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音樂學發展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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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族音樂學是音樂學中一門理論學科，其前身是“比較音樂學”。通過查閱文獻資料，分析學者的研究結論，本文認為民族音樂學在中國的發展歷程可分為萌芽期、儲備期和發展期三個階段。其中萌芽期為1920—1949年，受比較音樂學“東歐學派”的影響，民間音樂研究主要聚焦于民間音樂的曲調形態研究方面;儲備期為1950—1979年，為后來民族音樂學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人才儲備、理論儲備和實踐儲備，鍛煉和培養出來一批學風嚴謹、理論扎實、躬行實踐的音樂研究專業人才;發展期為1980年以后，我國音樂研究已經呈現了理論與實踐完美結合，民族音樂學已成為一門實踐性、實證性、理論性的應用型學科。

關鍵詞:民族音樂學;發展;歷程;萌芽期;儲備期;發展期

民族音樂學是音樂學中一門理論學科，其前身是“比較音樂學”。18世紀中葉隨著歐洲殖民主義的興起和擴張，出于對非洲、歐洲文化(包括音樂)的獵奇以及對“外文化”資料的攫取，“比較音樂學”應運而生。1885年英國人亞歷山大•約翰•埃利斯發表了《論諸民族的音階》，一般認為是民族音樂學的發端;1955年美國成立了“民族音樂學學會”。民族音樂學發展端于歐洲，盛行于美國。民族音樂學譯著于20世紀70年代在中國首次出現，1980年6月在南京藝術學院首次以“民族音樂學”命名召開了“全國民族音樂學學術討論會”，此后在全國范圍內推廣此學科。民族音樂學在世界范圍的歷史都比較短暫，中國很多音樂理論家撰寫了很多關于民族音樂學在中國的發展歷程，關于發展階段目前有幾種主要的代表性的描述。如伍國棟［1］先生將中國的民族音樂學的發展分為三個階段，即曲調音樂理論研究、民族音樂理論研究、學科理論研究三個階段;張君仁［2］教授又將其分為比較音樂學、民間音樂研究、民族音樂理論、民族音樂學(以1980年為界點)四個發展時期;杜亞雄［3］先生則以1980年為界，認為中國的民族音樂學總體經歷了比較音樂學和民族音樂學兩個階段;還有一些學者在撰文時沒有明確分時間界限，對整個發展過程進行了“歷時性”的描述［3－4］。無論哪一種論述，都無一爭論地把王光祈先生作為我國民族音樂學的先驅。綜合學者觀點，筆者還認為民族音樂學在中國的發展歷程從發端至今，可分為萌芽期、儲備期和發展期個發展階段。

一、中國民族音樂學的萌芽期

民族音樂學在中國的萌芽期為1920—1949年。20世紀20年代初，中國學者王光祈先生在柏林大學師從當時著名的比較音樂學大師霍恩柏斯特爾專攻音樂學，受導師影響較深，他在1924年出版了《東西樂制之研究》，是中國第一部系統研究中西樂制、調式和樂譜異同的比較音樂學著作。1925年撰寫了《東方民族之音樂》一書向國人介紹比較音樂學，他在此書序言中寫道:“我希望此書出版后，能引起一部分中國同志去研究‘比較音樂學’的興趣。”在這部音樂學著作中，王光祈先生運用比較音樂學的方法和理論，將世界音樂宏觀概括地分為“中國樂系”(五聲體系)、“希臘樂系”(七聲體系)、“波斯阿拉伯樂系”(四分之三音體系)三大“樂系”，從而深化、普及了“世界樂系”的理論。王光祈［5］的這兩部著作被普遍認為是中國民族音樂學的前身———比較音樂學學科興起的開端。然而，遺憾的是王光祈先生還沒回國推廣發展此學說就客死他鄉，導致他宣揚的比較音樂學在他去世四十多年后才被音樂學界認知、關注、討論和評價。因此，有學者認為比較音樂學到此就已經中斷，與后來的民族音樂學沒有關聯，這種論斷是不科學的。1930年人類學家凌純聲和商章孫先生的民族志《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中，詳盡描述了祭祀神鼓的形制、功能，同時還聯系其他民族的相同類型的神鼓進行了比較研究;1938年人類學家劉咸亦發表的文章《海南黎人口琴之研究》，將海南黎族口琴的演奏、功能與其他民族口琴進行了系統的比較研究。盡管因為時局動蕩未能為該學科提供良好的人文環境，但這個時期可認為是我國比較音樂學研究的發端。1939年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成立了“民歌研究會”，是我國音樂界第一個建立的具有民族音樂學性質的學術研究協會。協會1946年出版了《民間音樂論文集》，其中協會會長呂驥撰寫的《中國民間音樂研究提綱》，全面系統地歸納了民間音樂研究的目的、原則、方法、范圍等，為中國音樂學家最早發表的全面闡述“民間音樂研究”學科理論建設的代表性文獻，對建國后的“民族民間音樂研究”和民族音樂學理論的建設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這一時期還產生了許多優秀的研究成果，如《民族音樂》、《新音樂》等雜志的創刊，并用一定的版面發表了很多優秀的論文，如呂驥的《民歌的節拍形式》、冼星海的《民歌與中國新音樂》、張魯等人的《怎樣收集民間音樂》、天風的《綏遠民歌研究》、秦波等人的《秦腔音樂》等等。受比較音樂學“東歐學派”的影響，中國這一時期的民間音樂研究主要聚焦于民間音樂的曲調形態研究方面。

二、中國民族音樂學的儲備期

民族音樂學在中國的儲備期為1950—197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我國民族民間音樂研究逐漸繁榮。1949年東北魯迅藝術學院建立了“民族音樂研究室”，其后很多研究所如雨后春筍涌現出來，如中央音樂學院的“民族音樂研究所”(后改為“中國音樂研究所”)、上海音樂學院的“民族音樂研究室”等很多音樂院校和文化部門均相繼設立了與“中國民族民間音樂”有關的部門，由此一系列收集、整理、研究民族音樂和中國傳統音樂的科研工作轟轟烈烈展開了。50年代中期由人類學分支學科民族學調查帶動了中國少數民族音樂研究的系統展開，不但吸收了中央文化部門、地方院校、藝術團體的音樂、舞蹈、戲劇等工作者專門對多個省市自治區少數民族的傳統音樂、舞蹈、戲劇等進行調查研究，還首次獲得相關民族的第一手音樂等藝術資料，同時也推動了各少數民族地區工作者對本地區民族音樂的調查和研究。1950年全國性音樂理論刊物《人民音樂》創刊，連續發表了各少數民族的民間音樂專論，這是對民族民間音樂的研究途徑的深化和研究成果的推廣;1958年音樂理論刊物《音樂研究》創刊，致力于我國傳統音樂研究，同時關注世界音樂的研究與發展。該時期學者和研究單位翻譯了很多介紹此學科的外國文獻，同時我國各地區的民族民間音樂研究人員的著作也很多，其中李元慶1953出版的《民族音樂問題的探索》、楊蔭瀏等1957年出版的《蘇南吹打曲》、貴州文聯1958年出版的《侗族大歌》、1959年何蕓等出版的《苗族民歌》和《苗族蘆笙》、夏野1960年出版的《戲曲音樂》、毛繼增1960年出版的《西藏古典歌舞———囊瑪》、楊蔭瀏1963年出版的《語言音樂學初探》、趙宋光1965年出版的《論五度相生調式體系》、中央音樂學院中國音樂研究所1963年出版的《民間音樂采訪手冊》等較有代表性。由中國藝術研究院編著的《民族音樂概論》，作為“民族音樂”課的教材于1964年出版，全書分“民歌和古代歌曲”、“歌舞與舞蹈音樂”、“說唱音樂”、“戲曲音樂”和“民族樂器”五個章節，是我國第一部以“民族音樂”命名的專業概論類論著，為今后的理論研究起到了引領作用。因此這一時期為后來民族音樂學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人才儲備、理論儲備和實踐儲備，鍛煉和培養出來一批學風嚴謹、理論扎實、躬行實踐的音樂研究專業人才。

三、中國民族音樂學的發展期

1980年以后為民族音樂學在中國的發展期。學術界普遍認為，中國的民族音樂學產生的標志是1980年在南京藝術學院召開的首屆“全國民族音樂學學術討論會”。自此，民族音樂學作為音樂學的一個學科分支開始興起并被廣泛關注，與當今的音樂史學、音樂美學、音樂社會學、音樂心理學、音樂教育學、音樂形態學等學科分支為并列、對等的關系。1979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改革開放促進的經濟大發展，也激發了學術思潮的活躍與交流，中國民族音樂學者在借鑒國外同學科理論建設經驗、研究方法等基礎上，結合我國實際，大力加強學科建設和理論建設，取得顯著的成績，涌現了一大批優秀的專著類、譯著類、學術論文的學術成果。劉吉典1981年出版了《京劇音樂概論》、高厚永1980年出版了《民族器樂概論》、江明惇1982年出版了《漢族民歌概論》、武俊達1987年出版了《昆曲唱腔研究》、苗晶和喬建中1989年出版了《論漢族民歌近似色彩區劃分》、杜亞雄1993年出版了《中國少數民族民間音樂概論》、周青青1993年出版了《中國民歌》、伍國棟1997年出版了《民族音樂學概論》、嚴昌洪和蒲亨強1997年出版了《中國鼓文化研究》、袁靜芳1999年出版了《樂種學》、杜亞雄2002年出版了《民族音樂學概論》等幾十部理論研究類的著作，其中伍國棟先生和杜亞雄先生的《民族音樂學概論》多次再版，被廣泛運用于專業教材［6］。呂炳川1982年出版了《臺灣土著族音樂》、毛繼增等1986年出版了《中國少數民族樂器志》、杜亞雄1986年出版了《中國少數民族音樂》、劉東升1988年出版了《中國樂器圖志》、伍國棟1992出版了《白族音樂志》等幾十部音樂志類型的著作;還有研究者出版了《非洲音樂》、《比較音樂學》、《拉丁美洲音樂》、《民族音樂學》、《歌唱測定體系》等幾十部譯著類書籍和撰寫了篇目浩繁的民族音樂學論文。通過這些研究成果可以看出，無論是研究類別還是研究領域都大大的拓展了，表明這一時期我國音樂研究已經呈現了理論與實踐完美結合，民族音樂學已成為一門實踐性、實證性、理論性的應用型學科。

四、結語

一批學者在民族音樂學傳入中國之前，一直從事民族音樂理論或民族民間音樂研究，然這些人接過“民族音樂學”的旗幟以后仍然堅守固有的研究領域和模式，這也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學術傳統和學科思想。“亞非拉音樂研究”領域的專家雖一直在研究“第三世界”國家的音樂文化，但缺乏田野考察、概論描述，研究成果沒有形成學術主流。西方的民族音樂學近百年的發展過程中，一直遵循著對西方以外“他文化”的研究。1980年以后西方民族音樂學開始回歸和探索西方本土音樂文化，不再以傳統音樂作為唯一的研究對象，研究內容還包括專業藝術音樂、流行音樂等，研究方法和理念也有更大突破。或許也可以給中國的民族音樂學研究提供一個新的啟示，中國有悠遠傳統的民族文化歷史，有厚重的民族民間音樂資源，保留著豐富的傳統音樂民俗活動，這些都值得每一個音樂學者去深入研究;同時在一個多元音樂文化并存的時代，研究對象范圍也可以有新的擴展;要通過人、社會和歷史去了解音樂，又通過音樂認識歷史和社會［7］。任何一門學科的形成與發展，都必然與社會進程、民族特征等因素相關聯，是由多種學術領域專家、不同知識結構的學者、不同國家和民族經過長期的實踐總結，才能逐步構建、形成和發展。在音樂學界，如果能樹立起一種泛目的(更大、更寬、更遠的目的)的學科理念，摒棄學科界定的辯爭，達成共識，在研究對象、范圍、方法等方面用更博大的胸襟，以統攬全局的姿態積極開展研究，相信中國的民族音樂學研究會迎來興盛的時代，取得更大的成就。

［參考文獻］

［1］伍國棟．民族音樂學概論［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2012．

［2］張君仁．比較及比較的內容與方法:關于民族音樂學之比較研究法的若干思考［J］．音樂探索，2002(3):6－9．

［3］杜亞雄．20世紀民族音樂學在中國的發展(上)［J］．樂府新聲(沈陽音樂學院學報)，2000(3):26－29．

［4］杜亞雄．20世紀民族音樂學在中國的發展(下)［J］．樂府新聲(沈陽音樂學院學報)，2000(4):16－20．

［5］杜亞雄．“民族音樂學”≠“音樂人類學”［J］．中國音樂，2009(3):38－43．

［6］高厚永．召開“全國民族音樂學學術討論會”的前前后后［J］．中國音樂，2012(4):8－25．

［7］楊善武．民族音樂學傳入后對我國已有的傳統音樂研究之否定［J］．星海音樂學院學報，2016(1):20－35．

作者:張麗 單位:西南林業大學藝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