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談進入WTO對中國政府文化的沖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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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本文在廓清文化資源概念的基礎上結合地方政府這一主體的特性，從理論上確定了地方政府文化資源的所指。然后從六個方面，結合具體的情況，從觀念、設施和產品三個層面大致列舉了地方政府文化資源的范圍。考慮到加入WTO的新境遇，在前述基礎上，文章簡要展望了它對我國地方政府文化資源可能造成的沖擊，因而今后地方政府的文化資源將面臨一個重整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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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方政府文化資源的內涵和范圍

（一）當文化成為一種資源——“文化資源”概念界說

“文化資源”是從文化的功能上說的，意味著它是一種可支配的資源，可以對擁有它的主體產生影響并制約其活動方式及活動的深廣度——這是它作為一種資源的最重要的方面。考慮到文化的內涵[1]，可以將“文化資源”分為三個層次：一，社會心理和精神氣質的層次，即觀念層次，主要體現為哲學、宗教和道德的層面；二，文化生產的層次，體現為各類文化活動，大致包括文化藝術和自然科學技術的生產兩大類；三，文化品的層次，包括各種器物和成品，文化品是可以直接供各主體消費的對象。需要說明的是，第二和第三層次中的部分內容，也可以歸于經濟資源和人力資源中，但本文是從文化的角度來作的概括，并不與其他方面矛盾或重復。

第一層次比較抽象，通常是在長期的社會發展和文化發展中形成的獨具特色的認知（包括知識、道德和宗教）傳統，思維方式，生活方式，風俗習慣和精神風貌，等等。它是無形的，但其作用卻是非常巨大的，所謂“傳統的力量”往往就來自于這一層次。但對于這一傳統，文化主體同樣不是消極被動的，在充分掌握這一層次的文化特點之后，可以因勢利導，使自己的思維和行為方式符合文化慣性的要求，從而提高其行動的效率，這時文化也就成為一種無形資源。這一層次的文化成為資源的另一種情況是，行為主體可以依據對既有文化的理解，并按照現實和發展規劃的需要創新文化，改革舊文化，即形成新的風貌，這種新的風貌本身則成為主體可以支配的有力資源。

第二個層次，即文化生產的層次。主要強調主體的文化生產能量。文化不是單純的既有存在，表現在現實的層面上，它同時是一種生產活動，與物質生產相對應。正是從這一意義上講，文化是生產力的一部分。就社會現實而言，按照一定的要求為實現某種目標而進行的各類文化活動，都是對文化進行保護、復制和創造的范疇，因而可以籠統地歸于文化活動。文化活動的社會效益，鮮明地體現著文化的功能。這又與文化的生產設施，文化主體的價值取向和實施方式緊密結合在一起。所以從這一層次衡量每一主體文化資源的質和量，可以從三個方面展開：既有文化生產設施的種類和數量，既有文化生產設施的質量和實際生產能力，既有文化生產設施的創新能力和發展前景。必須說明，這里的文化生產概念是很寬泛的，本文所指的生產包括與文化有關的各類活動。文化的生產能量直接關系到其主體的活動范圍和自由度，因而成為一種顯明的政府資源。

第三個層次，即文化品的層次。文化品既包括歷史遺留下來的文化器物，如文物古跡，也包括新近生產的成品，如書籍，音像，報紙，廣播電視，信息，等等制造品。這是比較低的文化層次，卻是最具確定性和可量化的特點。我們對前述第一層次文化資源的鑒定和體認，對第二層次文化資源的實際考量，都離不開從器物的層面出發。其質和量，風格和多樣性都與各文化密切相關。假定人、人群、以及政府這樣一個特殊的組織實體可以作為文化的主體，則任一文化主體所造成和能支配的器物及成品的能量，最能直接地體現各主體的文化資源擁有狀況。

上述三個層次之間的界限是相對的，它們之間也互相依賴，緊密聯系。只是為了認識和分析的方便，本文才將文化資源分三個層次。這一分層決定著下文對地方政府文化資源的內涵界定和分類展示。

（二）“地方政府文化資源”的概念界說

之所以提出“地方政府文化資源”這一概念，是從地方政府和文化資源二者間的相關性而來的。眾所周知，自古以來，從地方政府的實力，行為風格，到中國政治的發展都深深受到不同地域文化的影響。近現代以來，文化發達的南方如廣東，上海，湖南，北京，在地方政治發展方面就突出地顯示了地方政府的獨立性，能動性和地方特色。當代，1978年以后中國也凸現了帶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典型發展模式，如：溫州模式，蘇南模式，浙江村模式。這都說明了二者之間的相關性。從微觀的角度看，地方文化或者地方所處的文化環境，對地方政治人物，特別是地方首長的價值觀念、思維方式和行為特征都具有一定的塑造作用。

前文已對文化資源的概念作了分析，具體到本文中心所論的地方政府文化資源，其概念界定須結合如下兩個方面來考慮。這里講的“文化”既非時下過于泛化的“文化”之意，亦非僅僅指狹隘的文學藝術之意義上的“文化”。這里的文化是指作為一種資源的文化，強調的是它對行為主體的約束和影響。其主體又是地方政府這一特殊的組織實體，其掌控的文化資源范圍雖然很廣泛，但卻是比較具體的，也有其獨特的范圍。對地方政府來說，其面臨的文化環境，可動用的文化設施，可支配的文化產品，都是對其行為深有影響的文化因素，其作用主要在于:對地方政府行為考量的邊界約束及其對地方政府行為方式的塑造，等等。因而可稱其為地方政府的文化資源。

本文所論的地方政府是相對于中央政府而言的，從省（直轄市、自治區）到縣到鄉各行政級別的政府，都屬于地方政府的范圍，對每一層次的地方政府而言，都可以從三個層次逐一廓清其文化資源狀況。這三個層次，與前文所述的三個層次相對應：風貌層次，設施層次和產品層次。一個地方政府所轄區域，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地方政府的權力所及的文化范圍中的傳統、風俗習慣、總體的文化風貌是第一層次。它主要抽象地制約地方政府的行為特征，并塑造地方政府的外在形象。同時成為一種無形的輻射力量。論述這一層次的主要是下文的第一部分“歷史文化資源”。從第二至第六部分，分別概括了地方政府文化資源所能涉及的范疇。這些概括主要是從設施和產品特別是設施的角度來考查的。之所以如此處理，是考慮到設施是一個比較硬性的指標，易于觀察。對文化資源的各種分析可以在此基礎上展開。加入WTO對地方政府文化資源的沖擊也是就這些方面而言的，這有別于籠統的泛泛而論。

（三）地方政府文化資源的范圍

就筆者理解，對地方政府有影響的文化資源主要有以下幾個大的方面：

1，歷史文化資源

中國各地差異懸殊，從歷史傳承上來看，各地在社會風尚、居民的道德水準、行為方式等方面形成了各自的風格。從大的區域來看，中國文化以漢文化為主體，分布有不同區域文化形態，主要有燕趙文化、秦晉文化、中原文化、齊魯文化、荊楚文化、巴蜀文化、兩淮文化、吳越文化、江西文化、閩臺文化、嶺南文化、云貴文化、關東文化、草原文化、西域文化和青藏文化。區域文化影響社會政治過程，并表現為對各地政府的認同感的強弱和對政治改革的心理承受程度，從而成為地方政府面臨的“文化環境”。更重要的，地方政府可以因勢利導，將此種文化轉變為政治能量的社會基礎，將自身的權威合法性和地方性建基于其上，因而它也就成為了一種政府資源。地方歷史文化影響政府活動這一點在中國古代體現得比較明顯。在加入WTO后這一點會受到首當其沖的挑戰，即所謂的全球價值和“地方性知識”間的沖突。

同時，這一點也關系到各地在外的聲譽與形象，從而成為各地吸引外地的無形資源，從而成為各地的輻射能量。

最后,不可忽視的是,具有深厚或特色歷史文化資源的地方,在當今市場化條件下,可以轉化為旅游資源（這同時也是一種經濟資源）。在這一點上，風景名勝資源就是一例子。風景名勝資源是國家歷史遺產資源的一部分，具有遺產保護、生態環境、科學研究和旅游發展等多重價值。我國風景名勝區保護工作1979年啟動，1985年國務院頒布《風景名勝區管理條例》，明確風景名勝區保護列入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的工作職責[1]。目前，我國有國家級風景名勝區119處，省級縣級自然風景名勝區558處，總面積約9.6萬平方公里，占國土面積的1%，其中有16處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自然與歷史文化遺產[2]。可以想見，這些歷史文化遺產不僅是地方政府工作的對象，而且可以轉化為旅游資源，增加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對地方的經濟發展和文化建設，也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最后一點，認清歷史文化在經濟活動中的長遠效應和競爭力，是地方政府必須學習、掌握和運用的重要課題。在這種情況下，歷史文化資源和經濟資源是緊密結合在一起的，關鍵要看地方政府和商家的眼光了。

2，教育資源

當今世界，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知識經濟已見端倪，國力競爭日趨激烈，而其歸結點在于人才和教育。對各地方政府來說，教育在其社會發展中處于基礎性地位，特別是基礎教育，越來越具有公共品的性質，其經濟的強弱和社會發展的面貌越來越取決于教育的發展和勞動者的素質，取決于各類人才的質量和數量。因而教育資源對地方政府的影響極其重大。

具體的說，可從教育設施和教育成果兩個方面考察各地的教育資源。對地方政府作用明顯的教育設施主要包括：已有的教育設施，按學校類別分，可分為幼兒學校，小學（包括普通小學、農村小學和成人小學），中學（包括普通中學、高級中學、完全中學、初級中學、成人中學、職業中學），高等學校（包括普通高等學校和成人高等學校），中等專業學校（包括中等技術學校、中等師范學校和成人中專學校），技工學校，特殊教育學校，等等學校的數量，規模和質量的總體狀況。另一方面是這些學校的硬件設施，包括教室,各教學設備（圖書館，實驗室，資料事，娛樂場所，運動場所和器械，等等）情況。其次是考查財政中的教育資金量。總的來說，各地方政府每年用于教育的財政支出可以比較準確地反映各地教育資源的規模，因為有關教育各方面的開支可以綜合地反應教育資源的規模。教育成果方面，它與當地的總體文化水平直接相關。這一點特別體現在總體受教育狀況上。這又可以從各地普通話的推廣程度和英語的使用程度上得到大致的衡量；本地受教育的人才總量和層次分布，本地受教育者服務于本地的狀況——這一點關系到各地教育資源的流轉方向。

3，地方政府的科技、學術資源

在中國各地方，科學研究基本上是依靠政府的投資行為來完成的。因而在科學研究完成自身的相對獨立性后，它經常體現的往往是政府在特定時期的特定意圖。科技、學術在文化資源體系中居于重要地位。它的研究和發展往往決定著整個社會文化體系的進程。更重要的是，地方政府從科研中得到本地發展的技術支持，完善和充實地方發展的文化含量，并充盈其地方管理的合法性。地方政府的科技、學術資源主要有以下指標：地方財政科技支出，地方科技活動機構，地方科技活動人員，地方政府的科技發展計劃的內容與數量，科技活動的成果及轉化。當然，在地方政府科技、學術資源上，不同地區的地方政府所擁有的科技、學術資源存在著具體的差異，不論是科技學術資源的數量，還是由于政府關注重點而造成的科技學術研究方向都會有較大區別。

4，媒體、輿論資源

地方媒體、輿論資源是地方政府相當重視的資源。在考察這一資源的過程中，與地方政府直接相聯系的文化資源如報紙、廣播電視、互聯網等媒介處于核心的位置。政府不僅可以利用這些資源控制輿論，而且可以控制主流文化的發展方向，并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增強地方政府的合法性。對于這些媒體的考量，主要包括各類媒介的總量、從業人員、財政支出等衡量指標。除此之外，中央頒布的各種相關法規文件也成為各地方政府可資利用的資源，因而也可成為考察的對象。地方政府頒布的法規文件，亦是可供利用的資源。以時下比較熱門的互聯網來說，它作為新興的傳播媒體，對于傳統的傳播媒介提出了挑戰。互聯網的建設是信息化進程的必要準備。信息技術的應用已經成為工業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內容。隨著信息技術、特別是網絡技術的高速發展和廣泛應用，人們的生產、生活、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的改變已經是愈來愈經常的事情。本質上，互聯網作為一種現代的通訊工具，是現代政府越來越重視的內容之一。它不僅本身構成政府獲取信息資源和辦公的工具，也是政府在現代化建設中進行控制、調整社會成員獲取信息的重要手段。這重點體現在電子政府和關于信息建設的法規上。

5，文藝資源

各地方的文藝水平對活躍本地經濟，吸引外來資源，促進本地發展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而且隨著市場化進程的推進，文化本身就成為一種經濟資源。具有地方特色的文藝資源，地方政府的關心扶持的力度和其它影響方式，不僅關系到地方文藝的發展，也關系到地方政府形象的塑造。對地方政府來說，文化建設也是政府政績考核的重要指標。地方政府的文藝資源可從機構設置及其數量、從業人員、經費收支等方面加以考查。

6，民族與宗教文化資源

我國民族地區地域遼闊，歷史悠久，各民族風俗各異，民俗風情資源相當豐富。各民族在民族文藝、風俗習慣等方面具有鮮明的特色。不少民族地區還擁有自己的宗教，其鮮明的社會功能，往往強烈的體現著文化意識形態的東西。地方政府的政策往往要考慮這些背景。中國少數民族眾多，分布廣泛。由于漢族傳統文化較為鮮明，在上述歷史文化資源中基本得到說明，所以考察這一方面的資源重在對少數民族及其文化的考量。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地區往往會形成宗教與民族的交織，進而在文化層面上反映出來。在中國西北和西南各少數民族地區，宗教與民族的歷史、道德規范和生活習慣有密切的關系。如西北有十個少數民族幾乎全部信仰伊斯蘭教，這必然深刻影響其地方政府的行為。在中國，宗教種類的繁多是世界上其他國家少有的。主要有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基督教。各種宗教宗派眾多，研究機構林立，包括以宗教的原因而出名的勝地、寺塔、道觀均是地方政府在資源利用方面的便利。

二，加入WTO對我國地方政府文化資源的沖擊——地方政府文化資源重整的趨勢分析

必須說明的是，前文的分析都是相對的，如果考慮地方政府和地方文化將要面臨的新環境，前文的分析就需作一些調整了。就筆者理解，加入WTO將全面而深遠地影響今后我國地方政府文化資源的狀況，因為加入WTO將伴隨著一個強大的全球化、信息化、市場化和法治化的潮流。這一潮流對地方政府文化資源的內部結構、市場化程度、政府管理體制與管理方式等方面都提出了嚴峻的挑戰，前述六個方面的文化資源將面臨著各自調整的命運。

需要說明的是，本文主要是提出這一問題，以引起有關方面的重視，限于篇幅和知識準備的不足，本文對此問題作出的展望只能是初步的。

綜合地講，有如下幾個方面不容忽視：

（一）隨著加入WTO帶來的全球化趨勢。經濟資本的全球流動，信息的全球化，地方政府的文化資源所受的沖擊將是不可避免的。歷史傳統的保持和地方性的保持會面臨全球化的挑戰。對地方政府文化資源的理解也須調整。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法治導向，即規則導向；利益導向，即經濟原則；和信息透明和開放的導向，都將全面重塑地方政府文化資源的構成和特征。加入WTO以后，全球資本和共通規則也必將入侵各地的文化領域。一方面地方政府能夠動用的文化資源的范圍將改變，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在文化領域中的行為將受到新的約束。因此須依據新的情況對地方政府的文化資源作出新的界定和考量。

個別保存較為完整的傳統文化的地方，要讓傳統文化面對入世顯然不行，主要問題還是如何讓外來文化與傳統文化和當地的文化特色融洽；中國本土文化資源開發利用的進程必然會加快，并帶動起相對滯后的文化法制建設，從而提升各地文化產業的分量，在世界文化市場上爭取重要地位。同時，世貿組織的實質是資本原則，有雄厚的資本就有說話權，所以各地的文化企業要想真正的參與競爭，難度是相當大的。對于這一沖擊，加快對內開放步伐，建立有利于發展的多元化投資體制。逐步取消或降低非國有資金進入文化產業的準入壁壘，對于“入世”談判中承諾給外商的國民待遇和開放領域，首先應對內資、特別是對民營企業開放，真正建立起有利于文化產業發展的多元投資體制。特別是對旅游業這樣的放開的產業，要加大準入的范圍，允許更多的經營者進入。對教育、文化、體育等開始放開的產業，要區分義務教育和非義務教育，基礎研究與非基礎研究，對非義務教育、非基礎研究，應盡快實行市場準入，放開經營，鼓勵社會辦教育、辦研究所、辦體育，培養以民間投資為主體的經營主體，全面激活地方政府的文化資源。最后是對規范化的需求。以廣播、電影、電視、傳輸網絡、網站和報刊為主業，兼營文藝等相關產業是各地方政府傳媒的主要力量。相比之下，國內頂尖的內容提供商的優勢在于貼近市場，熟悉國情；劣勢在于運作不規范，財務制度不健全。國內的內容提供商如果不能盡早進入規范化運作，發展到一定階段就一定會遇到致命的問題。

（二）其次是信息化對地方政府資源提出了新挑戰。可以想見，加入wto后的社會將是一個更為開放的社會，資訊的流動速度和波及的廣度將是前所未有的。這樣，任何一個地方的文化都不可能保持原汁原味的地方性，它必然受到外來文化包括其它地方文化（特別是外國文化）的沖擊。各地方文化之間不僅會出現沖撞，也會出現深廣的融合，這樣以來，在鑒定何為地方政府的文化資源的問題上將會出現界限模糊的困難。同樣的情況會出現在各地文化資源共享這一點上。特別是隨著我國互聯網和各種媒體的高速發展，我們很難清晰地廓清文化資源的歸屬。由于地域因素的影響力對資源來說將越來越弱，一地的文化資源經過流動和全國的范圍信息共享，原有的相當內容已很難說是單純的地方政府的文化資源，而對地方政府產生影響的文化因素并非僅僅來自其轄區，這種情況雖然一直存在，但在加入WTO以后，這一趨勢將越發明顯。例如，前文所述的教育，文藝資源，輿論媒體資源，等方面，都會因為我國更進一步的信息化而出現全國共享的局面。因此狹隘地限定地方政府文化資源也將非常困難。同時，WTO要求信息的公開化和透明度，因而推進廣播、電視、互聯網和報刊雜志等領域的信息化進程，大力發展高速寬帶信息網，重點建設寬帶接入網，促進電信、電視、計算機三網的融合也是非常必要的。

（三）加入WTO對我國地方政府文化資源市場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們知道，在目前，我國的教育、文藝、輿論媒體，還基本處于壟斷經營、管制經營、限制經營的狀態，這影響了它們的發展。對各地方政府而言，加入WTO后其面臨的首要問題就是文化資源的市場化。就市場化而言，主要是市場即經濟的力量將全面重塑我們的社會，包括我們的生活方式，自然也從根本上沖擊著各地的文化資源。以后的文化發展，很難說是純文化性質的，更多是受權力資本和經濟資本的操縱。文化的任何一步推進，都將離不開經濟的目的。而且經濟目標將更直接地影響各地的文化取向，并最終形成比較趨同的市場化的文化特征。同時，在全國市場化和全球市場化的過程中，經濟的競爭和生存的壓力成為第一位，各地的文化必將有因不能順應這一壓迫而消亡的，地方政府面對這一現實勢必會重整其文化發展戰略。這里最可能出現的情況將是各地文化資源地方性特色的慢慢消弱，因而其對地方政府的影響將更多地具有經濟性。那種抽象的地方文化圈將只具有理論說明的意義，在現實中，其界限將會越來越模糊。也就是說，純粹的文化的不同對地方政府的影響將在市場化的大潮面前消弱。如，前文所述的歷史文化資源的地位將會有所下降。市場化利益導向的明顯后果就是，生存重于理念，特別是在我國相當長一段時間的轉型期內，個人對相當部分的純文化的關注將減弱，個人對文化共同體的那種歸屬感和認同感也會弱化，從而使純粹的地方文化的發展失去一些動力。而地方政府也不會為了純粹的文化目的去保護和壯大部分文化資源。所以今后考慮文化資源，要更多地參考各地方政府背后的經濟動機。

隨著加入WTO，地方政府文化資源的市場化進程就必然會加快。以傳媒業為例，各地方政府的傳媒產業本身還是沒有經過系統化市場開發的產業部門。只有借助資本市場的介入，媒介業才能更規范地按照產業規劃去運作。廣電系統要解決網絡和內容的剝離、制播分離、頻道分營和報道與宣傳的剝離才能進入資本市場。而目前報業集團如果不解決多領域經營，單靠發行系列報紙，實際上走向了一個死胡同。只有拓展經營空間才能體現報紙的內容優勢。總體來說，中國媒體的發展還處于初級階段，尤其是資金方面的投入。有報道透露，廣州日報報業集團、文新報業集團、中國青年報、深圳特區報、深圳商報、電腦報等媒體都已開始醞釀企業改制、或通過直接上市、或走買空上市之路，加快進入資本市場的步伐。鼓勵強強聯合，通過合資、兼并、收購、上市等多種方式對眾多的同行企業進行集中和戰略性的調整，組建一些文化行業的巨型企業，抵御來自國外同行的挑戰，對各地方政府來說，顯得尤為必要。

加入WTO后，國內報業的壟斷行為將被終止，行政色彩日趨淡化。加入WTO后，海外傳媒將在意識形態，包括價值觀、文化觀和生活方式等方面影響國人，甚至將對國內媒體的宣傳方式、傳播方式乃至新聞作品的體裁、文字表述方法等產生沖擊[1]。20世紀90年代以來，絕大部分中央和省級黨報發行“逐年下滑”，有的跌幅甚至在2／3以上，至今未能遏制。同時，全國晚報的發展前景也因受都市報的沖擊倍受關注[2]。另據第8期《新聞記者》發表調研報告披露：1981年以來，省級黨報平均期發逐年下降，1999年為23.9萬份。廣告營業額逐年增長，但1999年有6家虧損。同期《新聞記者》報道國內傳媒業連續三年保持25％的增長速度，1998年起上繳利稅總額超過煙草業成為國家第四大支柱產業。而目前國內有境外媒體公司投資背景的媒體已近50個。這無疑昭示了地方政府以后媒體資源調整的一個方向。

（四）加入WTO對為地方政府文化資源立法的需要。我國各地文化藝術領域立法工作的力度要加大，步伐要加快，用法律來為文化藝術建設保駕護航。目前，我國社會公共文化事務的管理還很混亂，使得公共文化事業建設步伐跟不上時代，這主要是因為當前我國在文化事業管理上還存在依靠紅頭文件、長官命令的現象。社會的飛速發展對公共文化建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須盡快在這方面出臺專門法律，使公共文化事務管理有法可依。加快文化立法更是WTO對我們的直接要求。中科院文獻情報中心研究館員閻立中委員在今年提交了《請文化和版權部門關注WTO有關規劃，制定我國相應政策、法規的建議案》。他說，自己提案的緣由是國際圖書館學會聯合會（IFLA）最近要求所有會員國都能夠按照WTO關于信息共享的法規制定本國的標準和法規。

WTO保障國際貿易公平競爭的“游戲規則”中，與文化最密切的是《服務貿易總協定》和《知識產權協定》，我國現在只有知識產權的法規，而文化信息服務方面的法規還很缺乏。“入世”后，各地開放文化產業不可避免，外來文化產品會大幅度地在中國擴大市場份額，國內對民營資本也會相應擴大市場準入。目前我國經濟部門已基本上找到市場位置，文藝界還不太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要求，文化發展還主要靠政府扶持。同時，雖然近年來各地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在實力上有了明顯增強，有的地方，資產還有明顯增加，但資產結構極不合理，經營人才更是不足。因此對當前存在的種種問題進行研究梳理，使之與WTO精神相適應，加強各地文化政策建設，尤為迫切。其中，應著重加強以下幾個方面的法規落實：依法行政的法規；政策統一的法規；市場有序化法規；行為透明法規；行政效率法規；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法規；健全行業協會信息服務功能法規等。為文化市場立法最根本的是要改變一種任意侵犯他人物權和知識產權的社會風氣，使地方政府對文化資源的運用遵循一個通行的規則。最后，加入WTO不僅推動經濟轉軌，也將推動文化轉型。而文化轉型是深層次的變革，同樣也牽涉到一個為文化立法的問題。文化立法應該與WTO接軌，跟市場經濟接軌，體現市場經濟的規律，比如在文藝資源的生產上，如電影、電視等方面的立法，其指導思想應該是以民為本、以人為本，要尊重公民的所有權、知情權和選擇權。所有這些不僅是加入WTO對各地方政府的要求，也是各地方政府文化資源得以發展的迫切需要。

部分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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