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民國時代金融革新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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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11年開始的民國時期是中國近代史的最后一個階段，也是中國從封建社會向現代社會轉型的一個重要過渡階段。發生在這一階段影響中國歷史進程的大事件不勝枚舉。其中民國的金融改革就直接影響了中國普通百姓和中國社會的歷史命運。民國金融改革經歷了從廢兩改元到流通法幣，再到實行金圓券，最后發行銀元券的過程。本文將分別就上述重要舉措探源民國金融改革的歷史。

一、廢兩改元：開啟中國近現代金融改革的第一把鑰匙

縱觀世界貨幣史，一般沿襲的是“賤金屬—貴金屬—紙鈔”的發展規律。從民國建立至20世紀30年代初，銀元和銀兩是中國社會流通的主要貨幣，輔之以銅元和銀角，此外還有由各地林立的銀行發行的流通價值極低且貶值嚴重的紙幣。可以說，這一時期在全中國流通的貨幣種類繁多，金融亂象叢生。僅作為主要貨幣的銀兩的制式就有超過100種，如碎銀、銀錠、銀元寶等等。銀元的制式也有將近20種，如俗稱袁大頭的袁洋銀元、以孫中山先生頭像為標志的孫洋銀元，還有從日本、西班牙等國流入的銀元。復雜散亂的貨幣制式，給民國時期的經濟、商業等活動造成了諸多不便。例如日常商業往來和百姓生活大多使用較為方便的銀元作為衡量商品價值的流通貨幣，但銀兩又是政府征稅的本位貨幣。這就造成兩種貨幣經常需要往復折算、交易與幣制脫節的現象[1]141。針對上述金融問題及其所造成的經濟、社會秩序混亂的局面，1928年著名社會學家、經濟學家馬寅初從理論上闡釋了統一貨幣、廢兩改元的緊迫性和可行性。四年后，南京國民政府在上海設立造幣廠，為大規模鑄造錢幣、統一金融幣制作準備。1933年3月，《銀本位幣鑄造條例》由國民政府正式頒布。條例規定以“元”作為銀本位幣的名稱，每元對應23.49公分銀兩，合乎成色和重量要求的銀元可在一定期限內流通使用，超出期限后再通過銀兩折算成“元”。民國政府財政部同時決定在上海建立金融中心，并在上海第一個實行廢兩改元。廢兩改元在上海實行并逐步推廣至全國之后，社會反響大多比較正面，它消除了過去兩元并存所造成的各種弊病。作為開啟中國近現代金融改革的第一把鑰匙，它推動了中國幣制的發展。改革前，政府財稅的本位幣是兩，但社會生活事關經濟的方方面面卻基本用銀元作為交易工具。銀元與銀兩、現實需求與貨幣制度都相互脫節。銀元與銀兩的往復折算一方面手續繁瑣，另一方面導致了大規模的金融黑市，吞噬著國家和百姓的資產。改革前，中國國內貿易多因貨幣品種繁雜、成色標準不一而內耗頗多，商賈們所涉商品的流通環節越多、流通距離越遠，損失就越大。廢兩改元后上述列舉的問題大多從金融制度方面得到了有效解決。

二、流通法幣：民國金融改革的再一次進步

盡管銀本幣改革平抑了過去中國金融秩序混亂的局面，但與國際金融體系橫向對比，民國的銀本位制并不符合國際金融發展的大趨勢。1933年，英國、日本、加拿大、芬蘭、挪威、奧地利、德國、美國等國家都已經相繼放棄了金本位。1934年，為徹底擺脫經濟危機困境，美國在全球高價收購白銀，同時禁止本國白銀出口。美國這種舍人救己、轉嫁危機的措施致使白銀從中國大量外流。1934年南京國民政府財政部統計全年白銀出超總額達到2.59億元，同比增長1750%。為阻止白銀外流的兇猛勢頭，1934年底加收白銀出口稅十個百分點。但被美國推高的國際銀價吸引了不少中國人從事白銀走私業務。根據民國財政部估算，1935年白銀走私規模超過兩億元。對于實行銀本位的中國來說，白銀外流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通貨緊縮、財政枯竭、金融萎靡、經濟逆行。這種局面逼迫民國政府不得不放棄銀本位而建立新的金融貨幣體系[2]83。在國際金融大環境驟變情勢下，民國建立新的金融貨幣體系、再次進行金融改革已刻不容緩。1935年11月，民國政府財政部對外公布了新一輪幣制改革的公告，民國政府規定：自1935年11月4日起，由中央政府直接管控的中央銀行、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發行法幣鈔票作為一切市場流通之貨幣形態，原來公私持有的銀本位幣應在規定時間內在指定銀行兌換成法幣。1法幣與23.49公分純銀等值，也就是說，銀元可按照1∶1的比率等值兌換法幣。從表面上看，法幣的發行流通并沒有使銀本位退出金融舞臺，純銀仍然在發揮衡量流通鈔票價值的貨幣作用。而且民國政府并未宣布《銀本位幣鑄造條例》失效。盡管如此，銀本位制在形態上還是發生了本質的改變。因為已嚴重緊縮的白銀儲備不可能支撐和衡量市場所需的法幣量，也就是說，流通中的法幣本質上完全達不到法定含銀量的要求。民國政府非常清楚這一點。所以財政部規定發行法幣的三家銀行可以不受任何國內限制買賣外匯，并規定1法幣可兌換0.125英鎊或0.3美元。這一規定說明，失去銀本位支撐的法幣可以用外匯匯率及其價值來衡量，可見以流通法幣為主的第二次金融改革使中國第一次出現了貨幣“外匯本位制”的特點。流通法幣的金融改革是中國近現代金融改革發展歷程中的又一次進步。它改變了中國幾千年以貴重金屬作為流通本幣的歷史，符合當時國際金融發展的大潮流，也適應當時中國社會的實際需求。但是，法幣的發行與流通也存在一定弊端并最終爆發。例如：用紙幣強行將白銀收歸國有，就是變相搜刮民眾財富，從而積累了民怨；法幣與英鎊、美元緊密掛鉤的外匯制度，使英美可以輕而易舉地以貨幣為工具操控中國財政、經濟大局；法幣作為一種紙鈔，其發行量由中央政府控制，但缺乏嚴格有效的監管機制，為政府后來濫發鈔票導致惡性通貨膨脹埋下了伏筆。

三、實行金圓券：惡性通脹后的緊急金融改革

如前所述，流通法幣的確使中國很快擺脫了通貨緊縮的困境，但隨之而來的卻是一發不可收拾的通貨膨脹。20世紀40年代前后，中國社會深受日本侵華之痛，抗日戰爭形勢日漸嚴峻，國家經濟受戰爭影響深陷泥潭，惡性通貨膨脹步步逼近。1937年國民黨中央政府指定的貨幣發行銀行總共發行法幣14億多元，至1940年這一數字已經飆升到78億多元，1945年突破1萬億元，1948年竟達到驚人的663萬億元。從1935年到1948年，流通法幣量增加了47萬倍[3]122。伴隨法幣量猛增的是物價猛漲，中國經濟瀕臨全面崩潰。基本已無法控制中國局勢的政府在1948年夏天頒布《財政經濟緊急處分令》，決定實行以金圓為本位幣的幣制，限期以金圓券收兌法幣。1金圓券等值0.22公分純金，可兌換300萬法幣。中央銀行總共向市場投放金圓券20億，并規定從1948年8月19日起全面取代市場上流通的其他貨幣形式。國民黨政府實行金圓券的初衷是要把即將崩潰的國民經濟從惡性通貨膨脹中挽救回來，但由于國民黨政府在各方面早已風雨飄搖，根本無力應對全國的軍事、政治、經濟形勢，這一措施在不到三個月時間里即宣告取消，金圓券改革失敗。

四、發行銀元券：民國政府無力的最后一搏

1949年初夏，在中華民國最后的一段歲月里，國民黨政權潰敗在即，但是國民政府仍然在金融領域作最后一搏。7月2日國民政府下達《改革幣制令》，提出了民國時期的最后一次金融改革方案。其中規定，重啟并完全執行1933年的《銀本位幣鑄造條例》，發行銀元券，1銀元券等值23.49公分純銀，以黃金、銀元、外匯為主的銀元券準備金總額不得低于銀元券發行量的60%。發行銀元券的最后努力沒能挽救民國末期的經濟。因為對民國政府來說，當時的政權危機、社會危機絕對不是靠一次金融改革就可以彌補的。國民黨政權大勢已去就注定了任何金融改革的努力都只能是徒勞。總而言之，民國時期所經歷的四次金融改革，無論成功還是失敗，無論閃光還是黑暗，都在中國金融近現代化歷程中刻下了深淺不一的印記。其中符合金融客觀規律的做法值得肯定，那些違背規律的、僅僅為腐朽沒落政權制造救命稻草而不顧人民死活的做法既是教訓，也是應該被歷史所唾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