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金融跨國公司直接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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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已成了世界經濟增長與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經濟一體化、金融自由化使金融業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日益凸顯。文章探討了金融業跨國投資的理論依據，并根據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以美國的實踐為主驗證了金融業跨國投資也符合鄧寧的這一直接投資主流理論；同時，分析總結了金融業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效應。

關鍵詞：金融業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影響因素；效應

1970年代以來，隨著跨國銀行的迅猛發展，對外直接投資產業結構發生了變化，以銀行、證券和保險為代表的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已成了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新生力量。金融機構對外直接投資不僅為它們在母國擴展國際業務提供了新的機會，而且為它們拓展海外市場提供了機會。金融機構的對外直接投資對東道國金融市場發展、金融體系穩定產生著深刻的影響。

隨著金融自由化步伐的加快，銀行、保險和證券業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全球金融混業經營的趨勢逐漸明顯，考慮到金融業在一國經濟中的特殊地位，因此，有必要將包括銀行業、保險業和證券業等領域的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納入研究視野。

一、金融業跨國直接投資的理論依據

金融機構的對外直接投資作為跨國公司的一種特殊形態，適應于國際貿易的快速增長、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經營的需要、其母國和潛在東道國政策、制度的變化，為實現其整體戰略而從事跨國投資經營。金融業跨國投資一般也是出于節約成本費用、分散經營風險、追逐更多的利潤；同時還有為客戶跨國經營服務、減少市場不完全的影響和對不完全市場結構的寡占反應等動機。

對外投資最具說服力的理論是英國經濟學家鄧寧(Dunning，1981)提出“國際生產折衷理論(EclecticParadigmofInternationalProduction)”，認為一國企業能跨國投資經營的關鍵，在于所有權優勢(OwnershipAdvantages)、內部化優勢(InternalizationAdvantages)和區位優勢(LocationAdvantages)三種優勢的綜合作用。這一理論現已成為當代國際直接投資的主流，并被譽為一個廣泛接受的國際生產模式（裴長洪，1995）。其中所有權優勢主要表現在企業所擁有的某些無形資產，特別是專利、專有技術和其他知識產權。內部化優勢主要是指擁有無形資產所有權優勢的企業，通過擴大自己的組織和經營活動，將這些優勢的使用內部化的能力。區位優勢是指潛在的東道國存在著阻礙出口而不得不選擇直接投資或者使用直接投資比出口更有利的各種因素（前者如關稅和非貿易壁壘，后者如勞動成本、吸引外資的政策等）。鄧寧認為，所有權優勢和內部化優勢只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內部化優勢是動力，而區位優勢則決定了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空間。

金融機構也是一種特殊的企業，其跨國投資經營也符合這一理論。跨國金融機構的所有權優勢與不完全的市場相聯系，包括商標或品牌優勢、技術優勢、企業組織優勢、管理與創新優勢等產權或無形資產優勢，貨幣資金、對國際市場信息來源及處理規模優勢，提供靈活、方便、多樣化的服務特征、差異性的服務質量與服務范圍優勢，技術性人才等人力資本優勢。對金融業來說，由于套匯、分保、投資組合、證券、債券上市的復雜性、隨機性和風險性，內部化將在實現跨國金融機構的全球戰略中發揮重要作用。區位優勢包括東道國不可移動的要素稟賦所形成的優勢(如獨特的地理位置所形成的時間區在金融活動尤其是證券和外匯交易中能體現出它的優越性。勞動力資源豐富為保險事業的拓展提供了便利等)以及東道國的政治體制、稅收等政策優惠所形成的優勢。對于以消費者的需求為首要原則的金融服務業來說，經濟中心、貿易中心、商業中心對金融服務的需求遠較其他地區要多得多。

鄧寧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在銀行業中的適用性被眾多文獻所驗證(FariborzMoshirian，2001；DarioFacarelli和FrancoPozzolo，2001)。根據對制造業和銀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研究，該理論也能解釋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決定因素。

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原因有很多，上述分析并不能解釋所有的金融機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具體到每一家金融機構對外直接投資經營的原因甚至同一家金融機構在不同的時期、對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在其不同的發展階段進行投資的原因及戰略也會不同。依據鄧寧的國際生產折衷理論不可能反映出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事實的全部，其他對外直接投資理論或理論的一部分也可以用來解釋金融機構跨國投資這種現象。

二、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影響因素分析：來自美國的實踐

在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實踐中，以國家來分析，無論從數量還是從質量上來看，美國都是站絕對優勢地位。就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情況來說，美國也是走在了其他國家的前列。最近十多年來，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增長迅速，其中金融領域的直接投資比例逐步提高。1992年底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為5020.63億美元，其中金融領域對外直接投資存量1618.39億美元，占32.23%；1994年底，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全球存量為6121.09億美元，其中金融領域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為2045.74億美元，占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全球存量的33.42%；2000年底，美國對外直接投資全球存量為12556.54億美元，其中金融領域對外直接投資為5344.22億美元，占42.94%（王燕輝，王凱濤，陳金賢，2004）。可見，美國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在全部產業對外直接投資中的比例逐漸提高。

依據鄧寧國際生產折衷理論，假定以以下經濟指標來近似表示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決策的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1）在東道國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存量來度量金融機構在東道國所有權優勢。可以預期，在一國的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存量越多，在該國金融業追加投資量越多，這項指標可以度量美國金融業在該東道國專有資產的所有權優勢。（2）以非金融產業對外直接投資和雙邊貿易額來衡量東道國對母國的開放程度和雙邊經濟一體化程度。這兩個指標可以度量美國金融業內部化優勢的可利用程度。（3）以東道國GDP、金融發達水平（以銀行信貸占GDP的比重來反映）、經濟發展水平（以人均GDP來度量）等經濟指標以及有無國際金融中心來反映金融機構對外直接投資的區位優勢。GDP總量越大意味著經濟發展需要更多的資金支持和更多的市場機會；東道國金融越發達，表明該國對金融業的依賴程度越高，從而對其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有著更多的市場機會和更低的風險；東道國經濟發展水平是跨國金融機構決定是否投資的一個重要決定因素；東道國有無國際金融中心，國際金融中心良好的金融基礎設施、便捷的同業市場和專業的金融人才都將吸引跨國金融機構的直接投資，眾多跨國金融機構之間地域接近，彼此接觸的機會很多，它們可以從國際金融中心的信息外溢(informationalspillovers)所帶來的正的外部性受益。東道國擁有國際金融中心將吸引更多的跨國金融機構直接投資。

對美國1995年—2000年金融業對各東道國直接投資的投向的地域分布進行實證研究結果表明：美國金融業對各東道國投資流量流向與1994年美國在各東道國金融領域對外直接投資存量、1995年—2000年美國對各東道國非金融領域對外直接投資流量、雙邊貿易水平、東道國經濟發展水平、有無國際金融中心等正相關，進而說明1995年—2000年美國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與制造業跨國投資一樣也符合鄧寧提出的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和區位優勢國際生產折衷理論。[NextPage]

三、金融業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效應分析

有關對外直接投資的效應分析大多從制造業角度進行，很少有人從服務業角度來分析少。隨著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日益增長，金融服務業對外直接投資的效應分析顯得日益重要。與制造業跨國公司一樣，金融業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也具有的經濟增長效應、就業創造效應、資源轉移效應、技術轉移與擴散效應、貿易增長效應、產業結構調整效應等經濟效應，在此不再一一贅述。與制造業相比，由于金融業在一國經濟中居于核心的特殊地位，其效應也有自己的特性。

1、貨幣金融效應

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通過貨幣資金的投入，可帶來生產、管理技術的轉移與擴散、創造就業、轉移配置資源、促進貿易增長和產業結構調整等經濟效應，給東道國帶來經濟增長與發展，這基本上已形成共識。但是對外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經濟增長的效果大小、效率高低以及如何才能更好實現這一經濟效應等的研究不多。LauraAfaro、AreendamChanda、SebnemKalemli-Ozcan和SelinSayek(2002)算是在這方面作了開創性研究了。他們依據1975—1995年間的對外直接投資數據，建立模型來驗證有較完善金融市場的國家是否使對外直接投資高效地促進了經濟增長。進行多元回歸分析考察了對包括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71個國家的經濟增長貢獻中金融市場作用的大小。結果表明，完善的金融市場可以明顯改變對外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效果，即具有完善金融市場的國家從對外直接投資中獲益更多，而不具備完善金融市場的國家則不能從對外直接投資中獲益，甚至會獲得負效益。這里LauraAfaro等人是從一種靜態的模型考慮，把金融市場視為對外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發生作用時的一種或粗或細的管道。他沒有考察長期動態的效應會如何。任永菊和張巖貴（2003）根據中國1985-2001年的統計數據，通過建立向量自回歸模型以及格蘭杰因果關系檢驗模型，驗證了：外國直接投資和金融市場的信貸規模之間不存在協整關系和因果關系，和貨幣化程度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外國直接投資也是貨幣化程度的格蘭杰原因。而金融業跨國對外直接投資直接作用東道國的金融市場，增加了金融市場的主體、帶來更為充分的競爭、先進的市場交易技術、分析理論，促進金融市場的發展與完善。反過來，完善的金融市場有利于提高對外直接投資對經濟增長的效率。

2、市場結構效應

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所產生的市場結構效應較為復雜。從靜態來看，由于金融業在國民經濟的重要作用，發展中國家對外來金融資本的進人十分敏感，總是盡可能地保護本國脆弱的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這種保護實際上是對本國既有的政府壟斷性市場結構的維護，這種狀況如果沒有外來因素的沖擊是不容易改變的。因此，當這一壟斷性的市場結構受到外來因素的影響終于被打破時，外資金融機構的進駐、市場競爭機制的引人在短期內會形成巨大的競爭壓力，有利于打破東道國的市場壟斷結構，產生正效應；在長期情況下，由于外資金融機構實力強勁，在他們站穩腳跟后會擠出東道國原有的弱小的金融機構，形成一種新的壟斷或寡頭壟斷者，對后來者形成市場進人壁壘，產生一種負效應，從而部分甚至全部抵消原先的正效應。引人動態分析的話則情況又有所不同，面對競爭國內金融機構不可能坐以待斃，為了生存也會作出積極反映，而政府也會因為種種關系對國內金融機構提供有利的政策導向(比如制定較為嚴厲的反托拉斯法)，因此，實際情況往往是壟斷或寡頭壟斷的市場結構讓位于壟斷競爭的市場結構，發展中國家可獲得部分的正效應。

3、人力資本形成效應

這一效應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尤為顯著。因為作為現代經濟核心的金融業是一項高風險、高收益的行業，發展金融業需要有先進的分析理論、精確熟練的操作技術和電子計算機網絡的運用。因此，從普通交易員、行情分析師和精算師到金融業的高級管理人才都應掌握現代金融理論知識、操作技術，同時，也需要現代化的金融交易服務設施，這就需要安裝、調試與維護這些設施的技術人員。而發展中國家在教育上的投資不足，各種金融設施的配套也比較落后，通過金融業跨國公司對其直接投資可一段室內改變這種局面。無論投資以獨資、合資或設立分支機構的方式進入，大型跨國金融機構固有的對人力資源、人才資源的培訓、可提供接觸國際社會的機會和國際金融市場新信息的渠道都為當地人力資本的形成提供了條件；對發展中國家來說，金融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也吸引了大量外流人才的回流，遏制了長期以來的腦力外流，突破了發展經濟學中關于發展中國家智力外流的“盧卡斯模式”，促進了東道國人力資本技術含量的提高，這是正效應。當然，本地的中高級人才在高薪高福利的影響下從本國金融機構向外資金融機構轉移，這種人才的流失是負效應。一般來說，由于先進理論和技術分析手段的帶入，這種效應總體上還是正的。

4、經濟一體化效應

由于金融業自身的特點和對金融制度規范的要求。與制造業相比，金融業對外直接投資的經濟一體化效應較大。一方面，電子信息技術在金融業中的普及應用，使得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場相互聯接，全球范圍內24小時的金融交易成為可能，促進了金融市場的國際化；而金融服務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不僅通過各分支機構之間網絡終端的聯結，促進了同一金融機構之間的異地交易，還方便了不同金融機構之間資金的劃轉，使信息的傳遞幾乎在瞬間完成，金融服務出現了根本性變化。如無紙化交易被券商廣泛使用，一張信用卡可以在全球通存通兌，分保險和再保險通過計算機網絡而簡便易行。同時，世界各地的金融市場相互聯接，不僅加強了同類市場之間的國際聯系，而且強化了不同市場如資本市場、外匯市場和金融衍生市場之間的相互影響，增加了國際金融市場發生共振效應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證監會組織、國際證券交易所聯合會、國際證券市場協會等國際金融組織的有關規定，《巴塞爾協議》和《金融服務協議》的簽訂，使得金融服務在統一規則下執行，這種制度的規范統一從更高層次上促進了金融全球化的發展。由此可見，一體化效應的形成既離不開金融機構的跨國化又反過來刺激了金融業的對外直接投資。這一效應直接給消費者得到了更高質量和更方便的服務，也會通過市場交投活躍而產生投資乘數效應進而帶來的全球經濟增長的正效應；但在經濟一體化聯動共振效應下，一旦出現金融危機則會帶來外部的負效應了（如東南亞金融危機），因此，這種化效應既可能為正，也可能為負。

5、東道國經濟自主權與安全效應

在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中，無論是制造業跨國公司還是與金融業跨國公司，由于跨國公司的決策中心在母國（多是發達國家），它本身是一個微觀經濟主體，但其背后有一個主權國家（發達國家），它有很高的自主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不執行東道國的宏觀經濟政策，而削弱東道國的自主權。同時因為它擁有資金、技術、品牌、信譽等有形的和無形的資產而在與發展中國家進行投資談判中處于強勢地位。因此，引進的外國跨國公司越多，東道國的主權和自主權就受到越多的限制，這是一個純粹的負效應。就金融業投資而言，由于該行業直接掌握著資金融通這一國家的經濟命脈，外資金融機構進人后可以通過銀行信貸、證券承銷和財產保險等投資渠道與東道國的各行各業發生聯系，涉及行業的分布面廠，影響力強；而且外資金融機構實力雄厚，業務多樣化程度高，分支機構遍及世界各地，不易進行金融監管，使東道國的宏觀經濟調控能力大受影響，在國際金融市場聯動與共振效應作用下，甚至會危及其經濟和金融的安全。

總的來看，金融業跨國投資產生的效應很復雜，有正有負。總體效應是正是負取決于東道國的經濟整體實力、調控能力和對外資吸收能力結構（Porter，1990），一國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一定要制定不同的吸引外資投入政策（楊先明，2000），對開放金融業更應如此。因此，發展中國家在金融業的對外開放一定要慎之又慎。

四、結論與啟示

綜上，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與啟示：

金融業跨國公司對外投資與制造業跨國公司對外投資在理論依據、影響因素和效應等方面多有雷同，但由于金融業的獨特性質，居于現代經濟的核心地位，在具體動因和效應方面有其特征。

根據對金融業對外投資影響因素分析，基于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對中國非金融領域直接投資規模及雙邊貿易的發展前景廣闊,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與增長必將吸引更多的資金直接投資于中國金融業。

自2001年中國加入WTO，根據承諾，金融市場將逐步向外資開放，在市場準入和國民待遇等方面對外資機構進一步開放，更多的外資企業將對中國金融業直接投資。這被國外金融集團認為是打入中國金融市場的機會，金融和保險業現已成為國外跨國集團直接投資增加的重要領域。

金融業跨國公司進駐中國，盡管其銀行業的存款利率將繼續由我國當局確定，使他們不能在價格上削弱我國內資金融機構的能力，但我國銀行業必將面臨外國銀行的競爭壓力，因此，我們應對挑戰必須實行銀行再造。通過銀行再造其管理模式和業務流程，提高中資商業銀行經營的集約化程度，集中銀行的核心力量，增強銀行競爭力，使銀行獲得可持續競爭的優勢。

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大背景下，面對激烈的國際競爭，中國企業樹立了國際競爭意識，積極“走出去”，開拓國際市場和利用國外資源，在國際競爭中掌握主動權。這也要求我國金融業相應跟進，因此研究金融業對外投資的動因、理論基礎、影響因素和效應，對我們穩健地對外開放金融市場和國內金融業“走出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