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對外投資與合作方式的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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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和綜合國力水平的不斷提高，國內企業探索跨國投資的步伐逐步加快。但是和當前以跨國并購為主流的對外直接投資相比，我國傳統的對外投資和合作方式已經無法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要求，也制約著國內企業的做大和做強。因此，當前創新對外投資和合作方式是我國企業國際化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環，更是我國經濟發展的迫切要求。但是對外投資和合作方式的創新，必須有利于我國在更廣范圍和更深層次參與國際經濟合作，促進我國企業、行業乃至整個產業整體競爭力的培育。在創新過程中，既要遵循當代跨國投資發展的規律，借鑒發達國家企業對外投資實踐的成功經驗，又必須結合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的要求以及國內企業發展現狀，基于此，我國企業現階段對外投資和合作方式的創新應著重從以下方面入手：

對外投資和合作領域向國際分工框架中高附加值環節擴展

從國際投資實踐來看，投資流向遵循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轉移、從低附加值產業向高附加值產業轉移這一規律。早期的投資大多是為了利用當地廉價的生產要素，因而諸如采掘業、種植業和技術含量低的制造業等資源、勞動密集型行業往往成為投資的對象。其后隨著技術進步和企業經營能力的提高等因素的影響，投資逐步轉向諸如化工、電氣機械和汽車等技術含量較高的制造業。而服務業能在國民經濟的各個環節產生良性效應、發揮積極作用，同時由于其投資普及面廣、影響范圍大，與制造業相比更能獲得較高的投資收益，這都將進一步促使投資更多的流向第三產業。投資在三次產業間的梯度轉移這一規律實際上也反映了一國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的方向。

從當代國際分工的發展來看，分工已深入到產品內分工這一層次。價值鏈、外包、代工、競合關系等詞匯反映的正是這一狀況。在產品內分工中，同一產品的生產過程被劃分為不同的工序和環節，分散到多個國家和地區進行生產，進而形成在同一產品內基于不同工序和環節為對象的分工體系，這在很大程度上拓展了國際分工的廣度和深度，使得相關部門和行業得到了快速發展。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大力發展的加工貿易即是以比較優勢原理參與到產品內分工，對國內經濟發展起到了顯著作用。但當前國內加工貿易的發展亟待轉型，以擺脫加工貿易層次低、處于產業價值鏈底端的尷尬局面。

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正處于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之際，經濟總量的迅速增長對經濟增長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原有產業結構已越來越不能適用經濟增長的新要求，即在產業結構上實現由資源、勞動密集型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的轉變。這就要求我國企業的對外投資活動也要遵循這一要求，在原有資源開發和勞動密集型產業直接投資的基礎上，盡快跨越對外投資的各個階段，最終實現在附加值較高的產業領域參與國際經濟合作。

有針對性地選擇對外投資和合作方式

基于目前國內經濟發展狀況，我國應在繼續發揚傳統對外工程承包方式的基礎上，把握當代以跨國并購為主的對外投資發展方向，積極推動國內企業以更多樣化的投資方式參與到國際經濟合作之中。

跨國并購之所以成為當代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與這一方式自身的優點密切相關，這從理論到實踐皆已被證明。產業組織理論認為通過跨國橫向并購，可以有效地降低或消除行業壁壘。近年來隨著企業自身實力的增強以及對并購方式的深入認識，并購方式逐漸被國內企業所采用。而此次金融危機為我國企業的跨國投資奠定了良好的基礎，企業應抓住這一危機所帶來的潛在機遇，通過并購方式以較低的成本進入發達國家市場，更為深入的進入全球價值鏈，特別是向產業價值鏈上端拓展。通過這種學習型投資，不斷加強企業技術積累的速度和效果，增強其所有權優勢，進而有利于其后期的競爭策略投資（冼國明與楊銳，1998）。

新建的方式在我國企業對外投資活動中一直被較多的采用，特別是針對發展中國家市場。當前我國產業結構在國際分工中處于低端環節，存在著嚴重的結構性過剩，工業生產能力的利用率只有60％左右。國內產業結構的不合理體現在一般技術含量的產業重復建設現象嚴重，而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明顯不足。在發展中國家，我國企業應進一步開展以新建方式為主的投資活動，轉移國內的過剩產業，將國內有限資源投資于具備競爭優勢的產業，進而促進我國產業結構的不斷優化和升級。

組建大中小企業聯合的企業集團進行對外投資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外投資規模不斷擴大。但相對于境內利用外資而言，對外投資的發展不盡人意。這在很大程度上與國內投資主體不成熟、企業缺乏較強的國際競爭力密切相關。此外，從產權制度角度分析，現行的企業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企業的跨國投資活動，加快企業制度改革以使我國企業在運行機制上能夠與市場經濟迅速接軌，對于促進企業的對外投資至關重要。針對國內企業目前對外投資現狀，應重新構建對外投資的主體，加快大中小企業的聯合重組，建立對外投資的“聯合艦隊”，形成多個具有較強自主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的特大型企業集團。

為此，可以學習和采用日本綜合商社模式。從日本企業的跨國化進程來看，綜合商社這一模式的運用對于日本經濟國際化的發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從我國經濟發展現狀看，國內大多數企業的國際競爭力較差，缺乏在國際上產生擴散效應的優勢產業，綜合商社這種模式比較符合我國現階段對外投資的實際需要。通過綜合商社模式的運用，改變以往對外投資活動中的小規模、分散化的局面，形成集團化、多功能、綜合型的投資，以此作為我國跨國投資的主體，在與其他國家跨國公司抗衡的過程中進一步發展壯大。

此外，組建銀行和企業相結合的銀企財團進軍國際市場是非常必要的。總結國際經驗，跨國投資走向成熟并向高級階段發展的重要標志是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的聯合和滲透。跨國銀行及其銀企財團的建立不僅可以為跨國企業提供信貸支持，而且也為其提供資金支持、信息咨詢、風險管理等多方面的服務。因此應組建以銀行等金融機構為核心，以大中小企業的聯合體為主體，以貿易為紐帶，集多種功能為一體的巨型、綜合企業集團。通過銀行業的國際化發展推動企業的跨國投資，通過企業和金融機構的股權滲透，使金融業和企業相輔相成、協同發展，實現產業與金融資本的融合。

積極參與國際投資協調以推進對外投資環境的建設和改善

近年來隨著國際投資活動的日益擴大，各國之間基于投資的利益沖突時有發生，這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國際直接投資的健康發展，客觀上要求進行有效的國際投資協調，以保護投資活動各方的權利和利益并協調彼此之間的關系。但從目前的狀況來看，與以WTO為核心的國際貿易體制和以IMF為核心的國際金融體制相比，現今以國際投資為中心的國際性協調機制的建設明顯滯后?，F存的與國際投資有關的各種制度安排由于缺乏一致性、連貫性、綜合性和權威性，而未被國際社會普遍接受，難以對當前不斷擴大的國際投資活動進行有效協調和規范。因此，制定一套全面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多邊投資協定以創建一個穩定的、可預見的和透明的國際投資環境已日顯其迫切性和必要性。

我國作為全球主要的外商直接投資目的地和主要的新興對外直接投資國，理應加強與各國之間的投資協調活動、積極主動地參與制定國際投資規則和標準。因為從本質上講，國際投資協調不過是參與各方為分享世界經濟利益而進行的活動，其最終結果通常是各方在利益方面的相互妥協，而未參與國的利益在規則中難以得到充分體現。所以我國政府應積極推動和參與有關投資議題的多雙邊層次的國際協定的締結，不斷推進和實現我國企業跨國投資外部環境的改善。

總之，開展和參與國際投資協調對國內企業的跨國投資活動具有重要的意義。一方面，它有利于保障我國投資者、投資企業以及我國的合法權利和利益，可以促進我國企業跨國投資活動的穩步、快速和健康發展；另一方面，有利于解決我國投資企業和東道國之間可能發生的矛盾和利益沖突。雖然世界上多數國家對外資的進入都持歡迎的態度，但在涉及到各方利益的時候總是會產生矛盾和沖突，這需要由雙邊的投資協定加以規范和解決。此外，由于各國之間在國內政策上存在差異，這反映在國際投資政策上必然有所不同，而通過持續不斷的國際投資協調和談判則有利于這一差距的縮小，進而促進統一的國際投資規則的形成，最終形成一套在國際上被廣泛認可和接受的國際投資規則。

建立境外工業園區以構建對外投資平臺

工業園區是發展區域工業的重要載體。在境外建立工業園區就是以國內園區的成功經驗和國外園區的先進理念為基礎，集聚國內大中小企業的對外投資活動，在實施“走出去”戰略時將整個或大部分產業鏈轉移到國外，形成較為完整的產業鏈。在境外建立工業園區，能夠聚集各種相關或相似的產業集群，產生規模效益和外部經濟，形成所謂的產業中心。處于產業中心的企業可以通過縮短供給鏈等獲得額外的經濟收益，降低生產成本和交易成本，從而吸引更多的企業向產業中心聚集。隨著中心規模的擴大，其集聚能力也將越強，進而進入良性循環，進一步帶動和擴大國內企業的對外投資活動。

在境外工業園區內投資有利于維護投資企業自身的利益，避免境內企業在境外的惡意競爭。在園區內，企業在外部經濟、集體效率和優勝劣汰的自然選擇機制作用下，形成強大的競爭力。同時基于人文歷史或者專業化市場等因素而形成的區域品牌，將是園區內企業可以共享的無形資源?？傊诠I園區內聚集了相同的、相近的或相關的社會文化背景、共同的價值觀念的企業家集群，有利于園區內企業之間的密切合作，構筑低成本的經濟運行環境。不但能夠提高企業的競爭能力，而且也帶動更多的企業走出去?！白叱鋈ァ钡钠髽I通過進駐工業園區，不但可以享受到政策上的優惠，而且還可以實現資源、生產要素的共享，更加有利于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從而帶動更多的企業走出國門。

可見，境外工業園區的模式，能夠解決國內企業在跨國投資活動中所面臨的區位選擇和產業選擇的難題。特別在金融危機所帶來的貿易保護主義升溫的背景下，通過境外工業園區的模式展開跨國投資，不僅有利于減少我國的對外貿易摩擦，也能夠更好的貫徹和實施國家的“走出去”發展戰略，促進有比較優勢的各類企業參與國際經濟技術合作和競爭中。

積極探索對外投資的有效路徑，創新對外投資和合作方式，不僅有重大的理論意義，而且對我國“走出去”戰略的實施具有現實指導意義。綜上所述，在新一輪的國際產業轉移推進中，在全球金融危機導致國際資本流速減緩的背景下，應發揮我國資本要素相對豐裕的優勢，積極通過合理的投資方式投資于發達國家的高新技術產業，或是產品內分工價值鏈的中上游環節；在境內繼續承接發達國家產業轉移的同時，遵循國際產業轉移規律，將那些在我國國內產能過剩的產業，或是在國內已經發展成熟并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產業向非洲或拉美地區轉移，將有利于實現國內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促進經濟的整體良性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