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正統經濟思想的內容及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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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本文討論了中國封建社會正統經濟思想的內容，提出了貴義賤利、黜奢崇儉、輕徭薄賦、重本抑末和平利均富為封建正統經濟思想，與目前較權威的認識有些不同；探討了正統經濟思想所包括的五個方面的內容及它們之間的關系，特別是討論了重本抑末這種在先秦法家提出的思想與儒家的正統經濟思想之間的關系，得出這些思想之間是互相融合的結論。

【關鍵詞】正統經濟思想/貴義賤利/輕徭薄賦/重本抑末/黜奢崇儉/平利均富

【正文】

中國古代有著非常豐富的經濟思想，這與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比較發達和中國是一個地域遼闊的中央集權國家有關。在眾多的經濟思想中，有些思想是對封建社會主要經濟問題的看法，這些看法被封建統治者所接受、為當時和后世大多數思想家所認同，在思想領域中處于主導地位，我們稱之為中國正統經濟思想。從以上對正統經濟思想的理解上，我們可以看出“正統”主要體現一種繼承關系，是個中性詞，也就是說，正統經濟思想既可能是保守的、教條的；又可能是進步的和有生命力的。與封建時代儒學占意識形態的統治地位相一致，中國正統經濟思想應由儒家或儒學化的經濟思想所構成。那么，中國正統經濟思想具體由哪些內容組成？它們之間是否存在著某種聯系？本文試圖回答這兩個問題，以期求拋磚引玉之效。

一、封建正統經濟思想的內容

前些年出版的一本權威著作，把桓寬的《鹽鐵論》成書看成是中國正統經濟思想形成的標志，并且把貴義賤利、重本抑末和黜奢崇儉歸納為封建正統思想的三大教條（注：趙靖、石世奇《中國經濟思想通史》第1卷，第664—673頁。）。但僅把封建正統思想歸結為以上三個，就顯得單薄了些。貴義賤利是總綱，有經濟問題從屬于封建道德問題的含義；重本抑末是對社會不同經濟部門的認識，或者是關于封建社會的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之間關系的認識；黜奢崇儉是講消費領域問題。但關于封建社會的兩個重要領域，即財富的分配問題和賦稅問題都沒有涉及，而在先秦思想家對這兩個問題都進行了詳細的論述，形成了比較完整的理論體系，它對當時和后世的統治者和思想家的影響很大。事實上，在趙靖先生的新著《中國文化通志·經濟學志》中，把討論物質財富在不同社會成員之間的分配時產生的“均”的問題，作為中國傳統經濟思想的四大要旨之一（其他三個是富、庶、義）（注：趙靖《中國文化通志·經濟學志》第19—21頁，上海人民出版社。），就體現了對原來認識的修正。

在賦稅領域中，輕徭薄賦，或輕稅思想是傳統賦稅思想的主流（注：趙靖《中國文化通志·經濟學志》第160頁，上海人民出版社。）。儒家是輕徭薄賦主要倡導者，通過孔子、孟子和荀子的論述，已經形成了完整的輕稅役理論。孔子主張復周禮，在賦稅方面主張“籍”和“徹”，即在公田上取什一稅；孟子比孔子更進一步，他所講的仁政五綱，其中的三綱“耕者九一”、“關市幾而不征”和“澤梁無禁”（注：《孟子·梁惠王下》。），實質上就是對農商虞的輕稅問題，直接把實行輕稅和富國相聯系；荀子則把輕稅和發展生產結合起來，他認為“裕民以政”就是“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罕興力役，無奪農時”，而“裕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反之，“不知節用裕民則民貧，民貧則田瘠以穢，田瘠以穢則出實不半。”（注：《荀子·富國》。）除了儒家之外，先秦諸子大都反對重稅，主張輕徭薄賦。秦漢之后，儒家在思想領域中占據統治地位，輕稅思想更成為主流，同時輕徭薄賦成為統治階級表功立傳的重要依據和判斷君主清庸的主要標準。中國古代賦稅的兩次重要改革，唐朝楊炎的兩稅法和明朝張居正的一條鞭法，都有蠲除苛雜，減輕農民賦稅的含義。需要說明的是，由于封建統治機構臃腫、封建統治者的窮奢極欲和貪官污吏的中飽私囊，輕徭薄賦只是開國之君的短期政策和開明官吏的理想。

社會財富如何在社會成員間進行分配？這是中國古代關心經濟事務的思想家所不能忽視和回避的。在回答這一問題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以“均”為主流的思想，我們稱之為平利均富。先秦諸子在他們的著作中多反映了這一經濟思想，如孔子反對魯國的當權派季孫氏要征伐顓臾，認為“丘也聞有國家有家者，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注：《論語·季氏》。），把財富在不同社會成員之間分配的“均”提高到比“寡”更重要的地位；道家沒有直接提到對多余的財富應如何分配，但通過“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注：《道德經》第七十七章。）的思想看，可推斷出財富應平均分配，不能讓貧富過于懸殊；先秦顯學墨家明確主張“有才財者以分人”（注：《墨子·魯問》。）。先秦諸子在財富分配應該“均”的觀點，被其后的思想家所繼承。由于封建社會財富的主要形式是土地，在秦漢之后，土地逐漸集中到少數豪強地主手中，土地兼并加劇。由此造成財富分配的不均和社會矛盾的尖銳，以抑制土地兼并為主要內容的“抑兼并”思想，成為封建社會關于分配領域“均”的思想，或平利均富思想的主要表現形式。

通過以上分析，我認為封建正統經濟思想至少應包括五個方面的內容，除了在西漢時期形成的貴義賤利、重本抑末和黜奢崇儉主流思想之外，還應該有在先秦時期就已見端倪的輕徭薄賦和平利均富；在這五個主流思想中，有不同的層次，貴義賤利是封建社會對經濟問題看法的總綱，重本抑末、黜奢崇儉、輕徭薄賦和平利均富服從于總綱，分別從社會分工、消費、賦稅和分配等不同的角度反映封建社會經濟特征的主流思想。

二、封建正統經濟思想之間的關系

上面所討論的五個封建正統思想，其中的四個——貴義賤利、黜奢崇儉、輕徭薄賦和平利均富——均是儒家的東西，事實上，孔子已經論述了這四個方面的問題；唯獨重本抑末是先秦法家思想，首創于商君而形成于韓非，與儒家的不輕商思想格格不入。我們知道，孔子的經濟思想是一個比較完整的體系，貴義賤利、黜奢崇儉、輕徭薄賦和平利均富之間是相互聯系的關系，這就很自然了，不需在這些問題上花費筆墨。關鍵是重本抑末，這個源于法家的思想是否和上面提到的儒家的東西相融合？筆者的回答是肯定的。下面就此問題作些分析論述。

重要的是明確貴義賤利和重本抑末之間的關系。在《鹽鐵論》的開篇中，賢良、文學們把重本抑末稱為圣王之道、先王這法，重本抑末成為儒家的思想。我認為儒家之所以吸收重本抑末思想并非出于偶然，而是貴義賤利和重本抑末在思想內容上有相通之處，使得兩者可以相互融合。貴義賤利的基本內容是，視“義”為一種道德的正義和至善，應該提倡；而“利”則被視為種種的功利和物欲，因此應該反對，尤其要反對不顧自己社會等級的逐利行為。儒家為什么要強烈反對逐利呢？主要是因為儒家把個人的求利活動和社會風氣聯系起來，強調追逐利益就會引起人欲泛濫，威脅到人性的健康，“及其動于欲、弊于私、而利害相攻、忿怒相激、則將戕物圯類，無所不為，其甚至有骨肉相殘者，而一體之仁亡矣。”（注：《陽明文集全書·大學問》。）由于工商業的特點，從業者必須斤斤計較、唯利是圖、不畏艱難才能在商業競爭中生存，“商人之四方，市賈倍徙，雖有關梁之難，盜賊之危必為之。”這種赤裸裸的求利活動，使得從事工商業者和求利直接相對應，而且和社會風氣的敗壞聯系起來，這就是賢良、文學們在漢代的鹽鐵會議上所言的“末盛則本虧，末修則民淫，本修則民愨，民愨則財用足，民侈則饑寒生”（注：《鹽鐵論·本議》。）的邏輯。至此，賢良、文學把重本抑末稱為“圣王之道”、“先王之法”，貴義賤利和重本抑末統一起來。

有一個問題需要解釋：在先秦時期儒家主張義主利從，為什么不主張抑商，反而提倡發展工商業？孔子對商業的態度僅有一條，“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注：《論語·先進》。）并沒有絲毫的抑商含義。孟子和荀子都提倡“關市幾而不征”（注：《孟子·梁惠王下》，《荀子·王制》。）或“平關市之征”（注：《荀子·富國》。），是鼓勵工商業發展的。這種現象可以通過先秦的社會經濟狀況和儒家思想的特點得到解釋。首先，先秦時期，不管是處在“工商食官”的封建領主制，還是私營工商出現的封建地主制時代，工商業產品也主要為貴族、地主服務，要抑制工商業，必然使這些貴族、地主的利益受損，這與孟子的“為政不難，不得罪于巨室”（注：《孟子·離婁上》。）的論點是相悖的。其次，先秦的私商盡管有了一定的發展，但還不能與兩漢時期相比，私人工商業對封建勢力的沖擊和破壞作用也小，因此不被思想家們所重視，而把主要的視野集中在道德和利益的關系、消費以及分配問題。當然，隨著時間的推移，荀況認為“工商眾則國貧”（注：《荀子·富國》。），提出“省工賈，眾農夫”（注：《荀子·君道篇》。）的主張，這是私人工商業發展的表現，表明在戰國末年，任何思想家都不能無視工商業對封建經濟的沖擊了，而荀況的這種觀點，也說明重本抑末和貴義賤利之間并非割裂，恰恰相反，體現了兩者是兼容的。最后，先秦時期重本抑末在法家而不是儒家出現，這是儒法兩家對治國安邦的不同態度所致。儒家強調治國要使百姓“富”和“庶”，把富民和足民看作治國的基本綱領，并且把富民和富國、富家聯系起來，例如所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注：《論語·顏淵》。）的思想就表明了富民和富國之間的聯系；“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注：《論語·堯曰》。）是把富民和富家聯系起來，也就是說，不管農虞工商，，只要能夠富民的行業，就該鼓勵。法家認為富國只有農業一種途徑，而富家可以有多種，人為地割裂富國和富家之間的聯系。因此，為了富國強兵，兼并諸侯，統一天下，必須驅民歸農，對農業以外的其他行業，要進行限制。

貴義賤利是封建社會對經濟問題的總綱，重本抑末和它的關系明確了，其他的問題也就迎刃而解。重本抑末、輕徭薄賦、黜奢崇儉和平利均富四者，盡管是關于封建社會部門經濟的關系、賦役、消費和分配領域的認識，但是這四者之間在內容上也有非常明確的協調關系。首先看重本抑末和輕徭薄賦的關系。在以農業為主的封建社會，賦稅的負擔自然而然的落到農民頭上，主張薄賦斂，就是減輕農民負擔，就是重本。另外，封建社會賦稅特點是，繁重的徭役的負擔對人民的危害并不比賦稅小，特別是秦漢之后的統一中央政權，徭役的征調更加頻繁，規模也越來越大。繁重的徭役負擔一方面使得壯勞力無法從事農業生產，另一方面也可能耽誤農時，給農業生產帶來的危害極大，主張從輕征調徭役，并注意征調時間，保證農民翻地、整地、播種、鋤草及收獲等農事的順利進行，就是最大限度的重農。

其次看重本抑末和黜奢崇儉的關系。早期儒家的黜奢崇儉主要是反對下級用上級之禮的僭越行為，其后黜奢崇儉主要反對封建君主過度奢侈縱欲和“富人大賈”的奢侈浪費，尤其集中在普通的富人大賈身上。富人大賈的窮奢極欲消耗了大量的財富，“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注：《前漢書·賈誼傳》。）。同時，富人大賈這種奢侈的消費必然影響整個社會，造成攀比心理，使大量的勞動力從事奢侈品生產。賈誼曾指出，“民棄完堅而務雕鏤纖巧，以相競高，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成；用一歲，今半歲而弊”（注：《新書·瑰瑋》。）。由于大量的勞動力不能從事農業勞動，造成“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注：《前漢書·賈誼傳》。）的局面，對封建統治的危害巨大。要想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只有實行重本抑末政策，通過抑末，使商人不易積聚大量財富，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奢侈品的流通和消費；另外，大量的勞動力轉而從事農業生產，國家就富強。由此可以看出，重本抑末思想和黜奢崇儉思想并不相互抵觸，而是相互補充的。

最后看重本抑末和平利均富之間的聯系。有的研究者認為，封建社會實行重本抑末的目的有兩個：一是阻止農民棄本逐末；二是抑制商人資本的兼并活動（注：葉茂《略論重農抑商的歷史根源》，《中國經濟史研究》1989年第4期。）。實質上這兩個原因都反映一個事實：封建社會農業與工商業之間存在巨大利益差別。工商業能獲得較高的利益，與封建社會的經濟特點有關。封建社會的經濟是以農業為主的自給自足經濟，普通百姓所需要的大部分物品均可以自己生產，因此當時的工商業主要是為地主富民服務的，也就是說，社會對奢侈品的需求相當高，在巨利的驅動下，手工業主要生產奢侈品，商業主要販運重量輕但價值高的商品。特別是，商人面對的是小手工業者和分散的消費者，在信息成本很高的封建社會，這些商人在與手工業者或消費者談判過程中居于有利的地位，這就是司馬遷所謂的在個人發家致富方面，農不如工，工不如商的原因所在。這種農業與工商業利益差別的存在，使得封建社會最重要的資源——勞動力，由利益低的部門流向利益高的行業，造成農業中的勞動力的減少，在生產力比較低下的封建社會，糧食產量減少，影響統治基礎；同時，大量的人口逐末冗食，影響了封建國家徭役的征調和賦稅的繳納，給國家造成財政困難。另外，商人資本積聚的財富，一般不是投資于工商業本身，而是購買土地，與地主富民爭利，司馬遷說的“以末致財，用本守之”（注：《史記·貨殖列傳》。），就是這個道理。為了避免上述情況，封建統治者采取重本抑末政策和抑兼并政策，來“調通民利”（注：《管子·國蓄》。），抑制工商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