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改革的主題性質任務及途徑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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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前改革時代，后改革時代，新和諧社會，工業化

論文摘要：后改革時代的主題是構建“新和諧社會”，性質是實現由“革命”到“建設”的轉變，任務是實現“城鄉”、“人地”、“經社”、“區域”、“競合”、“計市”等的一體化，實現途徑是走聚集化、滲透化與融合化之路。我國已走過了31年的改革歷程，今后大約還需要30年左右的時間。將前31年的改革稱為“前改革時代”，將未來30年的改革稱為“后改革時代”。

前改革時代是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期，即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時期，也可稱為市場化時代；后改革時期為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時期，也可稱為后市場化時代。新中國已經歷了60年的發展，其中前29年為計劃經濟時代，后31年為改革時代。從改革的角度看，我國已走過了31年的改革歷程，大約還需要30年左右的時間。如果把已過去的31年改革稱為前改革時代的話，那么未來30年改革可稱為后改革時代。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以后，特別是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和新中國成立60周年之后，我國經濟學界展開了后改革時代的討論，這場討論是“繼1981～1984年關于計劃與市場的討論、1989～1992年關于市場經濟‘姓資姓社’討論之后的又一次新的討論”。針對這些討論，重點論及我國后改革時代的主題、性質、任務及途徑等問題。

一、后改革時代的到來：改革轉型的四大標志

從1978年12月算起，我國已經走過31年的改革歷程。這31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1978.12～1984.10），為在計劃經濟體制內引進市場機制的階段；第二階段（1984.10～1992.1），為建立有計劃商品經濟體制階段；第三階段（1992.2－2003.10），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第四階段（2003.10至今），為逐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

31年的改革，使我國在市場經濟體制建設、優勝劣汰的競爭機制引進、生態環境保護、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等方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今后我國將進入后改革時代。后改革時代到來的主要標志即“四個轉型”。

在改革主題方面，由“發展”轉變為“新和諧”。前改革時代以“發展”為主題進行改革，改革在解放生產力、促進經濟增長的同時，也出現了許多矛盾問題，形成了一些不和諧因素：后改革時代以“和諧”，尤其是“新和諧”為主題進行改革，通過新和諧消除前改革時代的矛盾和不和諧因素。

在改革性質方面，后改革時期實現由對生產關系的調整轉變為對生產力結構的調整，其主題是實現由“革命”到“建設”的轉變。前改革時代，改革主要是對生產關系的調整，改革的性質是生產關系的自我調整與完善，“改革生產關系中和上層建筑中不適應生產力發展的一系列相互聯系的環節和方面”，消除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發展的制約，對生產關系進行革命：后改革時代，改革不僅要繼續調整生產關系，而且要在生產關系調整的基礎上，重點調節生產力結構，改革的重點主要是生產力結構的調整，發揮先進生產要素的作用。

在改革任務方面，由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時期的“失衡”轉變為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時期的“一體化”。前改革時代改革的主要任務是建立市場經濟體制，在建立過程中采取了非均衡發展戰略，通過優與劣、強與弱、城與鄉等的“失衡”，在促使一部分地區與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同時，也造成了城鄉關系失衡、區域關系失衡、收入分配關系失衡；后改革時代的主要任務是以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為中心任務，通過實現“一體化”，從而實現共同富裕，需要著力解決失衡問題，促進城鄉一體化、區域經濟一體化、收入分配均等化。

在改革途徑方面，由市場化轉變為集聚化、滲透化與融合化。前改革時代的背景是全球市場化，在這種背景下前改革時代以實現經濟總量的增加為目的，采取以量取勝的辦法，通過數量增長的路徑走市場化與分離化之路：后改革時代以全球信息化為背景，以“新和諧”為主線，采取以質取勝的辦法，需要通過質量型增長走聚集化、滲透化與融合化之路。

二、后改革時代的主題：構建“新和諧”社會

前改革時代的主題是“發展”，實現由整體貧窮到部分富裕的轉變：后改革時代的主題是“和諧”，實現由“非和諧”到“和諧”再到“新和諧”的發展。

前改革時代，我國面臨的問題是生產力水平低下，人民生活困難，人的生存問題成為最基本的問題。因此，在這一時期，“發展才是硬道理”。與此相適應，采取非均衡發展方式，鼓勵一部分地區與一部分人利用一部分資源先富起來。這一時期的改革有三個特征。

第一，效率優先。前改革時代以“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進行改革，主要原因是：一方面，計劃經濟實施的時間長，平均主義的弊病過大，造成了嚴重的低效率；另一方面經濟高速增長，改革中的不公平可能被增長效益所彌補。在效率優先原則的指導下，在人與自然發生矛盾時，以人的物質利益為主：在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發生矛盾時，以發達地區的發展為主：在社會發展與經濟發展發生矛盾時，以經濟發展為主：在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發生矛盾時，以物質文明為主。

第二，局部發展。前改革時代采取的是漸進式改革的模式，而漸進式改革的主要特征是先外圍后內部、先局部再全部、先試點后推廣。這種漸進式改革的方針形成了局部發展的特征，局部發展特征的表現是：提倡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發展；首先開發與利用一部分資源，解決經濟發展中的困難；在個體與群體發生矛盾時，以個體為主。

第三，關注強者。漸進式改革和局部發展的實質是讓具有優勢的地區和經濟主體利用自己的優勢先發展起來，形成了關注強者的特征。從某種意義上說，前改革時代是強者發展時代。如在城市與農村關系上，城市優先發展：在內地與沿海的關系上，沿海優先發展：在政府與企業關系上，政府優先發展；在計劃與市場關系上，計劃優先發展；在中國與國外的關系上，國外優先發展，如給予外資企業一些優惠政策等。

前改革時代，由于強調效率優先、局部發展、關注強者，通過非均衡路徑使我國經濟有了較大發展，但面臨人際之間、人地之間、城鄉之間矛盾逐步擴大態勢。因此，在后改革時期“和諧才是硬道理”，要以和諧統領改革和發展。這一時期的改革也有三個特征。

第一，公平優先。進入后改革時期，要由效率優先轉向“公平優先”，在人與人的關系上，強調先富幫后富，共同富裕；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實現和諧發展，如提出“兩型社會”－－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在地區發展關系上，實現協調發展，強調發達地區對欠發達地區的責任與義務：在城市與農村關系上，強調城鄉互動，共同發展。

第二，全面發展。進入后改革時代，要由局部發展轉向全面發展。在區域發展方面，關注區域全面發展；在資源開發方面，關注開發的整體效果，強調有規劃地系統開發，從戰略的高度強調資源的可持續利用與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在個體與個體之間、個體與群體之間、群體與群體之間，關注其全面發展：在經濟與社會的關系上，關注二者的協調發展。

第三，關注弱勢。改革開放“在加速社會分層與流動的同時，也引起了社會利益的分化，弱勢群體已由原來的隱蔽狀態開始凸現出來，構成了危及社會穩定，影響社會發展的一個巨大隱患”。進入后改革時代，要由關注強者轉向關注弱勢群體。在農村與城市的關系上，更加強調農村的發展：在政府與企業的關系上，更加強調企業的發展：在貧富關系上，更加關注貧困者生活水平的提高。政府必須協調利益關系，建立健全社會保障體系，為弱勢群體提供一個公平的制度環境和社會安全網。

從前改革時代和后改革時代的特征分析來看。后改革時代的的主體是“新和諧”，“新和諧”的主要內容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人與人的和諧。人與人的和諧既包括個體內心的平衡與和諧，又包括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群體、群體與群體之間和諧相處：也包括上級與下級、領導者與被領導者之間和諧交往，認同感增加，對抗性減弱：還包括正式制度的作用逐漸減小，非正式制度的作用范圍逐漸擴大，人們的行為方式受非正式制度的影響擴大。人與人的和諧需要通過道德力量來實現，通過道德的力量來限制自私和自立行為，從而實現人與人之間的和諧。

第二，人與自然的和諧。既要實現人們利用自然資源的效率提高，又要實現人對資源的可持續利用，逐步形成人與資源的“雙向”可持續發展的和諧局面。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是通過制度來聯系的，人與自然和諧的關鍵在于制度建設，通過制度建設來抑制人類對自然的掠奪式開發，把人類行為限制在合理的范圍內，從而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

第三，自然與自然的和諧。自然界具有系統性，一個完整的自然系統是由若干子系統構成的，自然與自然之間的和諧是自然各子系統之間的和諧。自然之間的和諧要求各種資源在整體互動中得以開發與利用：產業結構與產業布局合理，產業鏈完整，資源循環利用率提高：在實踐中建立資源內生的可持續開發與利用機制。

第四，地區與地區的和諧。后改革時代要實現區域一體化，而區域一體化就是要實現地區與地區之間的和諧。地區之間的和諧要求在互動中實現優勢互補，在互動中共同發展：地區之間在生產經營活動中建立一種競合關系，在競爭中實現合作，在合作中實現雙贏，走出前改革時代的低層次惡性競爭的怪圈：地區之間在長期合作中建立較為完整的平臺，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行政區劃的作用淡化，經濟區劃的作用擴大：區域的合作機制愈來愈健全，其作用得以充分發揮：區域一體化的組織機制形成，成為一種專門組織及平臺，如長三角、珠三角、成渝經濟圈等。

第五，城市與鄉村的和諧。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具有二元經濟結構的特征。同時，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前改革時代在一定程度上使城鄉進一步分離，造成了城鄉之間的差距被拉大，農村被邊緣化，導致“三農”問題出現。后改革時代由城鄉分離轉變為城市反哺農村、工業反哺農業、城市人群反哺農村人群：城市理念深入人心，城市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滲透到農村，城鄉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一體化。在一定程度上看，城市與鄉村的和諧就是要實現城市與鄉村之間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通過工農互促、工業反哺農業來實現城市與鄉村的和諧發展。

第六，經濟與社會的和諧。廣義的發展包括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兩個方面。經濟發展是社會發展的基礎和條件，社會發展是經濟發展的推動力，兩者之間要實現協調發展。前改革時代重視經濟改革與經濟發展，造成了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不協調，經濟增長了，但是社會問題不斷增多。后改革時代，要實現經濟與社會的和諧發展，經濟發展支持社會事業的發展，社會把更多的資金投入到社會事業。科技、教育、衛生、文化、藝術事業與經濟同步發展，同時科技、文化、保健、衛生事業逐步轉變機制，實現產業化，成為重要的新的經濟增長點。

第七，物質與精神生活的和諧。前改革時代是“以物為本”的時代，單純追求物質財富的增長，忽視精神財富的增長。后改革時代要實現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和諧，主要表現為科技進步使人類社會用于物質生產的財富減少，社會把更多的財富投入到精神產品生產：人們更多地追求自我價值的實現，追求社會認同和歸屬感，積極主動地參與到各種社會團體之中，為社會貢獻力量的意識增強并具有明顯的自覺性。

第八，政府、企業、公民的和諧。政府、企業和公民是市場經濟的三大主體，其中，企業是市場經濟的運行主體，政府是市場經濟的調節主體，公民是市場經濟的需求主體。前改革時代重視企業改革，忽視政府職能轉變和公民主體角色的培育。進入后改革時代，要實現政府、企業、公民三者的和諧，政府機構改革取得明顯效果，職能轉型完成，政府為企業和廣大公民服務的意識明確、職能突出：政府既是企業和公民的保護者、監督者，又是服務者。

第九，計劃與市場的和諧。計劃與市場是市場經濟的兩大經濟調節手段，兩者之間具有互補性。前改革時代，重視發揮市場的作用。在后改革時代要重視計劃與市場的和諧。在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內，實現計劃與市場的一體化，計劃調節的對象是市場，市場是在計劃指導下發揮作用的，計劃與市場互相滲透、逐漸融為一體。

從前改革時代到后改革時代，我國的發展已經歷或即將經歷從“欠和諧”到“和諧”再到“新和諧”這三個階段。“和諧”與“新和諧”的區別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內涵不同。“和諧”是從靜態的角度看問題，更多地強調數量性、階段性和結果性，即從數量上衡量是否公平、從階段性的結果上衡量是否公平。“新和諧”是從動態角度看問題，更多地強調制度性、長期性和過程性，即從制度設計上衡量是否能夠實現公平，從長期戰略角度與發展過程衡量能否實現公平。如“新和諧”衡量社會是否和諧的標準，不是著眼于人們之間現有的數量差距，而是從制度上與過程上看實現和諧社會的“兩個渠道”是否暢通：一是低收入者通過努力成為高收入者的渠道是否暢通：二是低職位者通過努力成為高職位者的渠道是否暢通，在收入分配方面，“新和諧”衡量社會是否公平的標準，不是看人們收入的絕對差距，而是關注人們的勞動報酬與勞動貢獻是否一致。

第二，目的不同。“和諧”以物的公平分配與平衡利用為目的，而“新和諧”以人的全面發展為目的。“和諧”追求物的公平分配、物的平衡利用與綜合利用，實現物的可持續發展。“新和諧”更多地追求人的和諧，包括追求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實現人們之間的和諧相處：追求人自身的和諧發展，如人的能力與品德的和諧，人的物質生活與精神生活的和諧，人的生活水平與生活質量的和諧。

第三，范圍不同。“和諧”主要是指經濟領域的和諧，以利益和諧為主。“新和諧”的范圍比其范圍要大得多。盡管核心是利益和諧，但是在利益和諧的基礎上強調多方面的和諧。“新和諧”不僅包括經濟系統與社會系統的和諧，也包括經濟系統與自然系統的和諧，如人與自然的和諧：不僅包括各要素和各主體之間的和諧，也包括各要素結構之間的和諧，如區域和諧、城鄉和諧；不僅包括主體范圍的和諧，如政府、企業和公民的和諧，而且包括空間范圍的和諧，如國際和國內的和諧。

三、后改革時代的性質：由“革命”到“建設”的轉變

前31年圍繞“發展”這一主題，改革的性質是生產關系的自我調整與優化。因此，“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但不是對人的革命，而是對體制的革命。通過對體制的革命，尤其是對生產關系的革命，調整生產關系中與生產力不相適應的部分，首先開發與利用一部分資源，讓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后改革時代生產關系調整的任務已基本完成，主要問題是如何發揮生產力全要素的能量，因而改革的性質是生產力結構的調整，是生產力內部各要素的重組與資源的重新配置。

第一，生產力結構的調整與優化的目標。生產力結構的調整與優化是對全部社會資源的充分利用，是全部社會成員的共同富裕。具體來講，生產力調整的目標：一是發揮生產力全部構成要素的作用：二是生產力構成中各個要素之間如何協調發揮作用：三是在生產力的因素中以人為主，發揮人的作用，即發揮先進生產力要素的作用。

第二，生產力結構的調整與優化的內容。生產力的構成要素包括勞動者（人力資本）、管理、技術、設備、流程、自然資源（資本、土地、礦產）、社會資源等。因此生產力結構的調整與優化包括：一是生產力構成中人的要素的調整與優化。要調整與優化人力資本的構成，就要提高勞動者的素質，擴大智力勞動者的比重，提高智力勞動者在經濟發展中的貢獻率。二是生產力構成中管理要素的調整與優化。在后改革時代，通過創新管理方式，提高管理水平，更新管理手段，提高管理要素在經濟發展中的貢獻度。

第三，生產力結構的調整與優化的目的，生產力結構的調整與優化，目的在于實現由“革命”到“建設”的轉變。前改革時代主要通過生產關系的“革命”為生產力作用的發揮創造條件。進入后改革時代，生產關系的“革命”基本完成，需要在新的生產關系基礎上，調節生產力結構，推動建設。具體包括：一是發揮先進生產要素的作用，激勵先進生產要素，使先進生產要素的作用得到充分發揮，進一步促進建設：二是加快現代產業體系的形成，發展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服務業，建立現代產業體系，促進整體經濟結構升級，實現現代化建設。

四、后改革時代的任務：實現“六個”一體化

前改革時代，圍繞“發展”這一主題，其任務是迅速發展生產力，增加經濟總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因此，采用非協調發展的方式，本質上是城市對農村、人對自然、富裕地區對貧困地區、競爭對合作、市場對計劃的“分離”。在這里，“分離”意味著一部分地區與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意味著個人之間、地區之間、城鄉之間差距的擴大，意味著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矛盾與問題的出現與擴大。因此，前改革時代的特征是“分離”，是一種“非協調”發展。

后改革時代，面臨的情況是我國經濟總量不斷增加，經濟實力明顯增強，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但在經濟實力增強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矛盾與問題，如“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代價較大；城鄉、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農業穩定發展和農民持續增收難度加大：勞動就業、社會保障、收入分配、教育衛生、居民住房、安全生產、司法和社會治安等方面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問題仍然較多，部分低收入群眾生活比較困難：思想道德建設有待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同新形勢新任務不完全適應，對改革發展穩定一些重大實際問題的調查研究不夠深入：一些基層黨組織軟弱渙散”。

五、后改革時代的途徑：聚集化、滲透化與融合化

改革是有階段的，“改革共識有賴于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李曉西，2005）。前改革時代圍繞增加經濟總量的目的，建立市場經濟體制，途徑是市場化與分散化。市場化包括所有制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就業制度市場化：分散化包括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工業股份制及發展民營企業，實質都是分散化。后改革時代，圍繞“一體化”的任務，主要是完善市場經濟體制，途徑是聚集化、滲透化和融合化。

（一）后改革時代的聚集化

聚集化表現為人口聚集、資金聚集以及其他生產要素的聚集。聚集的結果：一是形成生產要素集中的產業及產業集群：二是形成人口密集、基礎設施密集的城市。前者可稱為產業化，后者可稱為城市化。

完成由工業化到產業化的發展。后改革時代，伴隨著新型工業化的到來，出現了兩種趨勢：一是傳統工業與現代服務業融合：二是服務業的產業化。在這一背景下，生產力調整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產業鏈的不斷延伸。產業化既是經濟發展的載體，又是工業化的結果與發展趨勢。比如農業產業化、工業產業化、服務業產業化（如旅游業的產業鏈、餐飲業的產業鏈、演藝業的產業鏈等都在不斷延伸）、生態產業化、環保產業化。

城市化是城鎮化的進一步發展與提升。后改革時代的城市化內涵包括：城市文化與理念向全社會普及：城市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統領作用擴大，城市對農村發展的引導性加強：城市的生產方式與生活方式成為趨勢，城市的人文精神逐步發揮。

（二）后改革時代的滲透化

滲透化表現為產業之間、部門之間相互滲透，相互之間的邊界越來越模糊，出現了“虛擬產業”、“虛擬單位”。主要表在：一是產業邊界模糊，如旅游產業滲透到工業（礦山游）、農業（農業觀光游）、商業（購物中的休閑旅游）以及出現了新型的綜合旅游業態，如森林旅游等。二是企業邊界模糊，出現了虛擬單位，如教育部門的邊界模糊，出現了“虛擬學校”、“網上學校”。更主要的是教育作為一種“行業”其“職能”又分布在各個行業中，如企業中的教育、行業中的教育。在“終身學習”時代，教育滲透到各行業，分散在各部門。改革時代的融合包括信息化與文化發展的融合、信息化與政治發展的融合、信息化與教育的融合、信息化中的產業融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