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金融體系改革論文

導語：國際金融體系改革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一、國際金融體系的演進與中國地位的發展

國際金融體系是指國際間的貨幣安排，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一系列規則、慣例以及相關組織機構的總稱。20世紀以來，國際金融體系先后經歷了三個階段，最終確立了現有的牙買加體系。

(一)國際金本位制(TheIn-ternationalGoldStandard)

在國際金本位制下，由于黃金可以自由輸出入，大衛·休謨的物價——現金流動機制得以實現，匯價穩定有力地推動了當時國際貿易和投資的發展，以至于1870-1914年這段古典金本位時期被稱為金本位制的黃金時代(GoldenAge)。一戰的爆發破壞了金本位制的基礎：黃金的自由鑄造、自由兌換和自由輸出入均難以實現，最終于1914年走到了盡頭。一戰后各國又試圖對金本位制進行恢復，但因缺乏穩定性而難以維持。1931年9月英格蘭銀行停止英鎊和黃金的兌換，標志著金本位制的徹底破產。

這一階段的中國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內憂外患，各階層正忙于救亡圖存：對外要推翻帝國主義侵略，求得民族獨立；對內推翻封建地主階級統治，實現人民自主。在國際金融格局中，中國處于被人遺忘的角落。

(二)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WoodsSystem)

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美國成為世界霸主。1944年聯合國貨幣金融會議上通過的布雷頓森林協議，標志著以美國為核心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這是一種以美元為關鍵貨幣的金匯兌本位制，美元和黃金掛鉤，各國貨幣和美元掛鉤。60年代中期美國陷入越南戰爭泥潭，財政赤字日益增大，美元再也不能維持35:1的黃金官價，在1971年和1973年先后兩次貶值。石油危機爆發后，雙掛鉤的解除宣告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

這段時間內的中國正遭受西方列強的封鎖和包圍。盡管70年代初中國國際地位開始有所提高(1971年聯合國席位恢復)，但在國際金融棋盤上，中國只是一顆在不自覺下棋的棋子。中國是1MF的創始國之一，但新中國成立后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國的合法席位被臺灣所占據，再加上市場開放程度不高，以至于在當時的國際金融框架內經常被動行事。

(三)牙買加體系(JamaicaSystem)

布雷頓森林體系終結后，國際社會又開始了新國際金融體系的籌建。1976年1月IMF臨時委員會在牙買加首都金斯頓舉行的會議上達成了《牙買加協定》，同年4月IMF理事會又通過了《IMF協定第二次修正案》，從此國際金融體系進入了一個動蕩調整的時代，即現行的牙買加體系。該體系有三個基本特征，即浮動匯率制度合法化、儲備貨幣多元化和調節機制多樣化。90年代五次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將這種“無體系的體系(No-system)”弊端暴露無遺，要求對其改革的呼聲愈強，終于在本次危機爆發后達到了頂峰。

牙買加體系運行期間，中國在1978年做出了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開創了一條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地位也得到改善，1980年IMF和WB批準了中國合法席位恢復的申請，國際金融的區域合作也得到加強。但在當前的國際金融體系下，中國的地位和所占份額并未體現其經濟和政治實力。作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和對全球經濟增長貢獻第二的國家，中國在IMF和WB中的投票權卻僅為3.7％，還不如荷蘭、比利時等國，這顯然和中國世界經濟大國的地位不相稱。

二、缺陷的顯現和困境的產生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任何時期國際金融秩序都是以當時的世界經濟現實為依據來進行安排。隨著時間的推移、世界經濟的發展，以往的體系弊端必然日益暴露，并最終以危機的形式表現出來。為了維持黃金本位，逆差國首選的赤字扭轉機制是緊縮而不是貶值，即外部均衡高于內部均衡。英國最先遵守了金本位制的這一游戲規則并最終導演了30年代大危機的國際蔓延。布雷頓森林體系因為特里芬難題這個天生無法克服的缺陷而導致美元持續走低，石油輸出國不滿所持有的美元外匯不斷縮水進而引發了石油危機。牙買加體系下各國可以自由安排匯率制度，歐共體選擇了可調整的固定匯率制。為了攀升德國馬克的高匯率，其他各國人為地選擇了高估匯率的行為。由于不具有馬克上浮背后德國經濟實力的支撐，最終導致了1992年歐洲貨幣危機的爆發。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為了避免匯率波動給經濟發展造成不利影響而傾向于釘住發達國家的某種或者某一籃子貨幣，其中多以選擇美元作為“名義錨”(nominalanchor)。但這種釘住匯率制具有不可持續性，不但不能有效降低釘住國的匯率波動，反而會使釘住國散失貨幣政策獨立性，招致不穩定性投機以及非對稱性沖擊。1994年墨西哥比索危機、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以及1999年巴西金融危機無不說明了這一點。

(一)次貸危機暴露的國際金融體系深層次缺陷

“最少的監管就是最好的監管”，在這一信條的指導下，美聯儲過分依賴金融機構內部紀律和自身創新，對投資銀行的監管不到位，對金融衍生工具的監管過于寬松，對信用評級機構的操守過分相信。發達國家內部有效金融監管的缺失和國際社會對發達國家金融監管的真空，這是次貸危機爆發并迅速蔓延至全球的表因。

長期以來，不合理、不公平是現行國際金融體系最大的缺陷。美國由于具有國際清償力的美元而處于絕對優勢地位，其他國家(主要指發展中國家)則陷于不利境地。作為一個巨額凈負債國，美國仍然可以開動印鈔機向全世界透支消費，藏在美元背后的已不再是黃金，而是各種各樣的債券和金融衍生品。經濟的過度虛擬化是這次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美國捅了簍子，處于弱勢地位的發展中國家備受牽連。

(二)中國現有困境的產生與危機下的暴露

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美元本位貨幣的地位雖然受到動搖，但其國際主導貨幣的地位并沒有改變，而且處于一種更“安逸”的地位。美國不斷濫發美元向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大量進口，使得這些國家的經常項目積累了大量的美元外匯儲備。截止2009年第一季度，中國外匯儲備總額為19537億美元，居世界之首，其中美元是主要的儲備資產，比重約占70％。美聯儲面對日積月累的巨額赤字，隨時有貶值的沖動。以至于世界最大債權國和債務國的供求關系發生變化，特別是在當前金融危機下，中國的困境顯露無遺。

首先是中國承擔了維系美元匯率穩定的任務。由于中國嚴重依賴美國市場以及儲備貨幣的單一，為避免美元下跌的匯率風險，被迫承擔起了維持美元匯率穩定的任務，辛苦換得的美元儲備通過資本市場回流到美國(圖1)。近年來美國三大產業失衡，這些資金被引向了房地產和其他非生產領域，投機助長、泡沫滋生，引發美元更大的潛在貶值危機，為此中國需要購買更多的美國國債，陷入了美元霸權金融體系設置的連環困局中。而這仍然未能阻止美元貶值的趨勢。2005年匯改以來，人民幣對美元累計升值20％左右，中國海量美元儲備持續縮水。這一現狀在危機爆發后仍未得到有效改善，2008年末美國發行1.5萬億國債應對危機，中國被迫大量購買，持有的美元債券比例有增無減；2009年5月31日美國財政部長蓋特納中國之行的一個最大目的也是希望中國政府繼續購買美元資產。事實上，中國也不得不買，如果現行體系不改變，中國已無計可施。

其次是中國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相對弱勢地位使其無法有效維護自身利益。中國一直處于“貿易大國、貨幣小國”的尷尬境地，2008年貿易額約占全球總量的10％，但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比重卻近乎于零。中國以消耗大量資源能源為代價向國外輸出廉價產品賺取微薄利潤，外貿量龐大卻不能以本幣結算而飽受匯率波動之苦，經濟發展和資源環境的矛盾日益突出。中國作為規則的接受者處于國際價值鏈的最低端，自身正當利益難以得到切實維護。

再者是發達國家憑借既有世界經濟格局和在金融機構中的壟斷優勢百般阻擾中國地位的提升。發達國家在現行國際貨幣金融格局中居于主導地位，并對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崛起予以阻撓破壞，尤其是對于中國的崛起。以泛美開發銀行為例，作為觀察員身份的中國在1993年首次申請加入IBD，由于害怕中國的加入會削弱其對拉美國家經濟上的控制力，占有30％股份的美國予以拒絕(新會員需經過80％的股東投票通過)。2004年當中國再次希望加入時又遭到美日兩國的阻撓。最后由于中國國際政治經濟影響力的不斷擴大，終于在2009年批準中國加入IBD。

三、危機下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中國效應”擴展

危機爆發前，中國的困局表現為一種既有形式，各國各司其職，無力也無機會靠單方去改變這一體系。20世紀90年代的五次國際金融危機均未撼動和影響美國的經濟金融霸主地位，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在這幾次危機中反而得到加強。而本次危機嚴重威脅到美國經濟和美元信譽，世界各國對牙買加體系的內在矛盾有了更深刻的認識，紛紛要求對現行國際金融體系進行重新洗牌，從源頭上防止金融失序。國際金融體系的調整，目前還處于探討和摸索階段，但總的來說，主要包括儲備貨幣的改變、金融機構國家份額的變化、國際金融監管的改變和新的國際金融機構的誕生。當然，任何一種模式的改變，必有其兩面性。因此，需要對國際金融體系的調整進行優劣分析，以便取長補短，實現中國的“破局”之路。

(一)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對中國的正面效應

一是儲備貨幣的變化使中國能夠改變單一的外匯儲備格局，減少外匯損失。中國是目前持有美元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儲備貨幣多元化可以擺脫捆綁美元所帶來的損失。二是防止匯率大幅波動，促進外貿平穩快速增長。美元與人民幣兌換過程中的匯率變動是外貿企業面臨的最大損失。資料顯示若使用人民幣結算，可節約3-5％的成本，并可以規避匯率風險。三是有利于實現人民幣的區域化，進而邁出人民幣國際化的堅實一步。國際經驗表明，一國貨幣國際化需具備兩個條件，包括強大經濟實力后盾以及原有貨幣失去信任，本次危機后的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給人民幣區域化乃至國際化提供了一個較佳的機遇。四是能夠對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的金融運行進行有效預警，防范和化解這些國家金融波動的傳導。五是改變中國在國際金融分工中的格局，擴大中國的影響力和發言權，實現大國崛起之路，由貿易大國向金融經濟大國邁進。

(二)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對中國的負面效應

一是人民幣區域化的發展必將使宏觀調控面臨更大挑戰，我國將從債權國向債務國轉變。一國貨幣欲成為世界貨幣，必須大量輸出被其他國家持有，國內貨幣政策的執行將不可避免地受到國外人民幣持有額的限制，貨幣政策獨立性被削弱，本幣的輸出也會使中國背上沉重的債務負擔。二是部分國家借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為名，行打壓中國經濟之實。如少數西方大國，將本次危機歸罪于中國的高儲蓄率，還拋出了金融飛地說、碳幣論等攻擊中國，妄圖打壓中國經濟的又好又快發展。三是中國國際金融地位的提升將帶來更大的國際責任，世界經濟和政治的變化均與我國社會經濟發展高度相關，其結果具有不可預測性。如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以后，必然受到國外貨幣需求偏好轉移的影響，匯率的頻繁波動將會不可避免。

四、勇于出招，實現中國金融的“破局”之道

變革是各方利益重新分化組合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新興力量必然會受到原有勢力的頑抗、破壞，也必然需要承擔更多的責任和義務，這是中國所必須面對的。保持中國經濟平穩快速增長。辦好自己的事是中國在應對全球危機時的最大貢獻。此外，中國還積極自覺承擔大國責任。4萬億投資計劃的出臺、十大產業振興規劃的公布、不拋售美元債券的莊嚴承諾以及大量注資積極救市等措施，無不展現了中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面對國際金融體系變革這一重大戰略機遇期，中國應拿出前所未有的勇氣與魄力，充分利用正面效應，積極應對負面效應，增加以中國為核心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在國際金融新秩序中的發言權和代表性，這不僅是中國的客觀要求，也反映了廣大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共同心聲。

(一)堅持倡導建立超主權國家貨幣

創造一種不依附于主權國家的世界貨幣，有利于體現公平原則，保持世界經濟穩定，這一直是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目標，并得到大多數經濟學家的認同。馬克思認為，世界貨幣必須脫去鑄幣的地方性外衣；凱恩斯在《貨幣論》中提出了一種超主權國家貨幣“bancor”，以包括黃金在內的30種有代表性的商品組成的貨幣籃子來確定幣值；現行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設計者羅伯特·特里芬也一直積極倡導儲備貨幣國際化。在倫敦金融峰會前后，我國多次倡導建立一種超主權國家貨幣以改變目前單一的美元國際儲備格局，包括以SDR作為核心等。當然，這一貨幣體系的變化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個長期而緩慢的變革過程。不能因為發達國家對現行體系的維護就轉而放棄，而是要聯合其余廣大國家對這一體系逐漸加以改變。

(二)完善國際金融組織

對IMF進行改革被認為是國際金融制度重新安排最容易達成的一項內容，這主要歸因于其不足之處的繁多和明顯。首先，作為世界三大經濟組織之一，IMF承擔著穩定世界經濟、協調各國經濟金融政策、促進貨幣合作的任務，然而其在關鍵時刻資金顯得捉襟見肘。本次G20峰會將IMF的現有資金2500億美元提高兩倍至7500億美元以補充這個“彈藥匣”。此外，IMF的缺陷還表現在于貸款的條件性(Condi-tionality)以及份額和投票權分配的不合理，這些情況在倫敦峰會上都有所改善，降低IMF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貸款條件性的要求得以做出，歐盟和澳大利亞也都提出要增加中國等新興大國的份額及投票權，IMF也主動提出要加快份額改革進程，以便使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獲得更大發言權。但是，這一進程的速度和份額增加的額度，至今仍不明確，需要我國進一步加以推動。

(三)健全國際金融安全體系

經Williamson對1990-1995年發生過金融危機的國家全部有關數據的卡方測試(chi-squared)發現，金融危機和金融監管有著高度密切關系，危機往往發生在監管較松的國家。本次華爾街金融危機正是在美國有效監管的缺位下逐步釀成的。結合本次危機，我國應從以下幾方面加強金融監管：混業經營模式必須要建立統一的監管規則、重整信用評級機構、加強對金融衍生品市場的監管、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實行國際通行的會計規則、啟動全球金融危機應急處理機制等等。

(四)增強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援助

根據木桶效應，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是那根最短的木條，一旦世界經濟發生異常，其往往首先淪為“犧牲者”。受金融風暴的沖擊，自身實力有限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資源價格戲劇性下降、貿易量急劇萎縮、失業隊伍迅速膨脹。世行報告顯示，金融危機造成發展中國家的資金融通缺口增大，2009年將會達到2700億美元到7000億美元。

世界經濟的發展離不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中國經濟的發展同樣離不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長期以來，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合作一直是南南合作的典范。擴大對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的投資，增加對它們的援助，一方面有利于保持它們國內經濟的穩定，防止其經濟波動通過第三方渠道傳導到我國；另一方面也有利于緩解我國外匯儲備激增的情況，減少由此帶來的儲備成本壓力和本幣發行壓力。

(五)構建區域貨幣聯盟

當前，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和中國日益增長的經濟實力極不對稱，中國經濟的發展呼喚人民幣的國際化。應通過逐步建立以人民幣為核心的區域貨幣聯盟、加強雙邊／多邊經濟合作、擴大人民幣的結算范圍來推進人民幣區域化、國際化，促進中國投資貿易的發展、增強人民幣在亞洲乃至國際金融領域的影響力。年初以來，中國和阿根廷簽署的雙邊貨幣互換協議以及上海、廣州、深圳、珠海、東莞五市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的開展標志著人民幣國際化步伐的加快。2010年即將建成的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將會為單一區域貨幣的啟動提供有利的條件。在“催化劑”得以加強的情況下，人民幣的國際化速度將日益加快。

參考文獻

夏斌：全球經濟衰退下的中國機遇，《新金融》，2009年第1期。

陳崗：金融海嘯引發的思考，《世界經濟情況》，2009年第1期。

陳雨露等：作為國家競爭戰略的貨幣國際化：美元的經驗證據——兼論人民幣的國際化問題，《經濟研究》，2005年第2期。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

RonaldMcKinnon,"TheRulesoftheGame:InternationalMoneyinHis-toricalPerspective",JournalofEconom-icLiterature31.1(1993):1-44.

Pigou,EconomicsofWelfare,Lon-don:Macmillan,1920.

DavidM.Theis,CrisisRevealsGriwingFinanceGapsforDevelopingCountries,TheWorldBank,2009-03-08.

內容提要全球金融危機的持續發展，使國際社會清晰認識到世界金融動蕩的根源在于現行國際金融體系的弊端，這同時也構成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嚴重桎梏。危機是挑戰，也是機遇，中國應充分利用世界大多數國家強烈呼吁改革當前金融體系，化危為機，改變在現行金融體系下的困境，通過必要的策略性選擇，實現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的成功破局。

關鍵詞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金融危機困局破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