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學課程教學理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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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到如今已有六載,莫言本身作為一種傳播媒介的符號不斷地以不同的方式參與到中國當代文學的教學建構中,莫言的獲獎使整個中國當代文學課程教學的理念發生深刻的變化。

一、“媒介訊息論”與莫言對中國當代文學課程教學理念的影響

“媒介即訊息”[1]33是麥克盧漢提出的重要觀點。媒介不僅是信息的重要組成部分,媒介還作為傳播的渠道用于擴大信息的通道。作為中國文學史上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言,媒介宣傳與傳播“莫言”這個信息,使莫言成為當下最為著名的作家。傳媒傳播莫言時,同時又把“莫言”作為一種符號媒介影響著中國當代文學發展的走向,進而對中國當代文學課程教學理念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美國文藝學家M.H.艾布拉姆斯于1953年出版了《鏡與燈:浪漫主義文論及批評傳統》,提出了著名的藝術活動四要素理論:世界、作家、作品、讀者。這個四要素理論“幾乎可以包括西方文論史上各種理論學派的批評特征,可以使初步涉獵西方文論領域者對這一領域內的歷史演變、流派紛爭以及當今狀況很快就有一個大致的了解。”[2]但是,理論發展無止境,它也會隨著社會的進步,新事物與新的現象的出現調整自己的內部結構。現代傳媒技術的興起,不僅影響著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它的介入已經影響到文學理論建構的新發展。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文學理論家開始關注世界、作家、作品、讀者之外的另一個重要因素(媒介),如學者單小曦就是其中之一。2015年,他出版了《媒介與文學:媒介文藝學引論》一書,從理論上探討媒介在文學活動中存在的重要方式,把媒介提升到文學存在論的角度,認為媒介是文學中除四要素之外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元素,是文學的組成部分。文學作為一種語言的藝術,語言符號本身就是文學的成分。然而,若只是將文學理解為一種簡單邏輯的語言符號,遠沒有將文學的媒介作用挖掘出來。單小曦正是從該論點出發,更感性、直接、精細地捕捉到媒介的意義與存在的價值,將文學媒介分為專門性和功能性兩種媒介進行論述。什么是文學媒介呢?他說:“文學媒介指傳遞文學信息的專門性媒介,在這個意義上主要包括四個層面的四種類型:(1)符號媒介,它是承載文學信息的符號形式,與文學語義內容一起構成了文學信息;(2)載體媒介,它是書面文學語言、字的承載物,包括石頭、泥板、象牙、甲骨、竹簡、布帛、膠片、光盤、電子屏幕等;(3)制品媒介,指的是符號媒介與載體媒介的結合物被進一步加工成產品,包括冊頁、扇面、手抄本、印刷書刊、電子出版物、互聯網網頁等;(4)傳播媒體,它是對文學的文本進行選擇加工、集體生產或再生產,然后向讀者傳播的傳媒機構,包括出版印刷、期刊、電影、電視、網絡公司等。這些傳媒機構集生產職能與傳播職能為一身,從傳播學的角度來說,就是傳播媒介。”[3]46單小曦給予文學媒介以清晰的理論價值定位,他對媒介的劃分標準有利于具體操作世界、作家、作品、讀者與媒介五個要素之間錯綜復雜的關系。這不僅便于深入整個文學活動內部的創作過程,還可以動態地探究文學內部與外部之間的相互作用與意義。介于媒介與文學的不可分性,不妨以此作為一個角度,分析莫言獲諾貝爾獎對中國當代文學課程教學理念改變的作用。在媒介的視角下,莫言不只作為作家,他還作為一種信息媒介貫穿于整個文學活動與傳播過程。如在莫言剛剛獲得諾貝爾獎的初期,各位專家學者、作家把莫言作為主題,紛紛以各種方式傳遞他們的心聲,無論是恭賀還是嫉妒,莫言成為專家學者心目中走出國門、走入世界的中國文學的象征。莫言是中國文學的,也是世界文學的符號。處在中國當代作家群中的佼佼者或者奮進者,無不以莫言為楷模照亮自己創作的道路。莫言獲諾貝爾獎的消息不脛而走,各高校,尤其是具有中文專業的高校、研究機構,歡聚一堂,談論莫言、談論中國文學、談論中國當代文學的價值與意義,為廣大師生了解、接近、研究莫言提供了契機,同時也為中國當代文學課堂增加了活力。作為從事專業研究領域機構的高校,紛紛舉辦莫言研究講座積累研究成果,成立研究莫言文學、挖掘探索莫言文學的深層次意義,出版莫言研究專著。高校教師作為文學批評界的主力,在不斷擴大莫言研究的范圍與影響中,以點帶面地提升中國當代文學的作用,進一步影響到高校中國當代文學的理念變化。莫言的存在,是以作品的敘述風格,小說獨有的特色對中國當代文學創作產生影響,使讀者不得不以莫言為首,成為劃分當代文學作家流派的標桿,使魔幻現實主義風潮重起。媒介,不只是作為符號存在于文學創作中,它還作為一種文學傳播流通的渠道貫穿于文學價值的實現過程中,這在傳播學中稱之為傳播媒介。文史學家“嗅著”莫言的名聲,再度重新審視中國當代文學史的書寫。雖然文學史的更新還跟不上時代的步伐,但是這種新因子的“發現與提倡”,高校教師在私下里進行中國當代文學史教學時,未免借由莫言的名頭,不假思索地加進了相關莫言的課時,并對他及相關信息多做一些“評頭論足”之論,這樣勢必帶動整個當代文學課程教學內容的變化。莫言作為語言符號媒介的新時代因子影響著整個當代文學的理念,而以當代文學為研究與傳播對象的中國當代文學課程必然受到這個語言符號建構的影響。莫言不僅作為一種語言符號構建著中國當代文學課程的教學理念,同時,莫言還作為一種制品媒介影響著受眾的心理,以莫言為圓心擴大了中國當代文學的影響,進而使更多的人關注中國當代文學。

二、符號媒介:莫言與中國當代文學課程教學內容的改變

符號媒介,是指任何表達與運動所運用的形式。沒有無內容的形式,也沒有無形式的內容,二者如同硬幣的兩面不可或缺。而符號是“被認為攜帶意義的感知”[4]1。符號所說的感知部分,指的就是媒介———“符號即媒介”[5]139-154。中國當代文學作為一門課程,它是由不同的符號媒介構成,從文學的整體框架而言,包括思潮、流派、作家、作品等方面。他們都只是作為中國當代文學的因子通過各自的組合方式,以不同的形態影響著中國當代文學的走向。此處主要把莫言作為一個符號媒介,分析其如何建構中國當代文學的內里,影響中國當代文學課程教學內容。莫言出生于山東高密鄉,他的出生經歷沉淀著山東鄉民民間生活的意義。莫言以中西結合的方式講述著山東鄉民的點滴生活,影響著莫言文學的風格。這一點以莫言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詞為證,“莫言作品將一個被遺忘的農民世界生動展現人前,他比拉伯雷和斯威夫特以及當代的加西亞•馬爾克斯以來多數作家更滑稽和震撼人心。”陳思和作為當代文學建構的權威,他在評論這一評價時說:“我感到他們真的看懂莫言了,這不僅僅是語言問題。莫言的民間立場和民間寫作與拉伯雷所代表的文藝復興時期的民間狂歡傳統有相似之處。”同時,陳思和從民間文化這個角度指出了莫言小說的獨特性,“在文學史上,不僅在中國,西方國家也有這樣一種悠久的民間傳統。而這種傳統就是寫底層,體現了下層人民的一種美學,一種力量,強調了生命力,莫言恰恰是在這樣的領域里做出了貢獻。當我們用一種高雅文化的態度去談莫言是很難的,莫言的語言不美;莫言所塑造的形象很粗糙,可是他那種人物的生命力量,那種對生命的謳歌和贊美,在中國和歐洲都很缺乏。”莫言以這樣一種填補當代文學空白的創作力作,充分證明了文學,尤其是世界文學的方向。“莫言所代表的民間文化立場,不僅僅是中國獨有的,也具有世界性的因素。”[6]656-700雖然與莫言同時出現了一大批優秀的作家,如王安憶、賈平凹、余華、閻連科、張煒等(許多評論家都預言若中國再出現一位諾貝爾獎獲得者,就是他們中的某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確實會落于這些作家中的任何一位。諾獎卻選擇了莫言,無樹不成林,無川不成海,莫言的拔尖顯示了中國當代文學的實力。而此時獲諾獎的“莫言”這個符號不僅從他的作品風格,莫言以自己所習慣的語言符號媒介表達著自己的思想。從莫言的一系列作品,《透明的經蘿卜》《紅高粱》《肥乳豐臀》《蛙》《生死疲勞》《檀香刑》《酒國》等作品,看出莫言在語言方面經歷的變化:由感覺化的西方傳統文化的滲透,到粗鄙的先鋒姿態語言運用,再到白描式書寫。語言作為一個符號反映出了中國當代小說的文學潛在的變化。從文學語言這個典型的文學符號媒介所表達的文學內容意義來看,語言是文學的一個外在表現,而作為文學的內容是通過文學語言媒介所表現出來的。莫言創作的作品作為文學符號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的一個主要流變的方標。以“莫言”這個符號為坐標,梳理當代文學的作家流派,以他們同時代的一個大團體作為一個大的文學環境,又以年齡特征與他們下一代的韓寒、張悅然等新的作家比較,同時還有畢飛宇等下下一代這批作家,他們雖然各自為政,成其一方“諸侯”,而他們卻共同構成了中國當代文學的文學環境,成其為中國當代文學課程講授的主要內容。教材內容比例的偏重傾斜變更,與教材理念的變化有莫大的關系。曾經的當代文學內容相較現代文學總是不夠自信。20世紀80年代興起重寫文學史的潮流,使中國現代文學的編排方式打破舊格局,走向新天地,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就是代表之一。教材本身也是一個傳播媒介的信號,而傳播媒介受到“把關人”價值觀念的影響就有被選擇與不選擇的權力。寫于教材里的作家作品往往被認為是重要的作家作品,排斥于教材之外的作家作品,也許相對編于權威教材里的內容來說就顯得名不正言不順了。由于中國當代文學課程,主要是大學階段漢語言文學專業的主要教學課程,同時也涉及對外漢語或文秘教育專業的學生。他們作為大學生,理應以自由思考為主。所以,大學所教課程內容,似乎教師的自主性會更強些,并非所有教學內容都必須與教材吻合。在教學中教師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判斷,結合文學發展的前沿,展開他們認為更有意義和價值的作家作品傾斜的課程。而且教材的更替遠沒有文學自身發展之快,例如,莫言獲諾獎這個對于當代文學的大事件,在現有的教材中還沒有及時地把這一事件編入教材,但是作為高校的現當代文學專業教師就不能以教材為牢,不顧莫言的存在,或以簡介的方式簡單地對莫言作一評價。莫言在高校的課程中成為當代文學的八九十年代文學的主角,并且以他為主軸形成一個文學圓心,來梳理莫言同時代作家作品的信息,及當時中國的歷史文學語境,和當時的文學思潮的影響。但以當今高校當代文學課程使用頻率最高的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材看,莫言只是在這本文學史中略有半頁之多的介紹,至于他那些重要的長篇小說以注釋的方式出現。當然,作家作品的介紹還需與文學史體例本身的結構勻稱相關,若莫言一個人占的篇幅過多,有失于教材的結構,但是莫言的介紹從內容上說只是王安憶的一半。此處并非說王安憶不重要,以此為例說明當代文學課程的內容結構。而對莫言民間文化體現的高度評價者陳思和,在他以作家作品為體例來結構當代文學教材的著名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中,莫言也沒有專章的內容出現。《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編寫前后,陳思和對作家的理解理念已發生了很大變化,若這本教材重新編例排版的話,大膽地猜想,也許陳思和將會對中國當代文學新的看法有所體現。由此可以看出當代文學教材內容的變化。莫言,不僅是名作者,還包含他的作品,還作為一個符號媒介對當代文學課程內容建構的波動,從而引起中國當代文學課程教學內容的變化。

三、傳播媒介:莫言對中國當代文學課程受眾范圍變化的影響

莫言不僅作為符號媒介建構著中國當代文學課程教學內容的比例,同時,他作為傳播媒介的信息擴大中國當代文學受眾的范圍,為中國當代文學“走出去”,為中國文化走向世界,與世界文學接軌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契機。按照五要素理論來看,媒介不只是藝術家的活動范疇,一個藝術活動的圓滿完成,還需要傳播媒介的傳播活動,只有讀者“消費”文學,才能形成對話,完成一個文學的藝術活動。雅柯布森指出,一個符號文本,也就是任何言語傳播活動,同時包含六個因素:發送者、對象、文本、媒介、符碼、接收者。“發送者把信息傳給接收者,信息要生效,則需要聯系某種語境,接收者要想捕捉到這種語境,不管它是語言的還是能夠轉化成語言的,還需要有為發送者和接收者完全通用和部分通用的符碼。最后還需要某種接觸———在發送者和接收者之間的物質通道和心理聯系———以使二者進入和保持在傳達過程之中。”[7]174-175學者單小曦認為“符碼”和“媒介”這兩個因素不是可有可無,而是在文學活動中,符碼相當于符號媒介,媒介相當于載體媒介和制品媒介。筆者認為,這里的“媒介”不只是相當于載體媒介和制品媒介,它還應該包括傳播媒介在內。一個完整的信息得以交流,置于普通的交際或日常交往,媒介是個人行為,信息通過載體媒介和制品媒介得以完成。而這里討論的是文學藝術活動,在現代傳媒時代,文學藝術活動的傳播必須要經過傳播媒介這一環節。藝術媒介與藝術活動共生共存,正如王一川在其《文學理論》里所言:“讀者閱讀文學作品時首先接觸的不是它的語言,而是語言得以存在的具體物質形態———媒介。文學總是依賴一定的媒介去實現其修辭效果的,媒介是文學中的重要因素。人們對這種媒介是如此熟悉以致常常遺忘了它的存在及其作用,就像忘記陽光和空氣對我們生活的作用一樣。”[8]111我認為王一川所言的媒介是指負載文學信息的紙張之類的傳播媒介,而傳播媒介首先得力于符號媒介的力量。而讀者于藝術作品,首先面對的是傳播媒介對文學的文本進行選擇加工乃至于集體生產或再生產,然后向讀者傳播的出版印刷、期刊、電影、電視、網絡公司等相關部門所出版的“產品”。“產品”本身就是一種媒介,是傳播媒介,而這個才是讀者真正所面對的第一手材料。它是繼文學價值創造和文學價值傳播之后,文學價值生成的最后階段。只有讀者在文學的閱讀活動中,才對文學作品進行超越性體驗和再度創造,使文學作品中所潛在的價值于閱讀過程顯現出來,實現文學的價值。莫言作為傳播中國當代文學的媒介作用,首先需要自己把自己傳播出去。諾獎評獎作品不是漢語文字符號的文本,其中需要一個語言轉換的過程,這個過程很是關鍵。莫言獲諾獎的作品大部分都是葛浩文先生的譯作,對于這一點,《鳳凰網》曾經在2013年五四青年節前夕,邀請6位香港現代文學訪問教授參加“嶺南五四現代文學講座”,竟有3人分別是陳思和、劉再復以及顧彬教授聚焦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莫言。德國漢學家顧彬提出,若沒有葛浩文的翻譯,莫言不可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劉再復等人也有這樣的感覺。《鳳凰網》刊登的題目直接就是“沒有譯者葛浩文,莫言就不可能獲得諾獎”[9]。翻譯是一種向外傳播的媒介,莫言經由翻譯可謂登峰造極的葛浩文之手,走出了世界,擴大了自己的影響。不僅如此,當代著名批評家孟繁華先生,在參與2014年10月24日北京師范大學國際寫作中心主辦的“講述中國與世界對話:莫言與中國當代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時,當看到與會的代表“法國漢學家杜特萊,日本漢學家藤井省三、吉田富夫,意大利漢學家李莎,德國漢學家郝穆天,荷蘭漢學家馬蘇菲,韓國漢學家樸宰雨以及國內諸多著名批評家和現當代文學研究者齊聚會議時,突然意識到,莫言獲得‘諾獎’是一個龐大的國際團隊一起努力的結果。如果沒有這個國際團隊的共同努力,莫言獲獎幾乎是不可能的。這個龐大的團隊還包括沒有蒞臨會議的葛浩文、馬悅然、陳安娜等著名漢學家。”[10]17-25莫言是通過強大的媒介團體人的傳播走出去的,反過來莫言獲獎又成為傳播中國文學之媒介。中國文學之媒介,關鍵又是高等教育體制中中文專業面對大量學生播種文學修為的渠道,渠道之廣博與內容之龐大,決定未來學生的眼界與發展的力量。中國文學在西方文學的形象改變不始于莫言。但是,莫言獲得國際大獎使中國文學的形象從此得以改變。莫言的獲獎對于中國來說,是關乎整個中華民族被世界承認的自豪,引起國人對莫言的關注。莫言獲獎的第二天,據報道:“10月12日上午,北京最大的書店之一西單圖書大廈里,寫著獲諾貝爾文學獎作家莫言的作品專架圖書已銷售一空,該專架在11日晚莫言獲獎消息傳來后剛剛擺上。”[11]以莫言為代表的“純文學”,在占據著文學通道份額越來越大的通俗文學、網絡文學中,以其獨特的審美空間為世界理解中國打開了窗口。同時,也拉近了中國文學與世界讀者的距離。莫言獲獎,使國外更多讀者以莫言為窗口關注中國文學,和中國更多作家,激起外國讀者對中國文學的興趣,進而翻譯更多的中國文學介紹到世界上。中國當代文學的整個受眾的范圍也會沖出高校的院墻。作為一名普通的中國人,莫言獲獎的媒介傳播,刺激許多平時愛關注或不愛關注文學的人,想借此展示自己的文學欣賞水平或閱讀知識的廣度,進而推動國民素質的提高。作為高校在校的學生,當然在莫言獲獎的媒介與教師召開研討會、申報課題等活動的刺激下,學生參與、關注并理解莫言,擴大了對中國當代文學的連鎖反應,加強了學生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質感體驗,進一步縱深中國當代文學的課程理解與把握。莫言受拉美魔幻現實主義風格的影響特別明顯,但是他又結合著自己的體驗與講述的方式傳達出中國特有的風格。世界與中國的相互融合,中西傳統的交匯與創新,使中國當代文學課程的受眾以不同的眼光觀看中國當代文學的內容,使學院知識分子帶有幾分民間的氣息與西方的“紳士”風統攝中國當代文學課程,使其教學理念發生轉變。教學理念的變化并非一日之功,也不是某個個體的體己之力。理念是核心,而理念又濃縮著整個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文學等的綜合素質的提升。

四、結語

中國當代文學課程作為高校文科中一門十分重要的專業課,是中國當下精神文化濃縮的反映,也是中國社會國力提升的精神尺度。莫言諾獎的獲得提升了中國當代文學的名譽,改變了中國當代文學的教學內容,擴大了中國文學的受眾范圍,同時也提升了中國人的精神素養。

作者:袁棟洋 單位:陜西理工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