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傳統生態智慧的現實際遇與和諧社區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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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苗族是一個勤勞、勇敢、智慧的民族。在漫長的歷史發展演變過程中，其先民充分運用自身勞作智慧，創造出獨具特色的民族文化。苗族傳統生態意識和生態智慧是其文化內容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其先民與自然長期互動的結晶。深入挖掘和探究苗族傳統生態智慧，并將其作為一種社區建設資源和治理資源加以運用，對于苗族和諧社區的構建，以及我國生態文明建設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苗族；傳統生態智慧；現實際遇；和諧社區建設

苗族在其社會發展演變過程中，就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給出了比較科學的詮釋，并形成一套相對穩定的生態知識體系，它對于維系苗族社會生產生活具有重要的意義。隨著時代的變遷以及我國現代化進程步伐的加快，許多苗族傳統文化在這股浪潮中不斷被沖刷、滌蕩、重構，一種相對平衡的傳統社區不斷被打破和建構。當前正值我國城鎮化建設攻堅階段，邊遠少數民族地區首當改革對象，苗族地區也不例外。就目前我國城鎮化建設范式來看，現代科學技術成為城鎮化建設的主要推動力，而傳統智慧不斷被弱化或被邊緣化。任何一種事物的存在必有其特定的功能和意義，苗族傳統生態智慧亦如此，無論是過去還是現在，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因此，在構建苗族和諧社區時，應巧借其傳統生態智慧，以確保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持續發展。

一、“現實場域”中的苗族傳統生態智慧具象再現

生態環境是人類賴以生存和可持續發展的前提和基礎。因此，保持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關系事關人類自身的長治久安和永續發展。有著悠久歷史和豐厚文化的苗族，他們在與自然生態和諧互動過程中，形成了一套相對穩定的傳統生態智慧。它在維系苗族社區生活，以及構建良好社區的實踐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就人類與自然之間的依存關系，苗族先民曾給出了比較科學的詮釋。每當苗族人民在砍伐樹木時，注重對山林進行持續性開采，例如他們習慣性將比較古老、高大、結籽多的樹木保護起來。在苗族人民的傳統觀念里，樹是他們的生命原體、精神力量。在現實社會生產生活中，苗族先民就懂得可持續發展理念，他們深知只有把結籽較多的樹木保留下來，才能確保整個山林繁茂不絕，即保存了古樹，則是保留了青山綠水和自然生態的多樣性。因此，在苗族的許多傳統村落里，倘若出現亂砍濫伐的現象，勢必受到苗族民眾的強烈譴責，甚至受到相應的懲罰。苗族的生態意識和生態智慧，主要源于苗族元哲學思想。在苗族先民看來，世間萬物都有生命，任何一種事物的存在都有其理由和功能。他們認為自然界的萬物和人一樣，都同屬一個結構，彼此間具有不可割裂的聯系。所以，苗族人民在與自然互動過程中，習慣性用自己的身心同自然界萬物進行互動，并因此建立了一套相對穩定的“巫術文化”，一些苗族人也成了傳達“神意”的巫者。在苗族的許多文化事項中，只有那些巫者才能讀懂動植物的“話語”內涵及其象征意義。[1]85-88在貴州臺江反排苗族“勾夯詞”中唱道：“地方靠樹遮，樹寨靠人保。”《苗族古歌•楓樹歌》唱到“楓樹是個真好漢，楓樹又有話來說，我長大來遮樹寨，我的樹丫六百尺，我的樹干七百尺，遮蔽江河與山坡，遮護干樹與萬寨。”苗族史詩《種子之屋》唱到“：那古老的楓樹啊，枝丫長又長，樹梢伸到邊邊，枝葉鋪展展，千山可遮陰，萬谷能和涼。那古老的楓樹啊，長得楓樹高又直，樹顛從進松云里，枝葉遮陰了大地。”可見，苗族人民深諳樹對其生存環境的維護的巨大作用，從而對樹產生深深熱愛之情。在歷史發展演變進程中，苗族先民樹立了嚴禁破壞生態的行為觀念，并制定了嚴格的懲罰措施。如苗族的習慣法“議郎詞”里唱到：“封山有樹，封河有魚......哪個亂砍山林，我們就要罰他十二兩銀子，他若不服，要加倍罰到二十四兩到三十六兩。偷人家杉樹，罰銀三兩三，偷人家松樹，罰一兩二，偷人家干柴，輕的罰銀六錢，重的罰銀一兩二。”其目的主要是教育子孫后代，教育他們不要亂砍濫伐，否則承擔嚴重的后果，從而在心理上起到威懾的作用，使年輕人耳濡目染，讓生態保護意識逐漸在他們心中“生根發芽”，這不僅維系苗族生態保護習慣法的生命力，更重要的是，它有利于苗族社會與生態的穩定和平衡。同時也體現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理念。諸如上述例子，在苗族地區比比皆是，就筆者熟知的一些地區而言，如貴州省榕江縣高排苗族在砍伐樹木時，不會將所有的樹砍光，他們常常采用“間伐”的方式；在捕魚的時候，往往采用的工具是漁網、木釣竿、竹絡等，在什么時候捕什么魚，都很有規矩，否則受到眾人的譴責。他們不會采用雷管、炸藥等化學藥品；在狩獵的時候，也有相對的講究，什么季節打哪一種獵物，不該打什么獵物。在電影《滾拉拉的槍》中，曾有一幕，講述的是貴州從江岜沙苗族的喪葬風俗習慣，即當地人在埋葬逝去的死者時，習慣性在死者墳墓上種上樹木，并希望死者保佑樹木茁壯成長，而這些樹木往往成為當地具有靈性的“神樹”。事實上，苗族民眾在整個社會生產生活中恰當的、正確的、友好的處理人與自然的和諧持久關系，符合了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發展理念。在苗族的生態倫理和生態秩序中，始終秉承和踐行人、社會、自然和諧共生的理念，三者相互依存的生命體，這是一個良性依存系統，每一個環節都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無論從哪一個角度來看，苗族的傳統生態文化既強調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又符合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理念和發展目標。盡管苗族傳統生態文化沒有形成一套相對完整的理論體系，但其對于苗族社區的建設不乏是一種有效的傳統治理資源和建設資源。事實上，苗族的傳統生態智慧與現代科學理念并不相互矛盾，它們都是人們處理人與自然關系的理性指導資源，只是各自解決問題的路徑不同而已，兩者對生態環境保護，走可持續發展戰略都具有重要的作用。

二、傳統與現代博弈互動中的“塌方式”生態失衡

隨著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和演變，人類社會從農業文明進入到工業文明，這是一種全新的文明形態。然而，工業文明在完成自己使命的同時，卻陷入另一種困境中，即人類社會與自然生態的矛盾加劇。在這樣一種情景下，人類急需尋求一種持續性的生存路徑，重新調適人與自然的關系，并努力建構新的，持續性的文明形態，即生態文明社會，這是人類的一種基本訴求趨勢。[2]183-188由此可見，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意識不斷深入人心，生態文明建設逐漸被提到人類社會發展日程。盡管如此，從傳統與現代博弈互動現狀及趨勢來看，不難發現，傳統仍處于劣勢，甚至被邊緣化，尤其是進入20世紀中后期以來。伴隨著物質世界熱火朝天、物欲橫流四起，許多開發商為了滿足個人私欲和追求，以及實現和體現個人的經濟價值，不惜一切代價向四方索取，他們不僅在城市“大展身手”“圖撈一把”，甚至連偏僻的、經濟社會發展相對落后的地方也不放過。不斷將目標轉移到邊遠鄉村，借國家西部大開發政策的實施，流入其中，大撈一把。甚至假借西部大開發的名義，將當地的樹林鋸成木條，然后轉移到現代市場，則變成“金條”，在這股浪潮反復沖擊影響下，素來純真、質樸、慈愛的苗族人民變了樣，他們似乎變得“聰明”了，學習人家的技術，發了“大財”。在開發商的“幫助”下，他們一起“合作和開發”，將當地茂密的森林變成了“金條”，一起變得“富有”。然而，令人心酸的是，山林變成了“光頭”，江河變成“死水”。看到的僅是稀疏的“經濟林”，如橘子樹、蘋果樹、桃樹、楊梅樹等，有的地方甚至將其他種類樹木砍光，單種杉樹以求得經濟利益。就筆者所知的都柳江沿岸一帶的某一苗族村寨，曾經茂林片地，礦產富饒，而今卻迥然不同。開發商仗著自身的“聰明”，利用各種手段說服了當地的苗族人民，于是任其無盡開采、挖掘。就當前社會經濟發展以及人類社會持續發展而言，我們并不反對開發邊遠少數民族地區，只是這種開發路徑讓人擔憂，社區發展境況不容樂觀而已。在經濟高度發展的今天，能有多少人在開發的背后深思人與自然的和諧相處關系，又有多少人真正本著社會良知在進行社會改造。自從有了“外來者”，一些相對穩定的傳統文化皆被打破，曾一度被視為敬仰和敬畏的自然之物，至今已不再感到神圣與畏懼。原本被視為保護“自我”的自然神樹，結果卻倒在自己的刀下，切成“肉片”拿到市場去進行交換。他們甚至自認為自己就是大自然的“主宰者”，一切在他們眼里變得渺小起來。反過來視本民族的傳統文化為封建的、迷信的、落后的文化。類似此例，在一些苗族地區比比皆是。進入21世紀以來，伴隨著國家力量在各民族地區不斷滲入，交通和信息技術不斷被輸送到邊遠少數民族山區，這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少數民族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但與此同時，一些不恰當的做法也對這些地區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如都柳江邊的G村是一個生態良好、礦產富集、民族文化濃郁的苗族村寨，而且是我國國家二級保護植物古金絲楠木盛產之地。20世紀80年代開始，一些商業工程項目不斷涌入該社區，原有的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村里富集的銻礦被外來開發商采掘一空，導致水土流失、山體滑坡、水質污染等嚴重問題。村民不僅沒有因為銻礦的開發而富裕起來，反而失去了原有的土地和自然資源，從而導致美好家園的遠逝。在當地苗族民眾意識里，樹象征著生命，尊重自然就是尊重生命。村里那些上千年的歷史的古金絲楠木，被視為神樹，并定期予以祭拜，祈禱村泰民安。然而，近年來該社區的古金絲楠木遭到嚴重的盜伐或破壞。人們似乎陷入了忘始顛終的狀態，在他們內心世界里，古樹不再那么神圣，也不存在任何的神圣感和懼怕感，反而認為這些古樹只不過是一種單純的植物，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一種自然資源而已。因此，一種原有的傳統生態意識和生態智慧，在時代潮流中不斷被沖刷、淡忘；一種相對平衡的傳統社會狀態也因此不斷被打破和重構。所謂的神圣，不斷失去原有的意義和功能，符號只是一種失去真實內容的形式。苗族社區出現“塌方式”的生態失衡，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其歸因是多方面的。就其內因而言，主要源于其生態意識和生態智慧結構性不良所導致；其外因主要表現為外來參與力量和形式過于強勢和多樣，相對傳統的苗族社區也因此發生結構性轉變。在傳統與現代兩者間的博弈互動中，難免會導致一方失衡。因此，正確和客觀的處理兩者間的關系，對于繼承傳統和發展現代都有重要的意義。任何一次人類偉大的創舉都建立在相對傳統的基礎之上，沒有傳統作為根基和依托，一切創新將會難以前進和繼續。苗族傳統生態意識和智慧，是人類與自然和諧相處的一大智慧法寶，它對于人類未來社會的構建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在推動我國現代化進程中，應該權衡一下經濟與生態之間的關系。過去人們一味地向自然界索取，導致生態嚴重失衡，這是一種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和人類過分表現“自我”的結果，不利于整個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因此，轉變社會生產發展方式，實質上是一種科學的發展路徑和人類完善“自我”的動態過程，它有利于緩解發展與生態之間的矛盾，同時也是人類社會“自我”發展的一種調適。

三、苗族和諧社區構建理念與治理資源

生態環境是人類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礎，人類源于自然界，因而人類行為不能違背自然固有的發展規律。英國著名人類學家雷蒙德•弗思認為，人類并不是消極的住在世界各地，而是改變自然環境的積極因素。換而言之，人類是自然環境改變的一大動因之一。[3]33盡管如此，人類仍然不能擺脫自然法則所設定的行為邊界。在自然界中，人是一個活躍的因素。無論是認識世界，還是改造世界，人類總是優先于動物界其他生命個體。不僅展現人類特有的本能，同時也彰顯人類獨特的生存智慧，這在整個自然界里，其他生命個體是無法比擬的。因此，人類在與自然環境互動過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其所扮演的角色極為重要。人類之所以有別于自然界其他生命個體，主要取決于人類“自我”發展的意識和智慧。人類在發展“自我”的過程中，除了從自然界獲取最基本的生存資源以外，同時還懂得珍惜自然、回饋自然，這不僅是一種生態智慧，也是一種和諧共生理念。在現代化背景下，苗族和諧社區的構建，應秉持苗族傳統生態意識和生態智慧，并將其作為一種和諧社區建設資源和治理資源加以運用，在傳統智慧的基礎上尋找創新點和發展點。在現行社會中，經濟指標成了社會進步和發展的重要評判尺度。人們在評判一個社區發展與否時，常以其經濟總量作為依據和參考。這是一個經濟高速發展的社會，經濟指標是人們經常接觸的一種符號。因此，其他符號被弱化也成了一種常態。這種單線的發展模式，并非科學的發展路徑。“唯一”也只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如果把它作為一個絕對的概念來進行“個性化的理解”和運用，那么人們無法想象其所帶來的后果。就像我們的身體機能一樣，需要吸收各種營養成分。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現階段的主攻方向和目標任務主要是改革和發展。因而邊遠民族山區也在這股改革發展浪潮中成為改造和發展的重要對象。長期以來，鄉村社會形成了一套具有一定穩定性的發展理念，即傳統智慧。這種智慧是一個人們共同體或者幾個人們共同體在長期的社會發展演變過程中創造出來的，它不僅是人們的一種生存路徑，同時也是人們與自然生態和諧互動的方式。因此，在改造和發展鄉村社會時，將當地傳統智慧作為一種建設資源和治理資源是十分有意義的。參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建設工程是全國各族人民義不容辭的義務和責任。苗族作為中華民族中的一員，響應并積極參與了國家的建設和發展。除了調動自身參與積極性以外，挖掘和運用自身原有的優勢資源來參與國家建設是十分有必要。能力有大小，參與的形式和力度不一。其中苗族文化中的傳統生態意識和生態智慧對于生態文明建設以及和諧社會的構建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可以將其作為一種建設資源和治理資源加以運用。著名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認為，任何一個物品之所以成為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主要源于其具有滿足人類需求的地方。而人類的需求則是文化產生的動因，人類在創造文化的同時，文化反過來塑造人類本身。[4]16同樣，苗族傳統生態意識和生態智慧是其先民在社會發展演變過程創造出來的文化事項，它是特定歷史背景下，社會發展需要的時代產物，以及歷史長期積淀的結果。它因人類社會需求而生，同時反過來滿足人類社會發展需要，其功能和意義一直隨著時代的變遷而延伸。除了繼承其原本所蘊含的內涵以外，不斷增添不同時代背景下的文化元素，從而不斷豐富其功能和意義，以滿足社會發展需求。在現代化建設過程中，不斷挖掘和深究苗族傳統生態智慧，并巧妙將其運用到現實社會中來。這不僅有助于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同時也是一種文化傳承保護路徑。苗族傳統生態智慧本身就是一種文化，任何一種文化都應在運用中傳承，只有在充分運用的基礎上，傳承才會更具實際意義，文化本身才不會失去原有的生命力。以破壞生態環境為代價的純粹性經濟開發，將會導致整個生態失衡，不利于人類的可持續發展。在經濟高度發展的今天，不能單方面發展，應該秉持統籌兼顧，并秉持和諧共生的思想和精神。苗族社區的發展，均離不開各種國家力量及社會參與。借力，事實上是一項智慧工程，如何借助各種力量來加強苗族地區社會經濟建設，這是一道難題。權衡好各方面的參與形式和力度事關苗族地區的長治久安和可持續發展。“一刀切”或“單線”發展都是不可取的，尤其是對待生態和經濟的態度，倘若一味地追求經濟指標，則會導致生態失衡，不利于可持續發展，從而違背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共生理念。自古以來，自然環境與人類社會發展密不可分，倘若孤立的追求經濟增長，必將導致生態破壞，以及引發生態危機；同樣，若是一味地、片面地追求生態持續，則不能解決人類生存的基本經濟訴求。簡單來說，生態的持續優化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前提，經濟持續發展則是人類社會存在的基礎，以及生態持續向好的重要手段，而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才是人類社會的目標。[5]41-48因此，在發展過程中一定要權衡發展與生態的利害關系。現代化背景下苗族和諧社區的構建，應秉持和諧共生與可持續發展理念。在充分調動現代化科學技術參與苗族社區建設的同時，巧借苗族傳統智慧作為一種建設資源和治理資源是十分有必要的。

苗族傳統生態智慧，是其先民與自然環境長期互動的結晶，它在整個苗族社會發展歷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隨著對苗族地區的開發，一些不適當的行為和做法，在促進苗族地區經濟發展和提高苗族地區生活水平的同時，使苗族傳統生態智慧失去了發揮作用的基礎，極大地破壞了當地的生態環境，從而導致了苗族地區嚴重的生態危機。這不僅成為苗族地區可持續發展的障礙，甚至對所有少數民族地區乃至整個國家造成了很大的負面影響。因此，現代化背景下和諧社區建設，應統籌兼顧傳統生態智慧和現代科學技術，并將其作為一種和諧社區建設資源和治理資源加以運用，在傳統智慧的基礎上尋找創新點和發展點。

作者:肖金香 包龍源 單位:貴州民族大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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