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一帶一路”內驅力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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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推動沿線國家響應“一帶一路”倡議時，需要重點研究“一帶一路”倡議的內驅力構建問題。“一帶一路”內驅力構建要在政治經濟學視角下來完成，這樣才能在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觀指引下，將“倡議”與當地的社會文化相融合。內驅力的構建路徑包括多維度分析沿線國家的政治經濟特征、將戰略倡議與當地的社會文化相融合、基于我國產業結構升級重構價值鏈條、建立多元利益分配格局深化共贏合作、完善沿線國家產品標準助力商品出口等五個方面。

［關鍵詞］“一帶一路”倡議;政治經濟學;內驅力

隨著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西方主要發達國家逐漸走上重商主義道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治理國內產業發展秩序的同時，逐漸拋棄了由自己提出的經濟全球化理念。由此，國際經濟發展區域化的特征日益顯著。在這一國際經濟大背景下，以為核心的黨中央審時度勢，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從近年來的推進效果看，“一帶一路”倡議不僅改善了我國對外貿易的全球格局，也為我國的過剩產能輸出提供了廣闊的空間維度。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推行者和踐行者，我國要重點研究該戰略的內驅力構建問題。之所以強調這一問題，是因為通過前期的國際輿論引導和國家間良性互動，沿線國家普遍對“一帶一路”倡議持支持態度。若未能與沿線國家建立起共贏的戰略互動關系，則將降低“一帶一路”倡議在他國的公信力。

一、問題的提出

(一)“一帶一路”倡議內驅力的內涵。我國學界目前仍習慣于在本國視域下理解“一帶一路”倡議內驅力的內涵，喜歡在中文語境下詮釋“一帶一路”倡議的優越性。理論與實踐共同表明，黨中央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具有其生成的時空維度，而不是作為我國對外開放早已預設的戰略構想。這要求“一帶一路”倡議植根于全球經濟區域化趨勢之中，并能與沿線國家在經貿文教等諸多領域形成良性互動，進而為該倡議的實施提供良好的國際政經環境。(二)“一帶一路”倡議內驅力的內。容由我國推動的“一帶一路”倡議盡管發端于我國應對西方重商主義傾向的重大舉措，但其所涌現出的對外經濟發展視界和結果必然具有啟發性和多樣性特點。這要求“一帶一路”倡議內驅力的內容在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之間的辯證關系下來提煉。為了建立起與沿線國家間的良性互動，要更加重視上層建筑的反作用。在沿線國家“上層建筑”異質特征下，反作用的影響也是具有顯著差異的。受沿線國家內在的政治思想和文化思想體系決定，社會群體對“一帶一路”倡議的理解具有國別差異性。(三)“一帶一路”倡議內驅力的運行。隨著與沿線國家戰略互動頻率的加強和經貿文教合作的加深，國際間各區域經濟發展聯合體還將發生關聯，進而影響沿線國家對待“一帶一路”倡議的態度與參與方式。因此，應在“否定之否定”的邏輯進路上刻畫該內驅力的運行軌跡。部分“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同時是西方發達國家的合作伙伴，所以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間的競合關系也必然會影響到“一帶一路”倡議內驅力的運行路徑。(四)“一帶一路”倡議內驅力的演進“一帶一路”倡議作為全球經濟區域化發展中的新鮮事物，其所蘊含的發展前景必然具有路徑演化特質。由演化經濟學原理可知，這歸因于該倡議內驅力的演進中具有“新奇性”特征。這種“新奇性”可以解讀為在“一帶一路”倡議引導下，沿線國家合作具有多樣性路徑選擇。“新奇性”并不必然使內驅力的演進路徑朝著我國所愿望的方向發展。因此，植根于國際政治經濟大環境中，以權變思想認識內驅力的演進模式成為必然。

二、政治經濟學視角下構建內驅力的分析框架

(一)歷史唯物主義觀分析框架。歷史唯物主義觀是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基礎，其中“經濟基礎”與“上層關系”之間的邏輯關系構成本文的分析框架之一。上文已指出，在探究“一帶一路”倡議的內驅力問題時，要重點關注上層建筑的反作用。上層建筑包含的思想文化、意識形態、法律體系、宗教文化等要素，直接影響沿線國家官方和民間對“一帶一路”倡議的態度，進而影響他們的參與度和參與方式，最終作用于內驅力的運行態勢。(二)辯證唯物主義觀分析框架。辯證唯物主義觀同樣是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基礎，“事物普遍聯系”的觀點以及“否定之否定”的事物發展觀等都應成為分析內驅力的框架。國內學界要避免陷入“我向思維”的泥淖之中，應在“事物普遍聯系”的辯證觀指引下，以區域經濟共同體視角理解沿線國家的利益訴求，及如何在共贏基礎上建立戰略互動。(三)資本循環總公式分析框架。在《資本論》第二卷中，馬克思構建起了資本總循環公式:G－W－G。資本總循環公式內含有這樣的經濟學要義:(1)資本在時間維度上將先后承擔貨幣職能、生產職能、商品職能;(2)資本在空間維度上將按比例分別處于貨幣職能、生產職能、商品職能等三個環節。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推行，我國向沿線國家輸出產能成為常態，那么這里的空間維度便突破了國界，而以基建為主要內容的產能輸出又使得資金在時間維度上長期處于生產環節(W)。為此，實現國際區域內資本循環的穩定性，成為內驅力的生成基礎。(四)兩大部類再生產分析框架。通過對魁奈《經濟表》的研究，馬克思構建起了兩大部類之間的再生產模型，該模型又可以分為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兩類。該分析框架提供的啟示在于，沿線國家在雙贏基礎上能夠在資本跨國間的總循環中為自身帶來資本增量。隨著資本增量的獲得，我國應結合沿線國家的產業結構，將增量資本注入他們的消費品生產部類中，使之形成擴大再生產格局，最終在“一帶一路”倡議的國家經貿互動下，與我國生產部類之間建立起實物交換和價值交換的平衡關系。

三、“一帶一路”倡議內驅力構建的著力點

(一)著力于國家間政治經濟關系的契合在分析。“一帶一路”倡議的內驅力時，要放棄新古典經濟學中基于“經典力學隱喻”的分析范式，而應基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傳統引入國家概念。唯有在沿線國家間的戰略互動下，才能使“一帶一路”倡議得到實施，也才能為該倡議的內驅力提供良性的國際環境。這里使用“契合”二字，意在與沿線國家的政治經濟發展要求及國民經濟發展結構形成相互匹配的關系。只有這樣，才能激勵沿線國家的政府認真落實“一帶一路”倡議。(二)著力于國家間社會文化傳統的互相尊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社會文化傳統存在較大差異，其中宗教文化傳統尤為顯著。宗教文化作為部分沿線國家人民的意識形態，直接影響著他們對“一帶一路”倡議的認識與理解，并直接或間接通過其上層建筑反作用于本國的經濟基礎。作為內驅力物質載體的經濟基礎，若未能獲得沿線國家上層建筑釋放出的積極反作用，必將對我國的產能輸出形成拒斥力。因此，要通過尊重國家間的社會文化傳統，為內驅力的生成建構起良性的社會氛圍。(三)著力于核心外圍結構下的波動傳導。我國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發起國，必然承擔推動“一帶一路”倡議實施的大國責任。在事物普遍聯系的辯證觀指引下，需要建立“核心—外圍”的網狀化結構。與非主流經濟學提出的“核心—外圍”分工結構不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視域下的“核心—外圍”結構應以和諧共生為基礎，以國際區域經濟非均衡發展態勢為前提。而這里的非均衡發展態勢，便是以“否定之否定”的哲學觀為視界、以區域經濟波動傳導為特征的形態。(四)著力于資本國際大循環的利益分配。“一帶一路”倡議與我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之間形成了內在聯系，即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背景下，我國在基建領域中的過剩產能能夠向沿線國家輸出，這正好與他們的政治經濟關系相契合。然而，在共贏基礎上的戰略合作中，需要通過資本國際大循環為沿線國家帶來他們所期望的利益。這里的“利益”可以借助貨幣來評價，也可以借助人力資源、公共產品等要素來評價。總之，只有建立起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才能為內驅力持續注入能量。(五)著力于開放商品市場構建造血功能。“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部分為前蘇東國家，部分為非洲國家。這些國家在經濟發展中受制于諸多因素，其對外產品出口內容主要是日用消費品。為了在國際區域經濟發展中形成經濟結構的動態平衡，我國要在馬克思兩大部類再生產理論框架下，通過開放商品市場為沿線國家提供發展資金，進而為他們的國民經濟發展提供造血功能。

四、“一帶一路”倡議內驅力構建

(一)多維度分析沿線國家的政治經濟特征。基于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傳統，一國政治經濟特征的形成具有其內在的歷史邏輯。在當前開放經濟形態下，一國政治經濟特征還受到國際經濟大環境的影響。沿線國家諸多為發展中國家，且部分國家在政治經濟特征上帶有殖民地痕跡，部分國家的政治經濟特征帶有轉軌痕跡。因此，我國在推行“一帶一路”倡議時，要從歷史視域、空間視角、地緣政治角度等多維度分析沿線國家的政治經濟特征，這樣才能為內驅力的構建提供動因結構參考。(二)將戰略倡議與當地的社會文化相融合。由于社會文化傳統不同，“一帶一路”倡議仍主要為沿線國家的精英階層所領會。當前需要將戰略倡議與當地的社會文化相融合，進一步將戰略中的普惠精神推廣到廣大民眾之中，進而在促使沿線國家人民深入理解戰略構想與發展目標的同時，抵御西方世界蓄意歪曲“一帶一路”倡議的圖謀。我國可以通過民間文化交流方式，通過多樣化途徑加強與沿線國家的思想交流。(三)基于我國產業結構升級重構價值鏈條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者和推動者，我國要基于產業結構升級的要求，重構與沿線國家經貿往來的價值鏈條。目前，我國主要向沿線國家輸出基建產能，這屬于國際貿易的高級階段，而沿線國家主要為我國輸送普通商品。我國在除去過剩產能的政策推動下，應鼓勵深加工企業進入沿線國家與他們的農特產品相對接，在帶動沿線國家就業的同時為我國商品市場提供中高端日用消費品。在“核心—外圍”的水平經濟聯動下，我國應逐步向沿線國家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通過開設跨國公司或參股沿線國家有關公司的方式，將這部分產能輸出到目標國家。(四)建立多元利益分配格局深化共贏合作。只有建立在共贏基礎上的國家戰略互動才能持久，因此要建立起有序的利益分配格局。就經濟層面的利益分配格局而言，應通過在沿線國家開設生產企業帶動當地就業，并在納稅上支持目標國家的經濟建設。為了突出“一帶一路”倡議的多維度特征，我國應幫助沿線國家培養與該國經濟建設需求相關聯的專業人才。國內的本科高校和高職院校都應承擔起這樣的責任。應鼓勵我國的移動通訊企業參與到沿線國家的互聯網平臺建設中來，從而與我國的跨境電商平臺相對接。(五)完善沿線國家產品標準助力商品出口。中國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者，應將我國諸多領域的標準向沿線國家輸出，從而增強沿線國家與我國的經貿聯系。我國的物流標準、日化商品標準、食品類商品標準等都應向沿線國家輸出，通過幫助他們培養標準化人才，并在硬件建設上為沿線國家配套標準化設施設備，來與國內市場的需求結構相對接。

五、結語

爆發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改變了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的對外經濟政策，也使得我國長期依賴“三駕馬車”式的經濟發展模式難以維系。在這一國際經濟背景下，我國提出了“一帶一路”倡議。在踐行“一帶一路”倡議時，我國學者應重點研究“一帶一路”倡議內驅力的構建問題，并在研究過程中形成對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的應用自覺。

［參考文獻］

［1］劉美平．馬克思主義區域經濟學視閾內“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方略［J］．區域經濟評論，2016(2)．

［2］武菲．經濟學視域下的“一帶一路”［J］．投資與創業，2018(2)．

［3］李文晶．“一帶一路”倡議背景下我國工業產業內升級的實施路徑［J］．經濟研究導刊，2017(36)．

作者:江運芳 單位:深圳職業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