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化的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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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劉小玄《國有企業民營化的均衡模型》一文主張國企盡快私有化，認為其原因在于市場競爭的要求和選擇，設計了一個兼顧四方利益的“均衡模型”。但其模型并非均衡，強調的重點是突出收購者的利益，政府出售國企不必“糾纏”價格，實際上等于賤價出賣或一送了之，形成4種不均衡。大量的實際材料證明，MBO已經出現了不少嚴重問題。如果取消了國企的主導地位，實現私有化，那就一定是災難性的“非均衡模型”。我們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應當鼓勵更多的優秀企業家為改善國企經營管理服務，而不能去充當私有化的主角。

關鍵詞：私有化；國有資產流失；國有企業主導作用

實現私有化，還是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國有企業“實行一種普遍的民營化模式”，還是增強主導地位？這是一個重大問題。最近獲孫冶方經濟科學優秀論文獎的《國有企業民營化的均衡模型》一文提出“實行一種普遍民營化模式”，文章特意加了一個注釋，明確告訴讀者的：“關于民營化的概念有各種提法，有的稱為‘私有化’，有的稱為‘民有化’，其實質都一樣。本文采用民營化的提法是為了與目前大家約定俗成的用法相一致。民營化是個較廣泛的范疇，在本文它特指的是某一種方式的民營化，即主要由經營者購買企業控制權或所有權的方式。它與通常的MBO方式類似，不過在這里，它與上市公司的MBO是不同的。”它全篇不提社會主義，針對的是包括大型企業在內的“普遍”的國有企業（沒有一處講到僅適用于部分國企的），而且一個“化”字也就表明徹頭徹尾徹里徹外之意（與部分地發展私有經濟及其參與國有企業改革概念不同）。這也是對有些人宣揚的“產權改革”做了畫龍點睛的說明。其結尾強調：讓這個“模型”能形成政策依據，用以“規范和指導實踐”。仔細閱讀，該文的精髓就是給出一個理想化的“合理的”全面私有化“模型”，然而它的真實內涵又是那么不“均衡”，所以我們對全面私有化稱之為災難性非均衡模型。下面就按照其自身的邏輯做一些分析，以供商榷，然后提出應當改弦的希望（請讀者耐心，為吃準原意，不得不多引原文）。

實際不存在的錯誤前提

為什么要私有化？為什么現在是私有化“最佳時期”？該文的邏輯有三個前提。

前提之一：“普遍的民營模式”即私有化“反映了公平市場競爭的要求”。“在這個市場上，競爭這個裁判，不管是公有的和私有的都納入到一個框架中，大量的企業不得不受競爭的驅使，不同程度、逐步地收斂于最適合于市場競爭的所有權要求。”這就是說，市場經濟天然要求私有制，唯有私有企業才能反映“生產力要素要求擺脫某種舊有桎梏，獲得更大發展空間的愿望”。它特別注明所有權是經濟范疇，即所有制，“企業所有權是指剩余索取權或剩余控制權”，實際指的是“企業家”自己的剩余索取權。

我們必須從經濟規律上回答：市場經濟是不是一定要以全部私有制為基礎呢？或者說私有制是不是市場經濟的唯一基礎？實際并非如此。對于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公有制，西方很多學者曾經斷言：二者好像油和水一樣不能融合。市場經濟的唯一基礎只能是私有制。但這是個偽證。早在原始社會末期商品產生時就存在兩種交換關系，一種是兩個氏族或兩個部落之間的交換，一種是個人之間的交換。后來，私有制占居了主導地位。即使那樣，在各個社會形態中仍然存在著或多或少形式多樣的某些“公有”、“共有”、國家所有制之間的交換；在發達市場經濟中股份制企業也不同于一般“私人生產”，而是一種“社會資本”；現代許多國家還有為數可觀的國有企業。可見，市場經濟下并非都是純粹私有制形式之間的交換。既然市場是交換關系的總和，那為什么公有企業（或公有制經濟為主體的企業）不能成為交換的主體之一而參與競爭呢？鄧小平并不是按照西方經濟學的假定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的，他認為這里“是全民所有制之間的關系，當然也有同集體所有制之間的關系，也有同外國資本主義之間的關系，但歸根到底是社會主義的，是社會主義社會的。”。按照他的看法，從改革開放起我們就開始轉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了，而這26年中GDP年均9.4%的高速增長，這怎么能說只有私有制才能搞市場經濟呢？怎么能說國有制一定要在市場競爭中被淘汰呢？

在理論上可以作這樣的判斷：市場作為交換關系的總體，它所選擇的是商品的質量和價格，而不管生產經營企業的所有制性質。因此，公平市場競爭并非一定要求國有經濟退出。這個前提是不能成立的。

前提之二：“從理論上講，市場競爭導致國有企業收益普遍下降和風險增加的結果，使得政府作為所有者最希望退出競爭領域。”“在競爭領域或市場，國有企業的財務利潤基本上是圍繞著零而波動。因此，所有者（指國家——引者）無利可圖甚至是負支出，理性的反映是退出該領域”，“唯一的方式就是寄托于企業的民營改制”。就是說，國有企業在市場上“普遍”沒有效率（近于零或負數），已經走到山窮水盡的絕境，不得不改，所以“選擇最優退出時機是極其重要的”，晚改不如早改，慢改不如快改。

事實真的是“國有企業財務利潤基本上是圍繞著零而波動”的嗎？請看表明國企效率的事實：

（1）國務院研究室課題組提供的數據是：我國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資產總額2004年末比1997年增長71．9％，達到10．16萬億元；實現利潤增長11．4倍，達到5312億元。國有經濟對國家財政的貢獻率仍然達50％左右。在關系國民經濟命脈和國家安全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的銷售收入仍占優勢比重，在軍工、石油、電力、民航、電信等行業占90％以上，在鐵路、煤炭等行業占80％以上。其中屬于競爭領域行業的占25%上下。

（2）國務院國資委提供的數據，1998年到2003年，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戶數從23．8萬戶減少到15萬戶，減少了40％，年均減少63%；實現利潤從213．7億元提高到4951．2億元，增長了22．2倍，年均增長85.9%；國有企業資產總額從14．9萬億元增加到19．7萬億元，增長1.32倍，年均增長5.8%；國有企業凈資產從5．21萬億元增加到8．36萬億元,增長1.61倍，年均增長10.1％。1998年到2004年，我國進入世界500強的企業由3家增加到18家，其中內地的17家企業全部是國有企業，包括競爭領域的。

（3）國有中小企業1995年到2003年由24．5萬戶下降到14．7萬戶，減少了9．8萬戶；實現利潤由22．8億元提高到1968．2億元，增長了85．3倍，年均增長89%。這基本上都屬于競爭領域。

（4）據財政部日前完成的財務會計決算統計，2004年全國包括競爭行業在內的13.6萬戶國有企業共實現主營業務收入12.1萬億元，比上年增長20.5%；實現利潤總額7368.8億元，比上年增長54.5%，高于整個工業利潤增長總水平。在對國家財政貢獻方面，國有企業實際上交稅金總額10086.1億元，比上年增長28.2%，占當年國家財政收入的38.3%。在上述數據中，中央直管企業集團實現利潤4673.1億元，占全部國有企業的63.4%，稅金4594.2億元，占當年財政收入的17.4%。這是我國國有企業經濟效益再創的歷史最高水平，表明國有企業盈利能力進一步增強，國有企業平均凈資產利潤率為9.6%，較上年提高2.9個百分點。

可見，所謂國有企業財務利潤圍繞零波動是不真實的，根本不存在。至于周期性波動，是任何國家都存在的，例如西方國家每年就有5—10%的企業倒閉，波谷可高達30—40%；我國私有企業每年倒閉者也不比國有企業少。在理論上可以做這樣的判斷：能否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獲取高效率，并不取決于所有制性質，而在于它的經營機制和管理方式。只要堅持改革，國有企業會煥發更大的勃勃生機。我們并不否認現存的矛盾和問題，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但決不是效率極其低下、已經走投無路。這個前提也不能成立。

前提之三：中國國有企業表現為“半自發特征的民營改革，這是中國漸進性改革的企業基礎，也是形成中國市場化和民營化轉軌過程中的典型特征”。說得明白一點，就是由客觀“發展趨勢”推動中國正在被迫走漸進式“潛移默化”的私有化之路，而且要趕快私有化，等到“變成了完全的空殼”就錯過時機。

這個前提存在嗎？實際是存在的不是“半自發”，倒是兩種不同的“自覺”。一種是自覺地根據社會主義自我完善的要求進行正確改革，包括中央明確提出的“抓大放小”，采取多種形式改革，“有進有退，進而有為，退而有序”。這個過程都是由政府為主導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分步驟進行的。比如中小型企業退出40%以上，同時又組建許多大型企業集團，培育參與國際市場競爭的“航母”。多數地方也不是急于甩包袱、一賣了之，象山西沁源縣就采取“小賣、中股、大集團”的方式（小型賣了，中型的股份制改革，較大一點的組建集團），有序行進。再一種“自覺”，是自覺地打著改革的旗號進行權錢交易、官商勾結，變賣國家資產。如有些地方的國有資產嚴重流失。不過中央是清醒的，一直在糾正。主流既不走“休克療法”式的私有化之路，也不走漸進式的私有化之路，而是堅持完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經濟制度，堅持黨的十六大提出的兩個“毫不動搖”。這兩種“自覺”都不是什么“半自發式”的私有化改革。總體上，我們的國有企業改革主流是遵循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軌道進行的。可見，這三個前提是作者的一種主觀假設，實際并不存在。那么，根據這些前提所做的邏輯推理自然是不能成立的。中國堅持的是社會主義道路，沒有搞什么私有化。正如同志所提出的：“有的在經濟上宣揚私有化，主張取消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按勞分配為主的原則……這些言論和觀點，不論是哪個方面來的，都是錯誤的。”

“核心”是向收購者利益傾斜的非“均衡模型”

對于如何實行國有企業私有化，該文設計了一堆模型，名義是實現政府、企業家、職工、銀行四方利益的“均衡模型”。但仔細推敲一下，至少有4個非均衡。（1）收購者與國家不均衡。作者在內容提要中說得十分肯切：“模型的核心是企業家的最優目標函數，這是關系到企業能否成敗的關鍵。”文中多次強調企業家利益的最大化，選擇一種付出代價小而收獲又較大的機會。“民營化模型的本質就在于，它需要通過企業所有權的變革，來改善激勵機制，從而促進人力資本大大增加。改制所確立的剩余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能夠決定人力資本的預期投入，控制權和索取權越大，人力資本投入可能越多，可能得到的收益也越大，”“最終決定經營者能否從民營化改制中獲得更多的利益。”“人力資本的投入必須與其投入的回報收益相等。”這些話是說把國有企業賣給擁有“人力資本”的企業家主要靠給他們更多的利益，讓他們付出的成本越小、收益越大就越有吸引力。因此，在化公為私時就不要“糾纏于國有企業交易價格問題”，只要“有效率”，可以貶值出售，最好是白送。這就使政府大賠錢，私人多賺錢，當然不是利益均衡。（2）既然國有資產出售不要“糾纏價格”，那銀行的債權也就泡湯，出現銀行與收購者非均衡。（3）講效率不講職工對效率的分配，講“人力資本”收益不講勞動投入的收益，大頭當然歸業主，蛋糕做大了卻分配不公，與職工利益非均衡，進而妨礙職工發揮積極性。（4）只講經濟效率，不講人與自然的和諧，必然為追求自己的效率而破壞自然資源和自然環境的效率，這又是一個非均衡。

這樣最大的得利者是誰呢？文中提出：“識別企業家的最簡單方式就是根據企業效率，能夠在過去持續創造較好效益的經營者不管是國有和民營，內部和外部，大都能成為未來成功的企業家”。外部當然是私企老板，內部就是管理層，即“主要是由經營者購買企業控制權或所有權的方式”MBO（請注意，國外也并不把MBO作為一種普遍形式，適用范圍很小）。簡單說，就是把國有企業廉價賣給、送給私人或管理層化公為私。這一論述中多處是自相矛盾的。如說國有企業中“過去持續創造較好效益的經營者”，既然能經營好一個企業，為什么一定非賣掉不可？可見，該文認定不管原國有企業經營得好壞都應無條件地私有化。還說這些內外的買者大都能成為“未來成功”的企業家，原來是說：這種“成功的企業家”還是個未來時、未知數，本身便帶有不確定性，能靠得住嗎？可見，不管要國有資產者是不是真正的企業家都可以給他。還有，強調收益回報與人力資本投入相等，用什么標準衡量，下面的案例中我們可以看到僅付出極少的成本，一下子能得到幾十倍、上百倍的回報，能算做二者相等嗎？非法詐騙投機、掠奪公財能算“人力資本”嗎？私有企業中就沒有剝削成分？可以下這樣的斷言：那些短期內以幾何級數暴富者，都不會是正當經營的。下面看一看事實怎樣驗證該模型的非“均衡”性的。

這就是上面所說的第二種“自覺”造成的國有資產流失。十幾年來特別是近六、七年，國有企業的數量減少了近50%，其中中小企業減少40%多，其中有資產重組的，有破產的，有賣掉的。大體上算，因貶值、送出的資產近2萬億元，約占總資產的1/5，相當于2004年GDP的近1/6。其中，包括欠銀行的債務，有的在等待呆壞賬處理，有的尚在掛賬。在出售國有企業中，能夠收回的最多占流失的30%。這些流失的資產是否都是無效資產（如陳舊的設備等）？不是，除近一半固定資產還可利用外，最有價值的是20萬戶企業占有的土地約300多萬畝，每畝經營房地產的收益以50萬元計算，即達1.5萬多億元。許多私商、外商和內控人購買企業后并非都繼續經營企業，有很多是去圈地和炒作房地產追求更大的暴富了。可見，國有資產低成本向少數人手中迅速轉移，并非都是發展先進生產力、追求企業的高效率。

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李榮融撰文指出，國有資產流失的主要表現：其一，轉讓國有產權沒有完全進入市場。過去，不少企業轉讓國有產權采取一對一協商方式，不公開、不透明、不進場、不競價，難以發現國有產權的市場價格，很難判斷國有資產是保值增值還是貶值流失，少數不法分子乘機暗箱操作、收受賄賂、低估賤賣國有資產。進場與不進場、競價與不競價，結果大不一樣。如云南省下關茶廠2003年擬以3000萬元的資產評估價協議轉讓國有產權，而對方不接受，2004年進入產權交易中心拍賣，成交價達8100萬元。

其二，國有產權向管理層轉讓問題突出。一些企業在制定改制方案、選擇審計和資產評估中介機構、確定轉讓價格等重大事項中，經營者處于主導地位，自賣自買，防止國有資產流失缺乏保障；有的以擬收購的國有產權或國有企業實物資產作為其融資的擔保，既侵犯了國有資產的權益，又將風險轉嫁給了金融機構和被收購的企業；有的經營者人為造成企業經營業績下滑，甚至利用不法手段虛構虛增成本和債務，轉移隱藏資產，侵吞國有資產。

其三，內外勾結，低價販賣國有資產。如西南某市一家價值5000萬元的國有企業改制，被中介機構低估為400萬元，最后以200萬元就出售了。經該市有關部門查處，原企業負責人與當地政府兩個部門的個別領導人及中介機構內外勾結，侵吞國有資產，其個人在改制后的企業中占80%的股份。

其四，把職工經濟補償金等費用從轉讓國有凈資產的價款中預先扣除，壓低了產權轉讓價格。扣除的職工經濟補償金等費用或對應價值的資產并不立即付給或明確給職工，而是通過采取一些不規范的操作方式，把這些凈資產留給受讓方無償占用。

我們還可以再舉幾個突出個案：

A.由顧雛軍經營的格林柯爾集團，曾被包括該文作者在內的學者標榜為中國改革的標桿。他從一個不知名的小老板（有一定的技術）短短4年時間收購7家有名企業，暴發到擁有高達數十億元的資產。他的辦法不是經營實業和資本，而是空手套白狼。按照郎咸平的說法，科龍收購前連續兩年高達8.3億元和15.6億元的巨額虧損，實質是利用不當的壞賬計提方式“洗個大澡”，而其后的盈利則是將前期計提資金回轉后帶來的“虛假利潤”。2005年果然露餡，暴出巨額虧損，遂即被拘捕。這可算做私有化的一個“奇跡”吧，但對國家、對市場、對生產力發展、對職工生活水平提高、對于國家銀行有何益處？能算做資源的優化配置和利益均衡嗎？

B.最近發生特大礦難、死亡123人的廣東興寧煤礦就是國有企業轉賣后的民營企業，曾作為廣東轉制的一個樣板。通過官商勾結，礦主以不到“效率”（實產）1/20的價錢買下了這個礦，連續6年無證開采，獲暴利上10億元。表面似乎照顧各方利益，實際上以犧牲其他三方利益為代價堆起了私人財富，戕害勞動者的性命。

C.以產煤著稱的山西沁水縣“三礦（煤）一站（煤炭集運站）”改制，5億元的國有資產只賣了1250萬元，相當于原資產的1/40，而且沒有到位。這可都是有效資產，礦主大發其財，3年共實現利潤6億元。

D.四川漢源縣的“官商利益共同體”，首先通過賄賂建立利益同盟，再以公權掠奪社會財富，最后以財謀官，進一步維護不法利益。短短幾年中，這個利益共同體就控制了全縣冶金、化工、水電、建筑、采礦等支柱行業，其操控的企業注冊資本達到2億多元，占漢源縣國有資本法人企業注冊資本金的76.92%和私營有限公司注冊資本金的64.30%。當地群眾說：“這還是共產黨領導的天下嗎？”

E.據《經濟日報》報道，河南長葛市發電廠（以下簡稱“發電廠”）廠長梁佰嶺，在企業改制中暗箱操作，“將價值1.2億元的國有企業以1500萬元買下”。據了解，發電廠改制的過程中，評估機構是由企業直接委托的，梁佰嶺等企業管理人員至少參與了改制項目申報、改制方案的制定、資產申報等重大事項。更讓人不解的是，發電廠的產權轉讓沒有進入產權交易市場，也沒有公開信息、競價轉讓。

事實勝于雄辯，所謂通過國有企業民營化達到利益均衡完全是一種神話：國家損失了資產和礦產，銀行的呆壞賬更無著落，職工又得不到安置，有的變為私企后雇工后工資更低，唯一得大利而暴富的是收購者，包括外部的一些私營老板、內部的管理層，加上一些從事錢權交易的贓官。這種理論上突出老板利益的“均衡模型”正是事實上的非均衡分配。該模型不過是為這種化公為私的行為制造理論根據罷了。當然，國有中小企業拍賣、改制后，也確實有搞得好的，但為數不多，其條件一般都是比較規范，與該文“突出”收購者利益的均衡模型不是一個概念。

國有企業私有化導出更大范圍的“非均衡模型”

該文的結尾說：“我們的最優民營化模型來自對大量實踐經驗的總結，它立足于經濟轉軌過程，是對現實經濟進行合理和高度的抽象的結果，并要起到積極良好的糾偏作用”。我們真的不知道該文來自什么樣的實踐經驗總結？它要“糾”的是不是國企私有化太慢的“偏”（切勿“耽誤了最佳退出時機”）？列寧說過：：“社會生活現象極其復雜，隨時都可以找到任何數量的例子或個別的材料來證實任何一個論點”，要使統計數據“成為真正的基礎，就必須毫無例外的掌握與所研究的問題有關的全部事實，而不是抽出個別的事實”。我們除上面舉出的事例外，還要放在微觀與宏觀的結合上更全面地看一看歷史實踐。

其一，拉美多國私有化的“成果”：國有經濟基本上“化”掉了，市場實現了自由化，國外資本放開了，但經濟卻大幅度下滑。20世紀90年代GDP年均增幅降到1%，物價上漲幾十倍，外債超過了GDP總量，出現金融危機和社會動亂，最突出的是阿根廷。這是一個“非均衡”的實證其二，俄羅斯和東歐一些國家國有企業的私有化，不但丟了社會主義大業，而且10年經濟總量下降了一半多，物價上升上萬倍，產生一批暴發戶，普通民眾陷入貧困，至今還在恢復中；有的國家銀行被外資控制，成了新的附屬國。它們的經濟過程不是用什么數學模型能證明的，事實卻成為最突出的利益非均衡狀態。而現在的俄國有人已經開始反悔，正在設法將現行的關鍵企業收歸國有。大概該文不是在“糾”這個歷史大“偏”吧？

其三，我國發展私有經濟（屬于數的變化，不可與私有化劃等號）既有成效，也付出巨大成本。從現實的生產力水平出發，私營企業對整個經濟發展做出了很大貢獻，尤其在就業方面相當顯著（近50%），涌現了一大批好企業（特別是高科技企業）和優秀企業家。由于其機制靈活，在不少方面顯現了高效益。今后我們還應繼續發展非公有企業。與此同時，也要加以提高，按照憲法要求加強監管和管理，在發揮它的正面作用的時候也不可忽視它的負面效應。比如，不少私營企業的高效益是從以下幾個方面獲取的：（1）偷逃稅收，從稅負水平看表面上是“一視同仁”，實際上僅承擔國企稅負的1/4到1/10，手段非常之多，估計十幾年來偷漏稅2萬多億元；（2）壓低職工的工資和降低勞保、安全條件，主要雇傭大批廉價農村勞動力，還經常拖欠工資，有的企業連起碼的安全、勞保設施都沒有，有的剩余價值率達到200%，國企轉制后大量職工生活無著落。人們關注的收入分配不公，主要表現為私營企業與弱勢群體的收入差距，平均相差25倍，高者達幾千倍；（3）損害消費者利益，制造假冒偽劣產品、肆意偷工減料、短斤少兩，特別是藥品、食品已經成為一大公害，每年造成浪費和危害近萬億元；（4）破壞自然資源和自然環境，煤礦、鐵礦、金礦、鉬礦、鎢礦等重要的不可再生資源受到嚴重破壞和環境污染代價，估計約相當于GDP的5%上下，屢發的礦難實在令人痛心；（5）通過官商勾結，借各種機會蠶食、吞占國有資產，以“拾破爛”的價錢收購、搜羅國有資產和對銀行賴賬，估計國有資產的流失在2萬億元以上（包括管理層收購和“持大股”），一夜暴富者比比皆是；（6）以詐騙行為大發橫財，僅地下私人錢莊的洗錢數額就占GDP的2%左右，約2500億元。現在調節收入差距過大的稅收低效問題（如不納個人所得稅），主要來自于一些私營企業。有些國有企業被經營者低價收購后經營狀況并未改善，反而成為少數人炒賣土地發大財的契機。因此，算總賬，發展私營企業既產生了很大的正面效應，又付出了不少的經濟成本、社會成本和自然成本。這是不可辯駁的事實，是部分的非均衡狀態。

其四，更大的問題是如果我國失去了國有企業（該文所說的實際上是全部國有企業私有化），那就失去了社會主義最大的支柱，私有化將引起社會最大的“不均衡”。象鄧小平所說的私有化后出現的難民潮將殃及世界。尤其是我們這樣一個脫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主義大國必定重新淪為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附庸國。這不是聳人聽聞，而是真正的危險。那將是更大的非均衡。

由于以上諸點的非均衡，我們可用以下導式（示意）表達：

Pr=>dC+dI+dNr+dEco+dSt+dDef=>Div+hP+nDep

說明：Pr私有化，dC資財占有懸殊，dI利益分配不公平，dNr自然資源破壞，dEco生態環境破壞，dSt社會不穩定，dDef國防不安全，Div貧富兩極分化，hP生產力發展受阻，nDep淪為新附屬國

這是一個真正全面的災難性“非均衡模型”。我們應當猛醒！

鼓勵更多的優秀企業家管理好國有企業

該文多次講到，要達到帕累托改進，但講的主要是以滿足私人利益為代價去提高效率。而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應當是認真貫徹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對于國有企業來說，一方面要尋找高效的實現形式，實施戰略布局和結構的調整，一方面要把國有企業內部的深化配套改革與嚴格的現代管理結合起來。該文不是一再講企業家可擁有最佳的“人力資本”嗎？的確，對我國來說，優秀企業家是最稀缺的資源，問題在于如何發揮他們的作用，不是都讓他變成私產老板（所有者），追求私利的最大化，也不是企業的一切績效都歸功于個人，探索廣大職工的作用；而應當是大部分去管理好企業，特別是起主導作用的國有企業，領好廣大職工，實現多種“人力資本”的集成，與生產資料緊密結合，形成利益共同體。實踐告訴我們，“管理科學”對于完善現代企業制度是極其重要的，是現代生產力的重要要素。因為管理是企業內部資源優化配置的主要手段和基本過程，對外，行使著適應市場的功能（即經營手段和過程）；對內，行使協調各種要素結合使之充分發揮作用的功能。企業作為一個運行整體，需要一個指揮、協調系統。企業作為一個有生命的有機體，需要不斷調節新陳代謝、不斷自我完善的神經系統。企業的規模越大，內部結構越復雜，市場競爭越激烈、變化越大，企業就越需要通過經營管理來進行自我調節、自我改進，善于揚長避短、蛻變更新。“管理科學”是社會化生產的一個特征，對任何一種所有制企業都是適用的。公有制企業特別是大企業更是如此。

那么，“管理科學”靠誰呢？國有企業實施現代管理最關鍵的又是靠企業的經營管理者，要鼓勵他們充分發揮“人力資本”的作用，并與其他“人力資本”匹配。這就要改革、優化干部制度，選準、用好、激勵、保護優秀企業家。國有企業的一把手能否領好企業職工，起著關鍵作用，往往是一個優秀企業家可以救活一個企業，賦予它無限生機。相反，一個壞的領導者則可以斷送一個好的企業，有的企業毀就毀在一批敗家子手里，但往往他們上有保護傘，下面有小團團，內外勾結，“體外循環”，達到最后低價收購，那就不可能搞好企業的管理。這里涉及我們的用人機制，依我看，它是比產權改革更加深層的經濟關系，屬于生產資料與人結合的最關鍵層次，是公有資產人格化機制鏈條的核心。對于公有經濟的經營管理者來說，最基本的是三條：一要有高度負責精神和高尚的品德，應當提供奉獻精神而不能一心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二要與企業績效相聯系的經營管理者合理的薪酬制度；三要有合理的治理結構和嚴格的監督約束機制，特別是要與廣大職工群眾保持血肉聯系，強化民主管理。事實上，只有善于發揮職工群眾的智慧和積極性，才能釋放企業家“人力資本”的功效。鑒此，應當把這件事作為國有企業的一個重要機制，深化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我們希望大家認真總結國有企業這方面的經驗，熱心優化社會主義，而不要引導“企業家”一味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和整個社會私有化。這也是中國經濟學人的神圣責任。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國有企業民營化的均衡模型》這篇文章的觀點有悖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宗旨。中國的經濟學人應當熱心于實現共同富裕和祖國富強的社會主義事業，多為工農群眾說話；而不要盲目推銷西方私有化那套理論。希望作者認真修正自己的觀點，有不同看法可以繼續商榷，求得共識，更好地共同為中國社會主義大業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