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會計革新以及依法治稅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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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會計革新以及依法治稅發展

為深化會計改革,促進依法治稅,1999年10月31日九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二次會議修訂通過了《會計法》。財政部2000年12月29日了《企業會計制度》,2001年召開了全國稅務工作會議,這是我國會計工作和稅務法制建設的一件大事。會計工作者肩負著公正處理社會各階層經濟利益關系的艱巨任務,對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和維護社會穩定具有特殊的作用。無論社會結構多么復雜,只要存在經濟活動,都需要會計工作,它反映核算、監督著每一個組織的勞動消耗、經營成果。會計工作與生產、流通、交換、分配各環節并存,與組織的利益息息相關。會計利用價值指標確認、計量、記錄、監督、報告經濟活動,提供經濟信息,滿足組織的內部和外部環境的需要。

在現在的市場經濟社會中,每一筆會計業務是否真實、合法,關系到國家、投資者、經營者、債權人等方方面面的經濟利益,影響著經濟秩序的運轉。從某種角度說,會計工作的好壞直接關系到生產力的發展和改革開放政策的延續性和穩定性,會計工作廣泛的社會性和稅務的法治性已成為完善經濟改革的一個重要方面。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WTO的加入,會計工作出現了許多方面的問題。到了必須整頓的地步。大量制售假冒偽劣產品的案例層出不窮,象寧波華能房地產公司、沈陽港深公司、哈爾濱6.24騙購發票案、重慶重達服裝公司及湖南岳陽長江珠寶首飾公司虛開發票案等瘋狂走私和偷稅騙稅現象嚴重。眾多象鄭百文、銀廣夏、黎明股份等會計信息造假,導致證券市場秩序混亂,投資者蒙受巨大損失。原因有以下幾點:

一是,執法不嚴,會計監督不到位。會計工作缺乏獨立性,導致偷稅漏稅嚴重。

例如:案例1:“寧波華能房地產開發公司特大偷稅案”:2000年2月,通過稽查其他企業得到的線索,寧波市地方稅務局對寧波華能房地產開發公司進行了稅務稽查。經查,寧波華能房地產開發公司存在嚴重的偷逃稅行為,偷逃營業稅、城市維護建設稅、房產稅、教育附加費等,稅、費、罰款共計540余萬元。寧波華能房地產開發公司注冊于寧波保稅區,注冊資金2000萬元,主要經營項目為房地產開發。其偷稅的手段之一是拆東墻、補西墻,玩弄“空手道”。1998年9月,為應付稅務機關檢查,華能公司將高塘花園項目銷售中代扣的固定資產方向調節稅拼湊出285萬元,用以抵繳和義路房產銷售應繳的固定資產投資方向調節稅,構成嚴重偷稅。

為了達到偷逃稅款的目的,華能公司費盡心機,以“違約金”名義掩蓋“租金”的實質。1996年10月,華能公司將彩虹一百一、二、三層樓銷售給第一百貨商店,總金額7043萬元。截至1999年6月,一百共向華能公司支付3460萬元。之后,一百提出無力支付購房款,與華能公司達成協議:華能公司歸還一百2000萬元,收取所謂違約金1210萬元,剩余的250萬元作為一百使用彩虹一百的租金,使用期限2.5年。這一來二去,達到了偷逃營業稅的目的。1999年8月,華能公司將高塘公寓面積約3473平方米的房產以每平方米1799元的價格銷售給華都大酒店,價格明顯偏低。經外圍調查取證證實,是華能公司與華都大酒店通過相互壓低價格的方式實現了共同偷稅。

華能公司偷稅案表明,目前偷逃稅款的形式更加多樣,手法也更加隱蔽。這不僅要求整頓會計秩序,加強稅收立法,還要求根據新情況、新問題不斷地完善稅制,加強征管、堵塞漏洞。

案例2:“遼寧省沈陽市港深公司偷逃稅案”:2000年6月至10月,遼寧省地方稅務局查處了沈陽市港深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偷逃稅款1501萬元,滯納金2503萬元,合計4004萬元,這是遼寧省地方稅務局成立以來查處的第一大要案。沈陽港深房地產開發公司是1992年7月由沈陽市土地綜合開發公司、香港興益發展有限公司和深圳深安企業股份公司共同出資成立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注冊資本為363.64萬美元,折合人民幣2000萬元。其中沈陽方占30%,香港方占25%,深圳方占45%。2000年6月26日,遼寧省地方稅務局涉稅違法舉報中心接到反映沈陽港深房地產開發公司搞假合資、騙取稅收優惠、偷逃稅款的舉報后,感到案情的嚴重。在遼寧省地方稅務局的全力支持下省稽查局立即對港深公司進行了為期12天的封閉檢查,查清了港深公司大量的偷逃稅事實:1.搞假合資,騙取稅收優惠。由于香港方金不到位,其股權于1995年已被終止。但港深公司卻一直未向登記主管部門進行說明,也未變更稅務登記。更為嚴重的是1997年港深公司自己購買外匯并出具假的港方驗資報告,騙取稅收優惠。2.在房地產經營中采取各種非法手段偷逃稅款。在土地權轉讓、聯合集資建樓、轉售住宅小區、出租房屋等項目中均存在惡意偷逃稅款的行為。3.其他方面的偷逃稅問題。從1993年——2000年港深公司一共少申報各種稅款586094元;從1995年3月起,制造假工資表,偷逃個人所得稅61234.55元;合同、協議未申報印花稅偷逃稅款29384.16元;1996年辦公室裝修偷逃稅款203640元。

鑒于港深公司逾期已無力足額交納查補稅款及滯納金,遼寧省地方稅務局對港深公司的財產依法查封、扣押,并于2000年10月對該公司剩余財產進行拍賣,共抵頂稅款3010萬元。

二是,《會計法》及《刑法》關于會計機構、會計人員不依法履行《會計法》賦予的職權方面有立法缺陷。會計監督職權是一種法律概念,放棄監督職權就是違法,對不依法執業,與單位負責人串通一氣造假帳,導致國家稅款流失的會計人員,必須嚴格懲處,才能體現《會計法》立法的嚴肅性。朱镕基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對注冊會計師為上市公司出具虛假財務年報等違規問題做了處5-10萬元罰款的講話,在實際中得到了很好的執行。但企業內部會計執法處罰問題沒有很好的執行,直接導致騙稅問題層出不窮。

例如:案例3:“哈爾濱6.24騙購增值稅專用發票案”:2000年6月,哈爾濱市國家稅務局在實施發票專項檢查中發現哈爾濱市正聯物資經銷有限責任公司開出的增值稅專用發票比較可疑,即對此企業展開了調查。經協查,這戶企業已被認定為失蹤企業,但其失蹤前卻領購了發票20本,其中普通發票1本,增值稅專用發票(萬元版)19本。經查,哈爾濱市正聯物資經銷有限責任公司系犯罪嫌疑人王良驥、王佰軍、郭彥祥等人利用虛假資料注冊的虛假公司。在取得一般納稅人資格后,利用稅務機關工作人員王靜、王文友、許海忠等人,騙購、倒賣、虛開增值稅發票。從1995年至2000年,王良驥、王佰軍、郭彥祥等人先后在道里區、道外區和太平區注冊了10個這樣的公司,共騙購增值稅專用發票244本,共計治理發愣功0份。王良驥等人以發票票面價稅合計2%的價格,將部分發票“批發”給葉余平等人。截止至2000年12月末,已核實涉案發票1670份,涉及7個省市,受票企業764戶,已經申報抵扣稅款786萬元,目前已全部挽回國家損失。目前,這起騙購、倒賣、虛開增值稅發票案的主要犯罪嫌疑人王良驥、王佰軍、郭彥祥均已被捕,對涉案的51名犯罪嫌疑人采取了強制措施。

三是,單位負責人忽視國家利益和集體利益的關系,授意、指揮、強令會計人員造假,導致虛開發票犯罪屢禁不止。

例如:案例4:“重慶市重達服裝有限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案”:2001年1月17日,重慶重達服裝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許正升因涉嫌虛開增值稅發票罪被捕。至此,“金稅工程”在五省四市開通后通過防偽稅控增值稅專用發票認證查出的第一例虛開增值稅發票案進入了司法程序。2000年12月,重慶市長壽縣國稅局在對本縣所轄重慶市重達公司的25份防偽稅控增值稅專用發票進行認證時發現:該公司從江蘇常州、揚州取得的防偽稅控增值稅專用發票密文不符,有虛開專用發票的重大嫌疑。重慶市國稅局立即會同重慶市公安局成立聯合專案組,對案件展開了調查。經查,重慶重達公司取得的25份防偽稅控增值稅專用發票屬于偽造虛開的假發票。這些發票是重達公司于2000年5月成立后,從廣東購進偽造的防偽稅控增值稅專用發票,發票內容填寫的江蘇常州、揚州兩公司均為偽造,同時蓋有偽造公司的公章,價稅合計2220萬元,進項稅額323萬元。除此之外,該公司聲稱從北京兩戶企業取得的242份手工開具的增值稅專用發票也是該公司以700元的價格從北京購買的假發票,價稅合計2672萬元,進項稅額388萬元。調查證實:重慶重達服裝有限公司屬無貨、無資、無生產經營場地、無業務經營活動的企業,是一家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的“專業”公司。該公司法人許正升在外地購進以上虛假發票后,以特快專遞的方式寄回重達公司進行抵扣。同時,該公司還以一般納稅人身份向當地國稅機關購領防偽稅控增值稅專用發票150份,至案發時已虛開62份,價稅合計4865.8萬元,銷項稅額706.7萬元。受票單位涉及湖北、陜西、深圳、江西等地。目前,已用于抵扣的稅款已全部追回,挽回了國家的損失。

案例5:“湖南岳陽市長江珠寶首飾有限公司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案”:

1999年上半年,岳陽國稅局接到全國十幾個地區國稅部門要求對岳陽市長江珠寶首飾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長江公司”)協查的要求后,在99年6月對該公司稽查中,發現該公司99年1月7日從廣東潮陽翠鵬珠寶首飾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翠鵬公司”)購進珠寶、鉑金飾品,銷往浙江老鳳祥首飾廠等單位營業額高達1.3億元,而在岳陽的稅負率僅萬分之三。據此,1999年9月20日,岳陽市公安局稅偵大隊審查。經縝密偵察發現,廣東“翠鵬”公司名存實亡,“翠鵬”公司開至岳陽的進項增值稅專用發票全部是假票,并挖出了以廣東潮陽人蔡逸生(已捕)為首,利用增值稅專用發票騙取國家稅款的10人犯罪團伙。1997年3月開始,蔡逸生一伙先后利用“岳陽市銀苑貿易公司”(以下簡稱“銀苑”公司)和自設的“長江公司”、“岳陽市瀟湘首飾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瀟湘”公司)的名義,大量使用假增值稅發票和大肆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297份,價款260435225.45元,稅款44273988。33元,價稅合計304709213.78元,偷騙國家稅款44273988.33元。此案涉及到廣東等16個省、市81個單位。由于此案涉及面廣,數額巨大,危害嚴重,引起了稅務部門和公安部門的高度重視。公安部將此案作為1999年部督辦案件,國家稅務總局派專人到浙江等受票量大的省市督導檢查工作。2000年5月國家稅務總局和公安部召集16個涉案省市稅務、公安部門的同志在湖南岳陽市聯合召開了“岳陽市長江珠寶首飾有限公司等企業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協查會議部署了協查工作。目前,批捕犯罪嫌疑人6人,刑事拘留3人,案件正在進一步審理中。16個省、市稅務、公安部門已按照上級的要求,認真開辦協查工作,并取得了階段性成果。據統計,已追繳入庫27207147.75元。其余正在積極追繳中。

據齊魯晚報2002.5.19.報道,由濟南市檢察院提起公訴的一起巨額虛開增值稅發票案近日一審宣判,濟南一物資公司經理邊某、李某、張某等4人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10-15年。法院審理認為,2001年初,廣東無業人員張某及另一同伙與濟南一貿易公司經理李某合謀利用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謀利。后李聯系到濟南某物資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邊某。同年2月份,4人在無任何貨物交易的情況下,以邊某公司的名義,先后向北京、上海、廣東等16個省市的41家企業開具銷項增值稅專用發票89份,價稅合計8863萬余元。為沖抵銷項稅款,張某二人將偽造的進項增值稅專用發票848份、價稅合計9445萬元提供給邊某。以上共計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937份,價稅合計1.8億元。邊某在發現進項增值稅發票系偽造后,到公安機關投案自首,協助辦案人員將其它案犯抓獲。

四是,財政主管部門和稅務部門對企業制度監督和人員配備方面缺乏指導,導致人員配備復雜化,會計隊伍渙散無力。難以發揮會計監督和依法治稅的功能。

五是,缺乏審計增值稅偷稅的方法,導致對征管法貫徹不力。

近些年來,一些企業置國家利益于不顧,抱著僥幸心理,通過各種不法途徑、手段,大肆偷逃增值稅,嚴重侵害了國家利益,造成極壞的社會影響。目前切實可行的審計企業偷逃增值稅的方法有以下幾種:

1、賬簿封鎖法,是指將被審單位的全部賬簿實行預先封鎖,再根據需要逐一取出審查的方法。該方法是針對企業慣以設置真假兩套賬偷稅而研究設計和使用的。對設置真偽兩套賬的單位,如果我們還沿用傳統的“要賬”方式,想查什么賬向會計索要什么賬,那么只能就他編造的專門應付你的那一套“外部賬”情況審查,最終也查不出什么結果,這恰好上了企業的當。現在,我們采取比較講究審查策略的“賬簿封鎖法”在實施審查前先把裝存已用、在用和未用會計資料的檔案柜、辦公桌抽屜等全部加貼“封條”待查;然后再分步逐本逐冊地取出詳審細查。這樣,就能讓被查人隱瞞無隙,辯解無益,所有隱瞞收入的涉稅問題便可查個水落石出。

2、成本分析和推算技術,是指審查人員有理由認為企業的材料消耗或銷售收入不實時,可以根據會計相關成本資料,沿正反兩個方面逐步分析各指標構成要素和推算其涉稅業務的應發生額,再與企業實際發生額相對照,以求得發現疑點,取得證據的專業技術方法。如審查期企業材料消耗明顯高于歷史水平,由此而導致材料財入的批次、頻率和額度相應增加,進項稅額偏高。這時,就可以在了解企業的工藝配方、材料市場價格等因素不變的前提下,審查企業生產成本計算表中的材料消耗的結構和數額,并逐筆審閱材料明細賬的貸方發生數額,必要時還應該對材料庫存予以盤點,以查明用于非應稅項目的材料放出方向及其數額,最后證實企業有改變用途、變賣材料、以物易物等發出而擠入成本又未轉出進項稅額,或有通過虛列生產消耗達到增加購進多扣進項稅額目的的偷稅事實。

3、發票對號法,是指在利用“順差法”審閱企業原始憑證時,對本企業已經開出并入賬的“記賬聯”號碼與“存根”號碼相核對的技術手段。該方法應用簡便,對審查企業隱藏發票偷稅會產生事半功倍的效果。檢查時,應首先將直接牽聯增值稅的《工商業統一發貨票》和《增值稅專用發貨票》,無論數額多寡,一律將票號順次記錄下來,經過整理后,看先后是否連號。如果有斷號,經核查“存根”又沒有“誤填作廢”,則表明企業有“壓票”或隱匿發票的偷稅事實。

4、跟蹤追查法,是指在審查甲方的涉稅購銷業務結束后,按照甲方業務中存在的乙方向其書立的或其書立給乙方的憑據為線索,直接跟蹤到乙方追查,以考證雙方同筆業務一致性和取得延伸審查效果的方法。比如我們審查某農藥廠時,發現該廠1999年先后9次從本地一化工廠購進材料共191.87萬元,9張增值稅發票共注明稅額326179元;到第二個月我們審查該化工廠銷售業務時,便拿出審查農藥廠時掌握的材料,結果發現有一筆發票開出發票數額28.36萬元(含稅)的票據沒有進賬反映銷售,另有一張增值稅發票比開給農藥廠的金額285744.12萬元少了235294.12元,減少稅額正好4萬元。從而證實了該化工廠有不上賬和開“大頭小尾”發票偷增值稅的事實。

5、網絡檢索法,伴隨信息高速公路的誕生,我國經濟管理已進入計算機網絡時代。稅務審計機構應該跟上社會發展步伐,增加計算機設備和網絡投資,做到與全國各地的稅務機關發票管理部門聯網。實施稅務審計時,就可以在網面上迅速地檢索出被審單位接受或開給異地特別是偏遠地區單位的發票的真偽性和填寫內容的準確性、數額真實性等,從而增強對開假發票、大頭小尾發票、空頭發票等的辯別和鑒定能力,提高審查的效率。

6、重點抽查詢問法,主要適用于對企業利用會計賬簿手段偷稅的審查。它是指從被審單位的全部經濟業務中,確定有代表性的典型業務,通過向有關方面詢問以證明涉稅業務真實性的方法。比如在審查企業決策時,就可以確定原材料和產成品等項目為重點抽查對象,如果發現“存貨”中的期末原材料或包裝物數額特別少,經進一步調閱有關賬簿,發現在年末最后一個月有“借出”業務,則針對該業務采取面詢法(親臨單位當面詢問)、函詢法(寄信件詢問)和電詢法(電話詢問錄音)三種方式,向借用方證明“借”的真偽和數額的大。

需要強調說明,企業偷增值稅的形式多種多樣,有時各種手段并用,情況較為復雜。所以,客觀地要求我們在實際審查增值稅業務時,務需將各種方法緊密結合使用,以取得最佳的效果。切忌彼此孤立單用,造成顧此失彼。

我國市場經濟正在向法治經濟過渡,依法治稅和會計依法辦事已成必然趨勢。盡量減少會計制度和納稅管理方面的領導意志的干預。這是現代社會文明進步的標志,也是會計從業人員必須具備的社會理念。需要會計人員具有高度的法制觀念和依法辦事的業務處理能力,嚴格按照國際慣例和會計法的要求,提高從業執法水平。

認真對待財稅體制與人的關系問題。有人把體制不健全總結為偷稅騙稅犯罪的根源,這是片面的。體制不完善確實影響會計工作秩序,但領導層的決策是第一位的。因此,領導層是否遵章守紀是制度正確履行的關鍵。依法治稅主要是監督企業領導層是否依法辦事。針對上市公司來說,只要單位的領導層依法辦事、支持會計人員的工作,約束部屬的行為,那么,就不會出現沈陽黎明股份造假帳長達五年,欺騙股民的案件。

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教授說過:會計監督關鍵在一把手,要從源頭上預防和鏟除經濟犯罪,避免造假和偷逃騙稅,對企業一把手的教育和監督至關重要。刑法及會計法第45條對此作了明確規定。企業領導授意、指使、強制會計人員偽造會計資料,編制虛假報告構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責任,不構成犯罪的,處5000-50000元的罰款,并給予行政處分。有力的保證了企業的正常發展。

會計人員應提高反假意識,做到不造假,不違章,監督企業領導的經濟行為,依法行使監督職權。當前,實行會計人員政府委派制是加強會計監督的行之有效的措施。現職會計人員隸屬于本單位,切身利益受制于人,極大地限制了會計人員依法行使職權,以至大案、要案、窩案和串案嚴重經濟犯罪逐年上升。我認為有必要成立獨立的會計管理局,解除會計人員的后顧之憂。

綜上所述,在當前的新形勢下,要想完善會計制度改革,促進依法治稅,關鍵在于領導者的守法意識,必須認真學習法律、法規制度,教育企業領導者和會計人員把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嚴格依法辦事。就能夠防止出現以上經濟犯罪事件,相信財稅環境會有一個法制化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