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因斯主義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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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市場景氣度”為軸心引伸出了凱因斯主義與有效供給論的根本差別。指出有效供給是經濟體自生能力的內在要求，而凱因斯主義并非經濟自主行為所應有的內容，只是由于各經濟體在一定市場景氣度下無法生存，才通過政府擴張政策，人為抬高市場景氣度，讓它們得以生存。但如果各經濟體的自生能力強，能夠在較低市場景氣度下生存發展，就不需要政府擴張政策的刺激作用，從而減輕政府的財政負擔。

關鍵詞：市場景氣度，有效供給，凱因斯主義

一

市場經濟，一直處于左右之爭。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代表自由放任的市場經濟，是右；主張消滅市場經濟，代之以不講商品與市場的計劃經濟，是左。平常的經濟政策，主張積極財政貨幣政策，或穩健的宏觀調控政策，是人們經常爭論的基本問題，它也反映了經濟取向的左右之爭。

這種爭論系于一個因素，稱為“市場景氣度”。如市場景氣度高則市場購銷興旺，企業產銷兩旺，社會投資高漲；但又潛存著經濟過熱風險。如市場景氣度低則市場購銷疲軟，企業產能過剩，產品銷售不順而使公司陷于困境；此時，人們要求政府刺激經濟使市場景氣度回升。

因此，市場景氣度高低是企業存活發展的環境與基本條件。市場景氣度是一個宏觀因素，它不被單個企業經營狀況所左右（雖然市場景氣度也不過是所有微觀因素集中匯合的結果），只能順從于它。在一定市場景氣度下，有些企業可以生存，但有些不能生存。比如市場景氣度為5時，50%企業能生存，50%企業不能生存。如市場景氣度下降到4，只有40%企業能生存，有60%企業不能生存。

這就產生問題。如市場景氣度下降太大使許多企業難以生存，就需要政府采取措施將市場景氣度抬高，使市場狀況適于更多企業生存。這即是凱因斯主義的實質，它主張通過政府財政貨幣擴張拉動市場需求，使市場景氣度上升。但如果每個企業都患上“市場景氣依賴癥”，政府拉動市場需求的力量就要加大，政府就會耗費更多的財政資源，損耗更大的元氣。最終，政府背負越來越重的財政赤字負擔。財政赤字又誘發貨幣過量發行，造成通貨膨脹。相反，如果每個企業都可在較低市場景氣度下生存，就不需動用政府之力拉高市場景氣度。由此可知主張政府財政貨幣擴張的凱因斯主義的實質：它其實并非經濟自主行為所應有的內容，只是由于各經濟體在一定市場景氣度下無法生存，才人為抬高市場景氣度，讓它們得以生存。各個經濟體經濟自主行為所應有的內容是：自生能力。所謂自生能力是指一個企業能夠在更寬市場景氣變動程度下生存的能力，即既可在較高市場景氣度下生存，也可在較低景氣度下生存。如果每個企業都能這樣，在較低景氣度下生存，就不需損耗政府財政資源去拉動需求，從而抬高市場景氣度。當然，如果每個企業都能在較低景氣度下生存，市場景氣度就會因此上升，使每個企業生存發展得更好。市場景氣度能自主回升，就不需政府財政貨幣政策的人為拉動了。

二

企業自生能力就是企業向市場提供有效供給的能力。如果企業能做到有效供給，就可在一定市場景氣度下生存；不能提供有效供給的企業，就難以生存下去。因此，有效供給是一個自主經濟體所應具有的內容；通過向市場提供有效供給而獲得生存發展，這是任何一個企業自主發展所必須。有效供給能夠創造相應的需求，為什么？因為供給是有效的，是根據市場的潛在需求而制訂的供給策略的結果。這種需求是內在的需求，而不是通過某種外在力量拉動起來的需求。政府財政貨幣擴張所實現的需求，就是一種外在力量所拉動起來的外在需求。前面說了，如果企業自生能力不強，有效供給能力不強，就不能開發潛在的內在需求，就需要外在需求的拉動。可見，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應著眼于增強企業的自主活力，而不是一味通過外在需求的拉動，去迎合自生能力不強的企業。政府宏觀調控的初衷是對過熱的經濟進行調控，這種過熱經濟往往是政府財政貨幣擴張所形成的結果。因此，政府宏觀調控，實質上是將企業導向具有自生能力的方向，而杜絕其對政府擴張政策的過分依賴，對經濟健康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講有效供給創造需求，會使人想起馬克思曾批判過的薩伊“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理論。馬克思的批判沒有錯，但這里強調的是供給有效性，強調“有效供給”，而不是所有供給。有效供給與有效需求實際上是同一事物的兩方面；有效供給意味著獲得需求的供給；有效需求則首先意味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這種需求正好從有效供給中獲得，因為每個人的實際需求能力，都作為生產勞動者向市場提供有效供給后所獲收入的購買力體現。但是，強調有效供給與強調有效需求仍具有不同意義。因為強調有效供給即強調生產企業的有效供給能力，強調它的自生能力，它的活力與競爭力。而強調有效需求則強調企業的外部需求環境狀況，而這就有可能忽視對企業自身活力的重視。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實質是要增強企業活力與競爭力；但企業的活力與競爭力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增強到理想程度的，在這過程中，還需政府創造更好外部環境，即創造更好市場景氣度，讓企業在漸漸獨立生存的過程中得到發展。

有效供給的內容有兩方面，即產品的品種品質與產品的成本價格。所有供給如是有效供給，都會歸結為其中一種或兩種的綜合。比如開發出具有新功能的產品，改進舊產品的性能品質，即是有效供給的表現。另外，我們將產品成本價格降低，也是有效供給的表現，因為價格下降可促進需求。好產品但價格太高，也會發生“過剩”，反之，壞產品但價格低，同樣會發生過剩，這都是沒有需求的表現，也是無效供給的表現。比如，有效治療愛滋病的藥物是好東西，許多人很想要，但如果價格太貴就無人能購買得起。這樣，產品的使用價值雖然很高，但仍不算作有效供給。許多偽劣商品雖然價格便宜，但品質很差，甚至對人有害，這也不算有效供給。

有學者列舉有效供給多方面內容，如胡培兆教授新著《有效供給論》就列舉九種供給活動與行為：1.廣告供給；2.推銷供給；3.招徠供給；4.價格供給；5.產品供給；6.售后供給；7.信譽供給；8.安全供給；9.就業供給。不難看出，這都是圍繞產品品種品質與價格兩方面的供給活動。廣告的基礎是產品在品種品質或價格上有優勢，否則廣告就名不附實。同樣，推銷、招徠、價格、產品、售后服務、信譽、安全等，無不與產品品種品質及價格兩方面直接相關并構成它們之成立的基礎。就業供給也是產品供給的一個方面，因為就業的有效供給實際上是勞動力的有效供給；勞動力作為商品一方面要做到“品種品質”好，另一方面也要做到成本價格（工資）低，這樣才保證勞動力具有更大的就業機會。

顯然，這兩方面有效供給可以并且必須內在地結合起來，即供給產品既好又廉價，即人們平常說的“價廉物美”。可能人們認為，商品既要好，又要價廉，那是不可能的，品質好的商品價格肯定貴。情況確實如此，因為品質好的東西需要耗費的人力物力更大，它自然包含更大成本價格。但人類科技的作用，在于以低廉代價制造盡可能好的物品。比如，通過人類科技發展進步，可以更低廉成本制造出更好的汽車、電腦等幾乎所有產品。這正是人類生活水平得以提高進步的根本原因。

有效供給創造需求對經濟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因為它產生了這樣的“產品循環”：

產品創制---產品價格下降并普及化---產品價格下降至最低并被資本所拋棄---新產品創制...

我們看到，有效供給首先是對一種新產品的創制，比如研制生產新型彩電。在新產品剛上市時價格往往很貴，昂貴價格抑制市場銷量。于是企業必須找到降低生產成本的辦法，使價格降下來，從而促進銷售與普及。最后，生產技術的普及使許多廠商都能生產這種產品，就不可避免在銷售上互相競爭，價格下降到最低，微薄的利潤迫使投資者轉向更新產品的開發。

這是有效供給創造需求必然具有的“產品循環”規律，它反映了任何一種商品必然走“從貴族到平民”的道路。如果沒有有效供給，只強調市場需求，則每個企業只坐等市場境況的好轉，不會主動創造、主動尋找最佳生產方式。企業的消極態度會增添政府抬高市場景氣度的壓力。企業越消極對待市場需求疲軟的現狀，政府以財政貨幣擴張手段抬高市場景氣度的責任就越重；相反，企業主動面對市場需求疲軟狀況而積極應對，走出一條自我生存發展之路，則政府的責任就越輕，它從中所損耗的元氣就越小。轉三

特別指出，當中國經濟完全納入WTO機制后，政府財政貨幣擴張作用將遭到削弱，有效供給作用則增強。因為當政府想以財政貨幣擴張的辦法拉動國內經濟增長時，政府拉動經濟所帶來的好處將被國外廠商占去，中國自己的廠商由于有效供給能力不足而不能從中獲得應有的好處。比如，如果日本汽車以極低關稅進入中國，那么，國內消費者將會首選日本汽車而放棄國產汽車，因為國產汽車品質還不太好。因此，如果國內廠商沒有積極提高它們產品的有效供給能力，在全球化市場條件下，政府以財政貨幣擴張辦法挽救國內廠商的努力將越來越弱。這一點應引起經濟決策層高度重視，及時采取對應措施，不應再對凱因斯主義抱太多幻想。

在WTO機制下，財政貨幣擴張還有“意想不到”的結果：假設財政貨幣擴張使中國消費者消費能力增強，由于著名的“嘉芬反論”---人們實際收入越高，對價格低廉商品的購買量就越少，對價格較高的高檔商品購買量就越多---中國消費者將增加對國外進口商品的選購，對國內低檔低廉商品的選購反而減少。這樣，財政貨幣擴張之目的就不能達到，甚至起反作用，為國外廠商“作嫁衣裳”。

所以在WTO機制下，中國企業更要講有效供給，努力提高產品品種品質和降低成本價格。

四

我們知道，薩伊強調供給對經濟運行的主導作用，但他想建構一個完滿的供給---需求對應體系并未成功。因此，就應該對供給進行限制，指出并非任何供給都有需求與之對應。這樣，供給就要強調有效性。有效供給肯定會有需求與之對應，肯定會受到需求，否則它就不是有效供給。具體地說，只要你的產品品種品質好，價格低廉，性價比高，那么你的產品就必定受到市場的需求。

凱因斯批判了薩伊“供給創造自己的需求”，認為人們的儲蓄并不能自動轉化為投資，從而在個人消費與投資消費上使需求等于供給。這樣，凱因斯主張以政府行為取代“投資誘導”微弱的個人投資，讓儲蓄中積累下來的購買力更徹底地轉化為投資，從而擴大社會需求。正如他所說：“我希望看到的是：處于能根據一般的社會效益來計算出長期資本邊際效率的地位的國家機關承擔起更大的責任來直接進行投資。”凱因斯要求政府以財政貨幣擴張的辦法刺激市場需求，抬高市場景氣度，讓企業產品能銷售出去。這個辦法確曾獲得巨大成就，美國等西方國家自1929年大蕭條后獲得迅速發展，似乎是這個辦法起作用的結果。

但到1970年代，美國陷于另外一種危機程度不亞于1929年大危機的困境：滯脹；經濟既衰退，又通貨膨脹。“一方面，生產增長遲緩，經濟發展停滯，失業率長期較高；另一方面，長期存在通貨膨脹，物價持續上漲。”滯脹使凱因斯主義遭遇嚴峻考驗，學者們普遍認為，“‘停滯膨脹’既是國家長期干預經濟的結果，又是政府用以刺激經濟的各項政策措施再也不能奏效的表現...‘停滯膨脹’的出現，是政府長期推行凱因斯主義的結果，同時也證明凱因斯主義已經失靈。”滯脹給社會經濟帶來什么后果？“1979年以后，‘滯脹’更進一步惡化為高達兩位數的通貨膨脹率（1980年競達13.5％）同高失業率和嚴重的經濟衰退相結合的所謂‘衰脹”（衰退膨脹）---美國經濟進入‘新政’以來最為因難和嚴峻的時期。”實際上，滯脹的解決比1929年大危機更麻煩，因為1929年危機只是泡沫破滅后需求不足的單方面問題，只要想辦法提高需求就可解決。而滯脹既有因經濟發展遲滯、失業率上升所造成的需求不足，又存在通貨膨脹、物價上升問題。如果以財政貨幣擴張辦法刺激需求，則通貨膨脹問題會更嚴重；如果以通貨緊縮辦法抑制物價上漲，則經濟會更衰退，失業問題更嚴重。

此時供給學派應運而生，并迅速受官方重視。著名的“里根經濟學”與英國撒切爾夫人供給主義政策，都是供給學派思想在官方政策上的反映。里根經濟學的唯一主題就是抗擊“滯脹”，它主要采取的措施就是減稅與提高生產率，用減稅來對抗經濟衰退，用提高生產率來對抗通貨膨脹。里根指責凱因斯主義“用通貨膨脹這個敵人去打失業這個敵人，再反過來又用失業這個敵人去打通貨膨脹這個敵人。結果兩個敵人都打不倒，一齊向美國經濟壓來。”“因此，是美國經濟到了轉折的關口、必須尋找另外一種途徑的時候了，這就是用減稅和提高生產率的辦法，一舉打倒兩個敵人，徹底擺脫滯脹，讓美國經濟在新的基礎上重新運轉，使美國人恢復活力，從而實現‘美國的重建’。”

但我們不應將供給學派單純理解為減稅，否則，一旦減稅政策失效，人們就會將供給學派的整個思想都拋棄。我們應該選取的是減稅中所包含的思想，而不是減稅這種形式。減稅的實質是減小各個納稅企業成本負擔，使其具有更大獲利機會，并且也使產品價格得以下降。減稅這二重作用，既可促進各企業的生產，以實現經濟增長發展，又可降低物價，緩解通貨膨脹。實際上，提高生產率在達到這二重作用方面比減稅更有成效，并且還可避免政府稅收總量的減少。因此提高生產率更好體現了供給學派的思想。

中國經濟管理水準比發達國家管理水準低與慢幾十年。在發達國家已基本上放棄凱因斯財政擴張手段（只用貨幣利率手段）來應對通貨緊縮危機時，當今中國還在熱衷于財政貨幣擴張手段。當然，這確實為中國解決前幾年通貨緊縮問題產生很大作用，但迅即而來的就是通貨膨脹。中國政府及早發覺通貨膨脹跡象，采取宏觀調控措施將其抑制。同時提出可持續發展觀與科學發展觀，強調經濟增長質量而不應單純追求數量。這是中國政府采納有效供給思想的體現。

五

雖然當今中國改革的實質就是要提高企業的活力與自生能力，從而提高整個中國經濟的有效供給水平。但中國學術界卻對有效供給理論并不太重視，他們重視的仍是凱因斯需求管理。只有少數經濟學家，如吳敬璉、魏杰、胡培兆等教授，能夠看到有效供給更深遠的意義與作用。如吳敬璉說：“所謂供給方面，就是企業方面。政府要做的事情是想辦法發揮供給方面的潛力，提高供給方面的活力。否則，一出現衰退政府就擴大需求，這樣企業將越來越安于這個環境，使得它不思進取，不提高自己的效率，不提高自己的競爭力，這樣經濟運行狀況會越來越惡化，直至出現滯脹。美國就是這樣，以至于到1970年代，汽車業，電子工業的霸權都落到日本手里。經過1970年代的一場大爭論，美國共和黨的里根和英國的撒切爾夫人上臺以后，都采取了供給學派的政策。撒切爾夫人和里根總統都是所謂自由派，反對政府干預，都采取了供給方面的政策，發揮供給方面的活力，結果英國和美國的經濟很快復蘇了，競爭力得到了很大的提高。里根的供給學派政策，主要有三項：第一、減稅。減輕企業的負擔；第二、解除管制。比如，解除民航管制、電訊業管制，強化競爭；第三、大力扶植小企業。小企業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加強整個社會的競爭度。”魏杰說：“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擴大內需是一篇大文章，必須充實擴大內需政策的內容，提高政策實施的效果。2002年的擴大內需要和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和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結合起來。這標志著我國擴大內需的各項政策已逐漸從需求調控為主向需求調控與供給調控并重的方向發展。所謂供給調控，就是從供給方面進行的宏觀調控。用供給調控來擴大內需，就是要創造出成本低、質量高、有新的效用的有效供給，這種有效供給本身就是需求，有利于擴大內需。”胡培兆教授則專門為“有效供給”思想撰寫了學術專著《有效供給論》；這應該是中國系統研討有效供給在供求關系中主導意義的第一部專著。《有效供給論》中“有效供給”，基本上就是前面所說的兩個方面，即品種品質與價格方面。它以“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形象地強調產品的品種品質是需求的關鍵。指出市場蕭條主要是供給無效造成，并非需求不足的結果。“需求不足的原因，主要是供給無效造成的…市場經濟的興衰最終決定于有效供給的有效性與供給力。”這雖非全新思想，但對于經濟現實與理論，仍富有革命性。除幾個卓越經濟學家外，經濟學歷來都將市場蕭條歸結為需求不足的結果，而這里則相反，著重指出市場蕭條并非需求不足，而是有效供給不足的結果；如果市場蕭條中有什么需求不足，那也是有效供給不足造成的。《有效供給論》甚至指出凱因斯主義名義上雖是需求學派，但實際上與薩伊一樣，屬于供給學派。它說，凱因斯“提高消費傾向、擴大有效需求的主張和做法，本質上是增加投資、振興供給，以求充分就業、擴大需求的路子，仍屬供給學派的理論體系范疇。”這體現了對凱因斯主義的更深理解。這樣的話，凱因斯所主張的政府投資同樣必須講求效益與效果，否則，投資所產生的供給就有可能因成本過高或品種品質差而變得無效。這一點與凱因斯“通過投資擴大需求”的認識角度并不相同，這從他的“乘數”思想可以看出。“按[凱因斯乘數]這樣的道理，無論政府投資有什么最終效果，只要它能夠帶動需求，就是成功的。這就產生了問題，政府投資是否需要講求效率與效益？...無論是私人還是政府，投資都必須要講求效率，以盡可能少的投入而獲得盡可能大的效用，使這種投資所提供的產品與服務價廉物美，千萬不能以追求投資過程中的需求乘數效應而不計投資代價、不講最終效果。”凱因斯乘數思想主要指投資對原料性需求方面的拉動作用，而不指投資所獲產品的供給作用。但投資效益與效果主要指產品的有效供給性。因此當我們強調投資效益與效果問題時，確實與凱因斯所主張的精神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