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市場經濟下分配構成以及激勵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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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斯蒂格利茨命題”與中國實踐

20世紀90年代蘇聯東歐社會主義的劇變，給經濟學提出了新的研究課題：社會主義在這些國家失敗的經濟根源是什么？向市場經濟的轉軌如何才能有效實施？中國從這些國家的社會主義經濟失敗中能得到何種啟示？等等。

關于社會主義在這些國家受挫的原因，大多數人從經濟制度、體制關系和宏觀政策等偏重于宏觀的角度進行了分析。與此不同，斯蒂格利茨在《社會主義向何處去》一書中認為：社會主義經濟失敗的原因——過度集權、產品質量、激勵機制、選擇問題、會計核算與價格體系、競爭的缺乏、創新與適應性等具有微觀經濟的特征；“在社會主義經濟失敗的標準原因的序列中，沒能提供有效的激勵被排在顯著的位置上。也許更準確的說法應該是社會主義經濟提供了激勵……但是這種激勵并沒有直接作用于提高經濟效率?！北疚膶⒅x為“斯蒂格利茨命題”。

“斯蒂格利茨命題”的主要思想包括四個方面：（1）激勵的實質是一個信息問題。如果一個組織或集權的機關具有某些信息來了解每個人此時正在做什么，或判斷每個人應該做什么，而使產量最大化，那么就不存在激勵問題了。（2）激勵本身不是目的，其目的在于提高經濟效率。直接作用于提高經濟效率的激勵結構被稱為有效激勵結構。（3）社會主義激勵匱乏是指缺乏有效激勵結構，其主要原因是：社會主義經濟對平等的意識形態方面的約束阻礙了有效激勵結構的建立；政黨體系不僅提供了一種報酬機制，而且也提供了一種控制機制；政治體制充當經濟激勵機制的部分替代物，使激勵的導向發生扭曲，即經濟尺度衡量的晉升與業績的相關程度要比政治標準差一些。（4）社會主義經濟失敗的其他原因都與激勵相關。這些失敗原因又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構成激勵匱乏的基礎，包括過度集權、會計核算與價格體系不完備、競爭的缺乏等；另一類是激勵匱乏的結果，包括產品質量低劣、缺乏創新與適應性等。因此，激勵匱乏被排在社會主義經濟失敗標準原因序列中的顯著位置上。

根據“斯蒂格利茨命題”的觀點，解決社會主義經濟失敗的主要路徑是建立有效的激勵結構，以改變激勵匱乏的結果。如何建立有效的激勵結構？斯蒂格利茨認為，“激勵問題與分配問題是緊密相關的”，建立有效激勵結構的關鍵在于選擇正確的激勵結構方向，其中，“激勵結構的一個基本方向在于報酬必須按照績效（必須可以衡量）的不同而有所差異”，只有這樣，才會使勞動者勤奮地工作，使決策者作出提高產品質量的選擇，使技術、管理等創新者和創新使用者對創新有內在的動力和需求。田國強也認為，一種經濟制度要解決的一個關鍵問題就是如何調動人們的積極性，檢驗一種經濟機制或規則是否運行良好的一個基本標準是，看它是否能夠提供內在激勵使人們努力工作并做出高質量的工作，激勵決策者作出有利于他主管的經濟組織的好決策，激勵企業盡可能有效益地生產。

在傳統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與蘇東社會主義國家一樣，面臨著經濟運行中的激勵匱乏問題。為激活社會主義經濟，兩者都是從激勵匱乏的基礎上進行了改革，即實行由計劃到市場的轉型。但是，兩者轉型的經濟和社會后果迥然不同：中國的改革取得了成功，而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失敗了。為什么會出現這種巨大的差別？一種比較有代表性的看法是：中國的改革選擇了漸進式的道路，這一道路是一條代價低、風險小，又能及時帶來收益的成功道路，它最接近于“帕累托改進”或“卡爾多改進”，有利于保持改革過程中速度和穩定這兩種要求之間的平衡；而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選擇了相反的改革方式，產生了巨大的磨擦成本和社會動蕩。中國在激勵匱乏基礎上的改革之所以取得成功，還在于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在社會主義原始積累中起過積極作用；特殊的歷史文化傳統和初始條件，加上正確的路線方針和政策，使中國社會主義的憲法制度通過改革在更大程度上適應了生產力的發展要求；憲法制度和利益結構保持了相對均衡，作為改革領導者和發動者的黨和政府能在穩定和發展中實現經濟和社會的轉型。

無論是進行縱向比較，還是與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進行橫向比較，應該說，轉型中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是成功的。但是，與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相比較，我國在成功的道路上還只是邁出了第一步。因為，我們還沒有創造出比這些國家更高的經濟效率。正如列寧所說：“勞動生產率，歸根到底是保證新社會制度勝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東西。資本主義可以被徹底戰勝……社會主義能造成新的高得多的勞動生產率?！?/p>

中國市場經濟運行效率的提高還有很大的開拓空間。這是因為，我國的激勵制度很不健全，而且已有的激勵制度也沒有完全作用于效率的提高，即尚未真正建立起有效的激勵結構。例如，盡管我們一直強調按勞分配，但現實中平均主義分配的色彩還比較濃厚；在勞動力資源方面，一般勞動力大量過剩而高素質勞動力短缺；資本短缺與大量民間游資的存在是困擾我國經濟發展的又一重大問題；人們都認識到技術創新對企業經濟效率、市場競爭力的提高和國家經濟發展、國際競爭力的作用，但我們卻始終面臨著技術創新不足或技術創新與技術使用者之間渠道不暢的難題；企業家是現代企業的駕馭者，是發展中國家實現經濟起飛的“先行資本”之一，也是我國目前最稀缺的生產要素，而我國目前尚未形成成熟的企業家成長機制。

這表明，如何建立有效激勵結構，仍是我國學術界的重大研究課題。本文認為，除了人們一直在研究的如何克服平均主義，堅持并實現按勞分配的這一傳統課題外，目前重點要研究的是以下兩個重大問題：一是科學認識按勞分配的效率區間和非效率區間，并通過合理的制度安排解決這一制度在某些領域的非效率性問題；二是如何有效實現按要素分配，重點是建立按人力資本分配的機制；三是注重分配制度與個人行動的協調，使個人行動圍繞組織目標的實現而運行。

二、按勞分配的效率區間分析

近幾年來，學術界對按勞分配的效率問題討論頗多，一種較有代表性的觀點認為，“按生產要素分配論強調市場因素，但忽視了非市場因素作用，遵循的是效率優先原則。按勞分配論，特別是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分配論，強調非市場因素，但忽視了市場因素作用，遵循的是公平優先原則?！鄙踔劣腥诉€認為按勞分配“導致效率低下，利益受損”，似乎按勞分配只講公平而不體現效率。本文分析認為，按勞分配既體現了公平原則，也體現了效率原則。但是，與馬克思主義經典按勞分配理論相比較，在現實社會主義經濟運行中，面對按勞分配發揮作用的客觀經濟環境的變化，其效率也是有一定限度的，或者說存在一個效率邊界。我們既不能否定按勞分配在現實經濟中的效率性，也不能將這一分配制度的效率無限夸大。

馬克思對按勞分配理論的論述，是對未來社會的分配原則所作的帶有預見性的一般描述，或者說指出了按勞分配的基本規定性。但是，經典按勞分配理論是建立在一系列假設前提基礎上的，包括存在著單一的公有制結構，勞動是人們獲得個人消費品的惟一手段；不存在商品貨幣關系，因而不僅按勞分配采取直接的實現方式，而且不存在價值實現問題，只要付出勞動，都將得到相應的回報；勞動力由社會根據需要直接配置，而不需要通過市場等途徑分配；勞動力充分就業，不存在失業狀況及由此對按勞分配實現程度產生的消極影響。

在現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中，經典按勞分配模型運行的經濟社會背景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使按勞分配的實現范圍、實現過程、實現形式及其效率區間等將會發生一系列變化。

（1）按勞分配是在公有制經濟中發揮效率的分配制度，而現實社會主義經濟運行中存在著多元的所有制結構。不僅如此，而且公有制經濟也要探索多種實現形式。所有制方式決定分配方式，因此，無論是從全社會還是從公有制經濟內部甚至從公有制企業內部來看，按勞分配必將與按生產要素并存，在公有制占主體地位的情況下，按勞分配起主導作用。

（2）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經典按勞分配模型在實現形式上面臨著一系列轉型，即由“直接型”轉變為“間接型”的實現方式，包括把勞動者的個人勞動通過市場這一曲折的途徑轉化為社會勞動，分配的中心環節由社會或國家轉向企業，實行兩個層次的按勞分配，分配尺度在形式上變換為社會平均勞動時間和企業平均勞動時間，分配的媒體采取貨幣這一勞動證書或勞動券的轉化形式。這樣，不僅按勞分配的實現過程會發生變化，而且由于勞動力性質也呈現二重性，所以，勞動不僅作為按勞分配的尺度參與對“V”的分配，而且，內在地派生出按勞動價值分配并參與“M”的分配。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國有經濟中勞動力的二重性也內在地派生出按勞動價值分配并使勞動參與“M”的分配。這既是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解決歷史遺留下來的“低工資”問題的需要，而且也符合國有經濟工資改革的方向，即不僅企業的成果要經過市場評價，按勞分配的物質對象、勞動計量和實現過程還要與市場機制聯系起來。更為主要的是，工資的形成、工資水平和工資管理也要逐步與市場接軌。

（3）從現實經濟運行的角度看，經典按勞分配只是一種消費品的分配方式。而現實中的分配是收入分配。對于個人來說，收入中一部分用于消費，一部分用于儲蓄。所以，收入分配超出了消費品分配的范圍，為動員居民儲蓄并轉化為投資，需要有按勞分配以外的分配方式。

從生產效率的角度分析，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的效率包括勞動效率和資源配置效率。勞動效率體現為同量投入獲得較大產出，或同量產出所需投入較小，或以最小投入獲最大產出。資源配置效率體現為資源的有效利用，且同量資源由于合理配置而獲得較大產出。一方面，生產活動是多種要素的結合，是一種聯合生產，勞動只是其中的一種要素，而按勞分配是一種勞動者主導型的分配方式，它雖能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但單靠這一分配制度不可能動員勞動者以外的生產要素所有者向生產過程投入資源。要解決我國經濟運行過程中資本、技術和企業家才能等要素短缺的問題，有賴于按要素分配制度。另一方面，按勞分配事實上是以資源充分供給為前提的，其基本要求是勞動者所得與勞動投入成比例。這能夠促使勞動者注重勞動效率的提高，但卻在一定程度上有可能忽視資源利用效率，導致在追求勞動成果量的擴張過程中的資源浪費。

（4）與經典按勞分配模型的假設前提不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中勞動者是通過競爭性勞動力市場進入企業的，而且勞動力市場存在普通勞動力市場和高素質勞動力市場這一雙元結構，在普通勞動力市場上，存在著（簡單）勞動力無限供給的狀況。從總體情況看，在國有企業中，無論是高素質勞動者還是普通勞動者，他們通過按勞分配所獲得的收入都低于其對應的勞動力市場價格，面臨市場的挑戰，按勞分配的實現必須適應市場的要求進行調適。

為解決目前高素質勞動者的收入低于市場勞動力價格這一突出問題，按勞分配的實現必須充分考慮市場勞動力價格狀況，把按勞分配與按勞動力價值分配有機結合起來。兩者結合的現實要求就是：在同等條件下，通過按勞分配所得到的收入水平必須與高素質勞動力的市場價值相一致。為實現這一要求，可以選擇多種途徑。例如，把企業資產的一部分以“勞動股份”形式分配給勞動者，或將企業部分資產以股份方式分配與勞動者出資入股相結合，使勞動者成為企業資產所有者之一；對于企業內部的技術人員，可以通過技術入股、技術成果轉讓的分成等方式參與收益分配；對企業管理人員特別是企業家，除了承認其勞動報酬、經營風險收入外，通過期權激勵等方式進行收入分配。

對于普通勞動者來說，首先要爭取的是勞動的機會，然后才是公平的分配。也就是說，就業與分配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在這方面，需要通過政府制定開放性即流動性的分工和就業政策，制定連接市場的分工和就業的政策，以及大力引導和鼓勵尋找空檔的分工和就業等手段解決普通勞動者“勞”的問題。同時，政府要通過相應的政策法規，保證收入分配的公平性，保護弱勢群體的利益。

（5）經典按勞分配理論考慮到了社會主義條件下勞動者無論是從思想、道德、精神等方面還帶有舊社會的痕跡這一因素，但經典分配理論只是把這一因素當作按勞分配的存在具有必要性的理由，而沒有考慮到這一因素的存在對按勞分配實現的影響。勞動者存在的“搭便車”等機會主義傾向，也對按勞分配制度的效率產生不利的影響?？傊谏鐣髁x市場經濟運行下，我們一方面要承認并充分發揮按勞分配制度的效率性，另一方面要正視按勞分配發揮作用的客觀經濟環境所發生的變化，科學界定按勞分配制度的效率邊界，并在按勞分配制度效率界區外探尋其他有效的分配制度，即通過按要素分配制度解決按勞分配制度的非效率性問題。

三、建立按人力資本分配的激勵體系

我國學術界在要素分配也即功能分配方面的研究是相當滯后的。眾所周知，分配關系的研究有三個角度，即個人或家庭角度的規模收入分配、社會角度的國民收入分配和要素投入角度的功能性分配。在傳統的社會主義經濟分析中，國民收入分配是研究的重點。改革開放以來，日益突出的居民收入差距問題使規模收入分配研究成為經濟學熱點問題之一。而對于功能性收入分配，人們通常認為：在公有制經濟中，主要生產要素由社會或國家占有，功能分配表現為積累和消費的關系，它并不直接影響規模收入分配，這就決定了在討論公有制經濟發展中的收入分配時，不可能重點分析功能收入分配。這顯然與當前的經濟發展狀況不符合。

研究功能分配，重點是要建立以人力資本為核心的激勵體系。按照馬克思的資本理論，人力資產是指人的勞動能力，即“活的人體中存在的、每當人生產某種使用價值時運用的體力和智力的總和”，其價值就是勞動力的價值。在馬克思看來，資本家購買人力資產的價值之所以成為資本，不僅是因為他所購買的人力資產能夠創造超過自身價值以上的價值或為其帶來剩余，而且更主要的是這一剩余歸自己所有。也就是說，人力資產在勞動者手中只是他的資產或商品，而不是他的資本，只有在資本家手中才能成為資本。人力資產是資本家的人力資本，因為他通過勞動者把手中的消極貨幣變成了資本，并獲得了人力資本帶來的剩余。與此不同，舒爾茨和貝克爾等現代經濟學家們認為，一項資產只要能夠創造和帶來超出自身價值以外的價值和收益（即帶來剩余收入）就是資本，而無論其創造的剩余歸誰所有。他們通過長期研究認為，人力資本投入的增長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源泉，因此，人力資產是一種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