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下文化現狀及趨勢探討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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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金融危機中國文化

如今，文化軟實力在提升國家整體實力方面的作用越來越顯著，通過文化走出去，讓世界更深刻地了解中國，從而提升我國國際地位和影響力，已成為中國轉型期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重要戰略抉擇。然而，一場發端于美國金融業的危機正逐步擴散到全球各行業，國際間的文化交流也難免受到影響。因此，本次金融危機對中國文化“走出去”是危還是機？中國文化產品及服務如何在本次危機中面對挑戰，抓住機遇，持續有效地推進“走出去”戰略？等等，是目前中國文化相關業界亟需思考的問題。

一、現狀：本次金融危機對中國文化“走出去”影響概述

文化“走出去”有兩層含義，其一是通過文化交流活動向世界各國傳播文化理念，展示具體的文化形態，其二是指國際貿易中文化產品及服務的出口，包括廣播影視、信息服務、演藝劇目、文化用品等方面。而文化理念的傳播，往往要通過一定的文化載體，并且最有效的實現方式是受者自覺的文化消費，因此，文化出口成為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最重要部分。

自2006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以來，這場始于華爾街的金融危機波及范圍越來越廣，從發達國家到發展中國家，從虛擬經濟到實體經濟，從金融業到各行業，正逐步蔓延。文化貿易方面，文化出口一直是國際貿易中的重要部分，在本次金融危機中，各國文化市場均受到不同程度沖擊，從而對文化產品及服務的出口造成一定影響。

由于文化產業多側重于創意型經濟，介于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之間，而中國文化出口總量較小，因此金融危機初始，產業鏈上尚未顯現出大規模的受影響狀況。目前波動較大的出口部分在文化相關類，如文化產品制造業。由于歐美市場萎縮，江浙一帶的工藝品制造商均表示今年圣誕禮品的歐美訂單減少了三分之一以上，原本抱了較大希望的廣交會也未能如預期帶來大量訂單。這對國內部分資本儲備不足、產品單一的中小型企業是嚴重的打擊。其次是中國當代藝術品在海外拍賣會上表現均不如從前。在11月初結束的倫敦蘇富比秋拍會中，中國當代藝術品共成交203件，平均每件成交價107萬港元，較春拍的每件158萬港元降低了32%，成交總額已萎縮至最近三季最低。[1]海外演出方面，楊麗萍領銜主演的《云南映象》，原計劃年底赴日本進行的巡演臨時取消；天創國際演藝制作交流有限公司出品的舞臺劇《功夫傳奇》，原計劃明年4月在美國拉斯維加斯進行的幾十場演出，如今也生出許多不確定因素。[2]而隨著金融危機影響的擴散，我國社會經濟各方面必然受到波及，中國文化走出去正面臨著巨大的挑戰。

文化消費作為柔性需求，消費隨意性較強，金融危機背景下的海外文化市場有可能出現兩種截然相反的趨勢。一方面，人們縮緊開支，對文化消費可能更為謹慎，從而導致市場需求減少；另一方面，人們也可能更頻繁地選擇以休閑娛樂方式緩解經濟帶來的心理壓力，導致產生新的文化需求空間。更重要的是，由于歐美市場衰退，出于本土貿易保護，未來一段時間西方國家極有可能出現對華反傾銷、技術性、標準性等貿易壁壘的手段。因此，國內部分出口型產品主導的企業，或許會借國家拉動內需政策之機，調整產品銷路，轉向國內市場，這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發展造成不良影響。

二、時機：金融危機背景下中國文化“走出去”機遇分析

盡管國際文化格局在短期內并未發生顯著變化，但受宏觀經濟形勢影響，今后一段時間內，抓住文化產業發展機遇的國家和地區很有可能在本次危機中趁勢而上，占據世界文化版圖的有利地位。如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后，日韓均抓住機遇調整國內產業結構，促使其文化產業崛起從而提升國家整體實力。因此，在當前金融危機背景下，中國文化走出去除了面臨風險與挑戰，更是有著千載難逢的發展機遇。

首先，從國內文化發展環境看，本次金融危機對我國文化產業出口導向型調整，甚至加速我國文化產業結構優化是難得的機遇。

長期以來，我國文化出口的產業結構偏重于制造業，消費的隨意性、可替代性較強，原發性不足。中國以加工貿易方式出口文化產品占出口總額的近七成；外資企業文化產品出口額占七成以上；真正體現中國文化內容的出口產品出口占比不足15%。[3]近期文化產品海外訂單的減少，恰好反映出我國文化產業出口結構的不科學性，這種反饋對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十分有利。從各文化產業大國發展經驗可以看出，文化走出去不僅要輸出單純的文化產品，更要輸出本國文化，才能以原創性、創意性的絕對優勢占領國際市場。而本次金融危機極有可能帶來整個社會的產業結構變動，因此，在調整機遇中，我國文化產業發展應更注重開發產業鏈上游，全面加入國際文化產業分工體系，囊括文化生產、輸出各環節。此外，來自國際市場的壓力迫使我國出口型文化企業優勝劣汰，這對國內出口型企業著眼長遠發展、打造核心競爭力有較大的促進作用。

其次，在打造國際影響力方面存在較大機遇。

30年代美國經濟大蕭條時期的卓別林、米老鼠系列作品，97亞洲金融風暴中韓國“星際爭霸”游戲碟、日本“療傷系”卡通形象趴趴熊，本次金融危機中日本卡通形象“快樂小雞”等，都是特殊時期文化形象創新推廣、文化產品服務借機開發的優秀案例。中國傳統文化的保守性使得中國市場在本次危機中表現突出，較為穩定的中國市場使得全球各國刮目相看，這正是推廣中國文化的大好機會，也正是中國傳統文化創新出口的最佳時機。同時，穩定的市場是吸引海外資本注入，拓展境內文化產業國際影響力的最大保證。以影視制作業為例，近年來，好萊塢六大片廠的制作費保持在六千至七千萬美元的范圍內居高不下，為節約制作成本，各大片廠紛紛將拍攝地轉移至海外，包括加拿大、東歐、澳洲等地。同時，在海外進行后期制作的影片數量也不斷上升，據預測，以泰國、臺灣、香港、中國大陸等地為主的亞洲地區有成為世界電影后期制作中心的趨勢。金融危機當前，歐美影視制作業投資銳減，因此削減開支轉移拍攝地、外包制作業務極有可能成為歐美影視市場得以持續發展的最優出路。

再次，從外部環境看，在拓展海外市場，鼓勵中國文化企業走出去方面也是最好時機。

本次危機中，美國影視業由于資方退出導致部分公司發展停滯，博物館、歌劇院等由于贊助、撥款減少而陷入經營困境；德國出版行業初顯低迷；英國上半年廣告市場營業額大幅下降、藝術演出行業遭遇寒流；日韓動漫產業、影視產業也受市場低迷影響不得不縮減開支……國際文化市場動蕩，而中國國內市場穩定，這對有理想有實力走出國門尋找機遇的部分企業來講，可謂恰逢其時。中國改革開放30年，經濟結構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近年來我國經濟發展更是突飛猛進，綜合來看，中國資本有實力、也是時候走出去了。目前，金融危機導致美國金融市場緊張，部分企業由于資金困難而急欲出售，降低了其估值。特殊形勢下，外資在政治層面的風險性也有可能降低，加之近年來人民幣總體上對美元升值，這些外部條件給我國企業提供了很好的并購機會。把握當前形勢，依托國家近年來針對“走出去”戰略制定的一系列優惠鼓勵政策，選擇暫時陷入困境但有實力有潛力的海外企業合作，是中國企業拓展海外市場的大好機遇。

三、思考：金融危機背景下中國文化“走出去”對策初探

“走出去”戰略，是20世紀90年代中期黨中央在深刻分析國際國內政治經濟形勢的基礎上做出的關系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全局和長遠發展的重大戰略決策。97亞洲金融風暴后，在在十五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中，談到做好經濟工作、增強承受和抵御風險的能力時強調了六點，其中一點就是實施“走出去”的戰略。[4]2006年《國家“十一五”時期文化發展規劃綱要》中，特別提到：整合資源，突出重點，實施“走出去”重大工程項目，加快“走出去”步伐，擴大我國文化的覆蓋面和國際影響力。近年來中央高度重視文化產品和服務出口工作，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要“加強對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國優秀文明成果，增強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這是在新形勢下黨和政府對于中華文化走出去戰略的新要求，也是關系到新時期新階段，如何在國際上提高我國文化軟實力的關鍵問題。增強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除了通過外交、對外宣傳、對外文化交流等活動，還要從擴大對外文化貿易的思路來做。當前金融危機對國際貿易影響巨大，而文化出口對于拉動其它制造業、服務業產值、附加值，創造就業崗位等間接效果顯著。因此國家鼓勵擴大內需的同時，仍然倡導出口市場多元化，這對中國文化“走出去“戰略推進十分有利。

（一）宏觀導向上的政策重視

2006年1月，時任韓國國務總理的李海瓚主持國務會議，專門討論“韓流”的世界化問題，提出扶植“韓流”以中日為中心世界化。由國務總理親自主持、專門討論本國文化產品世界化問題的，這在世界各國中還不多見。盡管近年來為培育涉外文化企業，國務院有關部門先后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如《關于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文化產品服務出口的意見》、《文化產品和服務出口指導目錄》等。然而與歐美、日韓等文化產業大國相比，目前我國政府部門對文化“走出去”的支持力度尚顯不足。我國目前尚未制定明確的關于中國“大文化走出去”的具體方案，也未建立起完善的對外文化貿易的政策扶持體系，在資金補助、稅收減免、出口獎勵等方面力度也還不夠。

在金融危機還未對我國市場造成大幅影響之際，國家出臺了十項措施以擴大內需，穩定經濟。其中，“加快醫療衛生、文化教育事業發展”、“加快自主創新和結構調整”等幾項對中國文化事業與產業在國際上爭取新的發展機遇有著政策上的保障，也給我國文化產品服務“走出去”戰略的推進帶來了契機。中共中央政治局11月29日上午進行的第九次集體學習中，中共中央總書記強調，要著眼于全球經濟發展新態勢，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優化開放結構，提高開放質量，加緊實施出口市場多元化戰略，更好地利用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12月3日文化部部長蔡武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中國文化的發展”的形勢報告中總結我國文化建設基本經驗時也提到，必須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實施文化“走出去”戰略，增強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

因此，在“文化興國”戰略前提下，以國家政策層面支持文化出口，并將其最終指向中國整體國際影響力，是中國文化產業著眼長遠發展的必然考慮。

（二）為“走出去”做足準備

目前，國家對文化出口貿易尚未有較為明確的統計標準，對我國可出口文化資源、文化產業各門類出口優勢、文化企事業單位的國際競爭力等也欠缺系統梳理，因此，為“走出去”作好準備，可考慮對出口文化資源及其價值做系統調研，分析其輸出的可行性、出口結構搭配的合理性、出口渠道的有效性等。其次，深入研究各國文化體制機制，探尋中外文化產業發展的根本差異，以利于制定適合我國國情及特殊資源優勢的文化方略。再次，調研國際文化消費市場空間及文化產品的國際化需求，致力將我國現階段欠開發的傳統文化、文化遺產類產品服務與國際需求相結合，推向全球市場。

（三）抓住時機采取具體措施

1、及時搭建國際文化交流平臺

目前金融危機尚未對全球文化產業造成大規模破壞性打擊，可利用時機，以探討全球性文化議題，如“文化產業與金融危機”等為契機，搭建國際文化對話平臺，攜手各國共同應對困難。而國際文化論壇本身，也是促進國際文化產品和服務貿易的有利平臺。中國若是把握機遇，在金融危機背景下以相對穩定的國內市場為支撐，邀請全球文化產業界共赴盛宴，對推動全球文化貿易將起到相當重要的作用。若是更進一步借機形成國際文化論壇的長效機制，打造高規格的文化對話平臺，也可助于中國擴大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話語權。中國可以借鑒其他國家的一些做法。以全球文化論壇為例，2004年，由教科文組織及主辦地政府為主導，非政府組織及贊助公司相配合成立的首屆全球性文化論壇于巴塞羅那正式揭幕，以藝術、文化和對話作為主要活動。來自全球若干國家的文化藝術從業者，通過演講、研討、表演、展出等形式，平等對話并宣傳各自文化，展現出豐富且令人驚艷的各地文化意涵，對所在國文化“走出去”發揮了重要作用。此次中國若能舉辦類似活動，并將議題的時效性與論壇的長效性相結合，會有利于吸引國際文化界對中國的聚焦。

2、廣泛吸納國際文化產業高端人才

如今，公司倒閉、重組的信息屢見不鮮，海內外各大企業也陸續出臺裁員計劃，這些無論對在職者還是求職者都是沉重的打擊。例如《洛杉磯時報》、時代華納旗下時代公司、甘尼特公司等重量級傳媒集團均傳出了裁員計劃。然而，這也恰好成為國內許多文化機構難得的招賢機遇。這次的金融危機，可以說是一次資源重新分配、制度優化的時機。經過一次洗牌式的調整，對加速國內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的發展結構優化、拓展人才儲備，都是難得的機遇。若能把握時機，通過如“文化產業人才儲備計劃”等策略，吸納國際上有經驗有實力的文化高端人才，從他們身上獲得國際先進的文化產業運作經驗，同時吸取本次危機中其失敗教訓，將有助于推動今后中國文化產業健康、良好、持續發展。另一方面，文化企業可利用這類熟悉國際化企業操作的海外人才，與熟悉中國文化特性的本土人才結合，打造精英團隊，拓展海外市場。

3、加速中國海外文化交流機構建設

目前，中國文化中心和海外孔子學院是我國較具代表性的駐外文化交流機構。中國海外文化中心作為文化部外派的常設機構，可以長期、穩定、自主、靈活地開展中國文化對外傳播工作。全球已設有巴黎文化中心、開羅文化中心、馬耳他文化中心、貝寧文化中心、毛里求斯文化中心、漢城文化中心、柏林文化中心等，這些海外文化中心以全面準確地介紹當代中國發展為主要任務，是駐在國人民了解中國文化的一扇窗戶。而孔子學院是公益性的非營利性的漢語推廣機構，得到中國政府支持，由中國和海外教育機構、社會組織合作舉辦。截至2008年3月，我國已經啟動建設了238所孔子學院（課堂），分布在69個國家和地區，已成為各國學習漢語言文化、了解當代中國的重要場所。孔子學院總部計劃，到2010年在世界各地建設500所孔子學院，使孔子學院年在學人數達到10萬人，參加漢語言文化活動的人數達到50萬人，國外學習漢語的人數預計將達到1億。[5]

然而，國家間外交因素帶來的政治障礙、海外干部派遣人事制度不健全等，使得類似機構在海外布局時存在重重困難。因此，在擴建此類文化交流機構時，可適當考慮淡化其官方色彩，鼓勵民間資本參與投資建設，完善管理機制，在保證傳播中國文化本職不變質的情況下，盡量產業化運作，通過融入海外市場從而輸出中國文化。

此外，還可拓展民間交流合作領域，鼓勵人民團體、民間組織、民營企業和個人從事對外文化交流，以“文化周”、“文化行”等活動，或借助相對平等的產業資本，帶動基礎設施建設、促進對外文化產業發展。

4、以廣電媒體境外落地、新媒體合作等多種形式輸出核心文化

金融危機中，民眾對于財經信息的報道和商業新聞的關注日益高漲的同時，不少國外媒體卻陷入廣告銳減、融資困難的境地。以美國新聞集團為例，在雷曼兄弟的幫助下，福克斯互動媒體分別于2005年和2007年收購了IGN娛樂和圖片分享網站Photobucket。如今雷曼兄弟宣告破產，新聞集團網絡業務陷入不知何去何從的局面。[6]默多克近期表示，新聞集團不再依賴某個單一市場或某種單一媒體。此外，美國一些報業公司還將印前、印中和印后業務分別外包，以節約成本；國外電視臺尋求與網絡互動以擺脫單純的電視廣告減少的局面，獲得更大的收益空間……這些都是國內媒體，尤其是新媒體產業拓展海外業務的機遇所在。廣電傳媒的海外落地向來是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部分，其傳播模式主要有兩種：一是自建渠道，即通過中國電視頻道在海外的落地或影視節目自辦發行，直接掌控平臺和收益。二是“借船出海”，包括向境外媒體出售節目的海外播映權，以及與境外媒體合辦公司和頻道進行本土化傳播兩種方式。我國對外傳播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國家唱主角，以政府為主導，民間傳播、民營企業的比重還很薄弱。因此，支持我國民間資本進入海外媒體，對拓展我國對外傳播渠道、輸出我國核心文化產品，都是非常現實且有力的途徑。

但是，各國對外資準入審批制度存在差異，針對不同行業不同國家的開放程度不同，例如意大利法律明確限制外資進入廣播影視業；俄羅斯也限制外資進入覆蓋俄領土一半區域的廣播媒體、發行量較大的報紙和出版公司等。因此，在拓展海外傳媒業務時，要注意選擇合適的投資地，以有效的審批渠道和企業形式，配合恰當的品牌經營策略，努力爭取中國傳媒在國際上的聲音。

早在2004年廣電總局就頒布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廣播影視“走出去工程”管理工作的通知》：全國廣電系統要嚴格執行總局2002年2月10日的《赴國外租買頻道和設臺管理暫行規定》，以“中央為主，地方為輔”、“以我為主、對外有利”為原則在海外拓展廣電業務，并有針對性地播出外宣節目。國家十一五文化綱要及此后一系列鼓勵對外文化交流的政策中提出，鼓勵文化企業在境外設立出版社、廣播電視網、出版物營銷機構等，商務主管部門在境外投資促進、扶持、保障、服務、核準等方面提供便利。上述文件對我國傳媒行業拓展全球市場、爭取國際話語權既有政策層面的鼓勵，對媒體也有著導向性的規范，避免在“走出去”過程中出現危及國家意識形態安全的行為。公務員之家

5、加大國內文化企業“走出去”力度

在金融危機的沖擊下，目前很多境外公司市值已經較低，跨國并購對于中國希望走出去的企業而言將是一個非常好的機遇。然而文化產業投資見效周期較長，具有較高的風險性，同時，由于中外企業運作方式的差異，易導致投資境外文化企業的國有資產監管失位，以致資產流失，甚至進一步危及國家意識形態安全。有資料顯示，1993年至2005年大中型國有企業在海外上市過程中，涉及國有資產流失至少600億美元。因此，鼓勵國內企業走出去的同時，在規范資產轉讓權、探索國企改制等方面，還有許多工作需要考慮。對購入海外瀕臨破產的文化企業，亦需將風險防范意識放在第一位。

在打造競爭主體方面，國際文化市場競爭要求國家文化產業有較高的集中度，從發達國家文化產業發展現狀來看，一個國家文化產業競爭力主要表現為該國若干家文化企業集團以雄厚的資本、技術和人才實力參與國內外市場競爭的能力。[7]因此，中國文化走出去首先需重點打造一批具有國際市場競爭力的大型文化企業集團，比如以中國對外文化集團為代表的大型國有文化企業。近年來，該集團在建立金融和資本平臺、形成較強融資能力的基礎上，進一步采取擴大文化出口基地建設、運營大型常年演出系列劇目、建設文化產業園區和在境外設立國際文化市場前沿營銷陣地等戰略性舉措，正逐步從傳統的文化中介商轉變為文化集成商、制作商以及文化產業規劃者[8]，對中國文化走出去，增強我國文化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上，作出了很大努力。公司一直在探索如何通過金融和資本運作渠道，解決中長期文化產業投資的資金問題，以利于打造更具實力的國際性企業。在特殊背景下，國家可考慮以產業基金方式，引導鼓勵一批大型文化企業發展，帶動更多的文化企業走出去。其次，還可引導目前市場穩定且發展潛力巨大的非文化類大型企業進行業務拓展，例如通過投資文化地產、注資海外文化產業園區、建立文化產品分銷機構等，以多元化發展進入國際文化市場。再次，由于直接投資海外文化項目的風險較大，對國內中小型民營文化企業來講，投資收益不確定性高，因此，中小文化企業應在穩定其國內市場的同時，立足國內根據地，適當尋求國際合作，找準時機拓展海外業務。

對于出口資金短缺的問題，商務部早在2000年便設立了“中小企業國際市場開拓資金”給予走出國門的中小企業以支持，2008年中央財政也出臺了一系列財稅扶持政策促進中小企業發展，比如連續5次提高出口退稅率，安排資金12億元支持中小企業“走出去”，開展國際經濟合作等。除中央、地方的專項資金，還要充分發揮中國進出口銀行、國家開發銀行等政策性銀行的業務支持作用。中國進出口銀行行長李若谷在接受17大集體訪問時曾提到，近年來，在出口方面中國進出口銀行更加強調支持中小企業和農產品走出去，將來會對服務貿易、旅游、信息產業的進出口給予更大支持。[9]國家目前已經將文化產品和服務出口納入中國進出口銀行、國家開發銀行等政策性銀行的業務范圍，國家發改委和中國進出口銀行共同建立了境外投資信貸支持機制，對推動有比較優勢的中國企業境外投資提供政策性金融支持。但從目前文化企業“走出去”的進程來看，對上述銀行資金扶持的利用是不夠的。在當前機遇下，我國各大中小型文化企業應充分認識、利用以上政策，積極走出國門，以中國產品的質優價廉拉動海外消費。

產品市場方面，目前世界主流的文化市場仍然具有很大的開拓空間，出口定位也可根據形勢作出調整。有資料顯示，中國對美國、歐盟和中國香港的文化產品出口額合計占出口總額的85%以上，近期歐美市場的波動對國內文化產品制作業出口造成一定影響，但也讓我國文化出口企業看到了全球其它很多地區尚有待開拓。比如，目前與中國文化貿易量較小的日韓、東南亞等國具有悠久的歷史文化淵源,這些國家的消費者較容易理解中國的文化產品,文化折扣相對較小；此外，我國與亞非拉地區的文化交流、貿易往來日益密切，文化出口方面存在較大空間。

如何有效推動中國文化走出去，一直是中國文化界、貿易界討論的熱點。盡管就目前而言，本次金融危機對我國文化產業的影響還未完全顯現，但不可否認，風險與機遇并存的2009年極有可能帶來世界文化格局的重大轉變，對中國文化產業本身而言，也是難得的發展機遇。從全球各文化出口大國的發展經驗來看，把握時機、跟進研究、調整政策，是制勝的關鍵。有著深厚文化底蘊的中國目前正處于社會轉型期，在百年難遇的世界經濟動蕩中，如何化危為機，建構強勢的國家文化軟實力，打造具有競爭力的國際影響力，值得更多的文化“官、產、學”相關人士進一步思考。

（三）抓住時機采取具體措施

1、及時搭建國際文化交流平臺

目前金融危機尚未對全球文化產業造成大規模破壞性打擊，可利用時機，以探討全球性文化議題，如“文化產業與金融危機”等為契機，搭建國際文化對話平臺，攜手各國共同應對困難。而國際文化論壇本身，也是促進國際文化產品和服務貿易的有利平臺。中國若是把握機遇，在金融危機背景下以相對穩定的國內市場為支撐，邀請全球文化產業界共赴盛宴，對推動全球文化貿易將起到相當重要的作用。若是更進一步借機形成國際文化論壇的長效機制，打造高規格的文化對話平臺，也可助于中國擴大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話語權。中國可以借鑒其他國家的一些做法。以全球文化論壇為例，2004年，由教科文組織及主辦地政府為主導，非政府組織及贊助公司相配合成立的首屆全球性文化論壇于巴塞羅那正式揭幕，以藝術、文化和對話作為主要活動。來自全球若干國家的文化藝術從業者，通過演講、研討、表演、展出等形式，平等對話并宣傳各自文化，展現出豐富且令人驚艷的各地文化意涵，對所在國文化“走出去”發揮了重要作用。此次中國若能舉辦類似活動，并將議題的時效性與論壇的長效性相結合，會有利于吸引國際文化界對中國的聚焦。

2、廣泛吸納國際文化產業高端人才

如今，公司倒閉、重組的信息屢見不鮮，海內外各大企業也陸續出臺裁員計劃，這些無論對在職者還是求職者都是沉重的打擊。例如《洛杉磯時報》、時代華納旗下時代公司、甘尼特公司等重量級傳媒集團均傳出了裁員計劃。然而，這也恰好成為國內許多文化機構難得的招賢機遇。這次的金融危機，可以說是一次資源重新分配、制度優化的時機。經過一次洗牌式的調整，對加速國內文化事業與文化產業的發展結構優化、拓展人才儲備，都是難得的機遇。若能把握時機，通過如“文化產業人才儲備計劃”等策略，吸納國際上有經驗有實力的文化高端人才，從他們身上獲得國際先進的文化產業運作經驗，同時吸取本次危機中其失敗教訓，將有助于推動今后中國文化產業健康、良好、持續發展。另一方面，文化企業可利用這類熟悉國際化企業操作的海外人才，與熟悉中國文化特性的本土人才結合，打造精英團隊，拓展海外市場。

3、加速中國海外文化交流機構建設

目前，中國文化中心和海外孔子學院是我國較具代表性的駐外文化交流機構。中國海外文化中心作為文化部外派的常設機構，可以長期、穩定、自主、靈活地開展中國文化對外傳播工作。全球已設有巴黎文化中心、開羅文化中心、馬耳他文化中心、貝寧文化中心、毛里求斯文化中心、漢城文化中心、柏林文化中心等，這些海外文化中心以全面準確地介紹當代中國發展為主要任務，是駐在國人民了解中國文化的一扇窗戶。而孔子學院是公益性的非營利性的漢語推廣機構，得到中國政府支持，由中國和海外教育機構、社會組織合作舉辦。截至2008年3月，我國已經啟動建設了238所孔子學院（課堂），分布在69個國家和地區，已成為各國學習漢語言文化、了解當代中國的重要場所。孔子學院總部計劃，到2010年在世界各地建設500所孔子學院，使孔子學院年在學人數達到10萬人，參加漢語言文化活動的人數達到50萬人，國外學習漢語的人數預計將達到1億。[5]

然而，國家間外交因素帶來的政治障礙、海外干部派遣人事制度不健全等，使得類似機構在海外布局時存在重重困難。因此，在擴建此類文化交流機構時，可適當考慮淡化其官方色彩，鼓勵民間資本參與投資建設，完善管理機制，在保證傳播中國文化本職不變質的情況下，盡量產業化運作，通過融入海外市場從而輸出中國文化。

此外，還可拓展民間交流合作領域，鼓勵人民團體、民間組織、民營企業和個人從事對外文化交流，以“文化周”、“文化行”等活動，或借助相對平等的產業資本，帶動基礎設施建設、促進對外文化產業發展。

4、以廣電媒體境外落地、新媒體合作等多種形式輸出核心文化

金融危機中，民眾對于財經信息的報道和商業新聞的關注日益高漲的同時，不少國外媒體卻陷入廣告銳減、融資困難的境地。以美國新聞集團為例，在雷曼兄弟的幫助下，福克斯互動媒體分別于2005年和2007年收購了IGN娛樂和圖片分享網站Photobucket。如今雷曼兄弟宣告破產，新聞集團網絡業務陷入不知何去何從的局面。[6]默多克近期表示，新聞集團不再依賴某個單一市場或某種單一媒體。此外，美國一些報業公司還將印前、印中和印后業務分別外包，以節約成本；國外電視臺尋求與網絡互動以擺脫單純的電視廣告減少的局面，獲得更大的收益空間……這些都是國內媒體，尤其是新媒體產業拓展海外業務的機遇所在。廣電傳媒的海外落地向來是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部分，其傳播模式主要有兩種：一是自建渠道，即通過中國電視頻道在海外的落地或影視節目自辦發行，直接掌控平臺和收益。二是“借船出海”，包括向境外媒體出售節目的海外播映權，以及與境外媒體合辦公司和頻道進行本土化傳播兩種方式。我國對外傳播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國家唱主角，以政府為主導，民間傳播、民營企業的比重還很薄弱。因此，支持我國民間資本進入海外媒體，對拓展我國對外傳播渠道、輸出我國核心文化產品，都是非常現實且有力的途徑。

但是，各國對外資準入審批制度存在差異，針對不同行業不同國家的開放程度不同，例如意大利法律明確限制外資進入廣播影視業；俄羅斯也限制外資進入覆蓋俄領土一半區域的廣播媒體、發行量較大的報紙和出版公司等。因此，在拓展海外傳媒業務時，要注意選擇合適的投資地，以有效的審批渠道和企業形式，配合恰當的品牌經營策略，努力爭取中國傳媒在國際上的聲音。

早在2004年廣電總局就頒布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廣播影視“走出去工程”管理工作的通知》：全國廣電系統要嚴格執行總局2002年2月10日的《赴國外租買頻道和設臺管理暫行規定》，以“中央為主，地方為輔”、“以我為主、對外有利”為原則在海外拓展廣電業務，并有針對性地播出外宣節目。國家十一五文化綱要及此后一系列鼓勵對外文化交流的政策中提出，鼓勵文化企業在境外設立出版社、廣播電視網、出版物營銷機構等，商務主管部門在境外投資促進、扶持、保障、服務、核準等方面提供便利。上述文件對我國傳媒行業拓展全球市場、爭取國際話語權既有政策層面的鼓勵，對媒體也有著導向性的規范，避免在“走出去”過程中出現危及國家意識形態安全的行為。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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