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領域“灰犀牛”及防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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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經歷了經濟增長速度放緩與全球金融危機沖擊之后，中國金融領域的“灰犀牛”風險隱患逐漸顯現。當前中國金融領域的“灰犀牛”風險隱患包括房地產泡沫、地方政府債務、國有企業高杠桿率、影子銀行膨脹發展與違法違規集資亂象頻出。導致“灰犀牛”奔跑的原因主要是經濟增長速度放緩、政府隱性擔保與市場主體的非理性。因此，釋放已經積累的金融風險應該穩定房價，防范房地產泡沫破裂；去杠桿，抑制地方政府與國企債務繼續膨脹；對影子銀行進行全方位監管；改革金融監管框架，全面監管金融風險。

[關鍵詞]金融風險；灰犀牛；房地產泡沫；政府債務；影子銀行

2007年爆發的美國次貸危機已蔓延成一場嚴重的金融危機，波及范圍之廣，破壞性之大，影響程度之深為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以來所罕見。在經歷了改革開放30多年的高速增長后，中國經濟從2012年開始轉為中高速增長，進入經濟下行的調整時期，前期積累的各種矛盾逐漸顯現，金融領域的風險也不斷增大，防范金融風險成為中國發展與監管金融市場最核心的主題。中共中央在2016年的經濟工作會議中提出“要將防控金融風險放到更重要的位置，著力防控資產泡沫，確保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在2017年召開的第五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中，強調“防范系統系金融風險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題”。《人民日報》評論員在文章中引用米歇爾•沃克教授提出的“灰犀牛”一詞，用于刻畫發生概率較大，沖擊力極強但在某種程度上能夠預見的高風險。盡管“灰犀牛”的出現會伴隨一系列警示跡象與信號，但由于體制或認識的局限性，沒有提早應對與防范，最終演化為系統性危機，對經濟社會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1]（p18）。早在2004年，聯邦調查局公布的一項報告就在提醒投資者抵押欺詐可能會全面爆發。隨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達沃斯論壇分別在2007年與2008年1月不斷發出房地產市場衰退的警告，但直到2008年雷曼兄弟破產以及隨后次貸危機的全面爆發，這一問題才被重視。因此，防范與化解當前金融領域的風險，必須增加危機意識，高度重視“灰犀牛”風險，加強預警與跟蹤監測分析，防患于未然。

一、中國金融領域的“灰犀牛”

中國經濟正處于轉型升級、結構調整與財政金融改革的關鍵時期，復雜的經濟環境增加了金融體系的不確定因素，金融風險不斷積累，通過風險傳導機制，局部風險會演變為系統性風險，金融風險會演變為經濟風險，最終轉化為政治風險甚至社會風險。目前，中國金融領域中可預見的、風險較高的且容易被低估的“灰犀牛”主要有房地產泡沫、地方政府債務、國有企業高杠桿率、影子銀行膨脹發展與違法違規集資亂象頻出。（一）房地產泡沫近。幾年，中國房地產市場愈加復雜，隨著負債率的持續上升風險不斷累積，尤其是持續上漲的房價使房地產市場形成高價格、高杠桿、高庫存、高關聯度與高金融化的特征。從房價/收入比、租金/價格比以及房價絕對水平來看，中國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的房價位于世界較高水平，新增貸款繼續流向房地產，截至2018年底，以個人住房貸款為主的新增貸款增加4.95萬億元；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余額136.3萬億元，同比增長13.5%；人民幣房地產貸款余額38.7萬億元，同比增長20%①。此外，由于房地產價格持續升高，土地或房地產業成為銀行業其他抵押貸款的主要抵押物，根據中國人民銀行資料，2017年抵押貸款占商業銀行貸款總額約為43%，以房地產為商業銀行抵押物的貸款規模約39.4萬億元②。可見，房價波動直接影響銀行的貸款質量，一旦房價大規模下跌會影響約四成的銀行貸款，資產價格風險比較明顯。從需求方面來看，高房地產價格會加重購房者債務負擔，但房地產價格快速下降則會因房產價值不足而造成房貸違約，導致銀行壞賬，政府債務風險與宏觀經濟風險會大大增加。從供給方面來看，高房地產價格會導致土地價格持續上漲，增加房地產企業的開發貸款，但房地產價格快速下降則會因銷售額快速下滑而增加房企的開發貸款、債權違約風險。因此，房地產泡沫已成為中國金融領域最大的“灰犀牛”，極大威脅著金融體系穩定。自2008年以來，中國貨幣供應量M1的增速顯著落后于M2的增速（圖1），說明市場投資較為活躍但消費需求不足；M1與M2差值的絕對值逐年增加說明當前投資規模持續超過市場需求，出現過高的投資份額與過熱的投資熱情。在需求不旺的情況下，過高過熱的投資會造成高信貸與高投資，這些投資轉移到制造業會造成制造業的產能過剩與“僵尸企業”的形成；若轉移到房地產市場會導致房地產泡沫的形成并誘發金融“脫實向虛”，商業銀行不良資產率隨之上升，資產質量不斷惡化，一旦泡沫破碎極易發生金融風險，對經濟造成極大破壞。房地產投資在中國固定資產總投資的比例達到20%以上，加之房地產行業的產業鏈較長，一旦房地產價格下跌必定會引起整個產業鏈的連鎖反應，房地產市場長期低迷會造成投資疲軟，威脅整個金融體系的安全，將導致經濟陷入衰退之中，因而為了能夠穩定經濟發展，地方政府會采取各種措施為房地產升溫，在政府隱性擔保的情況下投資者對房價上漲產生強烈預期，導致政府每次抑制房價后都會迎來新一輪報復性反彈[2]（p80-96，5）。（二）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嚴重。債務危機是否爆發取決于是否能夠及時還本付息，當不能還本付息的時候就是“明斯基時刻”，這是“灰犀牛”的研究重點。自2008年金融危機后，中國政府債務占GDP比重急劇增加，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尤其突出。根據中國財政部資料，截止2018年末，中國地方政府債務占GDP比重為36.7%（表1），盡管這一水平低于新興市場的48%、美國的98%以及日本的214%①，但由于市場對地方融資平臺債務存在政府隱性擔保的預期，地方政府通過平臺進行大規模違規舉債，蘊含了巨大的債務問題；蓬勃發展的公私合作（PPP）項目、棚戶區改造項目存在政府信用背書的高杠桿風險，具有很大的泡沫；地方政府債務置換會降低銀行資產的收益率，拉長其資產期限，加大資產負債表的壓力；棚戶區改造增加了地方政府財政支出，這些都會提升地方政府債務壓力，導致地方政府隱性債務②的增加[3]（p125-150，7）。如果將隱性債務也計入地方政府債務總額，截至2017年底，中國廣義地方政府債務達到60萬億元，已經超過了國際60%的警戒線[4]（p47-48）。中國地方政府顯性債務增加的原因有：第一，中國實施了多年的積極財政政策，尤其在經濟進入新常態后，政府需要擴大財政支出來穩定國內經濟；第二，為降低企業成本，政府減免部分企業稅收，造成稅收總量增量的減少；第三，中國正處于工業化與城鎮化的快速發展時期，地方政府基礎建設、社會保障等財政支出具有較強的剛性增加特點[5]（p19-27），為支持其快速發展，中央對地方政府融資約束不斷放松；第四，國有土地出讓金是地方財政收入的一大來源，隨著國家不斷收緊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土地出讓價格與作為抵押品價值隨之下跌，利用拍賣土地獲取財政收入的方式難以為繼，地方政府可能出讓更多的土地，進一步推進房價下跌，引起“債務一通縮”的發生。這些因素的相互疊加導致地方政府不得不通過借款、發行債權、地方融資平臺等方式來維持其支出剛性，使地方政府債務總額不斷增長，加重社會稅收負擔，壓縮財政政策的回旋空間，增加了地方政府債務違約風險的發生概率與監管難度。（三）國有企業的高杠桿率。自2008年以來，中國總體債務規模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居于較高水平，債務增速也顯著上升。根據BIS數據，2017年中國實體經濟杠桿率（債務規模/GDP）達到242%③。從結構上看，非金融企業部門杠桿率為156.9%；從趨勢上來看，非金融企業部門負債規模從2008年以來快速擴大。不考慮統計口徑差異的情況下，2018年中國國有企業負債總額高達115.65萬億元，同比增長8.1%④，其增長速度高于GDP增速。可見，作為非金融企業部門的中國國有企業負債對于整體非金融企業部門的債務增長貢獻最大，去杠桿壓力較大。從國企負債結構來看，負債主要來源于銀行傳統信貸、金融市場在于工具的發行及影子銀行的信用融資這三個方面。從國企負債集中行業來看，負債主要分布在煤炭、鋼鐵、制造業、水泥等產能過剩行業。截至2017年第三季度，煤炭行業、鋼鐵行業、制造業以及水泥行業杠桿率分達到68.7%、64.2%、54.2%、48.6%⑤。國企高杠桿率一是受中國“債務—投資”這一經濟增長模式影響，依靠基建拉動經濟的增長模式弊端逐漸顯露，加之分稅制改革導致地方政府財政收入與支出責任的不對等[6]（p137-149）；二是國企天然具有低成本資源的優勢，在自身效率低下的情況下極易積聚風險，形成高負債，尤其是在煤炭、鋼鐵等過剩產業；三是為應對經濟下行壓力，大規模興起的地方融資平臺推動了投資熱潮。國企的高杠桿、低效率在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增大的背景下，龐大的國企債務規模是發生系統性風險的潛在威脅，是金融領域需要防范的“灰犀牛”之一。（四）影子銀行膨脹發展。影子銀行是游離于銀行監管體系外的可能引起監管套利與重大風險的作為信用中介的各種機構與活動[7]（p41-44）。自2010年以來，受到通貨膨脹、房價持續上漲與信貸壓力上升的影響，中國財政政策逐漸收緊，但為了滿足企業融資需求，影子銀行規模劇增。根據穆迪公司2018年年度報告，2018年中國影子銀行占GDP的比重為67%①，委托貸款、信托貸款等核心影子活動繼續增長。由于中國大部分影子銀行是通過一系列銀行主導安排來繞開監管服務，因而不同于國外的影子銀行體系，中國的影子銀行在很大程度上是“銀行的影子”，這種與銀行體系的關聯性容易將影子銀行的風險傳導至系統重要性銀行部門。影子銀行通過理財產品、民間融資、信托貸款、地下錢莊等渠道獲得資金后再以高利讓渡給中小企業，這部分資金脫離于監管部門之外，個體理性行為轉化為集體非理性行為的概率非常高。當經濟擴張時，影子銀行融資規模的增加會促使資產價格的提高，進一步加劇經濟與投資的過熱，不斷積累資產泡沫風險；當經濟下行時，影子銀行的期限錯配與風險錯配極易引起信用風險在金融體系內部傳染與擴散。根據中國網絡借貸行業年報統計，2018年全年停業及問題平臺總計1279家，涉及貸款額達到1434.1億元②，遠超過此前問題平臺貸款額的總和。唯信貸、城商行、e租寶等平臺問題相繼暴露，網絡金融詐騙以及高利貸等案件相關報道甚囂塵上，給社會造成十分惡劣的影響。這些原本可以滿足普惠金融訴求的互聯網創新，由于壓抑式的監管而無法融入整個金融體系形成良性運轉，在成本與違規收益嚴重不對稱的巨大誘惑下異化為龐氏騙局，不但阻礙金融創新，并且會放大道德風險。例如，商業銀行通過開展理財產品與委托貸款等表外創新業務來規避監管部門的審查，而這些資金的需求對象往往是經營風險與違約風險較高的房地產企業與中小型企業，一旦經濟形勢惡化，會直接影響這些企業的資金鏈，這些負債性資產就會成為銀行的不良資產，在不確定事件的沖擊之下，銀行流動性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因此，影子銀行已經成為當前中國金融體系需要警惕的“灰犀牛”之一。（五）違法違規集資亂象頻出。伴隨著中國宏觀經濟下行壓力增大，隱藏在金融領域的金融違法違規風險也明顯暴露出來，尤其以利用P2P網絡借貸、網絡傳銷、財富管理等方式的“互聯網+違法違規集資”案件大幅上升為代表[8]（p52-54，68），它們在新舊政策過渡的間隙，以響應國家政策與改革創新為幌子，利用高額回報率誘惑公眾，嚴重擾亂中國金融市場的正常秩序，若不能及時防范與處置，可能會導致區域性甚至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發生。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統計，2015年至2018年全國法院新收非法集資犯罪案件同比分別上升108.23%、36.7%、6.13%，8.29%，2015年至2018年審結非法集資犯罪案件同比分別上升70.1%、76.2%、22.2%，8.37%，2018年全國公安機關共立非法集資案件1萬余起，涉案金額約3000億元③。非法集資犯罪案件自2015年以來呈井噴式增長，雖然增幅有所放緩，但案件數量仍保持高位運行，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各種金融創新方式本質上仍然是金融，它們大多依托于互聯網技術使跨地區跨行業更為便利，但也可能使金融風險更快、更容易積聚，擴大風險波及范圍，使金融系統更為脆弱。這些違法違規集資活動大多披著普惠金融法人“外衣”，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受害者往往是不具備金融專業知識與風險識別能力的社會大眾，一旦曝光違法違規集資案件將會給社會造成極為惡劣的影響，如轟動全國的中晉系非法集資案、南京“藍莓”特大集資詐騙案等。但是在“屬地監管，屬地處置”這一割裂式監管模式下，各地方政府的管理部門與監管部門管轄半徑受到極大限制，監管政策與工具缺乏戰略性與前瞻性，監管資源與力量嚴重不足，出現事前不能嚴格把關互聯網資質準入標準，事中不能及時發現風險事件，事后缺乏處置風險的協調機制甚至部門間相互推諉的情況，這也是前期違法違規集資亂象頻出的深層次體制根源。此外，違法違規集資的巨額收益與低違法成本在一定程度上鼓勵了金融領域的道德風險，而刑法中規定只有在個人與機構非法集資額分別達到20萬元與100萬元，受害人數分別達到30人與150人以上才會立案，較低的違法成本會促使不法分子為了高額利益而觸犯法律。

二、“灰犀牛”出現的原因

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經濟增速的放緩直接影響了實體經濟的發展，為維持經濟增速，各級政府對國有企業債券、影子銀行等提供隱性擔保，經濟參與主體的非理性行為在金融杠桿的作用下使“灰犀牛”式的風險逐漸凸顯。（一）經濟增長速度放緩。金融的發展衍生于實體經濟，金融部門的運行質量會受到經濟形勢的直接影響，潛在的金融風險會在經濟發展中被解決，因而經濟長期保持年均10%左右高速增長且波動較小是中國未發生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2]（p80-96，5）。但隨著經濟進入新常態，加之“三期疊加”的影響，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逐年放緩，且這一狀態將會持續一段時間[9]（p1-20，123）。自2012年以來，中國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PPI）的增長率持續下跌，PPI增長率下行累計值于2016年3月達到了0.8724這一最低點，盡管2018年全年的PPI同比增長3.5%①，但12月單月創下2016年以來的新低。經營成本不變而工業品出廠價格下跌意味著工業企業利潤的減少，利潤是實體企業與金融機構防范市場風險的第一道防火墻，如果實體企業的利潤增長率持續下降，不僅會降低其抵御市場風險、流動風險、經營風險的能力，還會壓縮企業利潤空間，放大企業債務違約風險，使國企杠桿率進一步攀升。在脫實向虛加劇的背景下，金融部門為了獲得較高收益會減少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力度，通過增加杠桿來擴大對房地產與金融產品的投資，進一步加重房地產泡沫與影子銀行問題。此外，由于經濟增幅放緩導致地方政府財政收入減少，在基礎建設、公共服務等支出剛性的壓力下，地方政府不得不借款、發行債券或通過融資平臺進行集資，擴大地方政府債務規模。（二）政府隱性擔保。在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體制下，經濟持續增長是中國各級政府長期以來追求的首要政策目標，因而政府隱性擔保是中國未發生金融危機的另一個重要原因。但這會導致地方政府在進行社會經濟發展決策時先制定發展目標，隨后在籌集投資資金，找米下鍋，而不是有多少錢辦多少事。國民經濟各個領域投機行為、國企高杠桿率以及影子銀行快速擴張，都有各級地方政府的隱性擔保做支撐。由于地方政府在中國社會經濟發展中處于領導地位，各級央企與國企本質上都是各級政府手中發展當地經濟的工具，國企融資被過度潤滑，導致大規模金融資源被配置到國企且利用率低下，國企對信貸資源的過度占用也會擠壓民營企業融資空間，造成民營企業的“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在政府持續的隱性擔保下，中國自2014年開始實施了新一輪寬松的貨幣政策，本輪釋放出的資金能夠通過影子銀行體系流入房地產企業、國有“僵尸企業”以及地方政府融資平臺等具有高收益高風險的項目之中，支持了他們的快速擴張，加速地方政府與國有企業杠桿率的增加。（三）市場主體的非理性。隨著中國金融市場的快速發展與逐步完善，投資者的投資渠道也日益多元化，但投資者在追求經濟利益時，其非理性、不同群體理性程度差異與合成謬誤等因素的存在會在經濟衰退與經濟危機中放大風險，出現明顯的逆周期性特征。從投資者角度來看，投資者在信息不對稱情況下產生的非理性預期會在羊群效應的擴散效應下導致“追漲殺跌”以及對資產價格上升趨勢過分樂觀等非理性行為的出現，導致價格與價值的偏離，且難以及時糾正。尤其是在金融杠桿的作用下會增大錯誤決策的慣性，投資者進行理性決策的可能性大大降低，如房地產、股票等資本市場的崩潰往往是投資者對實際資產失去信心而造成的資產價格暴跌。從決策者角度來看，政府在制定政策時需要綜合多重目標，但在分稅制、土地管理制度與政治錦標賽背景下，地方政府為了追求地方經濟利益與較好的政績評價，極易出現認知偏差，熱衷于項目投資與地方貿易保護主義，缺乏合理的全局規劃，使“灰犀牛”式風險在萌芽時期具有較高的防范成本且難以被理解，較早采取行動的經濟代價較大，此時不會比錯誤行為更受歡迎，這種錯誤的激勵約束造成“灰犀牛”式風險有意無意地被忽視。

三、防范金融領域“灰犀牛”的措施

當前中國金融領域的“灰犀牛”在房地產、地方政府債務、國企高杠桿、影子銀行以及違法違規集資等問題上已經出現了明顯的風險跡象，如果不加以控制，會導致利率上升超過經濟增長率的增長，“灰犀牛”可能會奔跑，引爆金融危機。通過分析發現導致“灰犀牛”奔跑的主要原因是經濟增長速度放緩、政府隱性擔保與市場主體的非理性。因此，中國政府需要通過金融領域“灰犀牛”防范制度的建設，提升應對與控制金融領域“灰犀牛”的可能性。具體措施包括：（一）穩定房價，防范房地產泡沫。房地產行業是金融風險的高發誘因，為有效防范房地產泡沫破碎，需要構建一套能穩定房價的長效機制，杜絕房貸高抵押、零首付等一切具有高風險特點的信貸操作。然而，由于大量財政資金、政府隱性擔保以及影子銀行的交叉影響作用，僅僅利用金融手段防范房地產泡沫引致風險的效果非常有限。因此，需要金融機構與政府雙管齊下防范房地產泡沫，一方面，金融機構需要加強排查房地產行業、政府融資平臺與影子銀行，嚴格控制房地產信貸規模與不良資產率，延緩房地產泡沫的進一步擴大甚至破裂；另一方面，建立中央與地方利益協調機制，規制地方政府的非理性經濟行為，減少對房地產企業的支持力度與投資規模，調整經濟結構，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此外，還需要從制度上消除土地財政，實現地方政府預算硬約束，減少政府隱性擔保，用房產稅取代土地財政。（二）去杠桿，抑制地方政府與國企債務繼續。膨脹為有效控制地方政府與國企的負債規模降低高杠桿率，一方面，要規范并監督地方政府舉債行為，防范地方政府通過融資平臺、PPP項目等方式曲線舉債。首先，要推動政府與社會資本的合作，鼓勵地方財政收入增長較為緩慢的地區在基建與公共服務領域引入民間資本，盤活社會資本，創新政府融資模式，改革以土地出讓收入為主的資本支出集資模式，增強地方政府財政的穩健性與自由度。其次，構建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預警體系，對逾期債務率、新增債務率等指標超過預警線的地區及時進行風險控制，完善全口徑的政府債務監測預警機制，考慮將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防范納入當地財政與官員績效重點考核內容。最后，要規范中央與地方的稅權劃分制度，繼續深化財政體制改革，在保證中央調控能力的前提下對地方稅權適當放寬，改善地方政府財權和事權錯配的問題，以解決地方政府預算軟約束問題并消除其擴大負債的能力。另一方面，需要利用股權融資降低國企對債務融資的依賴，并杜絕商業銀行利用影子銀行等方式為產能過剩行業提供貸款，加快活力不足的國企退出競爭性領域。（三）對影子銀行進行全方位監管。由于影子銀行具有產品種類復雜、經營活動不透明、杠桿率高以及監管缺失等特點，導致影子銀行誘發金融風險爆發的可能性大大提高。通常在長三角、珠三角等金融行為和經濟活動非常活躍的地區投資熱情與投資規模都比較高，影子銀行的發展速度快且規模大，但如果債務轉化為收益的能力減弱，則會導致該區域整體不良貸款率的上升，一旦商業銀行或企業債務崩盤會迅速在區域、機構間以及擔保圈蔓延，因而需要加強對影子銀行的全方位監管。首先，要建立健全影子銀行的法律法規與風險應急處理機制，充分發揮政府監管作用。其次，完善影子銀行的信息披露機制、風險補償機制與保險機制，不僅要嚴格控制影子銀行的信貸規模，使其經營活動透明化，還要不斷創新對影子銀行的信用監管手段，有效保障投資人的利益。最后，完善影子銀行的退出機制，及時淘汰運營效率、盈利能力較差的影子銀行，防止那些破產倒閉的影子銀行將風險傳染到其他機構與企業。（四）改革金融監管框架，全面監管金融風險。中國現行的金融監管框架的重心為金融業務行為，使得影子銀行、互聯網金融、P2P網貸平臺等非金融機構與類金融機構的金融活動游離于金融監管之外。因而需要以長期性視角進行分析，在整個商業周期跨度內重視風險積聚問題，權衡長期風險防范與獲取短期利益沖突下的政策選擇。首先，對各個金融監管部門的職能與監管邊界進行準確界定，將金融機構、非金融機構與類金融機構的各種金融行為都納入監管范疇，既能避免金融監管的“真空”與“缺失”，又能避免各個金融監管部門之間的掣肘與不協調。其次，由于金融產品、金融衍生品以及金融行為的復合性，需要各金融監管部門對每個金融活動程序、節點與線條的聯合監管，避免發生因某個節點的崩塌而導致整個金融蛛網的崩潰。最后，立法、司法與行政部門應該完善懲治違法違規集資詐騙犯罪的相關法律法規，建立健全監測預警體系，并利用大數據、互聯網等技術手段監測違法違規集資，通過多個部門的協調配合，建立長效預警機制。四、結論金融對經濟發展具有積極促進作用，而金融結構天然具有脆弱性與不穩定性，極易發生風險，破壞實體經濟的運行機制。因此，高度重視防范金融風險，指出：“金融風險有的是長期潛伏的病灶，隱藏得很深，但可能爆發在一瞬之間”[10]（p93），將防范與化解金融風險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三大攻堅戰”的重要任務之一，將維護金融體系安全運行作為治國理政的大事。當前中國金融領域的“灰犀牛”主要來源于房地產泡沫、地方政府債務、國企高杠桿、影子銀行與違法違規集資，這些都是金融領域易發生風險的薄弱環節，通過風險傳導機制，一個環節爆發風險很容易傳導到其他環節，最終影響實體經濟部門。通過分析發現經濟增速的放緩是這些風險出現的直接原因，為維持經濟增速，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各級政府對國有企業債券、影子銀行等提供隱性擔保，經濟參與主體的非理性行為在金融杠桿的作用下，使“灰犀牛”式的金融風險逐漸凸顯出來。因此，金融工作的著力點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風險，尤其是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發生。以新時代金融治理思想為指導，以供給側改革為工作主線，以服務實體經濟為目標，抓住穩定房價、去杠桿、全方位監管影子銀行、改革金融監管框架這幾個關鍵環節，充分發揮金融在經濟發展中的核心作用，實現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盡管本文對中國金融領域的“灰犀牛”式風險的來源、發生原因與應對策略進行了剖析，但并未涉及風險的量化，如何采取有效的措施對金融風險進行量化將是未來的研究方向。

作者:劉莉 劉玉敏 任廣乾 單位:鄭州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