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風險管理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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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現階段，我國正處于市場經濟轉型時期，由于市場經濟環境中的一般風險和市場經濟轉軌過程中的特有風險同時存在，企業面臨的風險變得更加復雜。而作為微觀個體的企業風險一旦匯聚、觸發，所影響的不僅是企業，而且很可能是整個宏觀經濟。本文正是基于微觀個體企業的風險損失會積聚成行業的、乃至整個宏觀經濟損失的思路，在對現階段我國企業風險存在、匯聚、觸發的機理分析基礎上，探討企業、政府所應采取的風險管理對策。

[關鍵詞]企業風險風險觸發風險管理

在中國經濟轉軌的大背景下，我國企業不僅面臨著市場經濟環境下的企業所可能遇到的一切風險，而且還面臨著制度轉軌時期所特有的風險，從而使得企業面臨的風險更加復雜多變。企業風險的存在，不僅可能引起作為微觀經濟主體的企業發生經濟上的損失，而且還可能由于風險的積聚和傳遞引起社會總財富下降，并引發一系列嚴重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后果。因此，有必要對現階段我國企業風險產生的根源進行深入的分析，并提出可行、有效的管理對策，盡量避免企業風險可能導致的嚴重后果。

一、企業風險背景

21世紀以來，企業活動所面臨的外部環境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從全球范圍看，世界已經進入知識經濟時代，企業的生產交易方式已從實物型向信息型轉變，虛擬經濟、電子商務、數字模擬、信息高速公路等形式的出現改變了傳統的商業方式；世界范圍或一國之內企業的合并與收購事件層出不窮，企業的生產、交易范圍和企業信用體系擴大；WTO等通行的世界商業行業規則在各國普遍推廣，跨國企業大量涌現，經濟趨于全球化。從國內的形勢看，中國正面臨向市場經濟轉型深化的關鍵時期，企業既要面臨計劃經濟時代所遺留下來體制問題，如：產權不清、對政府的依賴性強、政府尋租現象嚴重等，又要面臨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內外企業之間強大的市場競爭壓力，還要面臨我國市場經濟發展階段中所特有的現實條件限制，比如：基礎設施（如金融市場、法律體系等）不完善，資源匱乏等。

從企業本身來看，企業風險的載體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具體變化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1.“財”和“物”，即金融資產和實物資產的變化

這些是最通常意義上的企業資產，同時也是企業風險載體的最直接、最根本的表現形式。它們變化的趨勢是：“財”的形式更趨多樣性，“物”在空間和時間上分布更加廣泛，如果不能有效掌控，都會使企業預期的財物損失加大。

2.法律責任范圍擴大

一方面，市場經濟發展必然要求政府建立與之相配套的法律法規制度，使得各經濟主體的責任和利益更加清晰明確、行為規范性增強。另一方面，入世后，我國商業的運作規則將逐步向國際慣例、國際規則靠攏。因此，企業所承擔的法律責任無論是范圍上還是程度上，都有擴大和加深的趨勢。

3.信息和技術資源占據戰略性地位

知識經濟時代所發生的最大變化就是，信息已經作為一種要素，同技術一道參與到企業的競爭力組成中。技術是實現企業競爭力的核心因素，而信息就成為企業贏得市場、贏得機遇的核心要素。反過來，信息的缺乏或不及時很可能導致企業發生嚴重損失甚至生存危機。

4.企業品牌等無形價值凸顯

這里所說的企業品牌不僅包括企業本身的聲譽、企業的信用，還包括企業的產品、注冊商標、專利權、知識產權等無形資產。知名品牌意味著獲得人們普遍的信任與認可，意味著可以創造價值。如果品牌受到損害，企業受到的損害將是長期的，在短時間內很難恢復。

5.人力資源含義外延

現代企業所應擁有的人力資源不僅包括“人力”的存在與否，更主要的，還要考慮企業決策者、管理者、員工等人力要素的身體、心理與文化素質、行為的合意性以及對企業的誠信度等。

今后隨著形勢的發展，后三類風險載體在我國企業所面臨風險中將會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分量。

二、企業風險觸發條件

風險載體和風險因素的存在未必一定會導致損失，風險的發生往往存在“導火索”，也就是觸發條件。如果可以提早發現、控制或切斷這些導致風險發生的“導火索”，那么企業就可以在企業風險管理中擁有主動權。未來一段時期，是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的攻堅階段，同時也將是入世所做的承諾在更基礎、更核心的領域兌現的階段。因此這一時期企業風險的觸發條件將突出表現為：

1.經濟利益驅使的過度競爭

市場供求理論告訴我們，當產品市場價格上升時，企業為了追求更高的利潤，就會選擇追加投資擴大生產規模，同時進入市場的企業也會增加，生產者數量和產量的急劇增加帶來供給量大量增加。而對于生產性企業來說，擴大規模簡單，反之就不易了。當供給大大超過需求時，生產投資的短期不可逆性，就必然引起企業要進行“虧本生產”或者開工率不足，資本閑置。從而引起一連串的支付危機、信用危機、企業品牌危機，甚至導致全行業虧損。這種規律在中國的市場上不止一次的表現出來。如：中國的彩電行業僅在1994年到1999年之間，就進行過7次價格大戰，其結果是，目前中國的彩電價格已比美國市場低20％～30％，屬全世界最低。而目前，這樣的趨勢又出現在能源行業和房地產行業。如：煤炭價格的上漲導致各地小煤礦大量涌現，房價的成倍上漲導致大量投資涌入房地產開發行業，這些利益驅動的過度競爭的危害在經過一定時期之后就會有所顯現。

2.國際能源價格陡然上升

國際能源價格的陡然上升會產生兩個方面的影響：第一，對能源行業本身的影響。國際能源價格的陡然上升會極大刺激國內的相關能源行業的生產投入。由于這些行業往往是以采掘業為主，因此單純重視數量而不重視質量、只考慮產出而不考慮經濟成本等因素的粗放型經濟生產方式就會表現的尤為明顯。特別是，當地方政府官員的政績考核方式是以當地的GDP來衡量的時候，就會對這種價格引起的生產刺激產生推波助瀾的作用。第二，對關聯行業的影響。能源行業的價格上漲，必然會導致各行各業中以這些能源為原材料的企業生產成本上升，從而導致相應的產品價格上升。如果這些產品價格的上升通過產業鏈上的價格傳導機制傳遞到下游產業，就會導致更大范圍的產品價格上升，甚至全社會范圍的價格水平上漲，誘發通貨膨脹。

3.政府政策的應急性特征

宏觀調控是政府彌補市場經濟缺陷很好的方式，但倘若運用不當，反而容易成為引發企業風險的誘因。我國政府的政策實施往往有應急性的特征，即針對出現的緊急狀況而即時出臺相應的政策，而當外部環境變化之后，又再緊急修正。這雖然可以稱之為與時俱進，但是同時我們也該認識到企業的生產是有自己的周期和規律性的，特別是生產周期較長的行業，企業的生產投入不可能迅速轉變。如果在一個生產周期還沒有結束時就遇到政府轉變政策，企業將會面臨很大的損失。更嚴重的問題在于這種政策風險是企業難以控制，難以把握的。

三、企業風險管理對策

無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從實踐上，企業風險管理都應該包括兩層含義：一方面，“防患于未然”是避免社會財富凈損失的最佳途徑，也是風險管理追求的終極目標。企業風險管理的對策也應主要放在損失發生前的風險規避和控制工作上。另一方面，企業作為國民經濟的細胞，其風險不僅僅會給微觀個體即企業本身帶來嚴重、甚至是毀滅性的損失，而且通過風險的積聚和傳遞，還有可能對某個行業、乃至整個國家都產生嚴重的危害。因此，還應該從宏觀和全局的角度，審視企業風險，引導各個行業、各種類型的企業積極應對企業風險。本文基于風險管理上述兩個方面的含義，對中國企業風險管理提出如下對策。1.建立風險預警機制，提高企業應對危機能力

近幾年，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壯大，企業的規模也在逐漸擴大，有的還會成長為跨地區、跨行業、資產規模大、關聯企業多的企業集團。這些企業對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在擴大社會就業、增加財政稅收、創造社會財富等方面作用顯著。但同時，企業規模的擴大也使得企業的經營變得更加復雜，更加難以控制。因此，企業應該建立風險預警機制，定期對企業內部控制機制和外部環境的變化對企業風險狀況的影響做出評估，力爭在損失發生前做好預防工作。同時，企業應對可能發生的危機狀況有所預測，并提前根據可能出現的危機，做好危機預案。

2.轉移法律責任風險，降低企業責任損失

鑒于企業面臨的法律責任范圍越來越廣，遭受責任損失的可能性也越來越大，企業應該通過建立法律顧問和專業律師相結合的法律事務體系，適當運用保險等風險轉移工具，轉移法律責任風險，降低企業責任損失。企業的法律事務體系應是分層次的，對于一般性質的公司法律事務由企業的法律顧問解決，而針對特殊的、專業性較強法律案件則聘請專業律師來解決。企業應該在對自身面臨的法律風險充分認識的基礎上，選擇適合投保、可以投保的責任風險，利用保險工具來轉移其責任風險，將自身責任風險成本降到最低。

同時，從事外貿業務的企業和正在開拓國際市場的企業，應該注意研究國際商業、行業規則、法律規定的差別，避免由于對規則了解不夠而造成不必要的損失。

3.強化信托責任，重視企業信用體系建設

曾經在我國極為嚴重的呆、壞賬問題，以及前面提到的政府政策突然轉變問題，我們認為都是由于中國的市場經濟尚處在一個信用缺失的階段。這種信用缺失不僅表現為個人，如管理者、員工對企業的信托責任意識差，而且也表現為企業對社會的信托責任意識差。比如：有的資金經營機構或個人擅自挪用客戶的賬戶金額從事其他投資活動。從表面上講，信用的缺失是由于缺乏相應的制度、信息傳遞機制。而從本質上講，其原因是全民信用意識的缺乏，即缺乏“信托責任”。市場經濟的發展需要完備、堅實的信用基石，而這種信用基石的建立要靠全社會的努力，要從個人信用、商業信用、國家信用等各個層次上，保證市場經濟中信用的實現。

4.改變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方式，促進增長方式的盡快轉變

在我國企業采取何種類型的生產方式往往與政府的政策導向有著巨大的關系。長期以來，我國的企業和政府的關系非常密切，一方面政府可以給企業創造更優越的發展環境，如：提供優惠稅率、給予特別審批等，這使得企業愿意圍著政府轉，受政府的指揮；另一方面，企業的生產規模和數量影響著當地的GDP的總量和增長速度，而我國的地方政府和官員考核制度中的衡量政績的重要指標就是當地的GDP總量和增長速度。這就使得地方政府和官員、特別是經濟較不發達地區的地方政府和官員為了獲得較好的政績，鼓勵企業盡最大努力提高生產數量和規模，在技術和資本條件有限情況下，要實現這樣的目標就只能采取高投入的生產方式，以至于忽視了生產的其他方面，形成粗放型的增長方式和發展模式。因此要改變這種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除了要從經濟制度上加強企業生產的管理和監管之外，地方政府的官員考核制度也必須要改革。因此，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根本在于改變地方政府的政績考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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