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期糧食產生的根本與實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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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公布的數據：全球基本農產品價格指數2006年上升了8%，2007年上升了24%，而2008年前3個月又同比上升了53%.自新一輪食品價格暴漲以來，全球有37個國家的食品供應受到威脅，有20多個國家因食品漲價發生騷亂，超過一億人因高糧價陷入赤貧，基本生存面臨威脅。

導致這次糧食危機的原因有：成本上升、減產、消費量增加、儲備下降、美元貶值、生物能源的發展等，在所有這些因素中，生物能源所占份量最重，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生物能源在糧價上漲諸因素中占75%.筆者認為僅僅用這些偶然性、暫時性的因素解釋糧食問題是遠遠不夠的，糧食問題具有深刻的歷史與現實根源，只有找出這種根源，才能認清其實質并找出解決糧食問題的出路。

發達國家農業政策沖擊發展中國家的糧食生產

美歐等發達國家出于安全和維護農民利益的考慮，對本國農業實行保護政策，包括生產和出口補貼、進口限制等。美國是最早實行農業保護政策的國家，早在1933年，羅斯福政府就制定了以增加農民收入為目標的《農業調整法》，此后不斷進行調整，最終形成了完整的農業保護體系。美國保護農業最主要的政策手段是價格支持和差額補貼，價格支持是為農民提供一個最低保證價格以此來保障農民的利益，差額補貼是指先由政府制定一個目標價格，當市場價格低于目標價格時由政府對這種差額進行補貼。美國糧食的70%用于出口，政府對糧食出口采取鼓勵政策，主要有保護性關稅、出口補貼和出口信貸等。歐盟于1962年開始實行共同農業政策，其手段有建立共同農業基金、統一農產品市場和價格、對農產品出口予以補貼等。日本也對糧食生產實行補貼政策，并采取多種措施減少進口農產品對國內糧食生產的沖擊。

在本國政策的保護下，美歐農業畸形發展，導致農產品大量過剩，成為世界上最主要的糧食出口地區。同時由于這些國家實行鼓勵出口的政策，美歐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大量低價傾銷，摧毀了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糧食生產，使許多發展中國家成為糧食凈進口國，從而為糧食危機埋下了伏筆。

發達國家通過“優惠”措施誘使發展中國家放棄糧食生產

發達國家除了實行價格補貼、鼓勵出口、限制進口來阻止發展中國家的糧食生產外，它們還通過提供一些優惠政策，引誘發展中國家專門生產發達國家不生產或很少生產的初級產品，從而誘使這些國家放棄糧食生產，成為初級產品出口國和糧食進口國。

“洛美協定”的簽定是以上行為的具體表現。從1975年第一個《洛美協定》簽定，到2000年第四個《洛美協定》被《科托努協定》取代，《洛美協定》下的特惠貿易安排運行了25年，受惠的國家從最初的46個增加到1999底的71個。《洛美協定》表面上規定非加太國家的全部工業品和99.5％的農產品可以免稅和不受限額限制地向歐共體出口，而實際上，它只對歐盟國家不生產或很少生產的初級產品實行進口優惠，而不允許發展中國家的農產品與之競爭，相反，它卻便利了歐盟向非加太國家出口糧食等農產品。因而《洛美協定》產生了一種“鎖定效應”，使這些發展中國家長期成為單一的初級產品出口國，同時成為歐盟國家糧食出口市場，那些原本出口糧食或者糧食能夠自給的國家也逐漸成為糧食進口國。2000年《洛美協定》被《科托努協定》取代，盡管在內容上有一些不同，但其根本目的仍然是保障歐盟初級產品的來源和工業品及糧食的出口，因而仍然阻礙著發展中國家的糧食生產。

另外，如“加勒比海盆地協定”、“非洲增長與機會法”、“除武器外一切商品”倡議等從表面看給予發展中國家一些優惠措施，實質上都損害了發展中國家的糧食生產。據世界銀行統計，1990年低收入國家的糧食進口占總進口量的比例為7%，2005年則上升至11%，而整個世界同期則由9%降為6%，而根據聯合國糧農組織食品貿易數據，1996～2001年只有7個最不發達國家為非食品凈進口國，這說明低收入國家對進口糧食的依賴大為上升，糧食安全狀況普遍惡化。因而毫不奇怪，當前遭受糧食危機打擊最沉重的國家許多都是這些“享受”優惠的國家。

發達國家不承擔WTO農產品貿易自由化的義務

隨著貿易自由化的推進，農產品自由貿易問題也提上了議事日程。1995年生效的WTO《農業協定》是第一個農業方面的多邊協議，旨在通過削減進口關稅、減少生產補貼和出口補貼等措施，糾正和防止農產品市場的限制和扭曲，實現農產品貿易自由化和平等競爭。《農業協定》生效以后，許多發展中國家紛紛削減農產品補貼、降低進口關稅，“導致了發展中國家食物進口上升”。而發達國家的農業補貼盡管形式上有了一定的改變，但力度不但沒有減少，反而繼續增加，據美國官方估算，2002年美國農業法在2002～2007年六年間的農業補貼為1185億美元，比1996年農業法規定的各項農業補貼666億美元增加519億美元，增幅高達78％，而2008年農業法案在5年的時間將花費2890億美元，比2002～2007年的補貼多1705億美元，增幅達143%；烏拉圭回合協議對歐盟的共同農業政策也沒有太大影響，歐盟繼續實行補貼政策，繼續堅持進口壁壘并加強“綠色壁壘”等非關稅壁壘，增大國外農產品進口的難度，因而國際農產品貿易環境并未得到實質性的改善。

2001年WTO啟動多哈回合談判，由于發達國家拒絕在農產品貿易問題上承擔更多的義務，使多哈回合談判停滯不前。隨著發達國家的農產品如潮水般涌入發展中國家，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糧食生產更加一蹶不振，而由于發達國家拒不承擔相應義務，許多發展中國家發現“它們不能提高它們的出口量。供給方限制使這些國家無法利用全球市場增長的機會”.由于購買力下降，許多發展中國家一直處于慢性糧食危機之中。

發達國家生物能源制造加劇了糧食危機

據世界銀行報告，目前美國有近三分之一的玉米用于生產生物能源，歐盟則有大約一半植物油用于生產生物能源，發達國家生物能源的發展成為當前糧食危機最主要的驅動因素。美歐堅持其生物能源計劃，美國計劃到2012年使生物燃料乙醇的產量提高到3000萬噸，2017年達到1.2億噸；歐盟計劃將在2010年將生物能源占交通能源使用量的比例提高到5.8%，2020年提高到10%，這將使糧食危機結構化、長期化。美歐在生物能源問題上拒不按自由貿易原則行事也進一步惡化了糧食危機，巴西等國由于特殊的自然環境能夠以比美歐低得多的成本生產生物能源，因而如果美歐按比較優勢原則從國外進口生物能源，就可以節省大量的糧食從而使糧價不致上漲過高過快，然而這些國家和組織卻以“能源獨立”為借口，對生物燃料進口課以重稅，并加大對本國生物燃料種植及生產的補貼，從而加劇了糧食危機。它們還有計劃地減少糧食產量，歐盟要求農場主每年必須將一定比例的土地閑置，美國農田長期有1/3處于休耕狀態。根據《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去年美國政府使400000農場主休耕了3680萬英畝土地，比紐約州的面積還要大，是歷年休耕面積最大的。日本《選擇》月刊則透露，去年美國有意將小麥產量減少到7000萬噸以維持高價位。發達國家還利用其對世界糧食市場的控制，哄抬糧價，使世界各國為其生物燃料項目埋單。美元貶值對糧價上漲也負有很大責任，美元貶值抬高了糧價，還使發展中國家的外匯儲備大為縮水，并降低了這些國家的購買力，加重了糧食危機。

發達國家反危機措施流于形式

糧食危機爆發以來，國際社會紛紛解囊相助，發達國家也提供了一定援助。聯合國糧農組織獲得了包括法國、英國、西班牙等發達國家在內世界各國及國際組織允諾捐贈的七十多億美元的款項，八國集團在首腦會議期間也承諾2008年1月之后對受糧食問題困擾的國家提供100億美元以上的援助。根據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的說法，全世界每年需要投入200億美元以應對糧食危機，因而這些捐款是杯水車薪，而且其能否兌現也是個問題。

對于如何應對糧食危機，6月初召開的世界糧食大會通過的《世界糧食安全宣言》提出了如下措施：增加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放寬對糧食出口的限制，加強農業投資，呼吁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盡快完成多哈回合談判等內容。對于生物燃料問題，在美歐的壓力下，會議宣言僅表示發展生物燃料同時帶來“機會及挑戰”，并進行“深入研究”，確保生產及使用生物燃料符合可持續發展的原則；對于貿易壁壘問題，宣言只是提到各國同意“盡量減少使用可能導致國際糧價波動的限制性措施”；對于補貼問題，宣言則只字未提。因而宣言提出的這些解決辦法實際上是“沒解決辦法”。

由于發達國家只愿意提供少許援助，而不愿削減其生物能源計劃，更不愿削減其糧食補貼，因而糧食危機很難消除。由此可見，美歐等國先是通過對農業的支持、通過自由貿易以及“優惠”措施在發展中國家大肆傾銷其農產品，摧毀了發展中國家的糧食生產，這是糧食問題的歷史根源；然后又以“能源獨立”為由，減少糧食的生產和出口，直接造成了當前的糧食危機，同時操縱糧食價格、使美元貶值等加劇糧食危機。因而糧食問題的實質就是一些發達國家利用自身的優勢地位對進口糧食的發展中國家實行的剝奪。因而要解決糧食危機，從當前來看，首先發達國家要降低生物燃料的發展速度，釋放過剩的農業產能，提高農產品供應，還應采取措施抑制糧價的進一步上漲、停止美元不斷貶值的局面；從長遠來看，發達國家應削減乃至停止其農業補貼，開放市場，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一個公平的農產品貿易環境，使它們能夠利用自身的比較優勢，推動糧食生產，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有觀點認為，發展中國家對糧食問題也有責任，因為它們放松了糧食生產。這里需要指出的是，當前的糧食危機主要是就那些最不發達的糧食進口國而言的，這些國家主要位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南亞。這些國家的特點之一是窮，根本無力對農業進行補貼，另外國內市場狹小，對發達國家市場具有高度的依賴性，無力執行獨立的農業政策，因而對這些國家來說，糧食問題的根源是外源性的，是發達國家推行的不公正、不合理政策的結果，只要不公正、不合理的經濟秩序仍然存在，這些國家從根本上解決糧食問題的可能性就微乎其微。

糧食問題突出反映了當前國際經濟秩序的性質，表明爭取新的國際經濟秩序、變革舊的國際經濟秩序的任務遠沒有完成。在當前世界經濟運行的不確定因素增多、風險加大的時代背景下，發展中國家要時刻警惕發達國家利用其在國際經濟中的有利地位維持其既得利益，漠視甚至損害發展中國家利益的圖謀，同時要團結起來，共同努力推動國際經濟秩序向前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