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中的中國的政治經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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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務

在共產主義者領導下，中國逐步成為世界政治和世界經濟的重要因素之一。它以其發展與“和平崛起”向世界、也向國際社會主義運動提出了一些問題。尤其是社會主義者就以下問題存在分歧: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還是正在走向資本主義或已經是資本主義。本文不是要教導中國的專家、策劃者、研究人員和政治家，而是試圖理解中國的社會經濟發展及其合理性，從而使歐洲社會主義者也能夠理解。

二、觀念

迄今為止，我們都在運用資本主義經濟學和社會學的觀念，但并不懷疑它們的有效性;這些觀念是由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針對資本主義社會自然而然使用的。但是，我們應該知道，語言也是一種霸權工具。在一種或許完全不同的背景下，我們毫不猶豫或不加區別地使用這些觀念。我們也接受資本主義媒體的標簽，它們幾乎一致將中國劃為資本主義。但是，在不同的制度下和不同的發展階段中，同一個詞或許有著完全不同的意義。

依據國家制度是否是資本主義制度，國家資本主義也就意味著完全不同的經濟戰略。在當前全球經濟危機過程中，這一點變得更加明顯。比如，德國政府接管破產企業的資產從而減輕它們的債務，并明確宣布以后還要將它們重新私有化。相反，對于目前盈利的公共事業卻進行私有化。

在上世紀最初20年中，蘇聯的國家資本主義卻有著完全不同的特征。其目的在于學習資本主義的技術以便戰勝資本主義，加快社會主義社會的建設步伐。布爾什維克將資本主義看作是一個過渡時期。列寧這樣解釋不同社會制度下資本主義的區別:我們在我國實行的國家資本主義，是一種特殊的國家資本主義。它與國家資本主義的通常概念不同。我們掌握了一切經濟命脈，我們掌握了土地……這一點是很重要的……我還要說，我們今后的一切活動都應當只在這些范圍內展開……我們的國家資本主義同從字面上理解的國家資本主義的區別就在于我們無產階級國家不僅掌握了土地，而且掌握了一切最重要的工業部門。①

但是，列寧完全明白，新戰略在某種程度上將資本主義重新引入社會主義國家，而這個國家是由共產主義者領導的:

新經濟政策……就是在很大程度上轉而恢復資本主義。究竟到什么程度，我們不知道。同外國資本家簽訂租讓合同(誠然，已經簽訂的合同還很少，特別是同我們提出的建議相比)，把企業租給私人資本家，這些都是直接恢復資本主義，是從新經濟政策的根上萌發出來的。②

在資本主義社會，階級觀念意味著一種對抗，即處于統治地位的資本家和處于被統治地位的無產階級的長期不相容。因此，在無產階級革命勝利之后，對于不同的利益集團，這種觀念是否依然有效，列寧表示懷疑:

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大的集團，這些集團在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同生產資料的關系(這種關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的)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歸自己支配的那份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謂階級，就是這樣一些集團，由于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其中一個集團能夠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③

在列寧看來，階級的消滅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與實現社會主義社會經濟發展目標相聯系，比如城鄉生活條件的一致，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差別的消失。再說民主觀念，它為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所擁有。在此，瑞典、英國、德國和美國之間的巨大差異完全不存在了。更大的差異將是資產階級民主———通過院外游說、政府“顧問”、政黨籌資和媒體的準壟斷(quasi－monopoly)，(資本家的)經濟權力就轉化為政治權力———和社會主義民主之間的差異。

最后，在資本主義社會，剝削意味著，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被生活資料的所有者據為己有，并依其利益而使用。在共產主義政府組織的經濟中，國家將工人和農民的剩余價值用作社會利益的長期投資。

關于觀念及其含義隨著社會制度變化而變化的問題，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Bukharin)這樣寫道:“同樣，當我們談論新的生產過程時，利潤和剩余價值的范疇也消失了。但是，既然自由市場繼續存在，投機也就存在。”④

這樣，社會主義者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那樣使用同樣的詞匯，但忽略了不同社會制度下內容的可能變化。這促進了資產階級的霸權，并使無產階級困惑不解。因此，闡述馬克思恩格斯關于非資本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的理論是很有必要的。只有蘇聯的布哈林、南斯拉夫的愛德華·卡德爾(EdvardKardelj)以及中國的孫冶芳和杰出地完成了這項工作。

三、革命后的狀況和共產主義者的任務

1949年共產主義者取得勝利之后，中國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農業國家，它有著80%的文盲，長期的外來侵略和國內戰爭使其破敗不堪。人口(5．47億，屬世界上最多的人口)生活在絕對貧困之中。基礎設施破壞嚴重。工業化僅限于沿海區域和可通航的河流沿岸。此后，在政治和經濟上，中國被資本主義世界聯合抵制了22年。蘇聯———由于1941年的法西斯侵略，它自身也遭到嚴重的破壞———是唯一愿意支持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國家。總而言之，任務就是發展這個幅員遼闊的國家，保證充足的食物供應，建立現代的技術、文化和社會基礎，達到工業國家的發展高度和生活水平。

農業部門———擁有80%的人口———必須提前做出貢獻，即提供廉價的食物和勞動力，從而為基礎設施和工業化的發展提供資金。對農業部門的“忽視”是有計劃的和不可避免的。同時，農村人口的大量遷出必須受到限制，并由戶口來控制。⑤計劃者想要避免未充分就業的農民向城市大規模的流動。相反，要求農村人利用當地勞動力、原材料和資金，來發展自己的城鎮和農村企業(townshipandvillageenterprise，TVE)。其中一些城鎮和農村企業所使用的是原始的技術，并消耗著大量的資源。

所有的農村活動都必須由農民提供資金。另外，國家試圖提取高額“剩余價值”，因為在土地革命之前，大部分耕田的人都是佃農，而不是地主，所以這些“剩余價值”以前是由地主、放債者和中間人所攫取的。這就是為什么將農民組織起來成立合作社()的主要原因之一。農村作為一個集體負責以低價向國家輸送剩余價值。農村貿易是不受歡迎的，但以非法的形式仍然存在(黑市)。

在第一階段———初級積累階段———最重要的基礎工業、發電站、鋼鐵廠、通訊和教育制度建立起來，包括生產化肥和農業機械的工廠。在下一個時期，這些工廠將這些輸入量傳送給農業部門。所以，農業產品和生產力提高了。優先性從工業向農業部門的轉變完成了。

基礎重工業在龐大的單位中建立起來。它們包括生產線和針對職工的所有設施(住房、學校、診所和商店等)。

四、計劃經濟

只有按計劃集中匱乏的物質資源，在不同階段應用于重要部門(希望在這個部門取得重大成就)，共產主義者的宏偉目標———使所有人口迅速發展到現代社會的水平———才能實現。計劃和方法必須不斷地接受檢驗，失敗之后必須予以改變。在計劃的過程中，相對立的利益得到表達。計劃委員會(plan-ningcommission)代表和維護的是整個社會即社會所有成員的長遠利益———一種高額投資;相反，所有生產者的短期利益是一種高額消費。如果中央計劃者不懂得或忽略了這些利益，計劃的目標定得太高或實現目標的步伐過快，那么生產者的積極性就會受挫，不良現象(黑市、小偷小摸和浮夸)就會出現，最終導致不現實的計劃。好的計劃必須估算，這種經濟可以完成什么，生產者可以放棄多少。對于好的計劃來說，在計劃者和執行者之間進行真誠的溝通是必要的。未來民主的計劃將是在社會各階層的自治代表之間所進行的一種公開磋商。這些代表包括工人、農民、教師和社會工作者等，他們表達自己特定的利益。當計劃啟動時，這些組織及其成員的民主活動是不存在的;在意識覺醒的過程中，它們才產生、活躍并起到自己的作用。

在計劃的早期階段，所確立的目標都是對數量的追求，因為所有的物資都是匱乏的;只有失業的勞動力是充足的。當基本的要求和需求得到滿足，每個人都接受“社會規范”(socialnorm)，各種不同的目標才會確立:普遍提高生活質量和教育水平，保護環境，節約資源。于是，目標或許不再是在數量上達到發達國家的生活水平，而是在文化上實現更高的生活質量。(在發展過程中，大部分人口離這個目標仍很遙遠。)

在這一時期，只有基本物資和基本需求才受到關注;在這種情況下，定量的指令性計劃和配給就是必要的和可行的。隨著經濟的進步和成功，生產變得多種多樣，個人要求和需求得到表達，并得以滿足。當大眾購買力和要求與以合理的價值供應之間的平衡建立起來，配給就可以廢除，而代之以間接的調控和國家干預措施。

在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的漫長階段，也進行著自然和“社會”經濟向市場和貨幣經濟的過渡。多數產品和服務以貨幣來評估和交換。家庭或農村社會經濟被社會保險制度所取代(養老金、健康保險、失業保險和勞動意外保險)。

五、從封閉走向開放和參與世界市場

在革命后的最初階段，資本主義世界企圖以隔離線(cordonsanitaire)來遏制社會主義的嘗試。在這種情況下，發展所有國內的物質和智力資源從而達到“獨立自主”是很重要的。這為以后與資本主義“伙伴”的協商奠定了基礎。但是，這種非自愿的專制也有其代價。現代技術沒有被引進，而是花費很高的代價和大量的時間又一次重新發明機器，而這種自力更生成為一種理論。在這個階段之后，的建議———四個現代化(農業、工業、教育和國防)———得到實現。這最終形成了2002/2003年以來的自主創新能力。

技術的引進使得中國達到工業國家的水平，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研發新的技術。從經濟上來說，1978年鄧小平宣布改革開放。通過向世界市場開放現代化部門，中國成為全球市場的獨立因素，并對這些規則產生了重要的影響。幾個門檻國家(thresholdcountry)———即不屬于G7(七國集團)的國家———也是如此。另一方面，世界市場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仍然是有限的，因為政府控制著金融體系和對外貿易這兩個經濟的制高點。

技術引進的途徑包括在國外留學和實習、購買專利以及合資。外方要帶來現代技術和生產方法。外來資本家享受優惠條件和低工資。在新經濟政策之后的階段，這些激勵措施被取消。在第三個階段，外來“投資者”開始轉向能夠提供高利潤和低工資的國家。這個階段或許只是開始:來自韓國的企業家從中國轉向工資較低的其他亞洲國家。對外貿易的工業結構逐步從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和出口轉向技術密集型產品的生產和出口以及原材料的進口。

六、收入和平等

在1949年之后的物質匱乏時期，最低生理需要量(physiologicalminimum)是由配給和平等分配來保障的。這被稱為戰時共產主義。那些少數特權是功能性的，因而被人們所接受。在隨后的階段，這種平等被指責為平均化(leveling)，因而收入被大幅度拉開，從而給予某些群體以物質激勵。在新經濟政策時期，少數成功者出現了。在某種程度上，收入的普遍提高和正在開始的社會轉型緩和了收入的巨大差距。然而，這仍然危及了社會穩定。于是，政府就引進稅收，控制暴發戶的財富獲得，組織扶貧項目，啟動針對貧困地區的區域結構政策，并“邀請”資本家———他們是中共黨員———來捐款。

這是有危險的，因為官員和官僚的子女企圖世襲功能性特權(functionalprivilege)。

在評價城鄉居民平均貨幣收入差距時，我們必須明白，農民的糧食和住房是不計算在官方的收入統計數據中的。

在低收入時期，精神鼓勵和運動———獎章、獎品和公開表揚等———激勵著人們取得更高成就。隨著財富的增加，社會就可以提供物質激勵了。

彼得斯(Peters，2009)告訴我們，有一句中國的著名口號在翻譯之后容易引起誤解。1978年12月，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闡述了新戰略的基本路線。他指出:“在經濟政策上，我認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來，就必然產生極大示范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⑥彼得斯認為，這篇發言標志著中國經濟的歷史性轉折。鄧小平不是像通常的翻譯所暗示的那樣，提倡讓少數人富裕起來，而是指貧窮狀態下的平等(equalityinpoverty)的結束。

七、社會轉型

從1978年開始，改革就意味著人口從農村向城鎮，從第一部門向第二部門、第三部門以及中間部門的轉移。同時，職業人口(activepopulation)增加了，從4．01億迅速增長到7．92億(2008年)。國有企業的員工人數下降，而各種私營和集體企業的員工人數增加了。

專業培訓、資格和工作經驗提升了年輕工人的自信心。自在階級(classbyitself)逐漸轉變成自為階級(classforitself)，學會組織起來，學會承認共同利益，還學會為共同要求而奮斗。這樣，階級意識形成了，他們希望在工會中發揮積極作用，以便從附屬物變成自主的會員代表。

盡管如此，這些工會的作用與資本主義工會的作用不同。它們的任務是雙重的:一方面，代表工人階級的利益，以抗衡管理者和工廠主;另一方面，教育工人遵守廠規廠紀，學會團結一致，并懂得自己的社會角色和共同的長遠利益。這兩項任務必須同時完成。

計劃不是憑空捏造的，它依賴于內部和外部因素，而這些因素很難辨認和估算。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不再是專制的;相反，它必須對來自世界市場的外部因素做出反應。而且，在各種計劃時期的轉型過程中，經濟會搖擺和震動;但是，這些不同于資本主義危機，因而解決的方法也不同。

全面的社會保障制度形成了，它最終將覆蓋所有人口。針對特殊群體———比如農民，他們只有一個孩子———采取額外措施。新的社會制度從一開始就受到公共資金的支持，因為盡管還沒有積累起基金，但現在補助已經發放了。現在農民也交得起一些費用了，因為他們的產量正在提高，也能將自己的產品拿出來買賣了。

八、最終目標

斯大林和對歷史的理解是非歷史的和烏托邦的;他們相信和談論的是一種最終的、完善的和徹底的社會主義社會。早在1925年，塔爾海默(Thalheimer)就對這種小資產階級思想發出警告。在對共產國際草案綱要進行批評性評論時，他寫道:我們應當避免完善的共產主義社會的思想，避免準形而上學最終階段的思想(與令人厭煩的天堂想象類似)。我們應該特別強調，這個社會是新的人類巨大發展的起點。所發展都是按照辯證法的規律，在新基礎上的矛盾中進行的。⑦所有社會都是有生命的組織，沒有靜止的最終狀態。因此，的思想是非理性的，他想在通向完全的社會主義社會的道路上超過蘇聯。或許道路本身———社會主義社會的逐步建立———就是目標。

中國共產黨將其目標表述為和諧社會;它說的并不是一個無階級的社會———歐洲馬克思主義者所使用的術語。不同于馬克思主義的術語或這個術語的中國版本的某種東西是否很難翻譯成中文?(順便說一句，布哈林1902年就論述過“新的和諧社會”⑧):共產主義不再是一種過渡時期的形式，而是一種完成形式。它是一個無階級和無國家的結構，它的所有部分都是和諧的。⑨一位中國政治學家———彼得斯曾引用過他的話———重復了官方的斷言:在中國，“不再有傳統意義上的階級關系，那種階級關系是以爭奪生產資料的所有權為特征的”。現在，有的只是社會主義的勞動人民。

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術語被翻譯成“和諧”。在這種情境下，彼得斯(2009年)引用了的《論人民民主專政》:“使中國有可能……由新民主主義社會進到社會主義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消滅階級和實現大同。”

彼得斯評論道:“根據馬克思主義者的理解，在中國文化里，‘大同’這個術語(來自中國古典哲學)即‘最大限度的一致性’，常常與‘共產主義’這個術語相等同。”

相反，德國《世界報》(DieWelt)(2006年5月5日)相信，所說的“和諧”不是指無階級的共產主義思想，而是指儒家思想。他試圖用儒家學說來取代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在我看來，彼得斯的解釋似乎更有說服力。這個術語或許也反映了這樣一個愿望:從優先發展某個部門轉變為所有部門更平衡地發展。

現在，中國社會存在著各種矛盾，比如生產者的短期利益與計劃委員會和共產黨所表達的社會長期利益之間的矛盾，(在工資問題上)雇員和企業管理者之間的矛盾，(在糧食價格問題上)城鄉居民之間的矛盾，(在計劃者的要求問題上)計劃委員會和國有企業管理者之間的矛盾，(在資源輸送問題上)欠發達地區和發達地區之間的矛盾，(在投資分配問題上)中央政府和各省之間的矛盾，(在獨生子女政策問題上)計劃生育政策和農民之間的矛盾。

這些矛盾不是對抗性的，不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那樣，最終只能以各種形式的階級斗爭的方式來解決。在階級斗爭中，妥協可以通過討價還價來達成，并以休戰而告終;但不消滅資產階級就不會有真正的解決方案。然而，在社會主義社會，矛盾可以通過協商來解決。因為如上所述，社會階層的自主代表與不可避免的官僚行政部門之間的勢均力敵是根本性的，并且正在出現。

九、結論

在與資本主義世界共存的龐大的社會里，摸索恰當的經濟戰略來發展社會主義社會需要一個過程。本文試圖理解這一過程以及在其中必然發生的變化。有些難題并沒有論及，比如對農民工的關注，對資本家的控制，腐敗以及計劃生育的后果，所有這些都與計劃戰略相互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