的最系統和仔細的經濟計量檢驗，證明該理論是正確的(Leamer,1984)。

近年來，西方經濟學家發展出新的貿易理論。他們意識到，規模經濟大，可帶動國內和國際貿易的發展。克魯曼(Krugman,1979)指出，貿易可幫助公司擴大生產，降低每單位產品成本（單位成本），增加利潤。馬庫森(Markusen)認為，跨國公司可在全球范圍劃分工種。這樣，可避免在各國建立相同的工廠，造成無謂的重復投入和效率的低下。這種內在的規模經濟，可帶動貿易與增長。在擁有龐大人口的國家，外在的規模經濟同時會起作用。在大國，公司可擁有巨大的市場，降低運輸成本；隨著公司數目增加，為公司提供服務的企業就可降低其服務價格。在規模經濟的作用下，大國如能保持經濟開放，則可享受低的單位成本，其出口產品價格更低，因而出口的競爭力則更強。與此同時，其巨大的國內市場也可帶動經濟的持續增長。西方學者弗蘭考爾(Frankel)和柔馬(Romer)通過對98個國家進行計量研究，發現在控制國際貿易這一變量（因素）后，人口較多、地域較大的國家人均收入較高。

近幾十年來，貿易帶動經濟增長理論已為西方經濟學界所普遍接受。該理論認為，貿易可對經濟帶來多重好處。第一、出口可帶動生產的擴大，提高國民收入。貿易的結果，參預的雙方生產能力上升，消費產品總量增加，國民收入增長。貿易還有助于合理地分配資源，帶動產業的升級換代。第二、貿易促進創新、就業、儲蓄、投資，提高生產力、技術、勞動技能、經營水平、創業精神，誘導民眾消費。這些影響會對經濟發展產生積極的外在效應(positiveexternalities)。第三、貿易有助于外資的流入。外來投資可利用當地的豐富資源稟賦（如廉價的勞動力），制造產品，然后出口或內銷。這樣一來，生產擴大，就業機會增加。第四、政府為了保證出口的持續增長，要采取有效率的政策，以此可減小尋租活動。對世界許多國家的實證研究證明，貿易較多的國家增長較快(MichalopoulosandJay,1973)。

后進國家的貿易與增長

在過去的兩個世紀里，兩個國家先后主導了世界貿易，成為世界經濟的“老大”。英國在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上半葉是世界貿易最大國，而美國則從二次世界大戰后到現在仍是世界貿易最大國。1830年，英國占世界貿易總額的21.5%，1870年上升到25%，但在1900年下降到19%，1938年進一步下降為14%。在上述年份，美國占世界貿易總額的比例分別為5.4%、7.5%、10.4%、10.7%，遠在英國之下。在1830年到1938年間，英國仍為世界經濟中當之無愧的“老大”。1953年，美國占世界貿易總額的比例飛升到16%，英國只占10%。美國一舉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經濟的新領袖。

本文稱英美分別為前后兩個世界經濟中心國，稱這兩國主導世界貿易的時期分別為“英國世紀”和“美國世紀”。當然，這里所謂的“英國世紀”和“美國世紀”是經濟意義上的。世界經濟中心國往往擁有世界最大、最開放的經濟體和市場。它也是先進技術和雄厚資本的主要來源地，對后進國家的發展，有著深遠的影響。因此，在分析發展中國家的貿易時，需要著眼于它們與世界經濟中心國的貿易關系。

上述三個理論，能幫助我們分析發展中國家的貿易與發展。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主要是產業間的貿易，如農產品與工業制成品間的貿易。而資源稟賦理論又最能解釋產業間的貿易。如資源稟賦理論所示，與世界經濟中心國資源稟賦互補的發展中國家，與世界經濟中心國的貿易來往會較大。按出口帶動增長理論來看，與世界經濟中心國的貿易來往較多，經濟增長潛力則較大。由此，我們可推出以下的假設：假設一：與世界經濟中心國資源稟賦互補的發展中國家，與世界經濟中心國的貿易來往會較多，經濟增長較快。這一假設，是相對世界經濟中心國資源稟賦互補性較低的發展中國家而言。

隨著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水平上升，與發達國家技術水平差距會縮小，與發達國家開展的產業內貿易（如以汽車發動機換汽車輪胎），會迅速增長。規模經濟對國際和國內貿易起的作用，會越來越大。上述的規模經濟貿易理論最能解釋產業內的貿易。該理論指出，大國從規模經濟得益更多。大國單位生產成本較低，出口價格競爭力更大；國內市場更大，國內貿易對經濟推動作用明顯，也易吸引外資。因此，大國經濟發展的來源更多、更有力。進而，我們可以推出假設二：與其它發展中國家相比，在其它因素相同情況下，人口多的發展中國家與世界經濟中心國的貿易會更多，該發展中國家的國內貿易發展會更快，經濟增長也會更快。（注：在這里，作者要說明兩點。一、作者無意否認其它經濟因素如儲蓄和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有促進作用。作者只想專門探討國際和國內貿易對增長的作用。二、除專門說明處以外，本文中亞洲主要指東亞和東南亞。）

美洲、亞洲的貿易與發展

“英國世紀”時期的美洲發展

英國是第一個完成了工業革命的國家。在十九世紀上半葉，它一舉成為世界經濟中心。英國土地貧乏，但勞動力豐富。這點與東亞相似。北美洲和拉丁美洲則土地豐富而勞動力貧乏。1875-1889年間，英國、日本、中國、法國為世界上可用土地最貧乏的國家，人均可用于農牧林業的土地分別為1.4、1.8、2.4、2.7英畝。特立尼達、馬來亞、俄國、哥斯達黎加人均可用土地面積在5.7到8.5英畝間，居中間水平。智利、美國、墨西哥、加拿大、巴西、南非、澳大利亞、阿根廷人均可用土地面積在25到216英畝間，屬于土地資源十分豐富的國家。從資源稟賦貿易理論和上述假設一來看，發達的英國與發展中的北美洲和拉丁美洲，是理想的互補型貿易伙伴，可互通有無。英國與北美洲和拉丁美洲的貿易應當很大，而與亞洲的貿易有限。歷史事實的確如此。以1900年和1913年兩年為例，土地豐富的北美和拉美，與英國的貿易來往密切。在1900年和1913年，對英出口平均占七個美洲國家出口的四分之一(25%)，卻只占亞洲國家出口的7.5%到10%。

英國的貿易數據顯示，在1860年，食品、家畜和原料占英國進口的92.7%，到1927年，仍占80.7%(Mitchell1982,p.521-522,474-477)。北美和拉美成為英國最大食品和纖維供應地。通過與英貿易，北美和拉美擴大了生產規模，賺取了外匯，取得了資金，獲得了新科技，提高了勞動技能，從而使經濟得以持續發展。在1900年和1913年間，北美和拉美主要國家的產品大量出口英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較快。根據麥迪森的資料，在1820年和1870年間，拉美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0.2%，在1870年和1913年間平均每年增長1.5%，在1913年和1913年間平均每年增長1.5%。相比之下，英國價廉物美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如機器制造的紡織品），與亞洲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如手工紡織品）激烈競爭。結果.亞洲許多手工業破產，引發政治紛爭甚至內亂。另一方面，亞洲主要國家向英國出口總量有限，亞洲經濟因而增長緩慢。在1820年和1870年間、在1870年和1913年間、在1913年和1950年間，亞洲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分別為0.1%、0.6%和0.1%，遠遠落后于拉美（麥迪森，1997）。

“美國世紀”時期亞洲的發展和拉美的落伍

正如上面所指出的那樣，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后取代了英國，成為世界貿易最大國和世界經濟中心。到1990年，美國占世界貿易總額的13%，仍遠遠高于另一個世界貿易大國日本。日本只占約8%。在1946-1949年間，美國和拉美仍是土地豐富的國家與地區，美國、智利、哥斯達黎加、墨西哥、阿根廷、巴西人均可用于農牧林業的土地，分別為11.8、12、16、20、29、30英畝。

而亞洲則是土地貧乏而人口密集的地區。例如，新加坡、日本、臺灣、韓國、中國大陸人均可用于農牧林業的土地，分別為0.08、0.95、0.98、1.85、1.97英畝。在“美國世紀”時，亞洲和拉美與世界經濟中心的貿易關系，發生了重大轉變。正如資源稟賦貿易理論和假設一所闡述的那樣，資本和土地豐富的美國，對亞洲廉價的勞動密集型產品，需求甚大；對拉美的土地密集型產品的需求則相對地小。

在1950-1973年間，勞動力豐富的亞洲國家地區，對美國出口的增長，要比土地豐富的拉美快得多。日本和東亞四小龍（韓國、臺灣、香港和新加坡）看到美國巨大的潛在市場，便大力推動出口。在1950-1973年間，亞洲經濟體日本、臺灣、韓國對美出口年平均增長率在15%到28%之間。強勁的出口擴大了生產規模，帶來了利潤、儲蓄和新技術，促進了管理和勞動技能的提高，推動政府采取合理的經濟政策。東亞豐富和熟練的勞動力，吸引了大量外資。因此，東亞經濟體逐漸地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其比較優勢和技術也逐步升級。在對美出口的快速發展的推動下，在1953-1973年間，日本、韓國和臺灣的人均國內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5.2%到8%。

相反，拉美在出口美國和世界市場方面不太順利，出口市場波動甚大。在1953-1973年間，阿根廷和智利對美出口平均每年分別下降2.3%和0.5%，巴西、哥倫比亞對美出口也毫無增長。此間，只是秘魯對美出口平均每年增長為7%；墨西哥得益于與美為鄰，對美出口平均每年增長為13%。總的來說，拉美在這個時期對世界經濟中心國的出口強差人意；與英國主導世界經濟時比，更是一落千丈。在這種情況下，不少拉美國家拋棄了在“英國世紀”奉行的貿易自由主義，改用對外封閉的進口替代戰略。在1950-1973年間和1973-1992年間，十一個亞洲國家人均國內總產值平均每年分別增長3.1%和3.5%，而七個主要拉美國家的人均國內總產值平均每年分別僅增長2.4%和0.4%（麥迪森，1997）。

規模經濟與美洲、亞洲的經濟中心

美洲和亞洲的發展經驗也證實了假設二，即規模經濟促進國內國際貿易，帶動經濟增長。當美洲在“英國世紀”期間蓬勃發展時，最大的美洲國家美國最終成為美洲和世界的經濟中心。當亞洲在“美國世紀”期間蓬勃發展時，外貿大國（首先是日本、后來是中國）先后成為亞洲最有活力的經濟體。

早在1820年，美國便成為美洲人口最多的國家。那時，美國人口為970萬，相當于拉美總人口兩千萬的一半（麥迪森，1997）。美國可供耕種、養牧、造林用木的土地面積，居世界首位。美國成為世界上農產品（特別是食糧、玉米和棉花）、肉食用和產奶用的家畜、木材的最大生產國之一。在1854到1900年間，美國成為英國頭號糧食和纖維供應國。美國產品在英國進口的比例，逐年上升，從1834-1836年間的6.1%，激增到1854-1860年間的19.7%和1889年的22.4%(Mulhall1892,p.128-134,146)。美國得益于龐大的英國市場，獲得寶貴的英鎊、先進的英國技術，經濟增長有了外在動力。在1820-1870年間，美國人均國內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1.3%，高于英國的1.2%、德國的1.1%、拉美的0.2%。在1870-1913年間，美國人均國內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1.8%，高于英國的1%、德國的1.6%、拉美的1.5%。到1913年，美國取代英國，成為世界最富有、最大的經濟體。不過，直到二次世界大戰后，美國才成為最大的貿易國。

隨著美國經濟水平的提高，國內貿易日益成為重要的增長來源。龐大和日益擴展的國內市場，也帶來了規模經濟效應。大規模的生產，有利于單位成本的下降以及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在1820-1870年間，美國勞動生產率平均每年增長1.1%，略低于英國的1.16%；也可能由于美國在這期間增長靠資本的大量投入，美國全要素生產率平均每年降低0.15%，英國卻平均每年增長0.15%。在1870-1913年間，美國勞動生產率年平均增長率提高到1.88%，大大高出英國的1.13%；美國在這期間資本生產率明顯改善，美國全要素生產率得以平均每年增長0.33%，高于英國的0.31%。在1913-1950年間，美國勞動生產率明顯改善，平均每年增長高達2.48%，大大地超出英國的1.66%；在這期間美國全要素生產率得以平均每年增長1.5%，高于英國的0.81%（麥迪森，1997）。總之，從十九世紀下半葉到二十世紀初，美國擁有兩大優勢——與世界經濟中心國（英國）資源互補，對英出口頻繁；美國本身經濟規模大，生產成本低，國內貿易對經濟和生產率增長推動作用大。美國因此能在二十世紀成為美洲和世界的經濟中心。

在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也就是“美國世紀”的最初幾十年，日本是亞洲唯一大力推動出口政策的大國。而中國和印度都奉行自力更生政策，不重視出口。在1953年，日本人口為8750萬，韓國人口為2100萬，臺灣880萬，泰國2120萬。日本人口，多于其它大力發展出口的亞洲國家地區人口的總和。在1953年到1990年間，日本出口的國家主要是美國，對美的出口占日本總出口的26.5%。在1950年到1973年間，日本出口每年增長16%。可觀的國內市場和較大的生產規模，有利于降低生產成本，提高生產率。在1950年到1973年間，日本勞動生產率以平均每年高出美國4.8%的高速度追趕美國。相比之下，韓國只高出美國1.3%，臺灣只高出2.8%。在1950年到1973年間，日本人均國內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8%，高于韓國的5.2%、臺灣的6.2%（麥迪森，1997）。到八十年代，從經濟實力來看，日本已成為亞洲經濟的中心國家。

東南亞與中國的崛起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馬來西亞、泰國和印度尼西亞等東南亞國家，效法經濟成功起飛的日本、韓國、臺灣、香港等東亞經濟體，大力推動出口。馬、泰和印尼出口飛速發展。在1980-1990年和1990-1999年間，馬來西亞的出口分別每年平均增長10.9%和11%，泰國的出口分別每年平均增長14.1%和9.4%，印度尼西亞的出口分別每年平均增長2.9%和9.2%。

在資源稟賦方面，這三國與東亞有所不同。在1991年前，這三國的出口產品中，石油、礦產和農產品占首位。自1992年起，勞動力密集型工業產品才開始超過石油、礦產和農產品，成為最大宗出口產品。在強勁出口的帶動下，在1985-1995年間，馬來西亞、泰國和印度尼西亞人均國內總產值每年的平均增長率分別為5.7%、8.4%和6%(WorldBank,1997,p.214-215)。

但這個時期經濟增長最強勁的、表現最耀眼的，是亞洲人口最多的國家。在改革開放前，中國一直奉行自力更生政策，出口和經濟增長緩慢，在1953年到1978年間，中國人均國內總產值平均每年僅增長2.2%（麥迪森，1997）。自1979年起，中國開始效法東亞大力推動出口的政策。中國對美國的出口額，從1980年的9.8億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521億美元，對美出口占中國出口總額的比例，從1980年的5.4%，上升到2000年的20.9%(MOFTECC,1992,p.409-415,403-404;2001,p.587-591)。如果我們把中國轉口香港、再出口美國的部分算進去，對美出口占中國出口總額的比例會更高。出口占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從1985年的8.9%，上升到1999年的20.1%（《中國工業發展報告》，2001年，第70頁）。中國因有大量廉價和合格的勞動力，外商直接投資源源不絕地流入。中國吸引的外資，從1984年的12.6億美元，上升到2000年的407.2億美元。1985年到1999年間，在外資和出口的帶動下，中國人均國內總產值平均每年增長8%，成為亞洲增長最快的經濟體，對亞洲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逐漸增加。

中國與亞洲其它經濟體的競爭

如假設二所揭示的那樣，與其它勞動力資源豐富的亞洲國家地區相比較，中國經濟規模的優勢十分明顯。具體來說，第一，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最多元化的勞動力資源。首先，中國人口總量高居世界第一，為12.5億，是印度人口的1.25倍、印尼的6倍、泰國的20倍、韓國的26倍、馬來西亞的54倍。其次，中國的勞動力素質比印度更高。在1998年，印度的成人識字率僅為55%。中國則為83%，略低于泰國和馬來西亞，與印尼相當。另外，中國的勞工成本相當低。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約為馬來西亞的25%、泰國的40%，比印尼僅高約30%。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的農業剩余勞動力達2.6億，這是龐大的廉價勞動力的重要來源。在1997年，中國有七千萬農業剩余勞動力到城市打工。除此之外，中國還有一支龐大的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力。1997年，中國有3200萬人接受過大學以上教育。這個數量，相當于泰國或韓國人口的一半。中國每百萬人中科學工作者和工程師的比例，高出馬來西亞、泰國、印尼和印度1.5倍以上。在1995年，共有25萬中國人到海外（主要是美國）留學或留過學，其中32%即8萬人已經回國效力。將來這個比例將繼續上升。與外資一道，這批數目可觀、有一定素質、多層次的勞動力促進了中國的制造品的出口和經濟增長。到1998年，工業制造產品占中國商品出口的87%，比馬、泰、印三個東南亞國家高。1998年，高科技產品占中國工業制造產品出口的15%，高于印度和印尼，但比韓國的27%、泰國的31%和馬來西亞的54%低。

第二，中國在制造業、服務業和國內貿易方面擁有規模經濟巨大的潛在優勢。由于人口眾多，中國有著數目可觀的有消費能力的顧客。約5%的城市居民即430萬戶每年收入在50000元（6300美元）以上。30%的城市居民即2750萬戶每年收入在15000元到50000元（1800-6300美元）之間。另外，6.4%的農村居民即約5800萬人每年收入在5000元（630美元）以上。也就是說，3100萬戶城市居民收入較富有，5800萬人的農村居民是工業制成品的潛在消費者。在未來，這些數目會進一步上升。因此，在中國，公司可在較大的規模上運作，降低單位成本。1998年，在中國最有國際競爭力的產業即輕工業產業中，大型企業已占了產值的49.3%，17家大企業每家生產1百萬個單項產品。2000年，3到5個名牌產品占領了80%以上冰柜的市場、70%以上的電冰箱市場、60%以上的彩電市場、50%的空調市場。規模經濟帶來了低廉價格和出口的低價格優勢。1999年與1995年相比，在有統計數據的28類產品中，14類價格下降，另3類價格持平。即使除去外資的作用，在1995年到1999年間，在14類主要工業產品中的11類中，中國的貿易競爭力增加了14%（《中國工業發展報告》，2001年，第72頁）。一項研究表明，亞洲金融風暴和東南亞貨幣貶值并沒有明顯削弱中國出口的競爭力。

第三，如假設二所揭示，隨著中國人收入的增加，國內市場對經濟增長所起的作用日益增加，因而可減小國際市場的大幅波動對中國消極的影響。在1990-1999年間，在主要亞洲國家中，中國服務業（其中大部分是國內貿易）增加值的年增長率達9.2%，居這些國家之首。

第四，中國經濟增長將受益于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2008年主辦奧林匹克運動會。近年來，中國有競爭力的勞動力密集型產品在出口時，受其它國家的限額、關稅和非關稅壁壘的限制。但是入世后，這些壁壘會逐漸消除，這些產品的出口會增加，而外資會進入中國發展較慢和滯后的服務業，會帶動經濟增長，創造就業。當然，外資和外商的進入，會迫使中國國內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在提高效率、改善經營上下功夫。從長遠看，這有利于生產率的提高和經濟的持續增長。而奧運會顯然會刺激國內投資、消費，吸引游客，帶動旅游業的發展。

由于上述的有利因素，中國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外資輸入國。在1994年和1998年間每一年，流入中國的外資，比東亞四小龍總和高出150億到195億美元，比東南亞五國（馬、泰、印、菲、越）的總和更高出199億到302億美元。在1994年到1997年間，外資占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增加值年增長率的15.2%，與馬來西亞的15.8%相當，比泰國的4%、韓國的1.1%和臺灣地區的2.8%，高出一籌。

東南亞（本文把新加坡列入東亞四小龍）直接面臨中國的競爭。東南亞和中國經濟發展水平相去不遠，況且所出口的大多又是勞動力密集型制造產品（如紡織品、服裝、鞋和家用電器）以及勞動力密集型農礦產品（如羽毛、蔬菜、雞鴨、海鮮、香料、燃油、鎢礦石和熒石）。東南亞和中國近年來也大力發展高新科技，增加這類產品的出口。此外，東南亞和中國貿易出口的主要國家也相同，以美國、日本和西歐為主。因此，中國和東南亞可能會在不少領域相互競爭。然而，正如上面所述，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最多元化的勞動力資源，有規模經濟巨大的潛在優勢，又將受益于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2008年主辦奧運會，中國對東南亞有明顯的競爭優勢。當然，東南亞可采取以下對策：向中國大力出口熱帶或優質農產品（如棕櫚油、大米），出口原料（如天然橡膠、原油），選擇有比較優勢的制造行業大力發展。即使在電子產品方面，東南亞近年對中國大量出口集成電路、計算機和有線通訊器材，在制成品和半成品方面，向中國出口塑料、紙、膠合板、石油產品、銅、銅產品、錫等。此外，某些東南亞國家在服務業、法治、公司治理方面領先于中國大陸。因此，中國與東南亞貿易來往還是有一定空間的，東南亞的服務業也可打入中國市場。

中國與日本和東亞四小龍也會有一定的競爭。當中國逐步地提高工業產品中的技術和資本含量后，中國會吸引這些國家地區的企業、資金，間接影響它們本地的工作機會，對這些國家地區的中低層次制造業，形成挑戰。中國龐大、多元化的勞動力資源、巨大規模經濟的潛在優勢及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和2008年主辦奧運會的優良商機，對日本和東亞四小龍有明顯吸引力。近年來，這些經濟體的許多企業把勞動力密集型甚至是高新科技生產線轉移到中國大陸，來逃避原產地的昂貴的地租和勞動力成本。1999年，中國外資的64%來自于日本和東亞四小龍。例如，1999年慘烈的大地震后，臺灣的多家半導體廠家把生產線轉移到廣東、蘇州、昆山。現在，這些地方成為了世界磁頭、機箱、敷銅板、驅動器、高級交流電容器等部件的世界生產基地之一。在亞洲，中國已成為繼日本后最大的個人計算機生產基地（《中國工業發展報告》，2001年，第156-159頁）。日本和東亞四小龍須不斷提升產業結構，以應付中國的挑戰。不過，除科研相對落后的香港外，日本和東亞三小龍，有其明顯的優勢——它們有很強的研究開發能力，技術和資本含量高的產品遠比中國多。例如，中國平均每百萬人中只有454名科學工作者和工程師，而日本有4909人，韓國有2193人，分別是中國的11倍和5倍左右。1999年，中國高科技產品占工業產品出口中的15%，而日本占26%，韓國占27%。如日本和東亞三小龍能迅速提升產業結構，則可在較長時期內保持對中國的技術優勢。它們在服務業方面遠遠領先于中國，可打進中國市場。此外，它們對市場經濟的了解比中國更深，經濟方面的法治遠遠領先中國大陸。因此，它們對外資的吸引力，不遜色于中國。東亞四小龍吸引外資的總和，在過去5年遠遠落后于中國，卻在1999年達到了433億美元，超過了中國大陸的404億美元。

經濟中心向中國的轉移

過去1500年，世界經濟曾出現巨大而有趣的變化。在世界貿易的廣泛興起前，先進技術和穩定、有效的政府，帶動了世界經濟大國的出現。公元500-1850年間，世界歷史上出現幾個經濟大國。其中兩個是中國與英國（另一個是阿拉伯帝國）。中國的實用科技先進，中央政權強大，科舉制度擇優錄用，官僚制度便于施政。中國經濟得以在數百年內，居世界上游。麥迪森認為，在公元500-1400年，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高于歐洲，相當長的時間內在世界獨占鰲頭。在十九世紀上半葉，英國在實現工業革命后，技術水平大大提高。自由的經濟政策，也促成了市場經濟的發展。英國大力推動世界貿易，提高了它在世界經濟中的領導地位。英國經濟后來居上，成為世界經濟領袖。按麥迪森的估計，1820年英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已為中國的3.4倍。英國的成功，也帶動鄰近西歐和北歐逐步工業化。

1850年后，世界貿易興起，席卷全球。新的世界經濟中心國，往往經濟規模很大、與舊的世界經濟中心國資源互補并有大量貿易來往。通過世界貿易，資源與英國互補的美洲，對英貿易和經濟迅速增長。美洲中經濟規模最大的美國取代英國，成為新的世界經濟中心。二戰后，與美國資源互補的東亞和東南亞，對美出口和經濟飛躍發展。其中經濟規模最大的日本、中國，先后成為發展最快的經濟體。

近200年來，世界經濟中心，已經從勞動力密集的英國轉移到土地豐富的美國；看來會再從美國轉移到勞動力密集的中國。在中國與早期的美國相似，國內潛在市場龐大，與世界經濟中心國（美國）的貿易將繼續增長，經濟有持續發展的巨大潛能。在二十一世紀，中國有可能首先在經濟總量上超過美國，然后再慢慢地在其他方面超過美國，逐步成為下一個世界經濟中心。

中國所面臨的挑戰

世界經濟中心國需要先進的政治和經濟制度為后盾。只有這樣，才能保持國力長盛不衰，技術不斷創新，雄踞世界之首。當初英國有世界上最早的議會民主，又有最早的工業化的市場經濟，更奉行自由貿易。經濟霸主美國，有世界上最完善和穩定的憲法民主政體，有合理的聯邦制來調節中央和地方的關系，有世界上最自由的市場經濟和鼓勵競爭和創新的制度，技術一直保持世界的領先地位，同時奉行自由貿易。

較之于當初稱雄世界的英美，中國在政府治理和市場發育和機制方面面臨著嚴峻挑戰。為此，中國必須做到以下事情：一、打破地區封鎖、變相的地區貿易保護主義，讓有競爭力的企業的產品在全國市場暢通無阻，兼并低效企業，來充分利用規模經濟的效益。一些研究表明，在一些重要行業（重工業）如汽車行業，地方市場分割相當嚴重，汽車生產的規模相當小，生產成本很高。二、政府要加強和鼓勵科研創新及應用，促進產業升級，保護知識產權，占領世界科技領先領域。三、私營、民營與國有企業都要改善管理，建立起好的公司治理(corporategovernance)。負責和守法地經營，及時向董事會、股民或有關機構提供準確信息。繼續深化國有企業的改革，讓市場的力量更有效地決定生產、銷售、分配。深化國有銀行的改革，建立起現代化的公司治理模式，理性和透明地決策，逐步減少銀行壞賬，控制金融風險。建立強有力、獨立、透明、經常性的監督機制，以有效地防止政府官員和國企管理人員的貪污和失職行為。四、政府必須建立良治（或善治）(goodgovernance)。政府要透明和負責地施政，維持政治穩定。政府與社會須養成遵守法規的習慣，實現經濟法治。五、政府反腐敗要繼續進行并深化。要防止官商合一，保障一般民眾與弱勢群體的利益。政府官員和黨的干部須改變干預市場運作的習慣，認真履行中立、友好的市場裁判員的職責。這樣，才能向外資、內資和創新發明提供良好環境和制度保障。六、在保持經濟增長的前提下，中國政治體制改革要深化。中央與地方應建立良性互動和法制性穩定體制。在保障中央的宏觀調控能力、財政再分配主導權和緊急狀況下干預能力的前提下，國家可逐步擴大地方的自治范圍。讓地方民眾參與地方官員的推選，借用民意對官員的真實政績進行有效審核。讓地方政府針對本地人民的需求，有效施政。可逐步擴大選舉以及輿論自由度，讓專家、民眾和社會參與決策，讓他們對政治、經濟和社會秩序產生強烈認同，自覺捍衛政治經濟體制。

總之，中國有兩大優勢：與美國互補的有利資源稟賦、潛在巨大的經濟規模。中國改革的深化，有利中國仿效當年美國和日本，實現經濟的起飛，成為亞洲經濟的發動機甚至新的世界經濟中心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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