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地區發展模式變遷探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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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雁群模式”一方面強調各個經濟體，如中國、日本、NIES、ASEAN之間的獨立性，使每一個都有可能成為群雁中的一只大雁；另一方面又利用跨國生產體系進行資源的整合，使每一只大雁都不會脫離“雁群”而成為孤雁，特別是通過跨國公司內部國際分割，將產品的設計、研究開發、銷售等環節在本地區上的優化配置。東亞各國可以利用區位上的優化配置發展適合本國的產業。

[關鍵詞]東亞、“雁行模式”、“雁群模式”、“區域經濟一體化”

二戰以后，隨著日本經濟的首先崛起，隨后亞洲四小龍、東盟以及中國大陸的經濟日益壯大，形成了所謂的“東亞奇跡”，在這個過程當中地區之間的貿易已成為各國經濟增長的發動機，因而作為東亞貿易主要模式的“雁行模式”引起了人們的注意。隨著研究的深入，筆者擬就“雁行發展理論”結合東亞地區的發展模式的變遷探討“雁行模式”的利弊以及今后的出路。

（一）“雁行發展理論”的提出與“雁行模式”的基本內容

“雁行發展理論”是日本經濟學家赤松要針對日本經濟如何在戰后重振而提出的。赤松要的“雁行發展理論”認為，當進入到工業化時期，一些發展中國家，由于經濟和技術的落后，不得不把某些產品的市場向發達國家開放。論文百事通等到這種產品的國內需求達到一定數量的時候，也就為本國生產這種產品準備了基本的市場條件和技術條件，換句話說,這時國內已初步掌握了這種產品的生產技術，由于本國資源和勞動力價格的優勢，該產品的進口也就逐步讓位于本國自己生產了。隨著生產規模的擴大、規模經濟的利用以及廉價勞動力的優勢，本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不斷上升，最終實現這種產品的出口，達到了經濟發展和產業結構升級的目的。在這個過程中產業的發展實際上經歷了進口、進口替代、出口、重新進口四個階段。因為這四個階段呈倒“V”型，在圖表上酷似展飛的大雁故得此名。就東亞的情況而言，長期以來，日本在東亞地區的孜孜建筑的是以自己為核心的“東亞雁行分工體系”，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東亞“雁行模式”。這種模式以日本為領頭雁，亞洲NIES為雁身，ASEAN及中國為雁尾的經濟發展模式。（就筆者認為從現有資料來看所謂“雁行模式”的得名有兩種，一是雁行發展圖類似雁行，與之相適應的主要是說明一國產業為獲得更快的發展而選擇的發展途徑；另一種是在貿易過程當中以日本為“雁頭”,亞洲NIES為“雁身”，ASEAN及中國為“雁尾”。這種貿易模式類似雁行，與之相適應的是一個地區如何利用這種模式獲得發展，但就其實質而言是一致的。本文主要論述的是后一種。）東亞傳統“雁行模式”的基本內涵是：戰后以來，率先實現工業化的日本依次把成熟了的或者具有潛在比較優勢的產業轉移到“亞洲四小龍”，后者又將其成熟的產業依次轉移到東孟諸國（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80年代初，中國東部沿海地區也開始參與東亞國際分工體系，勾勒出一幅以日本為“領頭雁”的東亞經濟發展的雁型圖景，他們之間形成了技術密集與高附加值產業-資本技術密集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階梯式產業分工體系。

（二）東亞“雁行模式”形成的的基礎

赤松要的“雁行發展理論“主要是針對發展中國家提出的，其主旨是發展中國家利用引進先進國家的技術和產品發展本國的產業，因此在貿易圈中勢必存在不同發展層次產業結構的國家，這同時也是產業梯度轉移的一個動力。東亞恰好具備了這個條件。日本是屬于“配套完整的制造工廠型的發達國家”，屬第一層次，它有先進技術，工業發達，資金雄厚，居東亞經濟發展的領頭雁地位；亞洲NIES是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屬第二層次，有比較先進的技術，重點發展資本密集型企業，是東亞經濟發展與合作的雁身；ASEAN各國是從農業起步向發展出口型工業方向邁進的一些國家，屬第三層次，有資源、勞動，重點發展勞動密集型工業，在東亞經濟發展中充當雁尾的角色。中國在東亞地區屬于后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但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接受國中異軍突起，不僅擁有豐富的生產要素和遼闊的市場，且迅速成為日本對東亞乃至世界投資中的主要接受國，而且與東亞經濟相接軌，成為東亞地區僅次于東盟的新的經濟增長區，屬第四層次。④因此，日本對東亞的直接投資結構亦根據不同的發展層次采取了不同階段的產業結構，呈現出階梯型結構。

（三）“雁行模式”遇到的挑戰

“雁行模式”的挑戰一方面來自于“領頭雁”日本的投資策略。作為一種投資必須強調投資的收益。以及注重發展自身的利益。因此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屬于貿易主導型，以降低生產成本為主要目的。90年代以前日本主要對華投資主要集中在賓館、辦公樓等投資少、見效快的行業。90年代以后日本從自身利益出發在技術轉讓方面持謹慎保守的態度，向東亞國家經過近20年的引進日資過程，不僅沒有吸收和引進先進的技術和管理，反而導致了東亞各國產業結構的偏頗，出口產品結構的單一，造成了該地區產品結構的同化，出口競爭的激烈及經濟發展戰略的單一化，加深了經濟增長的對外依附性。另一方面日本對該地區的投資日趨類同，如在ASEAN國家以制造業為主如礦物開采、機電、運輸機械、化學等行業。一方面幫助ASEAN國家實現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戰略而且也幫助該地區實現了貿易升級；但另一方面卻加劇了產業結構的單一化。并且有可能導致該地區出現類似上世紀拉美的“新型種植園化”，國家之間的貿易摩擦加劇和對日外資的依賴。

2．前面提到“雁行發展模式”的基礎是各國產業梯度差的存在。這個梯度差正隨著各國經濟的發展和日本國內經濟不景氣的影響而日益縮小，客觀上造成了“雁行模式”的逐漸式微。20世紀90年代以來，日本經濟已經持續十余年處于蕭條和低迷的局面，至今無法自拔，其在經濟趕超時期曾經發揮過巨大效能的政府主導型經濟體制深陷于“制度疲勞”之中，在當前一創新為主要推動力的信息技術革命的浪潮中落伍了。日本經濟的黯然衰弱使其在東亞傳統雁行分工體系中的領頭雁地位開始動搖。其次，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正在加速經濟趕超。如今，在經濟全球化與信息革命浪潮的背景下，東亞其他各國和地區特別是亞洲四小龍正在逐步進行擺脫逐級跟進的傳統模式的障礙，開始跳躍式的進入知識技術密集型產業領域。日本與“四小龍”之間的分工層次差距日益縮小，同時，近二十多年來，中國經濟迅速崛起，加之其初步形成的從基礎技術到中間技術再到高技術產業的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在未來也有望形成一個與日本并行的產業與經濟版塊。總之，由于領頭雁的迷失方向，“群雁”的正在加速趕上，東亞傳統“雁行模式”必然逐漸式微。

3.客觀的說，“雁行模式”的危機不單來自于作為“雁頭”的日本和“雁身”的NIES、“雁尾”ASEAN和中國之間的矛盾。其所受到的挑戰還來自于“雁身”和“雁尾”之間。因為這幾個地區之間的發展處于同一發展層次的經濟體在對外出口上的競爭加劇。在傳統垂直型分工為主的雁型模式中，處于相同和相近經濟發展水平層次上的國家如中國與東盟諸國之間，東亞四小龍以及四小龍與日本之間在產業結構與出口結構上出現了不同程度的雷同性，這就帶來了各國之間經濟競爭的壓力與矛盾。以東盟與中國的競爭為例，由于雙方勞動力資源豐富，因此雙方在勞動密集型產品如服裝、紡織，鞋類以及組裝類電子產品出口方面的競爭加劇之勢。本地區同一層次國家之間在產業結構和出口結構上的雷同性和競爭性，對于東亞地區經濟在未來的穩定增長是極其不利的，最終可能帶來一種你死我活、兩敗俱傷的局面。

（四）“雁行模式”的成果

隨著東南亞金融危機的爆發，雁行模式引起了人們的重新審視。客觀地評價，日本90年代以前，日本通過直接投資對東亞推行的“雁行模式”確實對東亞經濟增長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也一度因此而成為世界經濟增長點，其積極作用顯而易見。眾所周知，聞名世界的“東亞經濟奇跡”，是通過大量引進外資，積極發展出口導向型產業來實現的。而日本作為東亞地區最大的投資國，是東亞各國引進外資，吸引技術的主要來源國。在東亞經濟起飛之時，恰是日本國內紡織業、重化工業等勞動密集型產業衰弱，而機械、電子等技術，資本密集型產業迅速發展，加快產業結構升級換代之時，因此，，日本對東亞“加工組裝型產業”的投資，不僅順應了東亞地區經濟發展的需要，而且也成為日本出口工業制成品和中間品的：吸水池。不僅如此，這種勞動密集型的投資依次從亞洲NIES到ASAN，一直到中國不斷擴張，成為這些國家和地區經濟高速增長的因素之一。公務員之家

然而日本為了保持在東南亞的控制地位，始終把東南亞作為日本的原料供應基。日本企業在對東亞直接投資中采取標準化或即將淘汰技術的轉讓，雖然暫時保持了在東亞經濟中的“雁頭”的地位，但同時導致了日本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的滯后，國內傳統產業與東亞之間的競爭的加劇。因此，當東亞金融危機爆發時，日本不僅無法挽救東亞經濟的滑坡和衰退，甚至自身難保，使國內經濟長期處于低迷狀態，對東亞的直接投資也明顯下降。從某種意義上說，“雁行模式”是東亞金融危機的深層原因。其結果，至今也沒有形成以日本為核心的“東亞經濟圈”合作體系，更無法組成亞洲經濟共同體來與歐美和北美相抗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