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看新美國形式及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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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爆發的美國金融危機，給全球經濟和金融帶來了巨大的沖擊。危機發源于銀行業，并迅速從虛擬經濟向實體經濟蔓延，引發全球金融海嘯，發達經濟體經濟衰落日益加深，新興國家也遭受重創。2010年1月希臘等歐元區國家爆發的歐債危機愈演愈烈，給歐洲經濟復蘇增加了很大的變數，至今也沒能徹底解決。這場發源于美國，殃及全球的金融海嘯，使我們不得不反思美國資本主義發展模式存在的問題，尋求適合本國國情的發展模式。

一、新美國模式的發展背景和特點

在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歷程中，產生了兩種不同的資本主義模式，一種是美國式的資主義發展模式，另一種是歐洲萊茵式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1］（P252）兩種模式雖然在賦稅，金融體制的運行和勞動者權益的維護等諸多方面存在差別，但其在本質上都是一致的，都是自由主義經濟模式，以私有制為基礎，自由競爭，壟斷資本主義。其中美國作為二戰后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其發展模式在全球化浪潮的推動下影響巨大，大體經歷了三個階段：首先是十九世紀世界霸主英國創立的曼徹斯特模式，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是這個模式的典型特征，1929年—1933年的大蕭條宣告了自由放任模式的破產；中間經歷的是凱恩斯主義的“羅斯福模式”，政府全面干預經濟，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1973—1975年資本主義世界發生的滯脹危機宣告了凱恩斯主義的破產；直到進入現在的新美國模式，自由主義全面回歸。

20世紀70年代的“滯脹”危機，使得“凱恩斯主義”成為眾矢之的，西方社會充滿著“自由主義”回歸的氣氛。1979年英國撒切爾夫人當選首相后，便倡導“大政府”是滯漲產生的罪魁禍首，頌揚“小政府”的優點，減少政府在一系列領域的干涉。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自1980年里根上臺以后，進行了一場里根革命，在供應學派和新自由主義理論的指導下，實行了減稅、私有化、市場化為特征的經濟政策；同時在政治領域，針對20世紀60年代出現的色情泛濫、街頭混亂、道德淪喪等非主流文化的沖擊，再加上“越戰”失利和社會混亂形成的氛圍，里根政府對政治自由派的價值觀進行抨擊，重拾保守主義，使保守主義逐漸成為主流政治價值觀；在對外關系上，主張對蘇強硬，扭轉“蘇攻美守”的國際局面，實行“進攻性”的戰略。經過里根—撒切爾革命，西方社會產生了一個新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新美國模式。新美國模式在經濟上倡導私有制基礎上的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在政治文化上主張維護資本主義秩序和傳統，提倡宗教、家庭、道德等保守主義價值觀念，在對外關系上實行以意識形態劃線，以實力為后盾的進攻型戰略。［2］這種模式在克林頓政府有所發展，在小布什政府時期達到頂峰，在奧巴馬政府處于調整之中。

作為新保守主義的代言人，里根和撒切爾夫人可謂志同道合，他們大量借鑒了自由主義的分析工具，按照自己的信念改造世界，賦予了新美國模式典型特征：

1．經濟政策上的新自由主義新自由主義的“新”是相對于羅斯福模式而言的，新自由主義對市場化自由化的推崇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認為只要把一切交給市場，市場就會帶來源源不斷的好處。他們高唱著自由主義的論調，減少稅收，放松市場管制，減少國家對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干預，降低公共開支和福利支出，同時對工會采取強硬政策。在國際范圍內，主張商品、資本和服務的跨國自由流通。

2．政治文化的保守主義和經濟領域的新自由主義盛行相對應，新美國模式在政治文化領域主張保守主義的回歸，對羅斯福時代的個人主義進行了批判。保守主義者在社會方面強調秩序、輿論、道德、宗教的回歸，對政治自由派的價值觀大肆抨擊，主張找回“秩序、傳統、權威”，在這種情況下，保守主義成為美國的主流政治文化。

3．社會政策上的達爾文主義新自由主義主張一切市場化、自由競爭、優勝劣汰，反映在社會政策上就是弱肉強食，適者生存、贏者通吃的達爾文主義。在對待平等問題上，撒切爾主義非常明顯地表現出對不平等現象的漠視，或者是對這種現象的積極支持，對于社會保障等救濟和補償手段來達到平等的觀念，他們認為這是以更大的不平等作為代價的。

4．外交政策上的單邊主義外交外交是內政的延續，單邊主義外交是為自由主義發展模式服務的，要實現資本的全球擴張，美國人相信，只有擁有絕對的實力，才能保障自己的利益和安全。在面對國際沖突和問題時，美國只會按照自己的利益和價值觀判斷，而不考慮國際社會的意見，不受其他國家、國際組織和條約的限制。

二、金融危機背景下的新美國模式面臨的挑戰

冷戰結束后，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以冷戰的勝利者自居，斷言社會主義必然消亡，西方資本主義模式是“絕對真理”和“歷史終結模式”。然而，社會主義非但沒有消亡，在一些國家經過改革逐步發展，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和優越性。西方資本主義模式的弊端在這次危機中暴露無疑，新美國模式受到了普遍的質疑和批評。

1．在經濟危機的背景下，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自由主義發展模式暴漏了極大的弊端，新美國模式失去了原來的光環。新美國模式的主導地位除了因為其打破西方國家長期的滯漲局面外，和蘇東劇變有著極大的關聯。西方學者和政客認為，蘇東劇變不僅意味著共產主義的終結，還表明了“自由主義”對“國家主義”制度的勝利，社會公平，公共優先的理念遭到了拋棄。新美國模式繼承了傳統自由主義的核心要素，即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減少監督，它主要是通過股票和金融市場對企業進行投資，因此也被稱為“股票資本主義”。這種模式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極大地促進了美國經濟的發展，1992－2001年的年均GDP增長率達到3．5％，［3］（P318）進而帶動了全世界經濟的發展。然而過分迷信市場機制，無節制地負債消費，虛擬經濟的過分膨大，現有的監管制度無法跟上多變的金融市場，終于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爆發，導致了美國經濟乏力，高失業率，高負債率，社會出現了不穩定，危機還在持續。美國在國際范圍內通過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其發展模式包裝成“華盛頓共識”，以跨國公司為工具，通過全球化把自由主義模式擴展到世界各地，使世界各國深受其害，冰島、希臘和匈牙利等國甚至面臨破產的國家尷尬，廣大發展中國家也遭受巨大的影響。在金融危機面前，美國政府一味通過濫發美元來應對危機，轉嫁本國危機到其他國家，引發了全球通貨膨脹，這更招致了全球對美國的口誅筆伐。反觀那些選擇適合本國國情經濟發展模式的國家，經濟持續增長，很快從危機中的陰影中走了出來，成為蒸蒸日上的新興經濟體。這些國家經濟的崛起引起了世界經濟力量結構的巨大變化，金融危機爆發后，一度主導全球金融市場的G7（發達國家七國財長會議）功能退化，包括新興經濟體在內的G20（20國集團峰會）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推動了全球金融體制改革，促進了全球經濟的穩定和持續增長。越來越多的國家認識到照搬西方發展模式的嚴重后果，紛紛選擇適合本國發展模式的道路。

2．以美國為首的西方民主政治體制和意識形態擴張受阻，在全球范圍內出現了“水土不服”，廣大發展中國家普遍選擇適合本國的政治體制。與經濟領域的自由主義和全球化相對應，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同時也進行著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的擴張，“新自由主義是我們這個時代明確的政治、經濟范式”，［4］（序言）在全球推行“民主輸出戰略”。所謂民主輸出，主要指美國以自己的是非標桿衡量其他國家尤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的行為和文化傳統，并以為美國有義務和責任將美國的民主制度推行到世界各地，即以美國的民主體制為模式，促進與美國文化不同的發展中國家的政治制度向美國規定的方向運行，最終實現美國式的民主體制一統天下。［5］（P406）對外進行民主制度輸出，在美國有著深刻的思想根源，美國作為“山巔之城”，是“上帝的選民”，美國“有責任”將目前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推廣到全世界。同時，民主輸出也符合美國的經濟和安全戰略。作為美國外交永恒的主題，在二戰后由于美蘇爭霸所限，美國的民主輸出僅限于局部地區和少數國家，20世紀90年代后，隨著東歐劇變，蘇聯解體，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冷戰的結束被美國看作是民主輸出的勝利，美國已經具備實現全球“美國化”的力量，西方社會盛行的“民主和平論”和“人權高于主權”，成為其推行全球民主擴張，干涉別國內政的依據，他們憑借經濟和軍事的硬實力和“和平演變”“顏色革命”等軟手段，不遺余力地推行其戰略，力圖實現“美國治下的和平”。世界各國由于政治經濟文化和歷史的差別，導致各國發展水平參差不齊，在政治制度、民族和宗教政策上也千差萬別，有的國家適合資本主義民主制度，而有的國家適合君主專制制度和其他制度，美國的民主制度是在美國獨特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的，美國不顧客觀現實和歷史規律，強迫他國實行美國民主制度，最終使他國陷入動蕩和混亂，也引起了自己和廣達發展中國家的摩擦和沖突。同時，美國的民主制度本身也有自身的缺陷和弊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民主制度實質上是一種不平等，是為少數富人服務的，所謂的全民自由選舉是有錢人玩的政治游戲（MoneyTalk）。貧富差距不斷擴大，一邊是占總人口1％的幸福的超級富翁，另一邊是占總人口99％的那些人，貧富差距的證據是如此確鑿：目前，400個最富的美國人占有的財富超過1．5億底層美國人占有的財富總和。［6］經濟是基礎，經濟上的不平等必然導致政治、教育、醫療等社會各個方面的不平等。忽視了世界文明的多樣性和世界各國國情的差異，強迫他國接受美國的價值觀，按照美國的民主體制改造自己，其結果必然是“四處碰壁”。比如，東歐劇變、蘇聯解體后，俄羅斯和東歐國家雖然走上了西方資本主義道路，但由于深受傳統體制的影響，與美國的民主制度相差甚遠，俄羅斯不僅沒有接受美國的領導，反而在一些國際問題上與美國針鋒相對；東歐國家長期政局不穩，社會動蕩，影響了這些國家的發展；在中東地區，通過戰爭手段對阿富汗、伊拉克進行民主改造，這兩個國家非但沒有成為其民主改造的典范，反而長期戰亂動蕩，自己也深陷其中，無法脫身。然而，那些選擇適合本國的政治體制的國家實現了政治穩定，社會安寧，經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尤其是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瓦解了“市場經濟＝民主主義”的美國邏輯。世界各國應該選擇適合本國的政治體制，美國想實現全球“美國化”的企圖不可能實現。

3．美國單邊主義外交遭受重大挫折，陷入了兩難困境，遭到了國際社會的譴責和反對。單邊主義作為新美國模式的典型特征，它是里根進攻性外交戰略的延續和發展，其根本宗旨是為資本擴張和美國的國家利益服務。所謂單邊主義，是指“舉足輕重的特定大國，以絕對行動自由為目標，不考慮大多數國家和民眾的愿望，單獨或帶頭退出或挑戰已制定或商議好了的維護國際性、地區性、集體性和平、發展、進步的規章和制度，并對全局或者局部的和平發展進步有破壞性的影響和后果的行為和傾向。［7］（P221－222）縱觀美國二百年的歷史進程，單邊主義在美國歷史上并不鮮見，從華盛頓到羅斯福，從杜魯門到小布什，它們的外交政策中都能找到單邊主義的影子。美國的單邊主義外交，正是新美國模式自由主義競爭和社會達爾文主義在國際舞臺上的體現，資本主義的擴張必然導致其他國家的反對，美國人相信，只有絕對的安全，才能保護美國的利益。這與19世紀的英國一樣，靠強大的實力尤其是軍事力量來保護自己的海外利益。在過去的二十多年里，世界先后經歷了海灣戰爭、波黑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等大規模的地區戰爭，我們都能看到美國單邊主義外交。冷戰的結束，使美國一躍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為其推行單邊主義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單邊主義在克林頓時期就初露端倪，到小布什時期，單邊主義外交達到了頂峰：在政治上以“反恐、民主和人權”為借口，肆意干涉他國內政，把美國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傳播到世界各地；在經濟上，到處揮舞著經濟大棒，制裁他國，而對本國實行貿易保護；在軍事上，窮兵黷武，強調美國的國家安全高于一切，實行“先發制人”的軍戰略。伴隨著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持續動蕩的伊拉克和阿富汗局勢，再加上中東北非地區的“阿拉伯之春”，美國的單邊主義外交遭受重大挫折。單邊主義非但沒有實現美國的霸權目標，還使美國陷入伊拉克、阿富汗戰爭的泥潭，美國陷入“勝而不利”的怪圈，經濟危機還看不到結束的影子，美國的實力和國際地位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衰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在面對恐怖主義襲擊等非傳統威脅時，美國的單邊主義無法保障自己的絕對安全，強調多邊合作和協調才是大勢所趨，單邊主義在短時間內贏得了戰爭，但是美國卻沒能贏得和平，更沒能取得反恐戰爭的全面勝利，結果還要回到多邊主義的軌道上來，未來的世界只能是“多邊治下的和平”。

三、新美國模式的改革及其前景

新自由主義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爆發，所以新美國模式調整的方向必然是要弱化新自由主義政策，加強國家干預。奧巴馬競選之初，就打出了“變革”的口號，在高票當選美國總統后，進行了一場以克服金融危機，促進經濟恢復增長為核心的經濟、社會和外交方面的大規模的改革，這意味著對“里根革命”以來的盛行30多年的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進行了扭轉，這將對未來美國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1．經濟政策的去自由主義，加強了國家干預，以克服經濟危機、促進經濟恢復增長。首先，拯救金融市場，加強金融監管。奧巴馬上臺之初便出臺了一系列的新政，連續推出了兩輪的貨幣量化寬松政策，拯救金融業，救助汽車行業和房地產市場，大規模干預經濟和金融業，避免了美國經濟更大的衰退。接著就是加大了對金融業的監督和干預，杜絕金融業的無序發展，2010年7月，經過近兩年的爭論，美國參眾兩院分別通過了《金融監管改革法案》，隨后奧巴馬簽署該法案使之成為美國法律，該法案的核心就是加強對金融業的監管，避免投機活動和金融業的無序發展。奧巴馬在簽署法案后表示，“這項改革代表著歷史上最有力的消費者金融保護”。［8］其次，尋找新的經濟增長點，為美國經濟的持續發展提供動力。奧巴馬政府把希望主要寄托在美國新能源產業的崛起上，2009年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了《美國經濟恢復和再投資法案》，向新能源產業投資和稅收減免的總額達到大約900億美元，以刺激美國經濟復蘇。［3］（P128）此后又通過了《清潔能源和安全法》，從各個方面對美國能源產業做了規劃，確保美國在未來能源產業的領導地位，為美國過剩的資本尋找新的出路，從而使得美國經濟重現“繁榮的十年”。再次，就是要逐步解決巨額的債務問題。截止2011年8月4日，美國的國債規模已經達到14．58萬億美元，國債占GDP的比重已經突破100％。［9］金融危機的爆發使美國認識到，這種債務經濟是不可持續的，美國經濟必須減少財政赤字，解決巨額的債務問題。在美國總統奧巴馬公布的2012年財政預算中，財政赤字縮減到1．1萬億美元。［10］但要解決歷史的舊賬，還需要在未來很長時間內美國兩黨合作來解決巨大的債務問題。

2．社會政策的去達爾文主義，更加注重社會公平，維護工薪階層的利益。首先，奧巴馬政府全力推動醫療改革。截止2009年，有大約5100萬，占美國人口16．7％的美國人沒有醫療保險。［3］（P118）并且伴隨著美國高失業率，越來越多的美國人正失去醫療保險。奧巴馬上臺之初就極力推動醫療改革，經過兩黨激烈的討論和妥協，美國總統奧巴馬在2010年3月23日在白宮簽署了醫療保險改革法案，這標志著奧巴馬歷經一年多來推動的內政重頭戲成功收場，為美國實現醫療保障的全民覆蓋鋪平了道路。奧巴馬醫改的實質就是加強政府在醫療保險領域的干預，更加注重社會公平。其次，就是緩解居高不下的失業率問題。2010年，美國的失業率全年都在9％以上的高位運行。［3］（P240）2011年失業率同樣是高居不下，這直接導致了占領華爾街運動，民眾紛紛譴責華爾街的貪婪導致了金融危機的爆發。就業問題的解決程度如何直接關系到美國2012總統選舉，奧巴馬政府陸續出臺了給工薪階層減稅、促進中小企業的發展、擴大基礎設施和新能源領域投入等政策來促進就業。2011年奧巴馬政府又提出了高達4470億美元的新版就業刺激計劃，雖然未得到國會通過，但奧巴馬表示會逐步推動這些政策的實施。在經過兩黨長期爭執下，美國國會通過了薪資稅減稅政策延長兩個月的法案，這至少將使選民的利益得到保護，對美國政府的支持率產生一定積極的作用。但就業問題的根本性好轉還在于美國經濟的恢復，因此，如何解決經濟疲軟問題才是奧巴馬政府的難題。

3．外交政策的去單邊主義，更加注重巧實力來維護美國的利益。奧巴馬政府上臺以后，根據金融危機后美國實力相對衰弱的狀況，調整了外交方向，實行戰略收縮。拋棄了布什時代的單邊主義外交，轉而奉行以巧實力為內容的外交戰略，以重新恢復美國的霸權地位。何謂巧實力？2009年1月13日，獲奧巴馬提名出任國務卿的希拉里•克林頓在國會參院對外關系委員會就其提名舉行的聽證會上說，美國面臨的現有安全威脅要求新一屆政府必須訴諸“巧實力”，動用一切可以動用的手段，包括外交、經濟、軍事、政治、法律和文化等領域的可行手段，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鞏固原有聯盟，形成新的聯盟，以便打開美國外交新局面。［11］它是硬實力和軟實力的結合，強調運用合作和接觸來修復美國的國家形象，改善同盟友的關系，維護美國的利益。在巧實力外交政策的指導下，奧巴馬從各個方面調整了美國的外交方向：首先，盡快結束兩場戰爭。2011年5月1日，美國總統奧巴馬發表全國電視講話，宣布策劃“9•11”恐怖事件的基地組織頭目本•拉登被美軍擊斃，為美國的反恐戰爭暫時劃上了一個句號。2011年6月22日，美國總統奧巴馬在白宮向全國發表講話，宣布他從阿富汗撤離美軍的“三步走”計劃———7月將撤回1萬名士兵；2012年夏天之前，3．3萬名作戰部隊撤離阿富汗，駐阿美軍的任務從作戰轉為提供支持；撤軍行動將在2014年結束，完成向阿富汗方面的防務移交。美國總統奧巴馬2011年10月21日宣布，美軍將在年底前從伊拉克全部撤出。其次，在面對全球和地區性問題挑戰方面更加注重國際合作。在伊朗核問題、朝鮮核危機、巴以沖突、全球氣候變化、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和恐怖主義等方面不再一味堅持單邊主義作風，更加強調國際合作，樹立負責任的形象。美國政府清楚，你可以顛覆一個國家的政權，但未必能恢復這個國家的秩序和自由；在一些全球性問題上，如果沒有多邊合作，根本不可能解決。再次，奧巴馬政府通過修復、建立和鞏固各種伙伴關系來為恢復美國的聲望和影響力。包括修補因伊拉克戰爭而出現裂痕的美歐關系，加強與亞太地區的盟國，如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泰國、菲律賓和其他伙伴國家的雙邊關系，注重發展與新興的全球和地區大國，如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等國家的合作關系。

巧實力外交是奧巴馬政府根據美國實力的相對衰弱而對外交政策進行的調整，拋棄了布什政府的單邊主義作風，強調更多的國際多邊合作來解決全球性以及地區性問題，這比布什政府更加靈活，更加務實。毫無疑問，無論任何外交政策的提出，都是為維護美國的霸權主義服務的，巧實力外交也不例外。總的來說，針對金融危機給美國帶來的影響，奧巴馬政府拋棄了新自由主義發展模式，轉而尋找一種更加強調國家干預、妥協合作的新的發展模式。奧巴馬政府的改革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2010年美國經濟比上一年增長2．8％，增長率高于上一年；股市增長了13％，房價趨于穩定；新增加了110萬個就業崗位；成功推動了金融改革法案和醫療改革法案；［3］（P22－23）結束了伊拉克戰爭，擊斃了本•拉登，推翻了卡扎菲統治。同時，奧巴馬改革遭到了國內保守勢力和共和黨人的抵制，2010年中期選舉的失利，表明了選民對政府解決經濟疲軟和高失業率的失望。經過政策的調整，奧巴馬將政府的工作重心轉向國內的經濟發展，采取措施促進出口和就業，降低工薪階層的稅收，改善社會保障，拉動內需，2012年美國的經濟情況開始好轉，失業率下降為8．3％，股市超過了金融危機爆發前的水平，奧巴馬的支持率開始上升，這對奧巴馬謀求連任和繼續推行改革是非常有利的。但美國政治、經濟、社會問題和矛盾仍然十分困難和復雜，新的發展模式的確立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