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產業集群研究論文
時間:2022-08-31 09: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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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企業集群是一種世界性的經濟發展模式,它的出現引起了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和經濟地理學等多學科的研究興趣。企業集群在我國沿海省份的發展也日益引起國內學術界的注意,大量文獻從不同角度提出了很多有價值的觀點,將這些文獻分成了四個大類,并進行了簡單的回顧,以期對國內有關企業集群的研究動態有一個清晰的把握。
關鍵詞:企業集群;文獻;研究述評
企業集群現象在我國沿海地區大量出現引發了國內學者對企業集群的關注,國內對于企業集群的研究基本上是用國外已有的集群理論解釋中國集群發展的現實,近年來形成的文獻集中探討了以下幾方面內問題:①關于集群的定義和基本分類;②關于集群形成機理;③集群競爭優勢研究;④集群的發展和演進。
1關于集群的定義和分類研究
我國學者從各自的研究視角出發對產業集群給出了大同小異的定義。曾忠祿(1997)認為,產業集群指同一產業的企業以及相關產業的企業在地理位置上的集中,徐康寧(2001)認為,產業集群是指相同的產業高度集中于某個特定地區的一種產業成長現象,王冰、顧遠飛(2000)認為,簇群是一種適應知識經濟要求的面向未來的組織形態,它所具有的兩種機制——知識共享機制和信任機制超越了市場和科層組織;劉友金、黃魯成(2001)認為,產業集群中的產業概念不是指廣義上的產業,而是指狹義上的產業,如個人計算機產業、傳真機產業、醫療器械產業等,沈玉芳、張超(2002)認為產業集群是一種區域產業群落,它強調了相關產業中相互依賴、相互合作、相互競爭的企業在地理上的集中,這種集中是在競爭環境中產生的,它不僅僅是一種生產組織形式,更是一種經營組織形式,是市場經濟的產物。浙江學者對集群的界定比較全面,他們在經濟學理論基礎上,并結合了社會學、地理學等觀點界定了企業集群的概念。其中仇保興(1999)的觀點最具有代表性,他認為集群是由一群彼此獨立但相互之間又有特定關系的中小企業所組成,集群中企業間的以合作為特征的互動行為(interaction),可以產生集群內的“外部經濟”,這類互動行為包括中小企業間形成交易關系和相互的行為調適。交易行為幫助企業有效地獲取外部資源、銷售產品和勞務、促進知識和技術的積累,相互的行為調適有助于企業間建立長期交易,以解決成員企業所面臨的環境不確定性問題。集群共同的文化環境和制度背景促進了高度發展的地方信任,這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正式契約,保障了交易的順利進行,降低了交易成本,具有獨特的競爭優勢。
如果簡單地按照特色產業類型來劃分,現實中的集群包括傳統產業企業集群和高技術產業企業集群(王緝慈,2001),魏守華,石碧華(2002)更進一步將集群區分為傳統產業群、高科技產業群、資本與技術結合型產業群。但這種簡單的分類對理解產業集聚的特征幫助不大,因此為了深入分析產業集聚的原因和機制,不同學者根據不同的維度對業已存在的集群進行了類型分析。首先,以集群的內部組織結構為分析維度,仇保興(1999)根據集群的內部結構認為存在著三種類型的企業集群:①企業群落內部企業之間的關系是以平等的市場交易為主,各生產廠以水平聯系來完成產品生產的“市場型”中小企業集群;以大企業為中心、眾多中小企業為外圍而形成的“椎型”(也稱中心衛星工廠型)中小企業集群;以信息聯系為主而不是以物質聯系為主,以計算機輔助設計和柔性生產方式來進行生產的“混合網絡型”中小企業群落。王珺(2001)按照企業間分工形式的不同,將廣東地區專業鎮(產業集群)劃分為橫向一體化網絡與縱向一體化網絡。在他的基礎上,蓋文啟(2002)也作了相似的分類,將集群分為水平一體化(網絡化)型、垂直分離與水平一體化共存型和垂直分離型。
其次,以集群形成的原因為依據進行類型劃分,陳雪梅、趙珂(2001)認為中小企業群形成的方式包括:①區域地理環境、資源稟賦和歷史文化因素影的響;②由于區內大企業改造、分拆而形成;③跨國公司對外投資形成等,不同的形成范式導致了不同類型的集群。李新春(2000)基于對廣東地區企業集群不同發展形態的觀察,認為企業集群包括三種類型,即受歷史影響而形成的企業集群、沿全球商品鏈形成的企業集群以及創新網絡企業集群。譙薇、宗文哲(2001)認為企業集群的類型包括:①由大企業改造,分拆而成的中小企業集群;②以中小企業協會等中介服務機構為主體而構建的中小企業集群;③以大制造企業為核心,通過分級下包制度而形成的中小企業集群;④大學、科研機構與企業間協同作用形成的高新技術中小企業集群;⑤以家族關系和共同的文化背景為基礎而形成的中小企業集群;⑥跨國公司對外投資形成的中小企業集群。胡昱,劉文儉(2003)將企業集群的形成方式區分為市場創造模式、外商直接投資模式和內源型品牌企業帶動模式。車維漢(2000)認為存在兩種企業集群,一類是指向型集聚——是為充分利用地域的某種優勢而形成的企業集群;一類是經濟聯系型集聚——是指因生產過程的社會化分工所形成的企業集群,這又分為縱向聯系集聚和橫向聯系集聚。也有一些學者更概括地將集群劃分為兩種,一種是外生型集群,它們的形成與跨國公司等外部資源的進入有關。另一種是內生型集群。即以本地的資源稟賦和本地市場為啟動,少數具有創新精神的企業家進入某一行業,由盈利示范效應帶動許多同類企業涌現而逐漸形成的中小企業集群(王珺,2002;張炳申等,2002,白景坤、張雙喜2003)。王緝慈(2001)通過對新產業區的研究將企業集群分為五種類型:①沿海外向型出口加工基地;②一智力密集地區的集群;③由條件比較優越的開發區形成了企業集聚;④由鄉鎮企業集聚而形成的企業網絡;⑤由國有大中型企業為核心而形成的企業網絡。
2企業集群的形成機理
國內大量研究實證地分析了我國沿海地區企業集群的生發機制。由于我國沿海地區的企業集群主要集中在廣東和浙江地區,因此引起了兩地學者極大的關注,其中尤以浙江學者的研究較多。劉吉瑞(1996)指出“小企業、大市場”是浙江共同組成了浙江特定的生產方式和經濟增長方式,小企業群落和專業市場互相依賴,構成了浙江經濟的微觀基礎。張仁壽、李紅(1990)在研究浙江“塊狀經濟”的發展時,對當地文化制度層面的因素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將溫州地區的經商文化傳統看成是溫州塊狀經濟興起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他們之后,很多學者也嘗試從文化倫理對經濟發展影響的角度來探討溫州地域的文化傳統與其發達的私營經濟之間的關系(朱康對,1997;廖意如,1997;洪振寧,1998;蔡克驕,1999;李慶朋,1999;陳中權,1999等)。李永剛、祝青的研究揭示了文化傳統等非正式制度對中小企業集群競爭力的巨大意義,認為歷史上的民間商業傳統,以血緣、親緣和地緣為紐帶的人文網絡促使了浙江中小企業集群的形成(李永剛、祝青,2000,李永剛,2002,2003)。朱康對(1999,2002,2004)結合我國漸進改革的實際,從制度變遷的視角探討了浙江小企業群落的形成機制。史晉川等(2001)則在制度變遷分析的基礎上對塊狀經濟發達的溫州模式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徐維祥(2001,2003)將浙江企業集群的地理分布與各地的資源稟賦條件聯系起來,并對企業集群的發展績效進行了實證分析,描繪了一幅浙江省企業集群發展的整體圖景。陸立軍、白小虎(2000)的研究表明由于歷史或者地理因素,小企業集群選擇了某個特色產業。金祥榮、朱希偉(2002)認為任何產業的發展都存在產業特定性要素和重疊性要素的競爭,而企業集群的生成和演化可以用特定性要素在特定地理空間的大規模聚集來解釋。符正平(2002)分析了企業集群形成的供給因素、需求因素和社會歷史因素,強調了網絡效應在企業集群形成過程中的作用,認為地方公共產品的有效供給是集群形成和發展的重要條件。徐康寧指出(2001)我國典型的產業集群的形成和經濟開放度有著內在的邏輯聯系,一個典型的產業集群的形成至少要具備三個必要條件:①資本在某一區域內實現較快的集中,勞動力和產業技術充分自由地流動,并實現與資本的自由組合;②市場的充分供給,即有市場能充分接納在產業集群區生產的大量產品;③當地的制度(包括政府的政策、商業習慣和競爭文化)允許并鼓勵這種集群現象。在分析上述條件的基礎上,他提出中國產業集群現象的一個假說,即凡是經濟開放程度較高的地區,產業集群特征就比較突出;凡是經濟相對封閉的地區,產業集群現象就較弱,即使有也幾乎完全是資源性的產業。在中國的經濟轉型期間,經濟的開放性成為產業集群的必要條件。許慶瑞、毛凱軍(2002)分析了企業集群形成的核心條件和輔助條件,核心條件包括產品和服務具有較長的價值鏈、全球化的市場和知識導向的區域,而完善的輔助性機構和良好的社會資本則是集群形成的輔助條件。孫洛平、徐勇(2004)指出低價競爭是企業集群的主要特征,這個特征主要決定于人們的短期邊際定價行為,但定價優勢并不能必然導致企業集群產生,還要考慮企業集群的狀態鎖定特征。馮邦彥、王鶴(2004)發展了一個集群生成的選址模型,指出企業集群的形成最初源于同類型企業的選址決定。在相同選址函數作用下,同類型企業選擇同一區域進行生產,形成了產業圈層布局,進而在一些特定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形成產業集群。楊靜文等(2004)分析了企業集群的創業機制,從微觀層面闡明創業機制在集群發育、成長中的作用,并提出了改善集群創業機制的政策建議。3企業集群的競爭優勢
企業集群的競爭優勢也是國內研究的一個主要內容,一些文獻綜合地討論了集群競爭優勢是來源。孟慶民、楊開忠(2001)認為產業集聚是規模經濟、范圍經濟和外部經濟共同作用的結果,集群內部良好的合作機制和外部制度環境是集群得以存在和發展的原因(江征,2002)。魏守華、石碧華(2002)從直接經濟要素和非直接經濟要素兩個方面分析了集群的競爭優勢,指出直接經濟要素包括生產成本優勢、基于質量基礎的產品差異化優勢、區域營銷優勢和市場競爭優勢,而非直接經濟要素主要是指區域的創新能力。李小建、李二玲(2002)認為各層次的規模收益遞增、可流動的生產要素和較低的貿易成本是產業集聚發生的三大要素,是集群競爭力的來源。石憶邵(2001)將企業集群的崛起概括為五種機制作用的結果:①人文環境的傳導和更新機制;②企業群落和市場群落的協同互動機制;③可選擇并聯耦合機制;④價值鏈與技術傳遞鏈的整合機制;⑤地方政府的扶持推動機制。王緝慈、童昕(2001)認為產業集聚的機理和競爭力可以從經濟學、社會學和創新學的角度進行綜合分析。從經濟學角度看,產業集聚可以帶來外部經濟,包括外部規模經濟和外部范圍經濟,不同企業分享公共基礎設施和專業技術勞動力資源,大大節約了生產成本,促進了企業之間的分工和生產靈活性。從經濟社會學的角度看,企業集群內部一般具有良好的信任關系和保障這種信任關系的社會制度安排,從而積累社會資本,降低交易費用。從創新學的角度看,相關企業集聚可以促進專業知識,尤其是隱含經驗類知識的傳播和創新擴散。
有些學者著重從創新的角度論證企業集群的競爭優勢。賈根良、張峰(2001)通過對丹麥和芬蘭家具業發展經驗的分析,強調了學習與持續創新能力同樣是傳統產業通過地理集聚獲取全球競爭力的關鍵因素,并對我國傳統產業如何創建地方專業化生產體系提供了相應的政策建議。李新春(2000)指出專業鎮是一種建立在地區競爭優勢基礎之上的產品制造和服務企業創新網絡,其經濟積聚效應吸引大量中小企業圍繞特定產業而創業,企業之間密切的相互合作、競爭與學習使得專業鎮的發展保持動態的創新活力。蓋文啟(1999,2002)探討了產業集聚、創新網絡和區域經濟發展的關系,正是基于集群內形成的創新網絡整體的作用,產業集群才能保持不斷的創新優勢和競爭優勢。魏江(2003)分析了產業集群創新系統和技術學習問題,揭示了集群內部的技術學習范式和技術能力增長機理。
還有一些文獻從企業網絡理論的角度來探討企業集群的競爭優勢,內容涵蓋了經濟學和社會學分析。朱海就、陸立軍等(2004)認為產業集群競爭力的差異與企業網絡的組織化程度有關,由于網絡組織化程度的高低會影響企業間集體學習的效率,因此產業集群能力高的地區,網絡的組織化程度往往也較高,網絡的組織化程度與信任、合作、能力的異質性與互補性等因素有關。王珺(1999)分析了以外來資本為中心、以全球商品鏈為連接方式的中小企業專業網絡化的發展,指出中小企業專業化合作網絡的形成提高了企業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集群企業擁有網絡資本,它對那些個人社會關系資本薄弱的中小企業來說意義重大,隨著集群的發展這種網絡資本在逐步強化,成為影響中小企業成長的重要力量(2003)。王緝慈(2001)從整體上將集群看成一個創新網絡,并總結了影響集群創新網絡形成的因素:①區位與空間因素,大量專業化企業在大城市郊區或中小城市集聚成群,可以較容易地獲得柔性勞動力;②社會文化因素,區內企業主或工人之間具有相同的或近似的社會文化背景,企業在專業化分工和市場競爭過程中,建立了密切合作關系。同時,區域內共享的社會行為有利于促進隱含經驗類知識的傳播,而隱含經驗類知識往往在創新發生過程中發揮著關鍵性的作用。③產業組織因素,區內經濟主體之間進行著商品、服務、信息、勞動力等市場或非市場的交換,企業之間形成了柔性的動態合作與競爭關系,不僅能增強企業獨立生存的能力,而且使企業具有較強的市場適應性和創新性。④公共機構與組織支撐因素,專業化的企業與當地教育、培訓、研究機構,中介服務組織以及公共機構形成一種網絡,共同促進區域的發展。李新春(2002)在考察珠江三角洲企業集群的基礎上,認為企業集群是一種企業組織協調方式,其關系治理主要是通過企業家實現的,他強調以社會關系為基礎的企業家協調網絡和創新在集群發展中的重要作用。
4關于集群演進過程的研究
集群并不是一個靜態的結構,現實中每個集群都有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集群的成長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特征,不同階段中集群的內在特征和機制是有所差異的,有時集群發展的階段性特征是理解區域經濟發展差異的關鍵。
朱康對(1999)指出,企業集群處于不斷演進之中,隨著企業集群規模的擴大,各集群的邊緣已經出現了交叉和融合的跡象。在產業群落的演進過程中,由于產業群落內部結構或外部環境的變化,常常會發生從一種群落類型向另一種群落類型的更替。產業群落的更替有兩種模式,即反向更替和正向更替,所謂反向更替,是指由于產業群落的發展與環境不相容,導致了環境條件惡化,從而使產業群落趨向退化、衰落的過程。陸立軍,白小虎(2000)對浙江企業集群發展的分析表明,集群內專業化分工動態演進經歷了三個階段,即從產品生產專業化,到生產工藝專業化,最后是生產服務專業化階段,有時這三個階段在集群中同時并存。在他們的基礎上,汪少華和王慧敏(2003)提出,浙江企業集群發展的第四個階段是從“原生地”成長轉向“異地孵化或克隆”式成長。汪少華、佳蕾(2003)分析了集群成長的四個階段:①第一階段,鄉村集市,以降低企業的交易費用;②第二階段,形成特色塊狀經濟,用范圍經濟來彌補規模經濟的不足;③第三階段,形成以專業市場為中心的空間集聚型企業集群;④第四階段,以產業組織網絡為主要形式的集群。王輯慈(2002)認為,浙江的企業集群經歷了五個發展階段,即地理接近、專業化區域、新產業區、學習型區域和創新環境。胡定寰(2002)的研究表明,我國農村工業經歷了由低到高的四個發展階段,即單一的企業、生產同一種產品的企業群、配套的企業群和擁有巨大企業集團的企業群。
符正平(2002)提出了一個集群成長的兩階段模型,即集群成長的斯密階段與錢德勒階段。集群的斯密階段是指集群的自發形成的初期階段,競爭在原子化企業之間展開,市場價格協調占統治地位。集群成長要邁向高階必須引入現代管理這只看得見的手,由此集群進入錢德勒成長階段,專業鎮內部的傳統企業開始向現代企業轉變,現代管理這只有形之手開始發揮作用,政府的角色也開始介入,中介組織形成并在一些領域起作用。王珺根據集群內部的分工聯系和發展進程,結合廣東省的實際情況多次研究了廣東省專業鎮的演進過程。2000年,他在概括當時專業鎮經濟基本上只具有橫向聯系特征、而缺少縱向專業化分工聯系的基礎上,提出了集群經濟由橫向分工網絡向縱向分工網絡演進的理論假設。2002年,他對原理論進行了補充,將廣東的專業鎮經濟劃分為三個階段:專業市場型、縱向配套型和合作擴張型。2004年他進一步提出了一個關于集群分類和演進的框架,以社會資本和生產方式為兩個維度討論了四種網絡環境、集群類型及其相互間的轉化。
魏江(2003)對集群學習模式進行剖析,并從內部靜態知識積累和成員間動態知識互動兩個維度揭示集群學習模式的類型及其對應的集群空間狀態,提出了集群學習模式的演進路徑。蔡寧、楊閂柱(2004)從集群生命周期理論出發,揭示了企業集群從基于聚集經濟形成的靜態優勢向創新網絡獲得的動態優勢演進的內在機理,并探討了創新網絡的動態競爭優勢以及創新網絡的培育。李勇、史占中、屠梅曾(2004)分析了企業集群的創新能力在不同發展階段的變化:①在萌芽期,群內企業與外部的單個企業相比有更強的創新動力和更好的創新表現;②在成長期,集群比萌芽期更具創新性,創新成本更低;③由于內在僵化和由道德風險、機會主義等引起的網絡成本,在成熟階段企業集群的創新能力開始減退、創新成本增大,在衰落階段,集群將喪失其創新優勢。朱方偉、高暢、王國紅(2004)從產業集群的核心要素角度,提出了從傳統產業集群到高技術產業集群的發展是圍繞生產要素而演進的規律,并分析了演進的動因。5結語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我國市場經濟體制的逐步深化,中小企業集群以其強大的生命力對區域經濟發展作出了越來越重要的貢獻,有力地推動了區域經濟融入世界生產體系、參與全球競爭的進程。在我國浙江、江蘇和廣東等沿海省份,企業集群的工業產值所占比重也節節上升,據不完全統計,在廣東目前特色產業集群工業產值占全省工業總產值的三分之一強。與蓬勃發展的實踐相比,關于集群的理論研究似乎有點脫節。根據我們對文獻的簡單回顧,目前國內的企業集群研究還沒有形成清晰的理論主線,基本上沒有形成系統的分析框架。目前的研究成果多是研究論文的形式,有分量的專著不多,尤其是深入的案例研究不多,今后有必要進一步推動企業集群的理論研究和實際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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