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金融體系崩潰的歷史進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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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折點五：“里根復興”，日本泡沫經濟的興起和世界貿易的增長

鑒于“利率沖擊”給美國帶來的破壞性打擊，美國迫切需要將信貸和投資重新導入工農業，復興核技術和其它高技術部門，重建國家的基礎設施。1981年末，拉魯什開始創定一項旨在發起一次基于防核打擊武器系統的技術核戰略革命的全面計劃。拉魯什建議利用這些軍事技術的民用“副產品”和以月球、火星為目的地的載人空間技術發展計劃，完成一次美國經濟整體的現代化和轉型。1983年3月，里根采納了拉魯什計劃中的關鍵部分，提出了著名的“星球大戰”計劃（SDI，即戰略防御計劃）。

星球大戰計劃在結束冷戰方面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而且還帶來了許多技術創新。然而拉魯什的更廣泛的經濟政策卻沒有被采納。事實上，在英裔美國權勢集團的影響下（以財政部長唐納德。里甘為代表），里根政府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政策。

“里根復興”的戰略就是為史無前例的金融泡沫膨脹打開閘門。這是由以下幾個步驟來實現的：①增加兩倍的債務，從1981年的9980億美元增至1989年30000億美元；②大幅度解除對金融和銀行系統的管制；③制造巨大的房地產泡沫，銀行對房地產的貸款在1986—1990年間增長了幾乎一倍；④允許投機者使用“垃圾債券”和“杠桿買空交易”等手段接管和瘋狂掠奪美國工農業企業的財產；⑤通過償債、第三世界流動資本流入和日歐基金的流入，大大增加了美國的資本流入。

解除銀行管制的一個直接后果就是在美國3000多家儲貸銀行中制造了災難性的泡沫。這些銀行的經營活動以前主要限于以法定的低利息向購房等長期購買活動提供支付手段。1982年的一項新法令取消了種種限制。為了爭奪投資者和存款人，加上一些其他因素，這些銀行開始了瘋狂的投機。在80年代后半期，房地產泡沫破滅，儲貸銀行體系事實上已破產。到1989年，超過400家銀行宣布無清償能力，其余銀行也僅靠緊急合并和3000億美元的政府基金的注入才得以幸存。

這些還只是瘋狂投機中漲漲落落的一部分，這種投機在一步步走向1987年10月大崩潰的過程中達到了白熱化的地步。整個80年代，在解除管制和稅法改革的刺激下，華爾街沉醉于以“垃圾證券”和“杠桿買空”為特點的投機和掠奪迷狂之中。

美國政府沒有設法切除正在毀掉仍然健康的美國工業公司的投機毒瘤，反而積極鼓勵投機者，并采取措施向海外輸出泡沫。日本是這個過程中重要的一部分。

根據一個流行的神話，日本對美貿易順差的驚人增長是日本不公平貿易行為的結果。但真正的原因是卡特、里根和布什政府治下美國自“利率沖擊”以來一系列反工業政策所導致的美國工業基礎的傾圮。美國經濟早已絕對依賴于日本和德國工業設備的大量供應。

日本面臨要它將上萬億的美元注入美國金融市場以支持美國“復興”的巨大壓力，為了同一目的的日本還必須在亞洲吹起一個新的金融泡沫，即所謂的“日本泡沫經濟”。這一過程的轉折點是1985年的廣場協議。繼英國之后，日本成為美國第二大的金融和資本支持國。

與此同時，傳統上是實物貿易和工業導向的日本銀行體系，開始越來越深地被吸入日本和亞洲其它地區的房地產泡沫中去。1985年至1990年，日本銀行的貸款的總規模增長了三倍，但流入生產性部門的貸款比例從38%縮減至25%（1965年，日本最大的150家銀行的63%的貸款都投向生產性部門）。這為1990年日本的銀行危機做好了準備。

導致日本“泡沫經濟”“起飛”的政策轉向，自然對東亞國家和其它國家有負面影響。在80年代，長期的工業和基礎建設投資被削弱了，這有利于通過建立離岸金融市場和新興證券市場來快速賺錢的政策。這一點在泰國相對較早地顯露了出來。曾經從石油出口中贏得了巨利的印尼和馬來西亞在1986年的油價大跌中遭受重創。到1990年初，東南亞的經濟小虎都已被完全吸入了全球性“新興證券市場”泡沫中。

這一時期另一個很有意義的現象是全球貿易令人吃驚的增長。根據粗略的估計數字，貿易的銷售額從1977年的1750億美元漲至1989年的5580億美元。這也表明了為什么來自貿易的錢在全球金融市場上扮演著重要角色。事實說明某些重要銀行和金融家族深深地卷入了數十億美元的貿易資金的“管理”，他們是在延續一條自英中鴉片戰爭以來延綿不斷的黑線。

毫無疑問，美國及別國政府沒能在80年代拿出制止貿易擴張的有效措施，是同其保護和支持金融體系中的投機泡沫這一政策分不開的。一些美國金融專家甚至在新聞訪談節目中公開宣稱：采取措施制止一些大銀行參與“洗錢”將危及整個銀行體系的穩定。

在拉美國家，以下諸因素之間發展起了密切的聯系：①債務危機；②生產和各地大毒梟勢力的增長；③恐怖主義和有組織暴動的增長。十分丑惡的事實是：美國消費的增長，特別是80年代至90年代可卡因的流行，為哥倫比亞、秘魯和其它拉美國家的出口提供了巨大的市場；而這些國家從出口賺得的錢又間接地為償還債務提供了資金。1980年至1988年，秘魯、哥倫比亞和玻利維亞的生產提高了30%至50%.

與此同時，IMF的“結構調整”政策和債權銀行加強的其它各項政策，大大削弱了各債務國的政府，降低了大多數人口的生活水平，因此有利于販毒組織和恐怖主義暴亂的生長。販毒組織與拉美國家某些左翼暴亂之間有很強的聯系。這些活動加在一起削弱甚至毀滅了政府等國家組織對IMF的抵制。

那些幫助制定和實施IMF在拉美的政策的經濟學家十分清楚這些事實。哈佛大學的經濟學家杰弗里。薩克斯在擔任玻利維亞政府經濟顧問期間，曾實行過治愈通貨膨脹的“休克療法”。薩克斯的政策在降低通脹率方面的確很成功，但卻導致生產和就業的大滑坡——除了在領域。薩克斯自己寫道，他的關閉大量國有礦山的建議幫助建立了所謂“經濟”：由于沒有其它收入來源，許多礦工只得加入到古柯生產中去。這個真實故事表明了全球“金融癌癥”的一個普遍特點：癌變的產生是靠社會道德和物質基礎的自我毀滅，或曰“自食”（autocannibalization）來喂養。

轉折點六：1987年的大崩潰，全球化和俄羅斯的“休克療法”

1987年10月19日，“黑色星期一”，紐約股指暴跌508點，這是歷史上最大的跌幅。這個事件本應成為一個信號：停止導致投機泡沫的政策，恢復1966年前對實物經濟的重現，實施全球的金融和貨幣改革。

不幸的是沒有任何有意義的措施被采取，金融癌癥進入了新的階段。一方面，一種新的投機形式，即“衍生金融手段”開始在全球金融交易中扮演主要角色；另一方面，對于用來支撐泡沫的資本的追求也越來越狂熱。

事實上，通過“垃圾債券”和“杠桿買空交易”掠奪美國及其它國家工業財富的白熱化表明，現有的貨幣利潤流入已不足以支撐越來越大的泡沫。盡管美聯儲不斷降息以求增加流通，崩潰的過程仍然毫不衰減地進行。至1990年，一些美國最著名的公司紛紛破產。另一方面，美國和其它許多國家房地產價格大跌，這導致了銀行體系整體的一系列危機。

尋求更多資金以支撐泡沫的壓力越來越成為國際政治經濟政策中的決定性因素。

①日本被要求向美國金融市場注入更多的錢。1987年10月的大崩盤之后，日本中央銀行繼續降息，刺激資金流入美國財政部債券和其它對美投資。這對于保持美元在1988年競選之年的穩定有大的貢獻。

②對于不斷增加的來自泡沫的壓力的另一個反應是，盡可能地推動世界經濟的“全球化”進程，推動貨幣、資本和商品市場的自由化。這是關貿總協定烏拉圭回合談判最終得以成功的主要動力。

③另一個措施是對于國有工業和基礎設施的迅速“私有化”。拉美國家從國有資產的私有化中所得到的收入，從1989年的14億美元飛升至1990年的73億美元，再升至1991年的180億美元。盡管私有化的收入同拉美國家的外債相比仍嫌太小，它卻有助于在這些國家的實物經濟陷入長期停滯之時保持“債務泡沫”的穩定。

然而，對于全球金融泡沫而言，一個大得多的資本來源由蘇聯解體和東歐國家市場的開放提供。這些國家里采取的經濟政策，成為一個關鍵性的歷史轉折點。

1988年10月，拉魯什在柏林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預言了蘇聯的解體和德國的統一。他強調了統一后的德國在東歐經濟重建中所應起的決定性作用。隨后的一年里，拉魯什和他的伙伴一道起草了一份詳細的在東歐創造經濟奇跡的“生產三角方案”，它以高技術的交通、能源、水利和通訊基礎設施的大規模投資為基礎。拉魯什強調，實現這一方案的關鍵在于按照他1979~1979年對歐洲貨幣體系所提出的建議進行歐洲銀行和金融政策的改革。拉魯什警告說：“迄今為止，歐洲和日本仍設法使自己避開了過去25年中統治著美國和英國金融政策的那種無理性。但是這樣一個臨界點已即將到來：屆時英美和國際性的金融體系都將崩潰，蘇聯體系也面臨危機，而前二者又將給日本、歐洲和其它地區帶來不可避免的衰退。如果日本人和歐洲人堅持目前的銀行和金融政策，那么就不會再有什么穩定的島嶼了。”

在1989至1991年這段關鍵日子里，東西歐都潛在著對“生產三角”方案的可觀支持力量。

然而，存在著對這項政策的激烈反對，尤其是在英國。像拉魯什所強調的那樣，歐亞大陸上一輪新的、工業性的發展高潮將意味著與目前主導性的英美政策的決裂；它不僅將影響資本流入金融泡沫，同樣重要的是，它所要導致的德、俄、東歐經濟聯盟被認為是英國的戰略利益所不能接受的。在1989~1990年，這一點不斷為撒切爾首相和其它英國發言人所闡述。英國用盡所有可能的手段，來破壞“生產三角”計劃并將所謂的“全球化”強加于東歐和前蘇聯地區。

完成這一企圖的重要工具就是IMF和所謂的“休克療法”。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撒切爾、布什政府的壓力下，休克療法被以不同的方式在俄國和所有東歐國家實行，其始點就是著名的“波蘭模式”。

對于前蘇聯，“休克療法”事實上等于經濟自殺。從1991年起它以導致如下后果：①超級通貨膨脹，它事實上在極短時期內毀掉了人民的全部存款，做為此種通脹結果的、迅速的經濟“美元化”；②外國產品充斥國內市場，國內生產者遭到滅頂之災；③食品供應的60%以上依賴進口；④伴隨著強大的有組織犯罪，一大部分國家財富流入了少數俄國新貴和外國利益集團手中；⑤教育、科研和醫療保健水平大幅下滑，犯罪率和人口因病死亡率大幅上升；⑥在不同生產部門，實物生產和投資跌至只有改革前的30%~40%；⑦大部分技術上最先進的工業部門受到破壞；⑧大規模的物質財富儲備（特別是原料和初加工品）變現，許多東西在世界市場上以遠低于其生產成本的價格被出售；⑨俄羅斯外債大量增加。

從生產和多數人的生活水平的角度來看，俄國和東歐經濟改革的災難性失敗，不能僅用舊體制所遺留下來的問題來解釋。真正不幸的是，這些國家的改革從一開始就受到撒切爾、布什政府以及英美金融勢力的控制，被他們不惜代價地用來支撐其金融泡沫。很難找到可以信賴的估計，但毫無疑問，過去7年中從前蘇聯集團流向西方的財富其凈值超過2000億美元。

轉折點七：德國經濟危機，“衍生金融工具”以及金融癌癥迅速的全面擴散

正像拉魯什所預計的那樣，“生產三角”計劃若不能實施必然會在西歐導致一次大的經濟危機。事實上，德法兩國正經歷著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

部分人，包括一些專家，省城：德國德危機是兩德重新統一的結果，特別歸因于重建東德的高昂費用。這個解釋是不準確的。如果在不同的國際局勢下，統一是能帶來巨大經濟增長的。危機的主要原因如下：①首要的是，英國使用了一切手段來削弱德國，并竭力阻止德國將在其中扮演中心角色的歐洲重建和現代化進程；②在英美集團的壓力下，德國不得不放棄傳統的以長期工業和基建項目來促進發展的方法，轉而擁護激烈的“自由貿易”政策和對蘇東地區的“休克療法”；③由于這種“休克療法”，蘇東地區的投資水平大降，導致了對德國訂貨的減少；④東德工業失去了以前東歐和蘇聯的訂貨，傳統的貿易關系被打破；⑤在英美的壓力下，德國放棄了其銀行體系以工業為導向的傳統，轉而采取了英國模式。德國最大的銀行的首腦阿爾弗雷德。赫爾豪森于1989年11月被暗殺，這大大加速了銀行體系的轉向。赫氏是堅決反對將德國銀行牽扯進英美的金融泡沫中去的。

德國快速地衰落，日本工業結構也在“泡沫經濟”的影響下不斷劣化。這樣，世界上于深染最后兩個相對健康的工業經濟也終沉疴了。同時，由于“全球化”的勝利和蘇東地區市場的開放，“金融癌癥”進入了新的高速擴散的階段。

此一新階段特點是：①通過在東歐、前蘇聯、拉美和東南亞地區的“新興市場”上吹起泡沫，“金融癌癥”制造了新的癌變轉移；②作為激烈的全球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結果，大多數政府控制其國內經濟、金融活動的能力被大大削弱了；③由于海盜式的“套頭基金”等金融投機的快速孳生，以喬治。索羅斯為代表的金融投機者已強大到足以挑戰一國政府；④一種性質完全不同的投機形式——“衍生金融市場”迅速生長，它的規模已比全世界總的GNP還要大。

像喬治。索羅斯這種“超級投機者”的行為正在變得越來越公開，越來越具有侵略性。這是全球“金融癌癥”在此新階段的典型癥狀之一。

盡管索羅斯經常被描繪為一個“美國大投機商”，他的“奇跡般”的金融力量——能在投機性攻擊中調動起數百億美元——以及他能挑戰和玩弄一國政府而不受懲罰，卻清楚地表明索羅斯是英美金融寡頭的高級工具。

強調這一點很重要，即索羅斯本人并不是金融癌癥的起因或根源。他倒更像一個在病人的免疫系統被削弱后對其進行進攻的病毒。對索羅斯和其它與大規模國際貨幣投機有關的“套頭基金”而言，要問他們的最重要的問題是：誰制造了條件能夠讓他們的活動毀壞整個國家的經濟？在激烈的金融、貨幣和商品市場自由化和全球化的政策與消除民族國家獨立、主權的政策之間有什么聯系嗎？如果中國政府屈服于讓人民幣可自由兌換的壓力，則下一步中國會發生什么？那些推動中國這么做的國際組織和專家又會如何呢？如果中國做出了其他讓步以換取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資格，他會無力抵御索羅斯及其支持者的金融和經濟進攻嗎？

起初，作為一種防止貨幣和利率波動帶來的損失的手段，“衍生合同”開始廣泛流行。在80年代后半期，衍生合同自身成為一種主要的投機工具完全被解除了管制，而且絕大多數時候是不列入資產負債表的。同普通的遠期合同相反，衍生合同不牽涉任何實物；它是純粹的金融合同，在此之下合同雙方同意在未來某個時間進行某種金融交易。根據衍生合同的不同性質，交易的結果可能取決于特定一天的匯率，股票價格指數及理論上任何其它參數。大量的衍生合同與匯市有關。

就其本質而言，衍生合同基本上是一種復雜的賭博。典型的情況是，一個“玩家”會簽訂多份衍生合同以平衡投機行動的風險。為此目的，人們編制了復雜的計算機程序，這使得衍生合同的數量、規模和復雜性以一種無法想象的方式大大發展。

1987年以來，衍生交易市場大概每兩年翻一翻。不受控制的衍生交易所達到的規模在金融史上是沒有先例的。根據巴塞爾國際清算銀行在11個國家的67家銀行和12家證券公司所進行的調查，這些機構手中持有的衍生合同總值在1995年末已高達63.6萬億美元。這是全球GNP總和的兩倍多。1997年初，僅美國商業銀行就持有名義價值為25.7萬億美元的衍生合同，這是美國GNP的三倍以上。許多歐美日銀行的衍生合同都5~10倍于它們的資產，100~500倍于它們的凈值。

這是否意味著整個世界金融體系已經事實上破產了？那些為衍生工具的使用辯護的人常常爭辯說，市場本質是一個“零和游戲”，在全球范圍內。“玩家”們的得失是平衡的。這種純粹抽象的說法忽視了兩個重要的事實：①衍生交易泡沫的巨大規模和快速增長是基于高比例“金融杠桿”的力量。后者能使一定數量的票面資產成為涉及許多倍的票面資產的衍生合同的基礎；②抽象的“零和”并不存在于單個的銀行和其它金融機構中。像巴林銀行等機構的破產所表明的那樣：這些“玩家”很可能因為數倍于其總資產的損失而突然倒閉。因此，在這個微妙地平衡著衍生合同市場上，即使一點點脫節或錯位也會引起連鎖反應，并迅速達到任何國家和國家聯盟也無法控制的地步。整個世界金融體系將毀于一旦。

轉折點八：拉魯什的“第九次預報”

1994年中期，整個世界金融都已處于金融癌癥的陰影下。東歐和前蘇聯實物經濟崩潰，德國日本經濟快速衰退，事實上除了中國和少數其它國家之外，全球的實物經濟都在持續衰退。所有這些表明，榨出更多資本以支撐金融泡沫的可能性已到了盡頭。與此同時，泡沫自身已攀升到幾乎無限大的地步。

看看這現實，我們就會知道，以為金融崩潰可以用“更好的監管”、“更好的管理”、“提前預警”或其它任何方式的“安全制度”來避免，是非常可笑的。

事實上，只存在兩種可能性：①包括美國在內的一個國家聯盟，通過宣布現有金融體系破產而代之以新的體系，開始重建世界金融；或者②現存體制的崩潰將會來臨，導致世界經濟的毀滅，全球迅速跌入無序和戰爭之中。

這就是拉魯什在1994年6月22日發表的“第九次預報”的要點。

自拉魯什的第九次預報以來，世界金融體系已經遭遇了一系列強度越來越大金融地震。目前為止（1998年3月），世界各國政府還沒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在下面簡略的從1994年6月至1998年初的重要事件回顧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切的嚴重后果。

1994年12月6日，美國最富有的奧蘭治縣正式宣布破產，原因是在金融衍生投機中損失了大約30億美元。

1994年底，墨西哥金融危機爆發。墨西哥貨幣和金融體系崩潰。而只是在美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注入了史無前例的500億美元的救助基金后，拒付債務才在最后一刻得以避免。

兩個月后的1995年2月，著名的英國巴林銀行因為在衍生交易中遭受損失而宣告破產。

1995年5月，日本金融體系發生“地震”。1995年夏天，美聯儲和日本政府達成了一項秘密協議，規定在日本銀行崩潰將引發國際金融體系的連鎖反應的時候，前者向后者提供5000億美元的緊急救助。這5000億美元是為了防止以下危險：日本銀行在危機中出售它們手中的美國財政債券，導致美國國內的金融恐慌，并有可能引發世界金融體系的崩潰。美日緊急協定的存在很久以后才被新聞界報道。日本銀行體系突然、爆炸性的危機被防止了，但是日本的金融情況仍然一步步地惡化。整個日本銀行的壞賬，估計有10，000~12，000億美元之多。

1995年6月，在西方七國集團的哈里法克斯峰會上，人們討論了世界金融體系可能的系統性危機。會議沒有著手重組金融體系，而是決定繼續“充氣”：通過大幅度降低利息，向金融市場注入大量的通貨。事實上，從1995年夏天以來，各國中央銀行的利率都創了歷史新低。日本的銀行利率甚至降至到了0.5%.

同時，“充氣”政策導致了此后兩年中世界大部分市場股價狂升。在美國和其他一些國家里，股票市場的擴張在大眾中造成了一種盲目樂觀的情緒，刺激了許多家庭將其儲蓄投入到股票和共同基金中，有的人甚至從銀行大筆借貸以投資股市。然而與此同時，許多證據顯示一些消息靈通的投資者，尤其是那些與英國和歐洲大陸寡頭有密切聯系的人，正悄悄地將資金抽出股票和金融證券市場，而代之以在“硬商品”領域投入資本，比如貴重金屬和原料。他們預見到了市場未來的崩潰。

在這期間，“新興市場”，尤其是“東南亞經濟小虎”們卻繼續感染著那種盲目樂觀的情緒。1996年末，拉魯什對此提出了警告，指出了東南亞存在著金融崩潰的危險。他指導其合作者編寫了該地區真實情況的報告并于1997年初發表。它的結論是，東亞經濟小虎的實物經濟非常薄弱，其金融市場正被吹起越來越多的氣泡。報告警告說，墨西哥式的金融危機很可能在東南亞發生。

1997年5月，喬治。索羅斯和其它投機基金向泰銖發起了進攻。6月，拉魯什發出警告，一個“非常大的危機”即將來臨。

1997年夏，盲目樂觀的情緒開始快速破滅。泰銖和印尼盾受到嚴重的投機打擊，大幅貶值。整個8月，亞洲股市持續下滑，紐約股票交易所劇烈動蕩。

9月中下旬，拉魯什的妻子海爾戈。杰普。拉魯什訪問了中國。在向幾個重要經濟機構提交的報告中，她預測了一個極大的經濟危機將在亞洲發生。她特別指出了4點：①墨西哥式的危機將可能同時在幾個亞洲國家發生；②日本銀行危機將進入新階段，由于日本對其它亞洲國家有大量的貸款，這也將造成它們的損失；③在貨幣危機中，大量的投資基金很可能迅速撤離東南亞市場；④投資者為了彌補在市場上的損失，將在別的市場上將財產強行變現。她警告說，這四戈因素相互作用，將導致史無前例的巨大危機，而這個危機很快就會來臨，很可能就在10月。

轉折點九：一個“新布雷頓森林協議”是唯一出路

危機真的在10月爆發了。在10月20日（“黑色星期一”）后的幾天，各地的人們都多少嘗到了一場突發性全球危機的味道。僅僅是由于美聯儲和美國大公司的大規模介入支持了紐約股市，防止了無法控制的恐慌，世界金融市場的連鎖危機才沒發生。但東南亞國家都陷入了貨幣、金融體系、國民經濟相繼破產的“惡性的螺旋”之中。盡管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巨額救助資金，這個螺旋運動卻仍毫無阻遏地進行著。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與此同時，日本銀行體系的危機持續惡化。1997年11月，拓殖銀行和山一證券相繼破產。在同一天，橋本首相宣布了銀行史上最大的救助基金——5000億美元。他說，這項救助的目的在于防止日本銀行的危機導致世界經濟衰退。單危機并未停止。一個無底的“黑洞”呈現在日本銀行界的面前，投進去多少錢也填不滿它。

但亞洲金融危機不僅僅是一場亞洲的危機，而是一個世界危機，只不過其癥狀首先在亞洲爆發而已。我們要記住這一點：日本的泡沫經濟從一開始就是與美國的金融泡沫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不斷地以近乎零利率的信貸支持世界金融市場泡沫的政策也是如此。洪水般的資本涌入創造了大部分東南亞奇跡的新興股票市場并不是一個好兆頭；這意味著金融癌癥的轉移。

中國的情況有所不同。這主要是因為中國政府將大量資本投入到長期實物經濟發展項目上，而且明智地采取了措施防止其國民經濟受到外界金融癌癥的侵害。盡管存在許多問題，中國卻仍是當今世上幾乎唯一的實物經濟真正在增長的國家。考慮到其它國家已失去加以掠奪來支撐泡沫的吸引力，中國肯定會在未來遭受更多的攻擊。既然當全世界都在陷入混亂之時單個國家不可能獨立支持很長時間，中國的美好未來也只有在金融癌癥得到世界性的治療之后才有切實保障。事實很清楚，現有的金融機構，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都不能防止危機以越來越嚴重的方式不斷爆發。在東南亞實行的政策，正在毀掉這些國家的經濟并制造著大規模的社會不穩定。與此同時，金融危機根本沒有被解決，正向著新一輪的爆發發展。

3月18日在華盛頓進行的一次會議上，拉魯什把IMF現在的政策比作一戰后達成的凡爾塞協議，他說：

“今天發生在日本和紐約美聯儲的事情，是一種徹頭徹尾的無理性，同凱恩斯對凡爾塞條約的警告所遇到的一模一樣。我們正回到凡爾塞。新的凡爾塞產品子裁判者是一群被稱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狂人。很多國家的經濟在崩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卻走上前說：”你必須要做的是，停止你的經濟運行以還債。‘這就是他們在韓國、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所說的一切。在這種條件下，沒有任何一國的經濟能夠復原，你找不到能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所建議的并為其他國家所接受的那種金融重組得以成功的基礎。這些建議只是凡爾塞式的無理性，它們在歷史上不斷再現。

在美國，我們正在通過超級通脹的方法在金融市場上吹起一個氣球。大量的印刷鈔票并將其注入杠桿交易盛行的金融市場，結果就導致了股票價格的狂升。這就像一個人掛在氣球上，沒有帶任何氧氣設備卻已升至60，000英尺的高空，并且還在繼續上升。如果氣球不爆的話，他將窒息死亡。這就是我們正在做的事情。“

與此同時，新的危機爆發點正在醞釀，首先是俄國和巴西等地。那里的情況至少將會變得同亞洲金融危機一樣嚴重，到本文發表的時候，重要跡象都已經顯露。

人們越來越認識到，現存的國際金融體系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及其相關組織，已經走到了盡頭。要求進行根本性的改革，建立新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呼聲越來越高。例如。在美國財政部，財政部長魯賓已經發表過傾向于這一點的談話，他說到建立世界金融體系的“新大廈”。日本負責國際事務的副藏相已經直接談論過沿著最初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方向制定新的國際金融協議的必要性。在歐洲，一些金融專家和政治家也談論過這個話題。甚至喬治。索羅斯也撿起了這個思想，試圖歪曲它已適應自己罪惡的目的。

林頓。拉魯什清楚地描畫了一個新的布雷頓森林體系應該是什么樣子的，以及我們必須做些什么來挽救世界金融危機。在3月18日華盛頓的會議上，他說：

“首先，必須承認現在的危機是全球性和系統性的，而非地區性和周期性的。30年來一步一步導致現存的危機的制度化的政策變遷，特別是自1971年8月以來的政策變遷，必須被明確界定，然后徹底地加以清除。這就是說，英美政府自1966年至1967年以來所做出的政策改變，是今日全球系統性危機的根源。我們要么根除在過去30年中廣為流傳并變得制度化的政策變化，要么這個世界在現在的形勢下將無法生存。

第二，現在已經病入膏肓的世界金融和貨幣體系必須被徹底重組，而不能僅僅是加以改革。重組必須由一些關鍵的政府堅決加以實行。這一切必須以重組破產的方式進行，在主權政府而不是國際組織的主持下進行。

所要采取的措施包括：①各國貨幣階段性的固定匯率；②根據需要限制貨幣的可兌換性；③交易控制和資本控制；④建立必要的保護性關稅和貿易管制；⑤禁止建立對貨幣進行金融投機的市場。

第三，以實物而非貨幣的標準來衡量，現在的世界經濟正在以一種負自由能的水平運行。這個水平遠未達到收支相抵之點。現有的凈實物產出水平不足以防止人口和經濟陷入加速實物經濟緊縮之中，最終結果可能是實物經濟的崩潰。

如果這種人均實物產出水平下降的趨勢不被減緩和最終消除，那么不論設計得多好的金融和貨幣體制都無法運行。如果沒有一項能迅速接近和達到可持續的、正自由能比例的實物經濟復興計劃相配套，任何金融、貨幣體系東不可能成功。這意味著一個全球規模的羅斯福新政。“

拉魯什強調，從實物經濟的角度來看，世界經濟復興的關鍵是實施大規模的世界范圍的基礎設施項目。然而。拉魯什提出的關鍵問題是領導問題：世界各國及其政府能否擁有足夠的政治意愿和決心來實行必要的措施？這是留給我們讀者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