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城市建設技術應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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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當前，我國已經成為智慧城市建設大國，智慧城市建設取得顯著的成績，并將迎來新一輪建設高潮，但是智慧城市建設過程中技術應用仍然存在一些誤區。本文針對以往智慧城市建設過程中由技術驅動城市社會進步的誤導性的狹隘思維，對技術應用在城市治理中面臨的挑戰進行反思，進而提出智慧城市建設的總體性原則。

關鍵詞：智慧城市；技術反思；建設原則

智慧城市是推進城市可持續發展和新一代信息技術結合的產物，也是目前全世界各個城市發展所青睞的模式。2008年，IBM公司首先提出了智慧城市的概念，歐美等發達國家的城市紛紛開展了智慧城市的建設，如歐盟的“2020”戰略、新加坡的智慧國家等。我國也于2010年正式開啟首批智慧城市試點項目建設，相關政策也不斷出臺。截至2020年，已經啟動了大約700多個智慧城市試點城市，我國也初步形成了環渤海、長三角、珠三角和中西部四大智慧城市群，各地政府十分重視智慧城市的建設，互聯網企業對這片藍海市場也充滿期待，天價的數字政府、數字城市項目采購計劃吸引著華為、騰訊、阿里巴巴這些互聯網巨頭，甚至不惜代價地競爭智慧城市項目，智慧城市建設取得了一系列顯著成績。但在智慧城市建設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挑戰，反思智慧城市建設的得與失，對智慧城市建設保持警惕，避免被私人企業和技術專家牽著鼻子走，有助于建設一個更包容、民主、公正、負責任、創新的城市社會。

一、技術在智慧城市建設中的積極影響

智慧城市建設勢不可擋，以物聯網、移動互聯網、云計算、大數據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術是智慧城市建設的一大支柱，為智慧城市建設、提高城市治理能力提供了新的手段。（一）新興技術的應用實現了城市治理的智能化。新興技術的應用，使得城市數據的收集更加便捷、迅速，城市實現了更加廣泛的互聯，城市中的物和物、物和人、人和人實現了互聯，為城市快速收集各樣的信息提供了可能，可以說為城市治理奠定了技術基礎。新興技術的應用使得城市被全方位地感知，實時監測到城市的變化，為城市的有效運行提供了重要的輔助手段。近年來，在中國城市建設的實踐中，新興技術的運用取得了一定成效，比如大數據技術可以監測城市某些場所的車流和人流，可以為城市改善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的供給提供強有力的技術支持。（二）新興技術的應用提升了人民幸福指數。智慧城市的建設主要包括智慧交通、智慧教育、智慧醫療、智慧安防、智慧城管、智慧生活這些模塊，每一模塊都與居民生活息息相關，都會影響居民的生活幸福指數。雖然這些模塊還存在一些問題，不可否認的是，新興技術的應用不斷實現城市的智能化，智慧平臺的出現，方便了市民的生活，為人們提供了一個舒適、愉悅的城市形態。智慧醫療平臺可以讓居民實現掛號、繳費、醫保結算等一站式服務；智慧交通平臺方便了出行者及時掌握道路、車輛、天氣等信息，可以有效應對突發狀況。（三）技術賦能政府治理，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務質量。政府作為公共管理者，在智慧城市建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首先，新興技術的快速發展，政府決策流程得以改善、政府的決策目標也可借助新興技術來優化，提升了政府決策的質量，提高政府公共治理的能力；其次，借助新興技術有助于政府與公民之間的互動，掌握社情民意，提高政府公共服務的質量，建設一個高效、透明、責任型、服務型政府。2020年肺炎疫情的爆發，以算法為輔助手段的治理在推動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杭州市率先推出了健康碼，助力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保障社會秩序穩定和經濟恢復，可以算是技術賦能治理的典型應用。上海市在2018年就出臺了相關工作方案，加快建設智慧政府，成立上海市大數據中心。上海市“一網通辦”就是上海市借助信息技術推進數字化政府改革的一項舉措，疫情期間“一網通辦”就提供了“不見面辦理”的零接觸服務。

二、智慧城市建設中技術決定論的反思

技術雖然有助于解決問題，但是技術偏好的思維很容易使人圍著技術轉，而非技術圍著人轉，只關注如何提高效率，關注的并非是深層次的領域，這往往導致了不可逆轉的危害，可以說智慧城市建設過程中，技術理性往往取代了價值理性，同時也扭曲了手段和目標之間的關系，不能夠保證技術手段和目標都是為了人；其次不當的技術運作方式，也會引發社會不公、增強政府和企業社會控制的能力等問題。（一）以技術為中心，而非以人為中心。技術決定論只考慮理性和效率，在社會問題方面就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20世紀20年代，汽車大量出現在美國街道，引發了一定的恐慌，司機、警察、家長等都在爭相討論汽車應該如何使用，城市就向工程師尋求解決方案，因為工程師被認為是“中立”的專家，普遍認為其可以設計出一個客觀的、社會最優的解決方案。在這里，交通工程師堅持效率有利于所有人的邏輯，因此最大限度增加交通流量，然而改變交通流量是有代價的，司機可能會受益，但是行人會發現這些變化對他們不太友好。工程師們不遺余力地評估汽車流量，但是對行人和騎自行車的人的吞吐量和安全以及公共交通的關注卻少之又少。他們忽視了交通順暢之外的社會影響，這意味著城市將會考慮駕駛汽車而不是行人和社區的需求，認為技術是最佳解決方案，就會忽視其他替代方案。事實上，上述事例中人們面臨的問題比預期復雜得多，與技術也沒有那么密切，技術只是提供了一些新的機會，技術理性不應該取代價值理性。同樣在中國，智慧城市的建設也存在圍著技術轉，簡化解決社會問題的現象。在疫情防控期間，健康碼的推出的確方便了人口流動，也有利于精準追蹤密切接觸者，然而不是所有人都會使用“健康碼”，尤其是老年人。因不會使用智能手機和健康碼，一些老年人寸步難行，還遭受著心理煎熬。智慧城市建設中疫情防控不應僅僅依靠健康碼技術來解決，否則老年人等群體就會被拋棄，這也是與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相背離的。除健康碼技術之外，還需要開發更加人性化的解決方案。2020年11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于切實解決老年人運用智能技術困難實施方案的通知》，要求完善健康碼管理，推進“健康碼”與身份證互相關聯。2021年春運首日，廣東省就推出了“健康防疫核驗系統”，身份證已與“健康碼關聯”，老年人無需出示健康碼，只需要刷身份證就可以核驗“粵康碼”。人性化的解決方案保證了老年人等群體獲得應有的尊重，這樣疫情防控的效果也不會打折扣。（二）不當的技術運作方式，增強了社會控制。智慧城市建設過程中會使用一些不透明的技術運作方式收集個人的信息，剝奪了個人隱私，增強了社會控制。紐約市為解決低收入者接入互聯網的問題，建立了7，000多個數字信息亭來提供免費的無線網服務，這項服務沒有花費政府一分錢，原來這些信息亭由谷歌一家子公司運營，信息亭上配備的傳感器可以收集到海量的數據，使其收集數據的規模得到極大擴張。單個數據可能無害，但數據加總之后這些匿名數據就可能會暴露個人隱私。看似免費的服務實則要付出更大的代價。而在美國，窮人別無他法，為了免費使用此類服務，只能犧牲個人隱私，接受被追蹤的代價，繼而就會增強社會控制。有學者指出，智慧城市建設中數字健康技術及其組件已經向全社會各個方面進行滲透，特別是心理、行為等方面，壓制了人的思想和行為，不斷強化社會控制。不當的技術運作方式給社會公平、公正帶來了挑戰，政府必須充當好守門人的角色，加強問責，加強技術運作方式的審核，實施強有力且適當的隱私政策。總之，技術偏好的擁護者在建設智慧城市過程中，將創新等同于技術，認為創新就僅僅意味著制造更具技術性的東西，而智慧城市的實現并非僅僅是使用新技術。技術和人不應該本末倒置，技術應該圍著人轉，這樣才能使技術具有意義。因此，智慧城市建設過程中需要警惕技術決定論這種誤導性的思維，應該努力為更好建設智慧城市建立一個清晰的原則。

三、智慧城市建設原則

技術決定論的思維帶來了一定的危害，并不能解決城市所面臨的實際問題。我們可以摒棄技術偏好的思維，將重點放在以人為本的價值觀上，推進創建一個民主、負責任、公平、創新的城市需要遵循以下原則：（一）政府需深刻理解智慧城市的內涵，以人為中心。當前在中國智慧城市建設過程中，出現了很多智慧城市建設失敗的案例，互聯網企業只是將一個城市的項目搬到另外一個城市，最后只能由政府埋單，各級政府必須要提高警惕，不能被打著“智慧城市建設”旗號的企業牽著鼻子走。在多個場合、多次會議反復強調了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牢牢堅守以人民為中心的根本政治立場，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才是我們的奮斗目標。深刻理解智慧城市建設的內涵，核心價值取向是以人為本，建設路徑也并非完全是對基礎設施和硬件的建設。總之，政府部門要深刻把握智慧城市的發展理念，其內涵不能僅僅局限于技術創新的層面，核心在于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充分發揮人的智慧，并因地制宜、因城制定政策和開展規劃，推動城市可持續發展。（二）克服技術偏好的思維，強化系統性思維。智慧城市的建設不僅僅是擁有完善的智能設備，目前國內絕大多數城市盲目擴張信息技術基礎設施建設，都處在依靠技術偏好的思維來推動城市建設的階段。當前盛行的技術偏好的思維容易引發短視行為，不利于經濟健康長遠發展，還會對社會公平造成不良影響。因此智慧城市建設有必要克服這種技術偏好的思維，強化系統性思維，要認識到智慧城市建設是一個系統的工程，不僅僅涉及技術應用，還需要對城市治理結構、城市空間組織、城市產業組織、城市環境等方面進行綜合研究，將其都納入到智慧城市建設的系統性規劃中。（三）融合治理創新和技術創新。智慧城市的建設過程中，許多成功的案例其實都僅僅只涉及到了相對簡單的數據分析和技術，主要還是在于政策和項目的創新。城市建設者在考慮采用新技術時，必須考慮這樣的問題，如果沒有技術創新是否會達到同樣的結果。在美國某縣發現，未經診斷的精神病患者入獄的頻率很高，監禁他們需要花費大量的資金，而這些精神病患者被關進監獄的主要原因是，大多數社區缺乏必要的服務幫助他們。利用大數據技術創新來預測未來犯罪，以及逮捕是不能解決問題的。因此，當地政府整合了數據庫以及開發了數據模型，這可以準確有效地找到曾經被逮捕且接受過心理健康治療的人，這樣就可以主動為其提供社會服務，降低再次犯罪的幾率。地方政府從理解社會的角度出發，全面挖掘了什么因素導致精神病患者犯罪以及通過政策創新為其提供社會服務，降低精神病患者犯罪幾率，只有在此基礎上，技術應用才能更好地建設智慧城市。再如，中國逐漸形成的政治錦標賽，為提升干部的治理水平，中央通過行政發包制對地方政府提出要求，地方官員為了晉升進行創新治理，這一邏輯應用領域十分廣泛，城市建設、經濟發展等等，技術應用只是為治理提供了信息基礎，僅僅使用技術難以實現城市的治理，需要注重治理方式的創新。（四）加強監管，明確技術規范。許多智慧城市技術通過收集盡可能多的數據，使政府和公司更有效率，侵犯了人們的隱私權，而且有些智能城市技術借助的是不透明的算法運行，這會導致信息不對稱，政府和公司能夠超越他們所追蹤的對象，這樣的智慧城市很可能成為一個增加監控、利潤的工具。首先，智慧城市必須明確自己公共管理者的角色，必須要經過深思熟慮，新的技術的實施所帶來的益處是否值得讓政府部門和公司以及其他主體收集數不清的公眾數據，如果不值得，就不應該實施這些技術；其次，在技術運作過程中，政府要確保信息收集在法律規范下執行，加強監管，保護個人信息，防止信息的泄露和濫用，不能讓監管滯后。2018年Facebook個人信息泄露丑聞就震驚了全世界，國內信息泄露事件也頻發。（五）加強政府部門使用數據的能力。當前，各地智慧城市建設存在的明顯問題就是各地政府各個部門之間的數據難以共享，在面對突發狀況時，各個部門無法共享和分析數據。因此，智慧城市建設過程中，首先需要各個部門創建數據清單，對各自的數據集進行編目；其次就是讓這些數據集更容易地跨部門訪問，可以在開放數據門戶公開，對于敏感的數據集，則可以制定數據共享協議；再次為了確保數據的質量，就要及時更新數據庫中的數據；最后還要加強對政府工作人員的數據分析培訓。

四、結語

智慧城市建設取得了顯著的成就，然而伴隨著技術決定論的狹隘思維，很多人認為智慧城市應該是更互聯、更優化、更高效的城市，然而這一思維并不能解決城市面臨的真正問題，在技術決定論的主導下，智慧城市的建設讓人圍著技術轉，技術運作也存在不規范現象。正是通過對技術決定論的反思，本文提出城市建設需要遵循以下五個原則：深刻掌握智慧城市的內涵，以人為中心；克服技術偏好思維，強化系統思維；融合治理創新和技術創新；加強監管，明確技術規范；加強政府部門使用數據的能力，以更好地建設智慧城市。

主要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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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湯麗霞 單位：安徽師范大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