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公司對東道國環境影響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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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跨國公司投資對我國的環境產生著極大的影響。在分析全球化的發展對東道國的環境影響時，要綜合考慮跨國公司所帶來的規模，產業結構和技術進步三種因素，在政策考慮上促使跨國公司發揮對保護環境的積極作用。

關鍵詞：跨國公司、環境污染

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趨勢的加強，國際直接投資日益活躍，作為國際直接投資的主要載體——跨國公司在世界經濟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也愈益深廣。跨國公司在經濟發展、產業升級、技術轉讓、管理體制改革以及就業方面起到積極作用的同時，對我國的環境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一、跨國公司對發展中國家環境的影響

由于跨國公司在母國的生產受到政府和環保主義者的限制，環境成本正在朝著內在化方向發展。所謂環境成本內在化，是指將環境成本納入到生產成本之中，體現資源的稀缺性及污染付費原則。環境成本內在化在各國有權制定本國環境標準的情況下，使各國環境標準存在差異、環境成本內在化程度存在差異，企業在不同國度和地區生產同樣產品，所承擔的環境成本不同。也就是說，發達國家及新興工業國家和地區的環境標準成本要高，由此必然引發直接投資主體——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的“尋租”活動。即將資本從環境標準高、環境成本內在化程度高的國家和地區撤出，投向環境標準低、環境成本內在化程度低(實際上是一部分環境成本外部化)的國家和地區，以獲取源于環境成本差異的“租金”(超額利潤)。因此，在東道國經濟增長的背后，是環境惡化的代價。跨國公司大量開采能源，把發展中國家作為“污染避風港”，將污染嚴重、耗費量大的生產制造部門轉移到發展中國家。

還有一種觀點是“污染光環”論。持這種論點的經濟學家認為，受國內較嚴規則管制的外國企業所使用的新的清潔技術以及環境管理體系向東道國擴散。由于跨國公司在母國內要面臨更嚴格的環境標準以及政府、社會、消費者的環境要求，跨國公司相應的具備更先進的環保或污處理技術。跨國公司在向東道國投資的同時，不僅能改善資源的使用效率，還可以通過技術外溢、知識擴散，來解決東道國本土企業的污染問題。從福利經濟學的角度考慮，跨國公司這種“污染光環”的做法，正是達到帕累托最優。跨國公司的投資活動給東道國帶來的正面影響，在于它促進了東道國經濟的發展、技術的進步，國民對環境標準的要求提高。跨國公司在投資過程中，通過技術轉讓、資金投入促進了東道國環保工業和技術的發展，推動了國家之間深層次、廣泛的環保合作，這對實現東道國的可持續發展是必不可少的。

二、跨國公司影響環境的效應

GrossmanandKrueger提出了經濟活動通過三種效應影響環境：規模效應、結構效應以及技術效應。類似的，跨國公司對環境污染的效應也分為三種：規模效應、結構效應以及技術效應。一方面，生產和消費的增長(規模效應)會導致更多的環境壓力，例如自然資源的使用和污染物向環境(空氣、水和土壤)的排放；另一方面，結構變化和技術效應提供了增加材料和能源生產的新的可能性。全球化對環境的結果依賴于這三類效應的綜合變化。

(一)規模效應

因經濟發展和經濟活動而對環境產生的影響就是“規模效應”。隨著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的增加，對自然資源的需求也隨之增加。在污染系數和生產結構一定的情況下，由于生產規模擴大使用大量資源，并帶來大量的廢棄物，經濟增長對環境的規模效應應當是負的。但是規模效應究竟有多大，要取決于研究中特定的環境要素。

事實上，一些實證研究表明，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階段，環境污染是隨著經濟的發展而增加的。也就是說，外國直接投資的增加回加重環境污染。當經濟發展到某一程度的時候，環境污染將會逐漸減少，這就是著名的環境庫茲涅茲曲線，它說明了經濟發展與環境污染之間存在一種“倒U型”的曲線關系。規模效應究竟對環境產生正面還是負面的效應，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的經營戰略及其所產生的經濟格局。由于缺乏足夠的數據和有效的分析工具，很難對跨國公司的環境規模效應得出定論。

(二)技術效應

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直接或間接地給東道國帶來了先進技術。先進的技術使得生產效率提高，同樣的產出使用更少的投入并排放更少的污染，對環境的危害更小。除技術轉移外，外國投資者還會給東道國帶來積極的技術外溢，仿效跨國公司的技術、雇傭跨國公司的技術職員，以及提出一些必要的條件(比如更高的環境標準)等。而東道國廠商能否效仿跨國公司的技術通常取決于東道國知識產權制度的嚴格程度。

(三)結構效應

結構效應指跨國公司通過投資影響東道國的經濟結構，進而對東道國的環境產生影響。結構效應與由于資源使用方式改變而帶來的各種經濟利益之間或者各經濟體內部的調整有著密切的聯系。在一定程度上，跨國公司投資加速東道國經濟結構的變動，進而對東道國環境所產生的結構效應被認為是積極的。跨國公司的投資加快了東道國專業化分工，東道國更依賴于自己的稟賦優勢參與國際競爭，從而推動東道國經濟結構的轉變。經濟結構的轉變使東道國的產業結構由污染嚴重的第一、二產業為主導向污染較輕的第三產業為主導轉變。正如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發生的狀況一樣，跨國公司的投資為東道國的環境帶來巨大的改善。從環境的角度看，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服務業的投資，產生的經濟結構變化是積極的，對東道國環境的影響是正面的。有研究表明，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經濟結構從第一產業轉向資源處理，向輕工業、服務業轉變，帶動了環境質量的提高，而服務業也將從環境的改善中獲益。但是由于每一種服務業對環境影響各不相同(例如，金融業和航空運輸業)，所以必須要做更多的量化研究，才能更好地理解經濟結構調整對環境的作用。

三、跨國公司在環境保護方面的努力

一般來說，美國或歐洲的跨國企業對環境保護的要求普遍高于發展中國家廠商的環境保護標準。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在2000年6月修改了跨國公司的指導方針，明確指出跨國公司必須遵循高標準的環保規則。由于跨國公司的母公司可以經由國外直接投資的途徑直接監督投資于東道國的分公司，所以跨國公司的海外分公司及其相關企業會因所在國不同而面臨不同的環境保護標準。一旦跨國公司的某一海外分公司發生環境爭端，就會影響到整個跨國公司的商譽。所以跨國公司已經無法規避環境保護的社會責任。

目前，國際上大多數的跨國公司都在公司內部制訂了保護環境的原則和方針，對東道國也作出了相應的環境保護和治理污染的承諾，并且不少跨國公司已經付諸實踐，比如美國的道化學公司、日本的NEC公司等國際知名的跨國公司已經明確提出在東道國要普遍采取母公司的環境標準。歐盟國家也開始要求所屬跨國公司不僅要在歐盟內部，而且在海外投資時都要采取母公司的環境標準。此外，在我國投資的其他跨國公司雖然沒有采取母國的環境標準，但其環境保護意識較高。這些跨國公司把先進的污染防治技術、環境管理的思想和方法帶到我國，在我國的環境保護領域起到了示范帶頭作用，并通過技術轉移和技術外溢的手段更新了我國本土企業的環境技術，提高了他們的環保意識。

技術的創新和擴散，以及快速的技術改進，有力地促進了節能環保事業。高效的使用自然資源，能夠不斷降低能耗和污染強度。清潔技術越來越有效地解決各種環境問題；市場的力量能夠矯正計劃體制下形成的嚴重的價格扭曲，有效防止資源過度利用，大大降低資源退化的風險，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和環境收益。全球化的趨勢下，跨國公司向發展中國家投資，大大強化了技術和市場的力量，這是一種更為革命性的力量。它使一國在開放的條件下更有效地利用全球的技術、資源、資金和管理，加速經濟轉軌，加快經濟結構調整，從而有助于形成一種能源高效利用、低環境損害的經濟發展模式。其機理在于：由以原料為基礎的高污染的傳統制造業向以知識為基礎的無污染或低污染的服務產業轉移；促進清潔技術的廣泛傳播和使用；減少貧困和與貧困有關的環境負效應；為支持環境投資創造外部資源。通過這些方式，跨國公司的對外投資使經濟增長同產生污染及消耗資源分離開來，進而促進發展中國家的可持續發展。

通過刺激跨國公司在發展中國家的FDI，可以轉移環境敏感技術，作為可持續發展的工具。除了鼓勵發展中國家中更多的FDI，跨國公司集團還希望聯合國制定高標準的全球環境規則。很明顯，這對于環境是有利的，但是也可以認為這僅僅是為了提高跨國公司的全球實力。它會淘汰當地產業和較弱的跨國公司，因為只有擁有大量財富的跨國公司才有達到環境法規要求的資本資源。公務員之家:

有時跨國公司的環境保護行為卻是被動的。當跨國公司認為自身的生產和投資對實現公司的利潤最大化目標很重要時，它們就會在環境保護方面表現得積極。這些跨國公司也許有關于環境、健康、安全的部門，但是這些部門可能僅僅是提出了“良好的實踐的聲明”，而不是達到實踐的具體目標和行動。在這樣的跨國公司內部，環境保護的管理戰略仍然處于雛形。

四、小結

對跨國公司投資東道國而產生的環境效應的分析，顯示了凈環境效應的符號是不確定的。雖然跨國公司的發展目標仍然是“控制全球資本和物資資源”，但環境保護也是跨國公司的一個重要考慮層面，并有很多公司在環境保護領域取得了成就。追求經濟增長，為顧客服務的同時，未來跨國公司把環境管理、實現全球的可持續發展作為公司的戰略目標。綜合環境的三個效應，只要各國具有一致的環保標準、共同的環保意識以及完善的環保政策、法規健全，跨國公司對東道國環境的影響應該是積極的。

我國政府要廣泛采用“誰污染、誰付費”、“誰投資、誰收益”的環境治理原則，積極開放環保市場，利用市場換取資金和技術，積極鼓勵跨國公司、國際企業向環境治理和生態建設投資，使我國的政府經濟行為能夠更快地從競爭性產品轉向基礎的環境公共服務。環境保護的R&D也應由政府投入為主逐漸轉向以企業(尤其是掌握巨額資本的跨國公司)投入為主。同時，我國政府還要通過各種手段(一方面包括排放標準、技術標準等管制手段，另一方面包括稅收、補貼、排污許可證、環境認證、環境標準等市場手段)，促使企業更多地采用清潔生產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