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文化差異對中印影響的實證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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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和印度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分別于1978年、1991年實行改革開放。此后兩國經濟發展迅速，利用外資規模不斷擴大，日益成為當今國際直接投資的兩個主要區域。中印國情相似，又是在吸引外資方面的重要競爭對手，對兩國利用外資的現狀分析，對中國的改革開放與擴大吸收外資有借鑒意義。本文從文化差異的視角對影響中印兩國FDI流入的各因素進行分析，并通過計量分析得出結論，認為中印文化差異中的傳統因素主要是儒家文化和宗教文化的差異，現代因素主要是高新技術文化的差異。

關鍵詞：文化差異FDI儒家文化宗教文化

一、文獻綜述

關于中印兩國在吸引外資方面表現的差異，學界研究較多。邱立成等（2006）通過比較中印引進外資的模式、政策及環境進行比較分析，認為中國與印度相比雖然引資規模占絕對優勢，但引資質量不如印度，中印兩國引資的優勢分別表現在“硬件”和“軟件”上。王霞等（2009）認為，中印兩國在利用外資的質量方面仍然存在著如投資質量不高、國外技術的依賴、加劇了環境污染等問題，其原因與跨國公司和投資東道國目標不一致、在國際產業轉移及國際分工格局中發展中國家的不利地位、國際上各國引資政策的激烈競爭等外部條件緊密相關。李凡等（2009）根據OECD15國1990年以來對中國、印度的外商直接投資數據，對中印兩國吸引FDI的決定因素進行了比較研究，得出結論：中國FDI高速增長的歷史、勞動力素質的提高、匯率貶值政策吸引了跨國公司的投資；印度的語言優勢克服其與東道國的地理距離而吸引更多FDI的流入。郭世華（2008）認為，印度對我國的威脅更主要的是體現在質量上，中國在FDI的資金來源和行業結構投向上明顯劣于印度，所以，中國需要將發展的重心從制造業轉移到利潤更豐厚、附加值更高的高技術產業和服務業領域。方慧（2006）通過兩國FDI數據進行比較研究，主要對兩國利用FDI的動因、外資政策、外商投資現狀以及影響外商投資的因素等方面的比較，發現兩國在利用FDI上各具優勢和特點,認為印度在利用外資方面的一些經驗值得我國借鑒。

二、中印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現狀比較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年均GDP增長率超過8%。中國自1992年全方位對外開放的格局形成以來，一直是吸引FDI最多的發展中國家。印度自1991年拉奧政府正式開始經濟改革至今，其年均GDP增長率達6.1%，最近兩年其增長率也高于7%，這一經濟增長率已非常接近中國的水平。雖然印度同樣采取了一系列積極利用外資的政策措施，明顯加快了利用FDI的步伐，但在絕對數量上，中國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資額接近印度的10倍。

同時，中國的FDI/GDP這個相對規模指標呈現下降趨勢，FDI/GDP在1995年達到最高峰5.35%，2005年只有2.70%；而印度則呈現上升勢，FDI/GDP由1992年的最低谷0.287%上升到2009年的3.41%。中國的經濟改革從1978年開始，印度則是在1991年才開始改革。因此，將中國印度兩個國家按各自經濟改革起始時間做同期對比，可以從側面印證兩國利用FDI的潛力大小。印度近10多年來除個別年份FDI增長速度低于中國外，其余大多數年份都高于中國。因此可以說明，印度吸引外商直接投資較中國更有潛力。

綜合以上數據，我們發現印度在吸收FDI規模上目前與中國仍有較大差距。印度經濟改革起步較中國晚了13年，在投資的“硬環境”如基礎設施建設水平等方面不如中國，因此吸引外資的效果不如中國，而印度在吸引外資潛力方面較中國為高。隨著印度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印度的投資環境正逐步改善。印度雖然整體教育水平不高，但高等教育水平則好于中國。

三、文化差異對FDI流入影響的實證研究

（一）變量選擇及數據說明

1.因變量

文章要討論的是兩個國家文化差異對吸引FDI的影響，因此我們需要對兩個國家分別建立兩個模型，選取每年流入該國的FDI絕對量為因變量。中國的FDI流入量數據來源于1988-2009年的中國統計年鑒，印度的FDI流入量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網站訪問時間：2010年12月9日,下同）。

2.自變量

（1）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為儒家文化，而儒家文化又集中表現為中國的官文化，中國2000多年的專制統治使官文化得以充分發展，時至今日，在社會主義的中國，這官文化下專制制度的殘存文化依然存在而且影響著當今的國人。印度雖然沒有儒家思想為主的官文化，但傳統的以種姓制度為代表的社會制度有著嚴格的等級劃分，社會高層等級以及高等級公民掌握的中央政府對整個社會有著與別國不一樣的影響力。本文設定一個政府權力指數來反映這兩種文化的影響，用政府行政支出占政府財政支出的比例來表示。中國政府的行政支出和財政支出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印度財政支出的相關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網站（同上）。

（2）現代社會是知識經濟社會，中國人教育普及度高于印度，這個主要和印度種姓文化有關，但印度高素質人才集中，尤其是IT等高新技術行業處于世界領先地位，中國在這一領域與印度存在差距，構成文化差異的這一個重要方面，也直接影響著兩國創新力和競爭力的實現。因此，本文用兩國每年申請專利數來表現這一差別。

（3）中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當前的社會制度不僅歷史上從未出現過，而且本身也在不斷改革發展之中。整個國民經濟里，公有經濟和私營經濟的比重一直處于變化之中。這是我國體制轉軌時期的獨有現象，也深刻地反映了現代中國的社會文化。本文定義一個非公有制經濟指數，用中國非公有制經濟占整個國民經濟的比重來表示。

（4）有研究指出（邱立成，2006），印度的工人力量強大，工會可以左右政府政策，政府顧慮工會的反對態度，不敢輕易批準這些申請。因而，外國資本會盡量避免染指印度勞動密集行業。因為一旦投資這類行業，就勢必要雇傭大量工人，工會問題亦會隨之而生。與之相比，在中國，工會這一工人階級組織的作用卻沒有發揮其應有的作用。本文用工資率這一指標來反映中印兩國工人階層力量的強弱。限于統計資料的限制，工資率用兩國制造業工人的平均工資與兩國GDP之間的比例來表示，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網站（同上）。

（5）傳統上主導印度社會的宗教文化以保守、排他為特性。幾千年來，婆羅門教、佛教以及印度教相繼主導社會并多次發生排他與斗爭的事件，各種本土文化之間以及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之間在彼此排斥與斗爭中相互吸收有利于自身的因素而形成了一個統一的印度文化體系。而中國文化更多地體現出一種開放包容的特性。面對經濟全球化趨勢，這種保守和開放的差異對經濟領域的影響愈加明顯，對FDI的吸引力也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本文用兩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占GDP得比重來表示兩國經濟文化的開放程度。中國的數據來源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印度的數據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網站（同上）。

(二)模型計算

為了進行模型估計，我們根據前文的分析建立一個自然對數線性模型，即：

ln（FDIi）=lnα0+α1ln(Li)+α2ln(Pi)+α4ln(Gi)+α5ln(Zi)+α6ln(Si)+ε

其中，FDIi為流入中印兩國的FDI量，Li是兩國的工資率，Pi為非公經濟指數，Gi為政府權力指數，Zi為申請專利數，Si為兩國開放度，ε為隨機誤差項。

模型中的每一個變量都是時間序列變量，因此首先需要進行單位根檢驗，驗證變量數據是否平穩。下面以變量中國為例，介紹ADF檢驗過程。

首先做出ln（FDIi）數據圖，如下所示。

通過上圖可以看出，具有明顯的截距項和趨勢項，因此對它選用含有趨勢項和截距項的檢驗回歸模型：

利用Eviews軟件計算，結果表明ln（FDIi）是一個I（1）過程。按照此方法，對所有序列進行檢驗，結果均為一階單整。因此我們需要在此基礎上，對變量進行協整檢驗。

對模型殘差序列進行ADF檢驗發現，殘差序列是一個平穩序列，可以認為模型各個變量存在協整關系。對模型進行回歸發現，結果中存在部分變量P值沒有通過T檢驗而整個模型的R2很大，懷疑可能存在多重共線性的可能，因此采用逐步回歸的辦法將多重共線性因素剔除。剔除后回歸結果如下：

ln（FDIi）=10.02-1.03+1.58+0.89+0.84

（0.0000）（0.0112）(0.0003)(0.0009)(0.0054)

括號內為個估計量的T統計量。下面用同樣的辦法對印度的數據進行回歸，最終結果如下：

ln（FDIi）=8.71-0.58+1.09+0.61

（0.0001）（0.0021）(0.0053)（0.0101）

（三）結論分析

分析結果顯示，中國工人工資率的回歸系數為-1.03，工資率與FDI流入量呈反相關關系；相比較看來，印度的這一數字是-0.58，說明兩國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對國際資本有著很強的吸引力。通過數據我們發現，中國工人的工資率低于印度工人，在兩國勞動力資源豐裕程度近似的情況下，這種情況很可能歸因于兩國工人在“反抗文化”上的差異。長期以來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中國人民相對缺乏反抗意識，即使有工人組織“工會“以及《勞動法》的存在，也鮮有工人維權事件的發生，這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當今工人工資率的低下。而印度人在這方面要積極許多。同時，從模型中看，在現有產業結構下，勞動力成本對FDI有著很強的影響力，中國制造業工人工資率每提高1%，流入中國的FDI將減少1.03%，這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國產業結構的失衡比較明顯，中國制造業吸引FDI占總量的比重一直居高不下，經濟結構向第三產業的轉移困難重重。

中國非公經濟指數的回歸系數為1.58，表明中國非公有制經濟比重每提高1%，將會吸引1.58%的外商直接投資流入，說明在私有化經濟占主導的全球經濟以及資本全球化的過程中，各國的私人投資資本更愿意進入一個與本國經濟文化環境類似的地區。以非公有制經濟占國民經濟的比重為視角，也一定程度地反映出了整個國家在制度建設、法律制定等方面的特點，這些方面的“非公有經濟化”對國際資本來講意味著中國投資環境的“優化”。對于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印度來講，這一指標是常數1，因此不做分析。

政府權力指數的回歸系數為正的0.89，表明政府權力越大，吸引FDI的能力越強。改革開放以來的很長一段時間，中國的引資屬于“政府主導型”引資，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都將引進外資作為一項重要任務來抓，政府在吸引外資上表現得比私人要積極得多。由于掌握行政資源，政府可以通過行政法規或政策措施來為吸引外資掃除障礙，從這個意義上講，政府的權力越大，它可以吸收到的外資則越多。但同時應該注意到，一旦政府的權力達到一定程度，使得國際資本認為中國并不是一個自由經濟的投資環境，他們則會逐漸減少在中國的投資。傳統上沒有“官文化”影響的印度，政府的權力很難達到中國政府的高度，其任何引資政策都必須通過議會等民意機構的制約，因此印度在這一指標上并不顯著。同時，有強烈宗教信仰的印度人也不會像中國一樣迫切渴望國際資本和國外文化的進入。

中國的專利數量在模型中并不顯著，而印度的這一指標不僅顯著而且回歸系數為0.61，這一點也和中印兩國吸引FDI的行業分布密切相關。中國與印度在高新技術領域差距明顯，流入印度的FDI更多的是進入以軟件業為代表的服務業和電子產業等。而在同樣的領域，國際資本卻對中國缺乏興趣。

印度有著濃厚的宗教文化色彩，比中國在文化上更加保守和排他，反映在對外經濟關系方面，印度的開放程度遠低于中國。但可以明確的是，一國的開放程度與吸引FDI呈正相關關系，這從中印兩國開放度的回歸系數均為整數可以看出。同時，每提高1%的開放度，中國FDI流入將增加0.84%，而印度為1.09%，可見，印度更需要以更為開放的態度對待國際經濟關系，這對印度經濟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

從以上分析可知，中印文化差異中的傳統因素主要是儒家官文化和宗教文化的差異，現代因素主要是高新技術文化的差異，這些差異對中印兩國吸引FDI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發展國際經濟關系，深入挖掘FDI對本國經濟的促進作用，就應該正確認識文化領域的這些因素，揚長避短，以積極開放的心態參與國際經濟，實現本國經濟的全面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