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元與福利資本主義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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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如果說全球化已經開始挑戰歐美的福利資本主義，那么歐元的運行和發展則進一步侵蝕了歐洲的福利資本主義。從歷史上看，資本主義的福利國家制度本身的建立與發展就是以國家掌握貨幣主權為前提條件的。歐元區成員國失去了貨幣主權后，也就失去了繼續推行福利資本主義的一個最重要的工具。這對高福利的歐洲國家來說，必將產生巨大的社會調整成本。然而，當代福利國家的制度化已經形成了一個強大的社會機制，如采取過于激進的社會福利改革措施，有可能導致歐洲貨幣聯盟的失敗。

關鍵詞：歐元貨幣主權福利資本主義非相容性

20世紀90年代開始的新一波全球化浪潮促使市場具有全面性的主導力量，改變著國家、資本和勞工三方之間的關系，力量平衡開始向資本一方移動。資本在與國家的談判關系中提高了其迫使國家降低稅收、取消管制和降低成本的討價還價能力；與此相對應的是勞工與資本的抗衡能力削弱。“強資本”與“弱勞工”成為全球化的伴隨物，使歐美的福利資本主義面臨考驗。①歐美國家近年來刮起的減稅風和勞動市場彈性化改革就是明證。

在歐洲一體化的進程中，歐洲民眾也經常擔心隨著一體化的深入發展會出現大幅削減社會福利的現象，導致福利國家的成果難以保持。②歐元七年多來的運行對成員國經濟的影響似乎驗證了人們的這一擔憂。作為歐洲一體化重要成果的貨幣一體化給歐洲福利國家的傳統模式帶來了巨大的沖擊，使得福利制度的改革更加迫在眉睫。

一、歐元區成員國的公共財政緊縮問題對福利制度的壓力

歐洲貨幣聯盟把遵守趨同標準作為加入歐元區的條件，對成員國的公共財政產生了緊縮性的效應，使成員國不得不壓縮財政赤字，削減福利開支。這既對成員國的經濟增長造成了負面的影響，也給各國的福利制度帶來了很大壓力。

自1999年歐元啟動并于2002年完全取代歐元區各成員國的主權貨幣后，各成員國就失去了其獨立的貨幣發行權和控制權，但財政政策仍然屬于各成員國政府的職權范疇。由于貨幣政策由歐洲中央銀行統一制定，一旦各成員國發生內外經濟沖擊，成員國能夠運用的宏觀經濟調整工具就只剩下財政政策了。然而《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和《穩定與增長條約》又對各國的財政事務進行了比較嚴格的限制，以確保歐洲中央銀行統一貨幣政策的效果以及實現歐元區物價穩定的目標。

為什么統一貨幣政策的順利實施必須以實施嚴格的財政紀律為前提條件呢？從歐盟的一些文件來看，主要有出于兩方面的原因。首先，貨幣聯盟成員國的財政赤字有較高的償付風險。③如果一個主權國家政府濫用財政赤字政策而不加節制，會導致其公債發行數量的不斷增加。長期的公債積累必然面臨償付風險的問題。如果公債負擔過重，政府又不愿或無法通過增加稅收來解決，就只好設法賴賬。一般情況，政府更愿意借助間接賴賬的方式來減輕債務負擔，因為直接賴賬會引發政治不穩定。然而當一國加入了貨幣聯盟后，就失去了對貨幣供應量的控制權，也就失去了間接賴賬的手段，于是直接賴賬的可能性就增大了。為了避免一國政府直接賴賬所造成的政治后果，歐洲中央銀行很可能會迫于壓力而對處于困境中的成員國實施救助，即購買該國政府的債券或為該國政府提供貸款，這樣一來歐洲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就會受到成員國財政問題的干擾。

其次，各成員國的財政政策會影響整個貨幣聯盟的利率。如果一國采取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就會增加貨幣需求，在貨幣供應量既定的情況下，貨幣聯盟的市場利率就會趨于攀升。利率上升不僅加重一些財政狀況惡化的成員國政府的債務負擔，而且也對私人投資有擠出效應。這樣，這些成員國就有可能對歐洲中央銀行施加壓力，要求它放松貨幣政策。如此歐洲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又有可能被成員國的財政政策所干擾。④

由于成員國財政政策的上述兩個外在性影響，《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為成員國制定了嚴格的財政規則，《穩定與增長條約》又加強了對成員國財政狀況的監督和對違反財政紀律的成員國的制裁機制。歐元啟動之初，歐元區12國基于這兩個條約作出了財政承諾：年度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不超過3％；政府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不超過60％；各國承諾將在2004年達成財政平衡目標。但是各國對財政紀律的承諾導致了兩個矛盾：第一，各成員國失去貨幣主權后，財政政策成了促進本國經濟增長的唯一的宏觀調控工具，但是各國受到的財政約束又使各國財政政策可操作的空間大大縮小，難以履行促進經濟增長的功能。第二，歐洲大多數國家是高福利國家，高額的社會福利開支使各國的財政預算經常存在超支的傾向，特別是在經濟增長出現衰退的時期，高失業率帶來的失業保障金支付總額的上升還會進一步加重財政負擔；如果要嚴格履行歐元區的財政規則，必然產生削減福利開支的壓力。

進入21世紀以來，歐元區經濟普遍不景氣，失業率居高不下。除了愛爾蘭等極少數國家經濟快速增長外，大多數成員國經濟增長乏力。一些成員國(如德國和葡萄牙)的財政赤字超出了3％的界線，一些國家的政府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大大超出了60％的界線(如意大利、比利時、希臘等)。為此，2002年底歐盟不得不把歐元區成員國達到財政平衡目標的時間由2004年延遲到2006年。經濟狀況的惡化還激起了這些國家的民眾對貨幣一體化的不滿和質疑。這些國家中的一些政府官員也開始懷念起本國原先的主權貨幣了。

高福利國家由于勞動力市場缺乏彈性，因而失業率相對比較高。歐洲主要國家的失業率在整個80年代和90年代幾乎都是平均兩位數，高于北美和日本。如果不改革現有的福利國家制度，歐元區成員國不僅無法解決高失業問題，而且其財政平衡目標也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為擺脫困境，不少成員國已經下決心對醫療保險、養老金、勞動保障等社會福利制度進行一系列改革。

美國的一些學者，如弗蘭克爾(Frankel)、艾肯格林(Eichengreen)、多恩布什(Dornbusch)長期以來一直認為：將來的歐洲要么遵從美國模式，否則勞資間簡單的雇傭或解雇關系，以及松懈的社會保障體系，或者歐洲貨幣聯盟將失敗。也就是說，區域貨幣一體化與歐洲的高福利制度是不相容的。這里面的原因，主要就是統一貨幣的運行所造成的財政緊縮問題對成員國的經濟增長和福利制度造成壓力。從福利國家制度的角度看，筆者認為還有一個更本質的問題，那就是：從歷史上看，資本主義的福利國家制度本身的建立與發展就是以國家掌握貨幣主權為前提條件的。歐元區成員國失去了貨幣主權后，也就失去了繼續推行福利資本主義的一個最重要的工具。

二、國家貨幣主權的歷史演變與福利資本主義的興起

從歷史上看，福利資本主義的興起有兩個前提條件：第一，貨幣從自然的獻禮改變為國家的產物；第二，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推行經濟政策的凱恩斯主義革命。

在16世紀以前，貴金屬(主要是黃金和白銀)是國際貨幣體系的基礎，但各國貨幣和國際貨幣往往是彼此涇渭分明的。國內貿易依靠物物交換或本國貨幣，而國際貿易則借助于貴金屬。作為國際貨幣的貴金屬的價值主要取決于它的供應量，基本上不受個別國家的控制。政治命令不可能創造金錢，只有通過貿易、掠奪或擁有礦山才能獲得金錢。另一方面，各國貨幣通常以非貴金屬為基礎，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的支配。由于這種貨幣限于本國范圍內流通，統治者可能經常使它貶值，以符合自己的利益。

在16—17世紀，隨著西歐對美洲金銀礦藏的發現和掠奪，以及國際貿易的擴大，美洲貴金屬大量輸入歐洲，本國貨幣和國際貨幣在貿易擴大和貨幣流通過程中越來越交錯在一起。最后，黃金和白銀取代了傳統的各國貨幣。政府甚至連以前有限的操縱本國貨幣的能力都喪失殆盡。⑤大衛·休謨所論證的價格-硬幣流通機制，對各國之間的貿易和國際收支產生自動的平衡作用。但是由于國際貨幣供應受到黃金和白銀的產量限制，世界經濟活動經常受到通貨緊縮的壓力。

在18—19世紀，為了解決貴金屬供應不足的問題，各國政府開始發行紙幣，從而廣泛地控制了貨幣供應。這實際上是一場金融革命。至少從理論上說，各國政府可以通過制造紙幣來影響經濟活動水平。⑥這就產生了通貨膨脹的傾向，同時也導致了國內經濟自主與國際經濟穩定之間的沖突。這種沖突成為此后國際貨幣體系中最主要的困境。

1870年—1914年的國際金本位制是試圖解決國內經濟自主與國際經濟穩定之間的沖突的第一個努力。在這個制度下，國內經濟自主服從于國際貨幣穩定這個目標。盡管由于紙幣的供應和信貸的發放都處于各國控制之下，國家總是情不自禁地要利用貨幣供應和信貸以維持價格水平或減少失業，但這種行動受到了各國紙幣價值與黃金掛鉤的固定匯率制的限制。由此導致的匯率穩定，也成為19世紀后期至20世紀初國際貿易和對外投資穩步增長的主要因素之一。現在仍有許多保守人士深深留戀這段“黃金時代”，認為只要恢復金本位制度，就可以消除由貨幣發行過度造成的通貨膨脹猖獗的災難和國際貨幣體系的不穩定。不過這一理想化的看法至少忽略了一個問題，這就是，傳統金本位時代是前福利國家時代，經濟政策的目標是適度的。在這個時代，社會對政府的要求幾乎極低。正如凱恩斯指出的，社會下層人民順從地把他們的命運看成是老天作出的安排。⑦所以，金本位時代是一個社會目標極少的世界。在政府奉行不干預主義、福利國家尚未興起的時代，各國優先考慮的是貨幣穩定。當這些條件伴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現代福利國家的誕生而發生變化時，金本位制就難以為繼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一個重要后果，是世界貨幣體系的民族化。戰爭一爆發，交戰國就迅速采取行動，保護他們的黃金供應，并且同固定匯率制脫鉤，以便自由地動員經濟力量為戰爭服務。金本位制就這樣崩潰了，國內經濟自主戰勝了國際貨幣秩序。正如約瑟夫·熊彼特在戰爭白熱化時期所觀察到的那樣，第一次世界大戰改變了經濟現實。為了進行戰爭，各國政府都不得不調動它經濟中的全部流動資金。在凱恩斯的《通論》發表之前很久，熊彼特就已預見到，由于經濟“貨幣化”，貨幣要素——赤字、利率、信貸、稅收將成為經濟活動和資源配置的決定性因素，國家通過后來所謂的宏觀經濟(財政和貨幣)政策，可以駕馭本國經濟，為其政治和社會目標服務，從而把19世紀的自由放任市場撇在一邊。⑧

凱恩斯主義者認為，國際金本位制的崩潰以及國家取得對本國貨幣的完全控制，為消滅市場弊端(例如失業、衰退和貧富兩極分化)提供了機會。通過控制貨幣供應量，就可以實現社會公正和沒有失業的經濟發展。20世紀40年代以后，凱恩斯主義逐步成為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政策指南。1946年，美國通過的《就業法》最先以法令形式把凱恩斯主義的原則體現在國家對經濟生活進行調節的實際行動中。此后，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都不同程度地把凱恩斯主義作為制定和推行國家對內對外經濟政策的理論依據，企圖借助國家的宏觀經濟政策來實現充分就業、長期經濟增長、收入均等化等經濟目標。從40年代后半期到60年代中期，以凱恩斯主義為依據的各種經濟政策在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生活中的作用大大增強了，資本主義朝福利化方向發展。

與自由資本主義相比，福利資本主義國家承擔了保障其公民社會權利的義務。這些社會權利主要包括：1)基本的收入保障；2)對疫病、年老、失業等風險的保障；3)提供公共財富，包括基礎設施、可持續的經濟增長等。狹義的福利政策通常只包括對第一、第二條社會權利的保障，這與國際勞工組織的最低標準相關。它強調國家的再分配政策，其目的是在公正的意義上對來自市場的收入進行調節。而在廣義上，國家積極的經濟政策也被看作是福利國家的政策，其目標是實現充分就業和國民收入的增長。

如果主要按照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同來描述福利國家的不同特征，那么可以把西方的福利國家制度分為三種：自由主義福利國家，社會民主主義福利國家，保守主義福利國家。⑨其中第一種自由主義福利國家以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這些盎格魯撒克遜國家為代表，其特征是市場化和商品化的自由主義原則仍占上風，其給付對象主要是那些最貧困的階層。第二種社會民主主義福利國家以瑞典和挪威等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為代表，是一種比較全面的公民照顧制度。第三種保守主義福利國家，包括德國、法國、奧地利和意大利等歐洲大部分國家，其突出特點是合作主義(Corporatism)機制幾乎取代市場而成為經濟資源配置的主要制度安排。

從工人運動的角度來說，現代福利資本主義國家的出現，被認為是長期工人運動和斗爭的重要結果之一。丹麥學者考斯塔·艾斯平—安德森認為，與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相伴而生的勞動力商品化的境地導致了以“非商品化”為主旨的工人運動政策，其目標是使工人的福利從現金交易關系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從結果來看，“非商品化”的運動增強了勞動者的力量，削弱了雇主的絕對權威，從而促進了福利資本主義的誕生。⑩

然而，非商品化福利國家的出現，主要是二戰后的事情，它是以國家控制貨幣供應和經濟事務的能力的獲得，以及凱恩斯主義的經濟管理方法在資本主義世界的盛行作為條件的。從根本上說，當代福利資本主義與國家經濟主權的完整性是共生的、不可分割的。如果沒有紙幣、信貸和中央銀行的出現所賦予國家的控制貨幣供應和經濟事務的巨大權力，也就不可能有凱恩斯主義的經濟管理方法和現代福利國家的產生和發展。

三、世界貨幣體系的混亂與歐洲貨幣一體化的努力

正如熊彼特所預見到的那樣，國家對貨幣供應的控制，既賦予國家一種為了經濟增長和充分就業而干預和引導國內經濟的前所未有的能力，也鼓勵了國家采取種種造成通貨膨脹和破壞國際匯率穩定的政策。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為了恢復國際經濟體系和建立穩定的貨幣秩序，1922年的熱那亞會議建立了國際金匯兌本位。但是這個制度僅僅存在了幾年，它的崩潰是30年代大蕭條加速到來的一個重要因素。熱那亞體系崩潰的原因很多，例如英國對國際秩序領導權的瓦解，而美國尚未承擔領導責任。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許多政府利用新獲得的對貨幣杠桿的控制權，開始對諸如經濟穩定和充分就業之類國內福利目標比對穩定的國際貨幣秩序更加高度重視。另外，法西斯主義、納粹主義等意識形態，對國內自主比對國際主義更加珍視。在沒有霸主領導的局面中，非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勝利以及各國民族利益的差異，導致了自由世界經濟的垮臺。(11)世界經濟進入史無前例的經濟戰時代，各國貨幣競相貶值，動蕩不穩，因為每一個經濟集團都想以犧牲別人利益為代價，解決它自己的國際收支和就業問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在美國的領導下，國際社會試圖再次尋求在國內經濟自主與國際經濟穩定之間達成妥協，以避免30年代“以鄰為壑”政策和經濟無政府狀態的復萌。1944年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固定匯率制度一直維持到70年代初期。該制度實際上是介于19世紀末的金本位制與20世紀30年代貨幣無政府狀態之間的折衷辦法。然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根本缺陷，在于它是以一個主權國家的貨幣，即美元，作為國際貨幣體系的基礎。這就產生了清償能力與信心問題之間的矛盾，即所謂的“特里芬困境”。到20世紀60年代末，由于越南戰爭的逐步升級以及約翰遜政府所推行的“偉大社會計劃”所共同造成的通貨膨脹，使得“特里芬困境”問題變得十分尖銳，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固定匯率制度最終成為美國輕率的宏觀政策、高通貨膨脹和國際資本流動日益自由化的犧牲品。(12)

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之際，歐洲經濟共同體有關國家為了減少世界貨幣金融不穩定對區內經濟的不利影響，于1972年開始實行貨幣匯率的聯合浮動，即參與國貨幣相互之間保持可調整的釘住匯率，對美元則實行集體浮動匯率。1973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西歐各國貨幣匯率與美元脫鉤，但歐共體內部繼續維持比較穩定的匯率，其意圖在于抵制匯率波動的不利影響，促進區域內商品和資本的流動。

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國際金融市場日益一體化又大大增加了匯率的不穩定性，特別是美元和其它主要貨幣之間匯率的多變性。對此經濟學家提出了許多建議，希望改變當前的匯率不穩定狀態，恢復以規則或主要經濟大國合作為基礎的體系。但由于缺乏令各方滿意的解決方法，加上對反復無常的美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大失所望，所以西歐國家在70年代末就開始謀求建立歐洲貨幣體系及最終的貨幣一體化。經過長達20多年的努力，歐洲貨幣體系從內部固定匯率制度最終發展到統一的貨幣。

在西歐許多領導人看來，歐元不僅可以減少成員國之間的匯率風險，以及能夠促使成員國通貨膨脹率下降，而且還將大大增強他們與美國人進行國際經濟談判時的政治地位。歐元可以消除幾乎自動為美國國際收支赤字融資的現象，限制美國為執行獨立的經濟政策和外交政策而擁有的相當大的金融自由。此外，歐元的成功還可以削弱日本想讓日元作為國際貨幣發揮更大作用的野心。(13)

然而區域貨幣一體化在經濟上的主要缺點是成員國喪失了宏觀經濟政策的獨立性，而后者是當代福利國家制度賴以產生和發展的基礎。這對高福利的歐洲國家來說，必將產生巨大的社會調整成本。

四、歐洲貨幣一體化與福利國家制度的非相容性

歐元的運行對于其成員國經濟主權的影響，類似于16、17世紀貴金屬取代了各國貨幣的時代。主權國家政府徹底失去了操縱本國貨幣的能力，無法再通過控制貨幣供應量來影響經濟活動水平。歐元區成員國政府對經濟的控制權力實際上比金本位時代還要小。因為在金本位時代，紙幣的供應和信貸的發放畢竟都還處于各國控制之下，只不過受到了與黃金掛鉤的固定匯率制的限制。如前所述，不論是16—17世紀的貴金屬時代還是1870年-1914年的金本位時代，都屬于前福利國家時代，社會目標極少，福利國家尚未興起。而歐元卻誕生于福利水平高度發展的歐洲國家。歐元區成員國貨幣主權的喪失和財政政策的嚴重受限，使它們幾乎失去了繼續為福利制度進行融資的所有工具。《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確定的貨幣聯盟趨同標準實際上是對所有參加國的福利制度的一場大圍剿，它迫使各國削減社會開支，其結果是使各國無力推行獨立的凱恩斯主義政策，無法支持傳統的福利措施。(14)

事實上，歐洲的新古典經濟學家以及政治家甚至把歐元的到來看作一個良好的契機，認為它可以加速那些阻礙市場競爭和生產效率的社會框架的松動。(15)歐洲貨幣聯盟把趨同標準作為參加歐元區的條件，對于各國政府來說，恰恰等于把對養老金和其它社會保障標準的削減要求合法化。然而，正如艾斯平—安德森所說，當代福利國家并非只是工業發展過程中的被動產物，它的制度化已經形成了一個強大的社會機制。(16)歐元的到來對社會變革因素的過度催化也可能進一步增加社會壓力，動搖社會發展的信心根基。

今年初法國政府推出的一項名為《首次雇用合同》的勞工法案，(17)遭到了工會組織的強烈批評和抗議，引發了大規模的抗議風潮。去年，德國政府出臺的社會福利改革措施也遭到成千上萬人的抗議。福利制度改革考驗著歐洲政治家們的智慧，他們需要在改革力度和民眾的承受能力之間以及市場化和社會公平之間艱難地尋求平衡。在新的貨幣環境中，改良的福利政策仍要保障社會秩序的安寧，要使各國人民在競爭中能夠繼續保留生存的權利，盡可能減少社會體制調整的摩擦力。假如采取過于激進的社會改革措施，很有可能導致貨幣聯盟的最終解體。

已有一些學者指出，必須從結構上解決經濟一體化與社會一體化的不均衡發展，實行福利國家模式的超國家化。如果不把經濟政策方面的職權集中起來，歐洲貨幣聯盟就不會成功。(18)從長期來看，歐元區似乎只有采用聯邦式的財政體制，才能成為一個比較穩定的單一貨幣區，同時為拯救和改良歐洲的福利資本主義做出貢獻。事實上歐盟國家領導人也確實想建立一個與歐洲中央銀行相對應的政治機構。目前歐盟財長理事會的主要任務就是進一步協調歐元區各國的經濟政策。但迄今為止成員國之間加強財政預算和稅收政策協調的努力并沒有取得多大的成果。去年的歐盟憲法危機也證明了往聯邦制方向努力的艱難性。而且，目前歐盟的財政預算規模仍然很小，(19)遠不足以執行現代福利國家意義上的再分配措施。迄今為止歐盟委員會和歐洲議會試圖擴大歐盟財政預算規模的所有努力都被各成員國否決。所以，只要歐洲聯盟還不是一個政治的共同體，福利國家模式的歐洲化就很難實現。

歐元的到來究竟是促進歐洲社會變革的積極因素，還是會阻礙歐洲社會發展的進程，現在還無法蓋棺定論。從目前來看，它為充滿矛盾的歐洲社會帶來了更多的沖突，并使政治家們進退維谷，這是毫無疑問的一個事實。

注釋：

①鄭秉文：“全球化對歐洲合作主義福利國家的挑戰”，《世界經濟》2002年第5期。

②[德]貝亞特·科勒-科赫等著、顧俊禮等譯：《歐洲一體化與歐盟治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193頁。

③D.Begg,J.VonHagen,C.Wyplosz,K.F.Zimmermann,EMU,ProspectsandChallengefortheEuro,CEPR,CES,MSH,1998,pp.72-75.

④DanielGrosandNeilThygesen,EuropeanMonetaryIntegration,2ndedition,Longman,1998,p.321.

⑤CarloM.Cipolla,Money,Prices,andCivilizationintheMediterraneanWorld,FifthtoSeventeenthCentury,Princeton:PublishedfortheUniversityofCincinnatiPressby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56.

⑥JohnHicks,ATheoryofEconomicHistory,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69.

⑦JohnMaynardKeynes,TheEconomicConsequencesofthePeace,London:Macmillan,1919.

⑧RobertGilpin,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7.

⑨GostaEsping-Andersen,TheThreeWorldsofWelfareCapitalism,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0.

⑩同上。

(11)RobertGilpin,ThePoliticalEconomyofInternationalRelations,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7.

(12)RobertGilpin,GlobalPoliticalEconomy:UnderstandingtheInternationalEconomicOrder,PrincetonUniversityPress,2001.

(13)同上。

(14)BrigitteH.Schulz,"Globalization,Unification,andtheGermanWelfareState,"InternationalSocialScienceJournal(Englishedition),Paris:Mar.2000.Vol.52.

(15)WilhelmNolling,MonetaryPolicyinEuropeafterMaastricht,NewYork:St.Martin''''sPress,1993.

(16)GostaEsping-Andersen,TheThreeWorldsofWelfareCapitalism,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0.

(17)該法案規定，法國20人以上規模的企業在與26歲以下青年人簽訂雇用合同后，最初兩年內可隨意將其解雇而無需說明原因。出臺這個法案的初衷是鼓勵企業大膽雇用年輕人，改革過于僵化的勞工體制，緩解青年失業率高這一法國社會的頑癥。

(18)[德]貝亞特·科勒-科赫等著，顧俊禮等譯：《歐洲一體化與歐盟治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196-200頁。

(19)根據歐盟委員會(2000)公布的資料，歐盟的財政預算低于所有成員國全部財政預算的2.5％，僅稍稍高于所有成員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