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論農民工身份困境及社會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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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是一個社會對個人的定位，個人身份被決定了，個人在社會結構中的位置，所發揮的生產功能和作用，還包括待遇和生活模式也相應地在一定程度上被決定了。身份是一張無形的網，把個人罩在其中。身份是社會結構的產物，它可能獨立于個人而產生，比如人一生下來就可能給予某種身份，也可能被個人能動地改變，比如個人通過教育和培訓改變自己的命運。農民工處于流動之中。2007年，廣東省有2400萬流動人口，其中1300萬為省內流動人口，1100萬為省外流動人口。流動人口總量占其人口總量的22％。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民工群體在流動中已經發生了顯著的分化。流動性對農村及農民的改變是巨大的，當農民工發生了巨變，而附著在他們身上的身份依然如故，沒有變化。身份作為一種制度，一個社會結構的象征，必然與農民工的現實生活發生沖突，由此產生身份困境，身份既是一種表征，同時又是一副枷鎖，我國農民工的實際身份已經變化多年，但名義身份，包括戶籍、土地制度、財產權、福利、事業教育等一整套體系的總和卻紋絲不動。我國有流動農民工1.4億人(據其它口徑統計測算達2.2億人)，他們進入城市，帶來醫療、住宿、工作、就醫和治安問題，以前農村留守兒童、留守老人、夫妻分居等問題。我國農村留守兒童已經超過2000萬人，目前第一代農村留守兒童已經長大成人，在就業等方面出現了嚴重的社會不適應。我國農民工的身份解放和制度改革應提到議事日程。

一、農民工的身份困境和身份壓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農民工在不斷流動，幾十年的流動早已經改變了他們的思維模式、工作方式和生活狀態，他們許多人幾乎與城里人沒有兩樣，但從身份上看尤其從戶口本上看，他們仍舊是農民。但他們又不太像農民了，因而社會對他們的評價分歧很大。以下是實際生活中，不同地區、不同階層和不同群體的人們給農民工貼上的幾種身份標簽。

1將農民工仍看做農民

中國的許多城市政府和市民愿意持這種看法。比如筆者對深圳龍崗區人民政府召開的幾次年終總結群眾大會做過調研，三次是龍崗工商企業的群眾文藝演出，兩次是龍崗民營企業的聯誼會，分別針對非龍崗戶籍的工人階層和企業經理階層。每次參會時筆者都能看到會場的類似標語，“外來勞務工匯報演出”，“歡迎外來農民工朋友”。當地政府目的是想慰問一下外來的勞務工，但在不經意間，把對外來農民工的歧視暴露無遺。筆者聽一位外來農民企業家感嘆：“我在這里有業有房有車，當地人還住我家做我家保姆，對深圳的發展也做過貢獻，但憑什么我就一定是外人。”在外來農民工商戶和本地人之間，甚至還有對立情緒。本地人一般靠收租生活，并不是每個人的租金收入都高，此外勞動技能差，收入可能反而趕不上外來商戶，因而他們對外來老板有一種仇視情緒，認為當地的錢被這些外人賺了，當地的好房子也被外人買走了，搞得他們要從世世代代居住的中心區搬到城市的外圍。有時他們又仗著自己是當地人，想欺負外地人，或者有時又看不起外來人，但同時又有一種不如外來人的感覺，因為外來人在文化、技能和賺錢能力上高于他們，此外他們自己的生活也是外地人來后才變得更好的，起碼他們的租金來自于外地人，每遇到房客要退房他們也有緊張的，他們的生活離不開外地人，總之有不少當地人的心態復雜。而外來的商戶對本地人也有相當的看法。比如筆者去過一外地人開的理發店，老板娘說本地人窮，而且很計較，成天沒事買什么東西都找人還價。本文認為仍將農民工看做農民至少有三個地方值得商榷。

(1)這種看法造成了基層群眾之間的對立和社區發展的停滯。因為有本外地人之分。本地人可以通過政策保護坐享其成，從而削弱了社會的生產能力，使一部分人不勞動，形成食利階層。這部分人抗風險的能力極差，因為長期不勞動，不學技術，教育水平低，當遇到類似金融風暴這樣的經濟災難時，他們可能束手無策。食利現象不僅影響一代人，更影響幾代人。很多本地孩子就是在父母的牌桌邊長大的，他們根本沒有動力和愿望拼搏人生。而外地人擁有越來越多的財富，卻沒有社區事務發言權，對當地也沒有歸屬感，因而帶動不了當地社區的發展，對社會發展不利。握有資金、技術能力強的人因為不具備本地身份而沒有積極性建設社會，不具備資金實力但具備本地身份的人沒有能力建設社會，勢必造成中國基層社會發展的停滯。這也是中國當前社區工作乏力的重要原因。

(2)這種看法是無視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中國經濟發展主要是產業結構的工業化和服務業化，需要大批工人，不僅是量上的需要，更有質方面的需要，如果始終將農民工看做農民，中國經濟發展必將受到人力資源的限制。這種看法也是無視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中國社會發展主要是人口居住城鎮化，人民群眾生活素質水平的提高，需要完成大量農民的非農轉移。2004年數據顯示，在我國，城鎮工人數量在大量減少，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農民工，農民工的數量已經超過了城鎮工人。這說明農民工必將成為我國產業工人的主體。

(3)這種看法無視農民工為城市工商業做奉獻及具體工作狀態的事實。據官方公布數據，2008年深圳常住人口876.83萬人，其中戶籍人口232.08萬人，暫住人口644.75萬人，全市居住滿7天以上的非戶籍人口為1037.22萬人。另據民間估算，深圳的人口數實際上還更多，即使據官方數字，在深圳的生活人口中，每10個人起碼有7個人是外地人。支持深圳城市經濟發展的人口主要是農民工。沒有農民工，深圳乃至珠三角的工業總量馬上就會萎縮。農民工過去、現在即便將來很長一段時期都會擔當經濟發展的主要力量。農民工中有許多是熟練技工、握有資本和擁有現代經營頭腦的投資人，這些人如果地方政策好，他們可能留下來，為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提供堅實的人力資源基礎；否則他們可能移向其他地區或者返回家鄉創業，目前中國經濟正努力朝向區域平衡發展，深圳和珠三角的政策優勢已經不再明顯。

2將農民工簡單地看做工人

整個社會、工商企業和其它用人單位只考慮對農民工人力的利用，沒有看到農民工還缺乏作為一名現代化工人所應具備的技能素質、心理素質和未來取向，所應獲得的社會活動環境、社會保障支持。農民工缺乏現代工人應有的社會保障。他們需要穩定的工作，工商企業或者城市不能需要他們時呼之即來，不要他們時就一腳踢開。農民工需要穩定的生活環境和相應的社會保障，否則在變動中，在不斷的背井離鄉中，他們永遠不可能安身立命，從而給社會帶動不穩定因素。農民工還缺乏現代化工人所應具備的未來取向。由于現在不確定，所以農民工的未來也不確定。農民工往往缺乏職業認同，沒有專業化的工作計劃，短期效應明顯。現代工商業發展需要職業化、專業化和有組織的工人隊伍，但農民工充其量只是散兵游勇，難以擔當中國工業化和科教興國的重任。

農民工技能素質難以勝任現代化產生工人角色。改革開放以來珠三角工商企業很少對農民工付出培訓成本，有的只是對他們簡單勞動力的掠奪。一定程度上而言，企業主簡單地把農民工當作工人，就是簡單地把自己當成小工廠小作坊主，不能完成向現代企業家的轉變。因為企業家要素中需要有社會責任、積極向上精神。珠三角的許多經營者還要有現代企業家的歷練。社會和企業也忽視現代化產業工人所應具備的社會活動環境。農民工從家鄉來到人生地不熟的廠區，一下子與傳統社會關系隔絕，成為孤立的一分子。只能靠老鄉會聯絡，還是沒有脫離鄉土社會的圈子，人在他鄉，社會關系還在家鄉；人在城市，交往的圈子還在農村。農民工社會關系的城市化、工業化遠沒有完成。社會關系的城市化是指農民工有自己的新社區組織，社會關系的工業化是指農民工有工會組織。農民工也不具備現代工人所應有的心理素質。農民工在廠里經常感覺很累，調查中發現，農民工時常莫名其妙地厭煩、想家、生氣、和同事過不去，說明農民工的心理壓力很大。尤其在遇到不順和麻煩時，農民工往往采用不文明方式、極端方式或暴力形式來解決。許多農民工犯罪嫌疑人在老家時并沒有道德問題和不良惡習，只是在打工地累積了新的心理和精神問題，他們的很多犯法行為都是心理不健康所致。但至今中國沒有實質上建立起為農民工服務的工會組織和社區組織，為農民工日常排憂解難的社會服務是一片空白，基層政府對農民提供的社會支持也很有限或者流于形式。

3將農民工看做第三種人——流民

(1)家鄉不再認可農民工為農民。農民工出來少則數月，多則幾十年。他們的視野不再是家鄉那個很窄很土的地方，觀念和道德已不再是以往的鄉規民約，他們開始變得與家鄉有點格格不入。由于長年不再干農活，技藝荒疏，尤其對新一代農民工，從小本身不干農活，他們的志愿也不在農村，因而他們的生產方式也不再屬于農村。對于資源貧乏，經濟發展條件差，僅留老弱病殘，青壯農民集體外出打工的農村地區而言，有的只是村民對農業的鄙視和農業的衰敗，農民工自己也不認為自己是農民了。總之家鄉和農民工往往相互不再認同。

(2)城市不認可農民工為工人。農民工缺乏一般城市工人所應有的城市物業、城市教養和社會關系網絡，因而雖然同在一個地方工作，但身份歸屬總有本地人和外地人之別，社會信任方面也向本地戶籍人員傾斜，尤其對一些特殊崗位和特定部門，農民工是無法進入的。因為處于流動狀態之中，以往的鄉規民約和社會制約失效，所以農民工的道德風險行為大大高于一般的城市居民，有些城市社區犯罪率高也與農民工有關，這些都加劇了他們的身份認可危機。即便在城市中有房有車，農民工在本地人中的身份認同仍舊是一個困難。

(3)農民工既非農村人也非城市人，成了“兩棲人”。對于農民工這個群體來說，他們還沒能達到城鎮工人階層的地位，但是他們又是工人，而不再是農業勞動者，有越來越多的農民工沒有務農經驗，也不愿從事農業生產勞動，除非迫不得已，因為他們比農業勞動者有著更好的經濟收入。在地域認同方面，農民工既不認同城市，因為城市帶給他們太多苦難和惶惑，他們在城市中工作條件差、工資低、工資被拖欠，飽受人身侮辱和虐待、社會歧視等。農民工也不認同農村，因為農村落后，農村的大瓦房不如城市的一張床，有許多農民工反映，剛開始很想回家，回到家后走在家鄉泥濘的小路上，還沒到屋就想返回城市了。

二、農民工身份模糊的后果

因為身份模糊，農民工往往處在社會管理的邊沿地帶，家鄉管不了，打工地也管不了，因而帶來許多的社會不穩定因素。任何社會問題的產生是結構性的，農民工問題也不例外，同時社會問題的影響也是結構性的，農民工問題對整體社會的多個方面和各個層次均產生了深遠的負面影響。當然這也并不是中國的獨有現象，在工業化早期，即使在目前西方發達社會，農業移民和農村地區居民對社會的影響也是多元的。

1影響中國現代工商業的發展

中國的工商業產業升級必須先以人才隊伍的升級為前提，必須完成產業工人從農民工到正規軍的轉變。但因為現有的政策不到位，中國現代產業工人隊伍建設任務還遠遠沒有完成。中國現代工商業發展需要有龐大的具備較高工商業素質，積極進取和穩定的職業化產業工人隊伍。工商業素質是指工商業從業者在一定生理和心理條件基礎上，通過教育培訓、職業實踐、自我修煉等途徑形成和發展起來的，在職業活動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內在的、相對穩定的基本品質，如勞動紀律、協作精神、操作規范性、技術能力和素質、社會協調素質、心理能力。惟有工人具備工商業素質，中國的工商業發展才有產品素質和服務素質。只有產業工人隊伍壯大，中國工業的規模才有望擴大。惟有廣大工人積極進取，中國才有希望從“中國制造”過渡到“中國智造”。只有工人職業化，中

國的產業才可能更加穩定發展。

在調查中發現，珠三角一直以來都存在某些領域高級技工荒現象。中國的工業化在改革開放后進程加快，早在2003年前后就有文獻概括已經形成世界加工廠的規模，但中國的工商業規模雖大但競爭力卻不強，近些年來產業升級進展緩慢，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中國高素質的產業工人隊伍還沒能真正形成，中國現代工商業還在依靠一支非正規的“農民軍”。新世紀初一份《國際競爭力報告》中的數據看，在全球47個國家的國際競爭力排名中，中國合格工程師、信息技術熟練工人和熟練勞動力的易獲得性，分別排在倒數第一、二、四名”。技術工人、熟練勞動力是影響現代工商業發展的長期性關鍵因素。隨著國內工業化的進程加快和外國資本的持續進入，對熟練技術工人的需求將會加大，而目前的教育體制無法滿足工商企業對技術人需要。實際上技術人才需要日積月累的“干中學”才能夠培養出來，不是依靠學院式的批發培養模式就能造就。在我國，城鎮工人數量在大量減少，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農民工，目前農民工的數量已經超過了城鎮工人，中國工業化中培養起來的技術工人主體是農民工，這在民營、外資和港澳臺資企業尤其明顯。

許多農民工在農閑時臨時性到沿海發達地區工商企業打工，自身并沒有長遠考慮，當然他們不會把自己的短期考慮告訴給企業老板。而企業要培養一個操作熟練人員少則一兩個月，多則一兩年、數年。現有很多文獻一直認為中國企業很少付出培養成本，這與本次實地調查不符合，只是現有的農民工社會制度不太可能激勵企業在人力資源培訓上更多投入。但從已有的投入來看，目前的農民工社會制度使企業損失不少。實際工作中企業為了維持生產，做出合格的產品，必須注意員工的操作培養，即使對一些簡單的操作環節，培訓同樣不可缺少。從上述現象可以看出，培養技術工人的代價、成本，所需要的激勵，還有面臨的管理困難都是很大的。企業花大力氣好不容易培養出熟練工，農民工往往因為這樣那樣的原因而辭職。因為他們的根還在農村，還有這樣那樣的義務和責任需要他們去履行。調查中小孩老人生病、鄰里糾紛、農忙、地方其他事務被列為農民辭職理由的前四大項。還有很多其他原因如心理問題，在外惹事生非被迫離職。調查中發現許多農民工因參與賭博，買地下，欠債太多，無力償還，為逃避追債而被迫辭職。農民工的臨時性，短期行為和非穩定性增加了經濟運行的成本，損害了工商企業的穩定發展。

2影響中國現代農業的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許多農村地區出現經濟衰敗，三農問題解決停滯不前與農村主要勞動力流失有關。據另一統計口徑估計，目前我國農民工有1.8億人，這些人都是農村勞動力的精華。一方面我國農村人口數量還很多，未來農村人口非農轉移形勢還非常嚴峻，需要通過減少農村人口，提高農村邊際生產力，來解決農村的貧困問題。也就是說中國的農村土地有限，再加上不斷發展的農業技術，農村所需要的勞動力數量將會減少。但勞動力數量減少并不等于高素質勞動力減少，相反從目前情況來看現代化農業所需要的高素質勞動力只會越來越多。現代農業的發展需要培育起一支有文化、講道德、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隊伍，如同現代工商業的發展，現代農業必須朝新型農業、現代農業、特色農業的方向發展。創新也是現代農業發展的新動力，為此，中國農村不僅仍舊需要有人去建設，而且需要精英人才去建設，而不是技能水平低的老弱病殘。要讓一批農業骨干分子留在農村，就必須合理分流現有的富余農民。比如將一批在外有生存技能的農民工轉換為現代意義的工商業產業工人，讓他們完全脫離農村，通過土地轉換、交易、補償、戶口解決、社會福利和保障解決以及教育解決等途徑幫助農民完成向現代工商業產業工人，從農民轉為城鎮居民。轉出大量農民后，就會從總量上減少農業人口總數，為剩下的農業人口留下更大的發展空間。然后再在剩下的農民中培育精英階層，也就是說使留下來農民中一部分年富力強的農民在農村獲得較大發展空間，從而愿意留在農村。如果不這樣區別對待，富余農民王就既不能在城鎮找到歸宿，也不能在農村找到歸宿，在兩個地方都不能安心置業，生存發展，兩個地方都失去發展機會。如果仍舊持續現有模式，不能有效地把富余農民持續轉出農村，就會使農村人均收益仍舊處于較低水平，從而影響留下的青壯農民安心農業。將富余農民轉化為城鎮居民，讓他們發展更高層次產業，這符合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的需要。此外這些人年老后不會再給農村增加負擔，從而做到工作在城市，養老在城市。現在中國城市的普遍做法是，農民工來打工可以，建設城市可以，年紀大了干不動活了城市就不再歡迎他們。從而形成另一種類型的城市對農村的掠奪，也就是說農民工為城市做貢獻，但生老病死及其它社會保障還由農村負擔；城市獲取農民工的勞動成果，但不應負保障義務；農村在付出，城市在獲取；農村將最主要最精華的力量移向城市(外出打工)，將最大的包袱留在農村(老弱病殘幼)。中國現有的農民工勞動制度對農村發展極為不利，影響國民經濟的基礎。

3影響農民工個人的發展

中國現有的農民工制度還不利于農民工作為社會公民人格的健康發展。值得一提的是，農民工的亦農亦工，容易演化成一種農民的投機。不利負責任、有良好風尚、有長遠積極向上奮斗目標的社會主義公民的培育。當發達地區或者城市有賺錢機遇時，農民工流向這些地方。當有不利情況出現或者無利可圖時，他們往往采取短期行為，甚至不擇手段。調查中發現的類似案例如2008年勞動合同法實施時，一些農民工因為眼紅鄰廠企業罷工讓老板屈服所獲得的巨額加班工資賠償，在工廠并不打算將他們辭工的情況下，想盡辦法讓工廠將他們辭掉，以獲得巨額的賠償金。他們采取的手段包括破壞機器、怠工、影響生產進度、人為制造摩擦、煽動不明真相工人鬧事。在整個勞動合同風波中盡管確實存在企業違規，但農民工的短期行為也不容忽視。農民的投機還體現在農村地區，由于農業免稅，種田補貼，部分農民在廣種薄收的情況下也能過上不錯的日子，于是辭工回到農村，平時很少下地，天天以麻將牌為生。在調查湖南北部一農村時發現，小小一個鎮上沒有任何工業和其他實業，但消費水平趕上廣東發達地區。這里有很多地下賭場，專門有放債人負責地下融資。還有不少入迷戀地下。中央的農業政策是為了解決農民貧困，促進農民奔小康，增產增收，但不其然又可能養成部分農民的怠惰。現階段我國正式的工人主要在城市，不解決或者不轉換為城市身份，農民工就不能成為正式意義上的工人。一方面農民工因為擁有土地，所以他們自認為有后路，可以不如城市居民那樣進取，從而悠閑；另一方面農民工又厭惡農村和土地，因為這兒沒有城市的繁榮，進而生成許多不平，沒想到城市的繁榮與城市的進取和壓力分不開。農民就這樣在患得患失中既生活艱苦，又不積極努力。他們需要成為純粹的工人或者純粹的農民，從而在明確和清晰的職業生涯中好好規劃自己的人生，否則農民工群體很難做到工作、生活和人格的健康發展。

4影響社會的有序發展

農民工社會制度也帶來嚴重的社會問題。當農民工既不屬于農村，也不屬于城市時，他們到底屬于哪個組織?我國只有農村組織和城市組織，不可能再建立一個城鄉組織。不解決農民工的身份就不能解決農民工由誰管理的問題。目前我國對農民工實行戶籍地和工作居住地雙重管轄的模式，但實踐證明哪頭都管不好。相距千里之外的家鄉政府本來管理力量薄弱。打工居住地的政府也很難管好農民工，因為農民工流動性強，成份復雜，住地居委會很難深入開展農民工管理工作。目前一些地方對農民工的管理流于暫住證辦理的形式。調查中更發現，有些基層組織明知外來人口有不法行為，但為地方經濟利益考慮，非但不制止，反而助長。如他們并不積極查外來人口超生問題，因為你一查外來人口就跑到別的地方住去了，影響當地的房租和消費水平的提升。又如對待外來人口的黃賭毒問題，本地人不僅不制止，反而參與，以吸引更多的人氣，把這些做成為地方經濟發展的支撐力量。由于兩頭都不管，農民工實際上成了“治外遺民”，其社會不穩定因素不可小覷。農民工問題目前已經發展成為中國最大的社會問題之一，許多暴力事件和治安問題的發生均與農民工有關。目前與農民工有關的社會問題和群體事件還有范圍不斷擴大、層次不斷升級之勢。在維護自己基本權利的過程中農民工意識到，靠單個人解決不了問題，必須靠集體行動，當然他們面臨的問題往往也帶有集體性，比如一個企業的農民工工資普遍過低，或者普遍被拖欠時，他們只能集體抗爭。在實踐中農民工也意識到，僅僅停留在企業內部的抗爭，對雇主造成不了壓力，必須要把問題“外部化”、“社會化”和“嚴重化”，讓社會關注，特別是讓政府領導人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才有可能使農民工面臨的問題得到解決。因而更多的農民工選擇集體上訪、越級上訪、上街游行等方式，造成重大群體事件。

三、結語

我國許多重大社會問題的解決與農民工制度的再造有關。許多法規和制度的出臺都受到農民工問題的制約。在近年勞動合同法實施過程中，珠三角爆發了多次局部規模的勞資沖突事件和社會黑惡勢力參與的惡性事件，極大地破壞了珠三角的經濟和社會秩序。有工商界人士和群眾反映，勞動合同法本身并沒有錯誤，資方在許多方面也表示歡迎，但它不幸成了導火索，引發了長期積累起來的社會矛盾和社會壓力。與農民工有關的社會問題和深層次社會矛盾和社會壓力才是珠三角經營出現失序的原因，而不是勞動合同法。把與農民工相關的社會壓力消除于萌發之中需要社會的綜合減壓途徑。

近年來，中國因為農民工遷移而帶來的各種社會壓力空前高漲，社會風險空前增加。這種壓力不僅體現在農民工的流人地——中心城市和經濟發達區，而且表現在流出地——農村地區。中國目前需要以新的視角來解決農民工問題。從時態上看，目前對待農民工的身份問題解決存在三種看法：一是將農民工看做過去時，即樂觀派。二是將農民工看做將來時，即悲觀派。這一派看到了中國三農改革的艱巨性，首先是農村土地問題改革，至今找不到很好的突破。其次是農村組織問題改革，目前停滯不前。最后是農業現代化問題，任重而道遠。三是將農民工看做現在時，即邊搞邊看。無論是哪一種時態，農民工作為中國特殊的群體社會現象，對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影響極為深遠。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了中國農民工問題就理解了中國現代化改革的步伐；惟有先解決了中國農民工身份問題，中國城鄉一體化發展、中國區域差距問題和中國社會層級問題解決才有可能獲得實質進展。中國農民工身份的解決宜早不宜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