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市場化負面效應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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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學學術自主受到威脅

表面看來，處于高等教育市場化進程中的公立大學進一步獲得了高度自治，但實際上，大學自治并未得到真正增強，作用于大學的力量在實力上和數量上都有所增長:市場與政府成為在一定程度上主宰大學發展的雙主體。這二者都可能對大學的學術自主造成危害。作為一種機制的市場對大學學術自治產生著影響。市場化的大學必須將學生、企業等顧客、用戶、消費者們的需求和評價放在首位，這可能導致大學對學術本身發展要求的忽視。如在專業課程設置上，為培養社會急需的人才，大學紛紛開設工商管理、人力資源管理、電子商務、物流管理、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等實用性專業。這可能導致文史哲等基礎學科趨于萎縮的狀態。在教師的任用上，引入市場機制，廢除教授終身制、取消大學教師的公務員身份，實施教師任期制、大量聘用兼職教師，建立教師資源自由流動市場。這損害了長久形成的保護學術自由的基本制度，即向學者提供穩定的工作環境。企業等各種市場主體也通過設立獎學金和科研基金、開展聯合科研活動等影響大學的學術活動、干預大學的學術自由。市場化的大學越來越需要引入企業等各種外部團體的資金投入。獲得資助的代價是大學必須滿足資助者的要求，或完成資助者提出的任務，承擔起相應的責任。布迪厄認為，在當今的大學形態中，知識的生產、流動和分配已被權力和金錢深入地控制了。西方發達國家“將學校也當作企業一樣管理，要求文化生產者接受和采納工作效率、工作節奏這樣的規范，并將這些規范作為衡量知識分子成就的普遍標準”［1］。大學的最高權力機構———董事會有時也將大學當做商業機構，使管理技術適用于這個組織，并把利益作為追求的目標。當大學教學和科研以“誰出價高就為誰服務”的原則工作時，學術自由和專業整體性發展必將受到損害。除了市場，政府也成為大學學術自由的一種重要威脅力量。政府對高等教育的評估和監督，造成了對大學學術自主的威脅。1980年代以來，各西方發達國家政府加強了對大學的各種評估，包括評估機構、評估方法、評估制度、評估技術等在內的大學評估機制不斷完善。高等教育評估和問責制度要求大學對政府制定的辦學、研究項目等目標和政策負責。通過目標管理、效率評價、效果監督以及與之密切聯系的競爭性撥款，政府所提出的各種理念、規劃、指標、規范可以間接地轉化為大學的各項活動的指南，從而使大學不得不服從于政府所制定的預期目標。政府利用質量評估這一重要杠桿，使自身從對大學具體事務的控制中撤出的同時仍然能夠塑造大學的行為。1980年代以來英國高等教育評估與經費劃撥掛鉤的做法，以及對經費使用情況的監督，使大學必須迎合政府為經濟發展而設定的科研目標，將大學的發展目標與國家的經濟競爭力、國際競爭力掛鉤。在美國各州，強化學術勞動的績效評估機制不斷得到強化。政府還通過立法、政策干預大學的科研方向。1980年代以來西方發達國家公立大學中科學研究活動發生的最大變化，就是科研課題直接與國家的實際需要、與市場中企業的需要緊密關聯。在美國，許多大學紛紛開展盈利性的科研活動很大程度上是由國家政策驅動。冷戰結束后，為應對來自日本、歐洲的激烈競爭，美國政府開始重視大學科研功能的經濟價值，力圖通過大學科研與商業的聯姻來刺激經濟增長。政府先后通過立法、減稅等多種方式刺激大學企業發展和加快大學科研成果轉化。政府還通過立法，對許多大學與商業界的合作項目予以補貼或優惠。這些法律、政策都直接促使大學積極參與“大學—企業—政府”合作研究。而多數研究都是可以直接帶來利潤的應用型研究。政府還通過競爭性資助、直接投資等方式影響大學的發展方向。政府在大幅削減高等教育公共資助的同時采取市場競爭的原則來對大學科學研究的資助進行分配。大學為了爭取更多的科研經費，不得不逐漸投入到以市場需要為取向、以盈利為目的的研究活動中。高等教育市場化所帶來的大學自由，是“按照政府所希望的去行動的自由。……在自我調節、靈活性以及自主的偽裝下，政府成功地消滅掉了學術自主”［2］。大學自治的實質不過是“程序性自治”。

二、大學學術權力地位下降

高等教育市場化引起了權力結構的新一輪變革，以校長為核心的行政管理人員的管理權力得到了強化和擴大，高等教育消費者權力亦得到了提升。雖然這種變革完全符合組織行為理論，即組織結構要服從并服務于組織功能，但后果之一是大學學術權力地位下降。表現之一是以校長為核心的行政管理人員的管理權力得到了強化和擴大。傳統的校長通常任期為1～4年，由教授聘任;而新的校長任期可長達5～7年，校長職位往往通過廣告招聘。校長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學術人員，除了要求具有傳統的學術領導必備的品質外，還要求具有戰略上的創新能力和想象思維、財政管理能力和增加收入的能力、廣泛的社會交往能力以及管理經驗和高級管理成就等。早期魅力型與學院型的大學領導模式已被一種既注重科層管理技巧又注重企業管理技巧的大學領導模式所取代。在工作性質上，大學校長更多地承擔起主管的角色，其工作重心從關心教育教學問題轉移到考慮財政預算、規劃發展等問題上，投入到教學領導崗位的時間和精力大大減少了。權力下放到學校導致了權力在學校的管理高層集中，校長擁有更多更大的權力，越來越像一個“最高行政長官”。縱向的、自上而下的管理結構得到強化，官僚的、自上而下的控制越來越多，大學內部的管理決策似乎也不再是學院模式的民主決策，而更多地趨向于由少數管理人員快速做出決定的科層制模式。由此，以校長等學校管理層為代表的行政權力與以教師為代表的學術權力之間形成了對立。大學教師的專業特權遭到了行政力量日益強勁的削弱，自主的專業身份愈加明顯地讓位于“被雇傭者”的角色。表現之二是高等教育消費者權力得到了提升。在市場化高等教育體系中，政府、企業、雇主、學生等都作為核心顧客，其“顧客”權力得到提升。邁克爾•吉本斯(M．Gibbons)將知識區分為“模式1”知識和“模式2”知識。“模式1”知識是由學科結構構成的。而“模式2”知識是以解決問題為中心的知識。這種知識是在應用的環境中被生產的、以跨學科為原則、以學科交叉和組織多樣性為特點、更強調社會問責制和基于較廣泛基礎的質量控制體系［3］。在市場化高等教育體系中，工業界介入到國家與大學的關系中來。大學面臨的競爭日益激烈。大學為在競爭之中立于不敗之地，更需要發展“模式2”知識，“模式1”知識已經過時了。這一改變證明了知識市場化導致的知識商品化，“知識被看成是一種東西，可以購買，可以打包投遞，知識的輸出以貨幣為單位”［4］。由此，學生從學徒變成了支付者、消費者，學者則從高級藝人、師傅變成了可交換知識的輸出者，成為生產者、供應商、服務的提供者。學者們不是可以有獨特貢獻的專家，也不是學術專業權威。大學像在從事商業生意，在更好、更有效率地利用有限資源，遵守“成本—效益”法則的借口下，教師不得不服從大學內部行政權力對各種經費的重新安排。隨著高等教育資助模式由資助生產者主導模式向資助消費者主導模式轉變，學生、企業等消費者的評價作為評估指標，教師終身制或公務員身份被取消，都更加劇了學者權威地位和身份的變化，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學者的自我認同。近年來，一系列研究已證明了這種危險的存在。哈爾西(A．H．Halsey)曾對學術職業“地位下降”［5］有過論述，拉姆斯登(P．Ramsden)也提出“職業者的學術到無產者的學術的轉變”［6］。“總而言之，整個高教系統喪失了自主權，因為在管理統治層發生了很大變化，教授們在自己的工作上失去了大部分特權”［7］。阿特巴赫指出，高等教育的管理主義的加強，權力由學術人員向專業管理人員和外部管理結構的轉移，削弱了學術人員的自治和權力，將極大地影響學術職業的傳統作用。這種趨勢威脅到教授決定的學科發展方向、開發課程的權力以及最大程度地全面控制課堂和研究課題計劃的遴選與實施的權力等。這必將影響大學的學術自由［8］。

三、公益性與市場性的失衡

教育作為一種產品所具有的一種特殊性質是公益性，即公共品或準公共品屬性，它是指教育活動應該尊重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并以社會發展和人類進步為最終目標。而高等教育市場化，不僅僅是一種高等教育走向分權化、增強競爭性和引入經營方法的趨勢，還正引發一場高等教育的文化的轉型與重建。它在大學組織的目標、結構、制度甚至價值觀等各方面都對大學產生著深刻而巨大的影響。高等教育的市場性逐漸突顯，經濟、效率、效果、消費者至上成為大學的首要目標取向，而其原有的公益性開始逐漸消退。對教育的兩種不同的價值取向形成了教育公益性和資本尋利性的悖論，公益性與市場性的失衡將會給高等教育帶來不良影響。高等教育市場化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大學企業化”和“學術資本化”。市場化的大學如同企業一樣，必須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約束、自我發展，對社會和市場復雜多變的需求作出回應。大學必須積極主動地“創收”，來維持組織的正常運營。高等教育市場化，就是確定顧客的需要，生產合格的產品來滿足他們的需要。高等教育機構必須為各種各樣的顧客和贊助者(學生、政府、雇傭者、企業、校友、捐贈者等)提供高質量的服務。在這種新文化形態中，高等教育機構與社會的關系變成了提供者和需求者(購買者)的關系。受市場邏輯的影響，大學中無論教育還是研究活動，都開始更注重知識的交換價值而非傳統大學中知識的文化價值或象征價值。知識的交換價值被放置在了最為顯要的位置。知識商品化了，同時也成為一種可以帶來新價值的資本。公立大學的學者在競爭日益激烈的環境中從事研究工作，展現他們的學術資本。這些資本包括教育、研究、咨詢技能以及其他學術成果的應用。這些學者雖然名義上還是在為公共事業部門服務，但是實質上卻采用市場行為來為私有部門獲取利益［9］。市場化的大學，成為了市場主體和法人實體，其自主性、獨立性得到確認，但面臨著多種資助主體的問責。多種資助主體的邏輯，與大學內在的認識論、學術發展的邏輯并非是一致的，有時甚至是充滿著矛盾。市場經濟的基本特征是以追求利潤為直接目的，資本的本質是逐利性。而教育從根本上說是一種培養人的事業，是為了促進個體的身心發展，開發個體的全面潛能，進而造福于他人、社會乃至整個人類。當市場機制在高等教育領域中滲透得太深時，教育這一原本十分復雜而豐富的社會實踐活動就被簡單化成“投入—產出”、“成本—效益”的過程。競爭成為高等教育系統的運行法則。“消費者至上”成為大學的理念。“經濟、效率、效果”成為大學的組織目標。在這種宗旨下，大學董事會和校長等大學高端管理層紛紛采取措施降低大學辦學成本。大學的教學、科研活動，都不再遵循傳統大學的學術邏輯，而是遵循一種由政府推動的競爭性邏輯。從本質上來說，大學失去了自身的文化邏輯，成為了公共行政的一個部門。高等教育市場化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已既成事實。但仍應堅持將教育看做是一種市場化的公益行為，而非一種純私益的行為。高等教育市場化，雖然能夠十分有效地提高教育的生產效率，但是，作為高等教育市場化改革的主要理論基礎的新公共管理理論在對政府的角色定位上使市場理念占支配地位，而對公共行政的核心價值———民主、公民權和公共利益的關注卻被置于次要和從屬地位，而這些信念與學術自由、文化引領一起，都是教育應然內蘊的基本價值。以上被忽略的價值，卻正是對個人和社會發展非常重要的。高等教育的公益性，意味著政府對高等教育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政府應該是高等教育的主要資助者、支持者。如何建立有效的機制來協調教育的公益性與市場性、公平與效率，使它們之間取得適度的平衡，成為大學面臨的挑戰之一。總之，高等教育市場化，給大學的學術自由帶來了諸多潛在的危險:追求經濟、效率、效益的價值理念與非功利的學術自由原則不相一致，大學若以此為決策目標，則會對學術自由造成損害;成為企業化法人的大學，對自治的公共責任的過度關注，往往造成對學術自由的忽略;大學權力向管理人員和校外人員的轉移，會造成學者相對無權的地位，不利于對其學術利益的維護;以(可見的)結果、輸出為導向的績效評估，往往制定明確的、短期的、便利評估的目標，勢必導致政府盲目追求立竿見影的效果，而對于長遠的、效果難以估計的政策目標缺乏興趣。這些都將損害學術的健康發展和社會的長遠利益。

作者：粟莉工作單位：廣東藥學院人文科社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