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農村社區建設論文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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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

1調查基本情況

從農村村干部、農民2個層面展開調查，調查內容主要圍繞農村基本情況、農戶基本情況及村干部、農民對農村社區建設看法等方面。調查采用問卷調查方式，共發放問卷110份，收回108份，其中有效問卷95份，占86.4%。

2主要調查結果

2.1農村及農戶基本情況

調查區域農村家庭平均人口為3.94人，宅基地平均面積為318.7m2，平均房屋面積為213.3m2。農民人均收入為7500~11000元，農戶平均年總收入為3.94萬元，其中農業收入1.5萬元，約占38.1%，外出務工收入2.1萬元，約占53.3%，其他類型收入所占比例較小，均低于總收入的5.0%。對于以糧棉種植為主的農戶，外出務工收入是家庭收入的主要來源。

2.2參與社區建設意愿

從村干部、村民2個角度對當前農村參與社區建設的意愿進行了調查。村干部參與社區建設意愿調查結果見表1。村干部全部贊同進行農村社區建設，主要原因在于社區建設能夠改善農村居住環境，提高農民生活質量，縮小城鄉差距，同時也對社區建設中農民投入較大，社區居住后生活成本增加有所擔憂。多數人贊同多層與高層相結合的住房建設模式，戶型選擇在100~120m2較為集中。對社區建設工作，村干部認為政府解決的關鍵問題依次為：農民就業、拆遷安置補償政策、村組織建設、社區公共設施配套、社區建設規劃、發展村級集體經濟、農業生產問題等。調查中，村干部同時提出了做好群眾工作、先建后拆及建設老年公寓的問題。村民參與社區建設意愿調查結果見表2。超過90%的調查農戶贊同進行農村社區建設，這說明隨著農村經濟不斷發展，農民有改善居住環境、提高生活水平的需求，同時，這與村干部及各級政府部門的宣傳是分不開的。從調查結果中可以看出農民對社區建設中投入較大、生活成本增加同樣有所擔憂。關于社區建設方面，他們最關注的問題依次為安置補償問題、安置房分配、生活保障、入學就醫、社區規劃、農業生產。經調查發現，農民對安置補償期望較高，而自身投入能力較低，有近90%的農戶選擇的投入能力為3萬~5萬元。選擇戶型集中在100~120m2，但期望補償金能夠與購房投入相抵或有剩余，房款不足部分有近60%的農戶選擇貸款。關于安置補償方式，61%農戶選擇了現金補償方式。社區建設中，農民希望得到政府幫助的方面依次為加大拆遷補償力度、幫助農民就業、幫助農民貸款、健全公共設施。遷入社區后，農民最關注社區生活設施要配套，從事職業多數人選擇外出務工、農業和商業。同時，調查中農民也提出了尊重農民意見、建設老年公寓、先建后拆、住所安置等問題。

3調查結果分析

3.1農民支持農村社區建設

調查發現農民認識到通過村莊整合進行農村社區建設，能夠改善農村居住環境，實現公共服務設施、基礎設施共享，提高農民生活水平，縮小城鄉差距，因而農民從中受益，這是農民支持農村社區建設的主要原因。隨著農村經濟發展，調查區域農民對該項工作已經形成了較為積極、正確的認識。

3.2反映的問題比較集中

村干部、農民對社區建設工作提出的問題比較集中，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拆遷安置補償問題。這是調查中農民最關注的問題，也是整個工作推進的核心問題。當前農民自身投入能力相對較低，資金籌措途徑有限，普遍對拆遷安置中的投入有所擔憂。制定政府、農民都能接受的安置補償方案是實施農村社區建設中的重中之重。二是社區建設規劃與設施配套問題。農民普遍關心定居點選擇、住房建設模式以及社區設施配套等問題。對于住房建設多數人選擇多層與高層住宅相結合的模式，房屋面積100~120m2較為集中。社區內農民希望水、氣、電、路等生活設施齊全，入學就醫等交通方便。三是農民就業問題。遷居社區后，農民居住環境得到改善，拓寬農民收入來源，增加收入是農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基礎。在實行土地流轉經營的基礎上，農民渴望得到更多就業機會。四是生活成本增加。農民上樓居住后，水、電、氣、暖等方面的支出增多，原有的庭院經濟收入減少，再加上物業管理等費用，農民生活成本增加，害怕出現越動越窮的局面。五是建設老年公寓問題。人口老齡化是當前我國面臨一大社會問題，在農村這一問題也十分突出。調查中，接受調查的村干部、農村老人都提出了建設老年公寓的問題，希望老有所養、老有所依、老有所樂，生活、經濟上能有所保障。六是拆遷安置有關問題。這也是調查中農民比較關注的問題之一，很大一部分農民希望政府能夠先建后拆，即先建好居住社區后，再進行拆遷。七是村干部和一部分農民提出社區建設中要做好群眾工作[3-4]。

3.3農民對政府期望較高

農民對政府期望較高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期望有較高的拆遷補償資金，補償資金能夠與社區新建住房房款相抵，甚至有所剩余。當前，從國內已開展的建設試點來看，農民獲得的補償金一般是不夠購買新建住房的，需要自身投入。二是對新建社區條件要求較高，新建社區水、電、暖、氣、路等生活設施要齊全，需建設老年公寓，并保證就醫入學等交通便利。三是在拆遷安置上，一大部分農民希望政府能做到先安置后拆遷。

4結語

總之，社區建設可以解決耕地保護缺動力、工業化城鎮化缺土地、農民增收缺渠道、城鄉統籌缺抓手、深化體制改革缺平臺等一系列問題。目前我國正處于城鎮化、工業化快速發展的時期，抓好農村社區建設對于推進我國城鄉一體化進程具有重要意義[5-10]。只要密切聯系實際，積極借鑒已有的成功經驗，周密部署，扎實推進，社區建設工作就一定能夠做好。

作者:魏國銳游榮菊李濱春單位:山東省濱州市國土資源局

第二篇

一、概念闡釋

現代農村社區是伴隨著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逐步發展起來的一種社區類型，當前農村社會學家對農村社區的含義有著不同的理解:或者強調農村社區有一個共同的中心點，或者強調其居民有較強的認同感，或者強調具有特定的社會組織和社會制度，或者強調有特殊的生活方式等。概括地說，農村社區可以認為是有廣闊地域、居民聚居程度不高、以村或鎮為活動中心、以從事農業為主的社會區域共同體。從這個定義可看出，農民對社區的認同感和歸屬感是構成一個社區的前提和基礎。

二、理論之辯

近年來，隨著生產方式的變化和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我國農村社區認同總體趨向消解。分析其中的原因，學界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是“經濟決定論”。持此觀點學者認為，生產方式的變革是影響農民對農村社區認同的決定性因素。具體地說，在現代化進程中，很多農民的經濟來源已經主要不是依靠農業生產，而農村社區又不能為農民個體發展提供必要的資源和機會，不再是農民發財致富的理想場域，因此，農民與農村社區在經濟上的關聯日趨薄弱，他們對社區的公共事務很少關注，更談不上積極主動地去參與社區的公共事務，久而久之就不容易養成明顯的社區公共認同觀念，他們對農村社區的認同度也必然會降低［2］。另一種觀點是“多元決定論”。這部分學者承認生產方式的變革會影響到農民對農村社區的認同，但這不是決定因素，真正影響農民對農村社區認同的是一個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等在內的多元綜合因素。更具體地說，在現行的城鄉一體化結構下，國家的制度設計、社區的非現代治理手段、農民的文化心理以及相互作用綜合影響著農民對農村社區的認同。

三、實證分析

蘇北地區在行政區劃中主要包括了江蘇的徐州、鹽城、連云港、淮安、宿遷五市，是江蘇經濟欠發達的區域。在這個區域中，主要以農業生產為主，農業人口占相對多數。選擇這一區域作為實證研究的對象，主要原因有二:一是這一區域農村覆蓋面較大，并且具有我國農村社區的普遍特征;二是這一區域農村社區建設起步較晚，處于“追趕型”階段，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課題組從2013年8月至2014年5月，采取隨機調查輔以訪談交流的方法先后走訪了14個社區開展實證研究。以調查數據的形式來反映農民對社區的認同態度，這是考察農民對現代農村社區認同的一種可操作和比較有效的方法。首先，我們通過問卷的形式，從心理認同和行為認同兩個方面，綜合考察了這一地域農民對農村社區認同的基本狀況，得出研究數據(如表1～表3所示)，顯示出農民對農村社區總體上較高的心理認同。此外，調查顯示農民對農村社區認同80年代以前小于80年代并小于90年代以后，這表明農民對農村社區較高的心理認同是真實可信的。當然，這些顯性的數據也反映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還有一定比例的農民對農村社區建設存在疑惑甚至采取漠不關心的態度，據此，我們進行了進一步的調查研究，得出影響農民對農村社區選擇和認同的因素(如圖1所示)。也就是說，在這個群體中，受到居住時間、社會關系、參與程度等的不同，心理認同的堅定性也會存在一定的差異，居住時間越長、參與程度越高、社會關系越自然，對農村社區的認同度也就越高。

(一)經濟因素是影響農村社區認同的主要因素，但不是決定性因素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及其市場準則在潛移默化中已延伸到農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得農民的認同對象逐步趨于個體化，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一變化嚴重侵蝕了傳統農村鄰里之間互惠互助的淳樸關系。一方面，農民間人際關系的利益化，既破壞了農村社區的傳統，也從根本上消解了農村社區認同本身;另一方面，外出務工農民增加，這部分群體由于難以從農村社區獲得個人發展或者發財致富的資源，對農村社區的離心傾向不斷增大，又進一步削弱了農民對農村社區的認同。此外，市場經濟的發展還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農民利益的分化，農民不再是一個內涵單一的身份指稱，而是逐步分化為包括從事農業的農業勞動者、農村管理者、外出務工的農民工、鄉鎮企業工人、個體工商戶等在內的一個多面性的群體，農民角色和身份的多元化、地位和需求的差別化也導致了彼此價值理念的沖突，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農村社區認同。

(二)城市化快速推進導致農村社區認同進

一步趨于多元化和層次化在我國的現代化進程中，現代化一直與城市化相伴發展。據《中國城市發展報告》稱，1949年我國城市化水平僅10．6%，到2009年城市化水平達到46．59%，2013年城市化水平則達到52．57%，預計到2020年將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2050年將有3/4的人口居住在城市［3］。城市化不僅是城市規模的擴展，同時也是城市生活方式的擴張，它試圖同化甚至取代傳統的農村生活方式，從而間接消解了農民對農村社區的認同。當然，在這一進程中，對于“城中村”農村社區和“傳統村落”農村社區的影響程度又是不同的，這也就解釋了一種現象，為什么一些偏遠的農村社區至今仍然保留較濃厚的傳統生活方式，在某些“城中村”農村社區會產生更強的公共認同。

(三)農村社區規模的擴大呼喚農村基層治理的人性化和公共性轉向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的基層治理發生了重大轉變，改變了過去將權力強制性植入農村的做法，在拋棄“全能主義”治理模式的同時，也逐步減弱了對私人生活的控制，結果，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多元價值、經濟結構、消費文化等滲透進入農村社會，并逐步成為推動農村社會變遷的主導力量，這種影響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對傳統農村社會生活方式的解構，農民的公共生活日益式微，農民的參與程度不斷下降。正如閻云翔在《私人生活的變革:一個中國村莊里的愛情、家庭與親密關系(1949－1999)》中指出的那樣:“社會主義國家是實現農民主體性以及高度自我中心的個人之崛起的主要推動者。”［4］隨著市場化的深入，地方性共同體的解體，現代信息技術的發展，“去魅化”的國家試圖效仿其他發達國家通過更為隱性和精妙的手段直接對個體的理性農民進行規訓和監控，然而，這種“用理性權力設計出來并通過日常的監視和管理加以維系的秩序”，在“把隸屬者束縛在能夠看到他們并因而能對任何違反規則的人立即施加懲罰的位置上”的同時，“也把監視者自己束縛在這個他們不得不進行監視并實施懲罰的對方上”［5］。具體到現代農村社區治理實踐中，農村本身就是生產力相對落后的區域，往往又會由于財力有限、管治體系存在“漏洞”或“盲區”、監控技術不夠發達等原因，使得大量流動的理性農民游離于管理和監控之外，反而增添了諸多危害農村社區公共利益的隱患。這些問題亟待需要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創新實踐，積極探索更加人性化和公共性的“管理民主”型農村社區治理模式。

根據以上分析，影響農民對現代農村社區認同的因素是多方面的，經濟因素是影響農民社區認同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性的因素。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雖然農民對現代農村社區具有較高的社區認同，但這種認同更多地表現為一種非現代普遍性的契約認同，這也使農民對農村的社區認同很難成為對國家法律認同的基礎。

作者:桑雷單位:江蘇財經職業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