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的消費經濟思想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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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的消費經濟思想，在中國消費經濟思想史上獨具一格。墨子的消費經濟思想以節用論為核心。他提出打破等級界限的普遍的消費標準；主張以發展生產保證消費；警告統治者要全面實行節用以保證多數人的長遠消費；闡明應加強消費品的積累而應時之急。因此，墨子提出“三患論”，揭露戰爭頻仍的戰國年間，人民沒有起碼消費保證。墨子的消費經濟思想，反映了戰亂時代廣大人民企盼衣食無虧、安居樂業的強烈愿望，帶有小生產者的理想色彩。墨子提出的節用論，在今天仍有啟發意義與借鑒價值，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自上而下地實行節儉，反對鋪張浪費。

一、提出打破等級界限的消費標準

在消費問題上，墨子主張打破等級界限，以滿足社會多數人的消費需求。為此，他提出一個普遍的消費標準：

1．飲食。“足以充虛繼氣，強股肱，耳目聰明，則止。不極五味之調，芬香之和，不致遠國珍怪異物”（1）。只要能夠充饑補氣，強壯手腳，耳聰目明就行了，不講究五味調和、氣味芳香，不招致遠國珍貴奇怪的食物。

2．衣服。“冬以圉寒，夏以圉暑。凡為衣裳之道，冬加溫，夏加清”（2）“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3）。衣服，冬天用來御寒，夏天用來御暑。凡是縫制衣服的原則，冬天增加溫暖，夏天增加涼爽；身體合適，肌膚舒服就夠了，并不是夸耀耳目，炫動愚民。

3．房屋。“冬以圉風寒，夏以圉暑雨，有盜賊加固者”（4），“其中蠲潔可以祭祀，宮墻足以為男女之別”（5）。房屋，冬天用來抵御風寒，夏天用來防暑熱和風雨，有盜賊侵略能夠增加防守的堅固，室內清潔衛生，可以進持祭祀，壁墻足以使男女分別生活，就可以了。

4．交通。“車以行陵陸，舟以行川谷，以通四方之利。凡為舟車之道，加輕以利”（6），可以“任重致遠”（7）。車用來走陸地，船用來行水路，使各地溝通交流。制造車船的原則，就是堅固輕快，可以運重物，行遠路。

5．用品。“凡天下群百工，輪車[革貴]匏，陶冶梓匠，使各從事其所能。曰：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8）。即一切器物用品應由該業工匠盡其能予以制造，以滿足人們的生活需要即可。

總之，“凡其為此物也，無不加用而為者”（9）。在衣、食、住、行、用諸方面的消費，總的原則是有益于實用。墨子還把這些衣、食、住、行、用方面的消費標準說成“圣王之法”，并把它同當今之主的窮奢極侈的生活相對比，說明這一標準是對所有人的適度消費標準。墨子提出的消費標準，同儒家“用之以禮”嚴格等級消費標準，是大相徑庭的。從當時社會經濟的實際情況看，對統治階級，這一消費標準是低水平，他們是不愿、也從未遵循的；對廣大民眾，在生產力發展有限、社會分裂動亂的形勢下，又是高水平，是難以企及的。

二、主張以發展生產保證消費、提高消費水平

墨了強調社會消費必須建立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要求消費水平必須以生產發展狀況相適應。“為”和“食”即生產和消費二者的關系，如果“為者疾，食者眾，則歲無豐”（10）。生產的人少，吃飯的人多，就不可能有豐裕年景。因此，要保證和提高消費，必須努力發展生產。墨子常常“昭昭然為天下憂不足”（11），怕生產滿足不了消費而憂心忡忡。他強調應積極加強社會主要消費品的生產，指出：

凡五谷者，民之所仰也，君之所以為養也。故民無仰則君無養，民無食則不可事。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12）。

五谷是人民所賴以生存的，也是國君維護其統治地位的物質基礎。人民一旦沒有吃的，就不可役使。所以，田地不能不盡力耕作，糧食不能不加緊生產。

為了實現理想的社會經濟狀況，保證民眾的消費，墨子抬出古代圣王賢君的治績加以稱頌，以為榜樣：

（堯）乃名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哲民維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隆播種，農殖嘉谷。三后成功，維假于民（13）。

堯命伯夷、禹、稷三君，憂慮勤勞百姓之事：伯夷制定法典，用刑律約束百姓；大禹治平水土，確定山川的名稱；稷教導百姓播種，努力生產糧食。他們的成功，大大造福人民。使“萬民被其利，終身無已”（14）。這是說給統治者：必以此為務！

墨子同時主張，消費水平應隨著生產發展而不斷提高：“飲食必常飽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麗，居必常安然后求樂”（15）。生活諸方面應力求從儉，待生產發展，富裕之后，是可以逐步提高生活水平的。只是因為統治者的奢侈淫靡，將社會財富消耗殆盡，百姓欲求維持僅能生存的消費標準而不能，所以這一提高消費標準的主張就難以上談。

三、提出節用以保證多數人的長遠消費

節用論在墨子經濟思想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圣人為政一國，一國可倍也；大之為政天下，天下可倍也。其倍之，非外取地也，因其國家去其無用之費，足以倍之”（16）。墨子認為，圣人治國、理天下，財利可以加倍增長。加倍增長的辦法不是對外掠奪土地，而是根據社會經濟情況，節約不必要的費用。節用即可使財富“一國倍之”、“天下倍之”，從而保證社會多數人的長遠消費。

崇儉或節用是先秦各學派較普遍的主張，但各派此主張在性質和特點方面互不相同。儒家的崇儉或節用思想最突出的特點是它的等級性，而且側重點在反對較低等級的人于消費方面的僭越即超過等級消費標準的行為。與之相反，墨子把節用作為對一切等級人的共同要求，既反對“奢侈之君”，也譴責“淫僻之民”（17）；既勸告圣王人君應當“用財節，自養儉”（18），也要求一般民眾不可“惡恭儉”、“貪飲食”（19）。但主要鋒芒，還是指向統治階級上層，指向他們揮霍無度的寄生消費。墨子認為，統治階級上層的奢侈消費，會使“左右象之”（20），上行下效，造成淫侈的社會風氣，其后果就是“厚作斂于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21），使廣大人民更加貧困。“饑寒并至”（22），何談維持適度的消費標準！因此，他要求統治階級上層天子、諸侯、王公大人，在消費方面實行全面的節儉：“為宮室不可不節”，“為衣服不可不節”，“為食飲不可不節”，“為舟車不可不節”（23）。平時注意消費方面的節用，發生災荒時，統治階級上層應首先降低消費標準：

一谷不收謂之饉，二谷不收謂之旱，三谷不收謂之兇，四谷不收謂之饋（匱），五谷不收謂之饑。歲饉，則仕者大夫以下，皆損祿五分之一；旱，則損五分之二；兇，則損五分之三；饋，則損五分之四；饑，則盡無祿，廩食而已。故兇饑存乎國人，則君徹鼎食五分之五（三）（24）。

災情各異，輕重不一，統治者應視災情降低消費標準：遇上饉年，做官的自大夫以下減去俸祿的1／5；旱年，減去2／5；兇年，減去3／5；饋（匱）年，減去4／5；饑年，免去全部俸祿，只供給飯吃。所以，國家遇上兇饑年歲，大家面臨饑餓的威脅，國君也要撤掉鼎食的3／5。墨子更明確提出：

有去大人之好聚珠玉、鳥獸、犬馬以益衣裳、宮室、甲盾五兵、舟車之數，于數倍乎？若則不難（25）。

如果把生產上層人物的奢侈品所用的人力、物力轉用于生產民生必需品，就不難使一國財富加倍，就不難滿足普通百姓的消費需求。顯然，墨子不是讓普通百姓省去“口中食”，而是要國君、大夫等整個統治集團減少鼎中甘肥、盤中珍饈，是要限制、減損統治階級的奢侈靡費以增加人民所消費的生產必需品，維護下層人民的長遠消費，改善普遍百姓尤其是小生產者的生活狀況，所謂“損有余以補不足”。

“節儉則倡，淫佚則亡”（26），墨子把節用看作是有關國家存亡的大事，反復警告統治者，如果在宮室、衣服、飲食、舟車、蓄私諸方面“不節”，讓“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27）的消費狀況繼續向兩極分化，那么，他們將如杰、紂國破身亡，自食惡果。

四、揭露“三患”使百姓沒有起碼的消費保證

墨子的理論不會為統治者所接受，不會改變統治者的治政、行事、生活：

以其極賞，以賜無功；虛其府庫，以備車馬、衣裘、奇怪；苦其徒役，以治宮室觀樂；死又厚為棺槨，多為衣裘。生時治臺榭，死又修墳墓。故民苦于外，府庫單（殫）于內，上不厭其樂，下不堪其苦（28）。用最高的獎賞賜給無功之人；耗盡國庫的儲備置辦車馬、衣裘和稀奇之物；拿役卒和奴隸的血汗、生命去建造宮室和游觀之所。活著時修造臺榭，死后又做厚重的棺槨，制很多衣服，修造墳墓。民力用盡，民財耗竭，使得百姓沒有起碼的消費保證：“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真“民之巨患也”（29）。為此，墨子大聲疾呼，“必使饑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30）。

為了解決“三患”，墨子主張：其一，“以尚賢使能為政”，實行賢人政治，使賢者治國為官，則“國家治而刑法正”，“官府實而財不散”（31），“民無饑而不得食，寒而不得衣，勞而不得息，亂而不得治者”（32）。其二，統治者應節約費用，減少浪費；短喪薄葬，停止樂舞；遇有災荒，當削減官俸，精簡國家機構，加強社會救濟。這樣，則可“食饑息勞，將養其萬民”（33），保證社會多數人的起碼消費，保證普通百姓的生存。其三，社會各階級、各階層，按照盡其能、平均互補的模式進行消費：“有利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墨子認為，此說得行，“則饑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社會安定，百姓樂業（34）。

墨子的“三患論”，反映了戰國時期廣大人民在戰亂中遭受的深重災難，表現了墨子深味時艱、憂國憂民的博大胸懷，以及關心人民疾苦、以拯救百姓、兼利眾生為己任的人道主義精神。

五、加強消費品的積累而應時之急

墨子主張，一個國家應加強消費品的積累，即有“國備”，作到有備無患。這是因為：

故雖上世之圣王，豈能使五谷常收而水旱不至哉？然而無凍餒之民者，何也？其力時急而自養儉也。故《夏書》曰：“禹七年水。”《殷書》曰：“湯五年旱。”此其離兇餓甚矣。然而民不凍餓者，何也？其生財密，其用之節也。故倉無備粟，不可以待兇饑；庫無備兵，只有義不能征無義……（35）自然災害、戰爭動亂，“此無世而不常有之”（36），因此，要“備粟”、“備兵”。上世圣王也并非無水旱之災，永是豐年，卻“無凍餓之民”，是因為他們務耕種，而自奉儉樸，有剩余積累；禹、湯遭受特大水旱災害，卻“民不凍餓”，是因為他們生產的財用多，而使用很節儉，有充足的儲備。

有備無患，無備則亡。墨子以歷史事實印證也這個論點：杰、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卻“滅亡于百里之君”，只是因為他們“有富貴而不為備”。結論是：“備者，國之重也”，“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37）。消費品的積累，各項物資的儲備，是治國要務。如果沒有一定數量的積累、儲備，一旦有戰亂或災荒，國將不國，家將不堪。

六、帶有小生產者的理想色彩

在先秦諸子中，墨子的消費經濟思想是較為進步的，然而統治階段并不欣賞。《墨子•貴義》篇載：

子墨子南游于楚，見楚惠王。獻書，惠王受而讀之，曰：“良書！”不用，使穆賀以老辭。穆賀見子墨子，子墨子說穆賀；穆賀大說，謂子墨子曰：“子之言則誠善矣，而君，天下之大王也，毋乃曰‘賊人’之所為而不用乎？”楚惠王只稱贊墨子書為“良書”，卻不采用，只是出于禮貌，派穆賀婉言辭謝，這說明墨子的主張不合于統治者的需要，不大受統治者的歡迎。

首先，統治階級不愿放棄奢侈淫靡的生活方式，不會主動降低其消費標準：“為美食芻豢蒸炙魚鱉”，“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以為錦繡文彩靡曼之衣”，“以為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飾車以文彩，飾舟以刻鏤”，（38），等等。統治階級不但“口欲窮芻豢之味”，而且“耳目欲極聲色之好，”（39）：“造為樂器”，“以為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撞巨釧，擊鳴鼓，彈琴瑟，吹竽笙而揚于戚”（40），窮奢極欲、醉生夢死。活著奢侈浪費，暴殄天物，死了還要厚葬，繼續吞噬百姓用血汗和生命創造的財富：“棺槨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文繡必繁，丘隴必巨”，甚至于殘無人道地數十、數百地殺殉（41）。如此揮霍靡費，必然“厚作斂于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42），使百姓“饑寒并至”。

奢侈淫靡的生活方式，殘酷的剝削和壓迫老百姓，這是統治階級的本性。墨子縱“戶說以眇論，終不能化”（43），

其次，春秋、戰國時期的動亂、紛爭，是新舊生產關系替代的決戰，是你死我活的階級大搏斗。奴隸主階級與新興地主階級不可能兼相愛而停止爭戰攻伐。頻繁的爭戰攻伐破壞了生產，給人民帶來深重災難：“春則廢民耕稼樹藝，秋則廢民獲斂”，“百姓饑寒凍餒而死者，不可勝數。……與其涂道之修遠，糧食輟絕而不繼，百姓死者，不可勝數也；與其居處之不安，食飯（飲）之不時，饑飽之不節，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勝數。喪師多不可勝數，喪失盡不可勝計……”（44）。戰爭是殘酷的，然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統一是必然趨勢，而實行統一，就不可能避免兼并戰爭。所以，才有齊、晉、楚、越這些“天下好戰之國”間無休止的爭奪廝殺。

其三，墨子理想的消費模式是“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而統治者卻“賞不當賢”，“罰不當暴”，致使“百姓皆攸心解體，沮以為善：垂其股肱之力，而不相勞來也；腐臭余財，而不相分資也”（45）。因此，墨子理想的消費模式，是難以貫徹于社會消費生活的。

總之，墨子的消費主張，帶有小生產者的理想色彩，在那個時代，以致整個階級社會，都是不可能實現的。

七、啟發意義與借鑒價值

在今天，墨子的消費經濟思想，對發展經濟、建設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仍有啟發意義與借鑒價值。

（一）遏制消費的兩極分化

墨子提出打破等級界限的消費標準，意在滿足社會多數人的消費需求；也只有如此，才能保持社會的穩定，促進社會的發展。“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雖欲無亂，不可得也”。試想，一個貧富有天淵巨懸的社會，一部分人揮金如土以填欲壑，而另一部分人卻求溫飽而難得，怎么會有安定的社會秩序？況且，社會主義制度就是要最大限度地解決生產力，提供盡可能豐富的物質和精神財富，使廣大人民群眾共同富裕起來。當然，消費的高低是由分配的多少決定的，要解決消費的不合理現象，遏制消費的兩極分化，必須先解決社會分配不公的問題。

（二）消費水平的提高要以生產發展為基礎

墨子認識到生產與消費的關系，主張以發展生產為基礎提高消費水平。消費經濟學向我們表明：物質資料的生產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人類要生存，就要消費生活資料；而要取得供人類消費的生活資料，就要從事物質資料的生產。生產和消費是矛盾的對立統一，二者互相依賴，又互相制約。因此，消費水平必須與生產發展狀況相適應。近幾年，在我國涌起一股“高消費”熱，酒店、歌舞廳遍地開花，精品屋鱗次櫛比，高檔商品雄踞要津。這種情況，把人們的注意力引導在物欲的享受和滿足上，造成一部分人，尤其是一部分青少年“不講奉獻，先要索取”的心態；同時，還引發了錢權交易的腐敗現象。誠然，高檔的消費也是一種自然正當的需要，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產物。但應認識到，我們國家還不怎么富裕；如果同社會發展不相適應，超前地倡導享受型、奢侈型的高消費，就會產生反作用力，發生負效應，嚴重阻礙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

（三）自上而下地實行節儉，反對浪費

墨子節用論的鋒芒主要是向上的而不是向下的，是以限制統治階級上層的寄生消費為主要要求的。他認為，奢靡無度，暴殄資財，統治者是始作俑者，淫侈的社會風氣是由上層統治者一手造成的。上有好者，下必效之。“昔者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故文公之臣，皆牂羊之裘，韋以帶劍，練帛之冠，入以見君，出以踐朝”。“楚靈王好土細要，故靈王臣皆以一飯為節，脅息然后帶，扶墻然后起。比期年，朝有黧黑之色”（46）。上層的示范、影響，即是有力的導向。因此，墨子要求天子、諸侯、王公大人“節于身，誨于民”（47），以身作則，教育民眾，全面實行節用。這樣才能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富國利民。

今天，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勤儉節約作為一種經濟法則和道德規范，仍然是必要的。在此，僅以兩個簡單的例子印證。一曰公款吃喝。據國家統計局測算，全國大中型酒店60％至80％的營業收入來自公款，達1000億元。檔次不斷升級，“雞魚鴨趕下臺，烏龜王八爬上來”；4位數一桌酒席成“家常便飯”，上萬元一頓的佳肴屢見不鮮。有一個貧困縣，每年吃國家財政補帖4500萬元，可公款吃喝竟用去980萬元。二曰集團消費。1993年達800億元。一些黨政機關和企業追求高消費，競相購置高級轎車、電話、空調、彩電。據統計，1993年1月至10月份，我國集團非生活消費按最保守估計，僅黨政機關和各類企業更新、購置轎車達500億元；空調總銷量的88．2％為集團購買；名煙名酒集團消費在200億元。如此巨額奢侈型集團消費，不但加重了財政和企業的負擔，而且成為觸發物價上漲的強勁引擎，如不盡快糾正，將嚴重影響市場經濟的發展。鑒此，黨政機關，領導干部，要以身作則，自上而下地實行節儉，反對鋪張浪費。

〈注釋〉

（1）（5）（8）《墨子•節用中》。

（2）（4）（6）（9）（16）（25）《墨子•節用上》。

（3）（7）（17）（18）（20）（21）（22）（23）（26）（27）（38）（42）（47）《墨子•辭過》。

（10）（12）（24）（28）（35）（37）《墨子•七患》。

（11）《荀子•富國》。

（13）（14）（31）（32）（33）《墨子•尚賢中》。

（15）劉向《說苑•反質》。

（19）《墨子•非命中》。（36）《荀子•天論》。

（29）（40）《墨子•非樂上》。（30）《墨子•非命下》。

（34）（35）《墨子•尚賢下》。

（39）（43）《史記•貨殖列傳》

（41）《墨子•節葬下》。（44）《墨子•非攻中》。

（46）《墨子•兼愛中》。

出處：北京經濟瞭望199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