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職教育資源配置價值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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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跨界性、共享性、融合性是“無邊界教育”理念的核心要義，其在高職教育資源配置中能夠實現資源配置的開放性、多樣性與均衡性，進而推進高職教育資源配置權力格局的重構。當前我國高職教育資源配置存在類型性、空間性、結構性、指向性失衡。要改變高職教育資源配置的失衡問題，就要按照“無邊界教育”理念來厘清資源配置主體關系，消解資源配置的類型便捷；按照“大教育”發展觀思維來推進資源配置過程的公平以及完善資源供給的激勵與服務體系，進而實現資源配置效用的均衡化發展。

［關鍵詞］無邊界教育;高等職業教育;資源配置;失衡;策略

同普通高等教育與普通高校相比，我國高職教育以及高職院校的社會認可度并不高。高職教育不論是辦學條件、經費投入還是師資配置、辦學規模與層次等都與普通高等教育存在較大的差距。當前，一方面是普通高校學生大規模出現“結構性失業”，另一方面是社會職業技能崗位出現大量的“用工荒”。這種矛盾的困境充分反映了我國高等教育結構的整體失衡。在高等教育供需失衡的背景下，我們需要從高等教育供需主體的視角來重新審視教育資源配置問題。無疑，高職教育在整個高等教育資源配置體系中處于弱勢地位，如何通過制度化、規范化的高等教育資源配置機制來促進更多的教育資源向高職教育聚集，是關系到高職教育持續穩定發展的前提條件。

一、“無邊界教育”理念在高職教育資源配置中的價值

（一）“無邊界教育”理念的基本含義。“無邊界教育”作為一個教育概念，最早見于1990年加拿大國際教育署的一份名為《無國界與邊界的教育》的研究報告。該報告重點談及了高等教育無國界化的現實意義以及高等教育無國界化發展的基本模式，充分肯定了“無邊界教育”是促進高等教育國際化發展的基本路徑。1998年，澳大利亞教育學家斯圖亞特•坎寧安（StuatCunningham）在《新媒體與無邊界教育》一書中首次將“無邊界教育”作為一個重要的教育理念納入高等教育研究的視野。在坎寧安教授看來，“無邊界教育”是高等教育擴張的一種基本形式，在當前高等教育范圍日漸擴充的情況下，高等教育的邊界逐漸模糊。高等學校不再是高等教育唯一的提供者，社會上一些商業化的教育機構、非政府部門或公益性社會組織借助于現代化的信息技術與新媒體科技同樣能夠為全球受教育者提供跨國家、跨區域的高等教育服務，如跨國公司舉辦的企業大學、各類教育機構興辦的網絡大學等。這些新的辦學媒介充分凸顯了高等教育產品傳遞的跨國、跨界屬性。進入21世紀，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以及信息技術的更新換代，英國最早提出要改變傳統高等教育的封閉體制，高等教育要走出大學，在全社會構建一個開放性、競爭性的無邊界高等教育體系。英國政府提出的這一突破邊界、國界的高等教育服務模式，凸顯了無邊界教育理念的跨時空、跨文化與跨地域特征。從這個意義上看，“無邊界教育”是一種教育制度、內容、技術、時空等多重要素構建的開放、競爭與合作體系，其既是一種高等教育技術組織形式，也是一種教育資源的配置方式。“無邊界教育”并不是說教育本身沒有邊界，而是指要突破傳統高等教育的主體性（機構性）、地理性（時空性）特征，加速其主體性與地理性的分解，使高等教育資源可以在不同區域、地域、主體之間進行滲透，突出高等教育資源傳播的無邊界色彩。本文認為，“無邊界教育”指的是在教育活動中，相關的各個主體沖破政治、時空、區域、機構以及利益等邊界，促使教育資源無障礙地互動。整體來看，這種“無邊界教育”的內涵體現在三個方面：第一，不同教育類型以及教育層級之間的邊界在消解。在終身教育理念日漸深入的情況下，無邊界教育的出現會使得個體的職業生涯朝終身化發展。對于個體而言，不論是接受普通教育還是職業教育，不同類型及層次的教育會因為終身教育體系的構建而逐漸喪失邊界，朝向教育終身化、連貫化趨勢發展。第二，教育產品的供給主體在不斷融合。在“無邊界教育”理念的推動下，任何教育類型不再是絕對的非市場化行為，而開始出現產業化與市場化趨勢，非市場化、非產業化的教育產品會與市場化、產業化的教育產品融合或并存。同時，在信息技術的推動下，教育開始出現跨國、跨區域、跨界流動，任何國家的國際或國內組織、政府部門甚至個體均可以介入教育活動中，一改過去由政府主導教育產品供給的局面，進而使得高職教育在資源配置中突破傳統的邊界限制。第三，教育時空邊界在逐漸消失。在信息技術及新媒體工具的推動下，現代任何形式的學習不再局限于學校這個物理邊界，任何的學習及教育產品可以不再受到學校時空的限制，任何人可以在任何地點、時間來實現自主學習。可見，“無邊界教育”實際上就是社會力量對教育過程中的資源配置方式及供給模式開始滲透的過程，充分展示了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的開放性與競爭性。（二）“無邊界教育”理念在高職教育資源配置中的作用。從教育資源配置的角度分析，“無邊界教育”理念倡導的是資源配置方式及思維要超出常規的束縛，通過創新教育資源配置體系來提升高職教育資源配置的多樣性、開發性與均衡性，進而使得高職教育在教育資源配置體系中獲得與其他教育類型同等的地位。具體而言：第一，多樣性指的是高職教育資源配置主體的多樣化。在資源配置體系中，其配置主體不再是單一的職業院校主體，而包括各類社會組織、企事業單位、個人等。由此，職業院校學生在學習過程中，也可以按照自身的需求及可以利用資源的實際情況，實現學習方式從校園區域轉向社會其他區域，在學習中跨越校園束縛，通過參與各類社會組織、企事業單位、個人所舉辦的學習、科研活動來獲得相應的學分或成果，進而使得高職教育資源更加豐富與多樣。第二，開放性指的是職業院校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能夠突破傳統學校物理空間的限制。在這個過程中，借助于現代信息技術來實現“時空突圍”，如通過校外選課、課程資源共享等方式來進行自我學習、自主學習以及終身學習，最終實現學生對學習資源的自由掌控，滿足自身個性化的學習需求。第三，均衡性指的是高職教育與社會、市場之間的關系更加密切。在無邊界理念的推動下，高職教育與企業、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系更加緊密，職業院校的資源配置效率會得到較大的提升。高職教育與企業、社會等主體之間的交流與溝通，不僅可以實現各類教育資源的共享，如實習實訓平臺、師資隊伍之間的共建共享，還可以實現不同資源配置主體的協同發展，保持高職教育資源配置全程均衡化。

二、當前我國高職教育資源配置失衡的征象

高職教育的資源配置是整個社會系統對職業教育所需的人、財、物等方面的投入方式。在過去20多年的時間，高職教育在整個教育資源配置系統中處于失衡狀態，其主要征象有以下幾個方面：（一）資源配置的類型性失衡。高等教育資源配置的類型性，指的是高職教育與普通本科教育在資源配置方面的比例及方式。從我國高職教育發展歷程看，21世紀之前，高職教育呈現的是外延式發展模式；進入21世紀，開始進入內涵式發展階段，注重職業教育質量的提升。我國高職教育進入內涵式發展階段之后，國家對高等教育資源投入的比例逐漸加大。以經費投入為例，2006年之后，中央財政對高職教育的投入力度較之前有了很大的提升。2006年，國家出臺了“國家示范性高職院校”建設規劃，一次性就投入20億元。隨著高職教育內涵發展的深化，國家對高職教育從注重經費投入開始轉向經費、師資、基礎設施建設等全方位的投入。2014年，教育部、財政部等部門聯合公布了《全國教育經費執行情況的統計報告》，2005—2013年，我國職業教育辦學經費以每年20%的速度遞增，高職教育的辦學經費以每年25.2%的速度增長，但同期教育整體領域經費的年增長率只有15.4%，而DDP的年增長率為8.63%。從這些數據可以看到，高職教育辦學經費投入的增長幅度大大超過了整體教育領域的平均增幅，更高出GDP年增幅的3倍。盡管如此，由于我國高職教育的發展底子較差，與普通本科教育之間有較大的差距，在整個高等教育體系鏈中仍處于弱勢地位。雖然其經費投入年增長速度極快，但占高等教育經費的比例仍偏低，在中央財政撥款的總數方面遠低于普通本科教育。比如2016年，我國普通本科院校中央財政的生均教育經費撥款數額達到了2.98萬元/人，而高職院校的生均教育經費中央財政撥款數僅為1.71萬元/人，普通高校學生的生均教育經費幾乎是高職院校學生生均經費的2倍。可見，在資源配置的類型性方面存在較大的失衡，高職教育與普通高等教育之間差距巨大。（二）資源配置的空間性失衡。長期以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存在著較為嚴重的區域性失衡問題。這種區域性失衡體現為城鄉、東西部、內地與沿海地區之間的經濟社會發展不平衡，也導致不同區域之間的高職教育資源配置存在一定的不平衡。比如西部地區的高職院校，無論是在數量還是在辦學規模、基礎設施建設、辦學水平等方面都與中東部地區存在較大的差異，而且這種差異在短時間內難以得到根本改善。之所以會造成這樣的局面，在于各地政府對高職教育的資源投入存在失衡，如2015年北京、上海、浙江、江蘇、廣東等發達地區或沿海省份高職院校的生均教育經費數目較高，遠遠超出全國平均水平，其中，北京市的高職院校學生生均教育經費為4.4萬元/人，上海市為2.8萬元/人；但諸如安徽、河南、江西、四川等地高職院校的生均教育經費就較少，與上述東部地區差距較大，安徽省大約為1.19萬元/人、河南省為1.14萬元/人。近年來，我國在教育資源投入方面開始向西部地區傾斜，西部省份的教育投入總數開始超過大多數中部省份，如2015年西藏自治區的高職院校生均經費預算高達2.1萬元/人，基本上與江蘇省持平。而中部地區開始成為資源投入的“低洼地”，如湖南省2015年高職院校生均教育經費僅為1.5萬元/人，幾乎與四川、重慶等西部省市持平。一直以來，企業、行業、社會組織、個人的捐贈是高職院校教育經費的一項重要來源，而中部地區職業院校接受的社會捐贈數量遠低于東部地區，甚至不如西部省市。盡管經費投入并不是高職教育資源投入的全部，但經費投入的不均衡也導致東部與中西部地區在教學資源、師資資源等方面的差距拉大。東部地區的高職院校在教學資源特別是硬件教學設施方面具有明顯的優勢，2015年全國高職院校生均實訓設備值為7200元，而東部地區的所有省市均超過了全國的平均水平；西部地區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的10.2%左右，中部地區卻低于全國平均水平的12%。在師資建設方面，東部地區好于中部地區，中部地區略好于西部地區。可見，高職教育資源配置中，空間性的失衡使得職業教育發展的地區差異擴大，這對職業教育服務于區域性經濟社會發展這個功能是極為不利的。（三）資源配置的指向性失衡。教育資源配置的指向性，指的是資源配置的具體方式、內容及對象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法》明確規定，要建立財政撥款為主、其他多種渠道并存的多方經費籌措機制，鼓勵職業院校推行多元化的資源配置方式，改變傳統的政府單一投入體系。近年來，隨著高職教育的快速發展，我國通過公辦高職院校混合所有制改革、職業院校資產重組、建立專項投入體系、推行建設性貸款貼息制度以及改變學費補貼、教育附加費及培訓補貼等資金來源方式，試圖建立多元化的經費投入機制。但是，由于政府部門長期充當高等職業教育配置者與管理者的雙重角色，“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的體制未能得到徹底改變，這就使得政府出臺的職業教育資源配置措施不能從根本上改變其固有的資源配置方式，造成了公平及效益的失衡。同時，在政府主要的辦學經費撥款中，其撥付的依據是師生人數的多少而不是辦學效益的高低。在這種撥款指向下，高職院校為了獲得更多的經費而不得不盲目擴招，不斷擴充專業級招生規模，進而導致高職院校專業設置的同質化、資源利用的分散化以及辦學質量下降等問題。（四）資源配置的結構性失衡。高職教育資源配置的結構失衡主要體現在資源的使用方面，一方面是資源利用過程中的短缺，另一方面是部分資源出現嚴重浪費，這種矛盾局面使得高等教育資源在整體配置過程中的效率低下。我國職業教育發展與普通高等教育相比，長期處于滯后地位，基礎設施建設嚴重不足。在國家主導的教育資源投入體系中，多數資源集中在基礎設施建設領域，注重職業院校的硬件建設如興建校舍及實驗室等，且建設標準逐年提高，但在職業院校專業建設方面的投入不足且缺少系統規劃，這就導致投入與產出之間的不對稱，使得很多設備由于人力資源水平低而無法使用。據教育部調查顯示，2015年全國高職院校實習實訓設備的閑置率大約為20%，一些昂貴的進口設備使用率還不到10%。此外，由于高職院校在內部管理、激勵體系等方面存在著制度缺陷，各類“軟性”資源浪費嚴重，師資資源沒有得到充分的挖掘，降低了人力資源的利用率，也造成了整體資源配置效率的低下與結構失衡。

三、“無邊界教育”理念下我國高職教育資源配置的策略選擇

從我國高職教育資源配置的表象看，資源配置失衡主要由于財政投入不足及區域發展結構失衡所致，但實際上，這是企業、政府部門、高職院校、社會組織甚至是個人等不同主體嚴格遵循剛性邊界所引發的。各個主體之間的參與性不足或協作程度低下，使得資源配置的邊界無法消解，降低了資源配置的效率。故此，在高職教育資源配置過程中，需要按照“無邊界教育”理念來消解配置主體的邊界，促進各個主體之間的合作，從而實現資源配置過程的無邊界，進而提升資源配置效率與利用效率。（一）厘清資源配置主體關系，消解資源類型化邊界。顯然，參與高職教育資源配置的各個主體存在著利益紛爭或博弈，使得各個主體之間的邊界清晰甚至難以逾越。政府、職業院校、社會組織及個人在高職教育資源配置過程中，存在著不同的利益追求。政府部門注重高職教育資源配置的政治效益；職業院校追求生源經濟性利益；市場主體特別是企業追求經濟效益；其他社會組織不以營利為目的，可能追求公共利益；個人追求學習或精神利益。各個主體在資源配置中追求的利益有較大差別，但其調和的中介就是學生的需求。任何教育資源的核心價值就是要滿足學生成長與成才的需求，如果參與高職教育資源配置的各個主體不能關注學生利益，其自身的利益就難以實現。從這個角度來說，只有構建以學生需求為核心的利益共享機制，才能真正消除各個主體各自的利益歧見，進而實現不同類型教育資源配置的融通，消除教育資源的類型化邊界。構建以學生需求為核心的利益共享機制，需要各個參與主體重構自身角色。學生成長及成才的需求是多元化的，由此也使得高職教育發展模式日漸多樣化，進而使得不同主體在高職教育中所承擔的角色與責任也走向多元化。政府部門應該在保障財政主導支出的基礎上，重點構建不同資源配置主體的分享機制，并確保該機制的公平公正；職業院校在堅持職業教育本質及宗旨不變的基礎上，強化專業資源的融合，突出學生在成長過程中對職業教育資源利用的自主權，提升職業教育資源的吸引力與利用率；市場主體在這個過程中需要保持自身利益與社會公共利益的平衡，構建與職業院校資源共享的體系。除了主體的角色轉換之外，職業院校的內部資源配置模式也需要轉變，建立以權力制衡的縱向與橫向分權結構，職業院校的管理者應該從資源的控制者轉變為資源的服務者；教師不再是權力主導下知識技能的被動傳播者，而應在教學資源開發中擔當更大的責任。當然，消解高職教育資源類型邊界還需要注重技術建設，特別是要加強教學資源庫建設，實現教學資源的合理配置。教學資源庫作為一個綜合性平臺，可以在建構與利用過程中消解各個主體之間的邊界，促進資源在不同主體之間流動，甚至可以推動人力資源、物力資源在職業院校之間、校企之間跨界共享與流動，進而消除這些主體之間存在的剛性邊界。（二）構建“大教育”發展觀，實現資源配置過程的公平性。高職教育資源在配置過程的區域性、結構性、指向性等失衡體現，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缺乏“大教育”發展觀。無邊界的教育理念，實際上就是要求職業教育資源在配置過程中形成社會共識，突出傳統的狹隘職業教育發展觀，加強職業教育與社會發展之間的聯系。通過提升職業教育服務社會的能力，形成整個社會對職業教育以及職業教育資源配置的認可度。“大教育”發展觀思維實際上是將所有的職業院校視為一個整體，作為一個大型的職業教育體系來看待，并且在這個過程中要善于發現不同職業院校之間的優點、長處及缺點，進而通過構建“大教育”發展觀來建立資源配置機制，以公平公正的制度體系來改變過去優質高職教育資源配置不平衡的局面。因此，需要做好以下三個方面的工作：第一，對于教育管理部門而言，應該有促進整個高職教育發展的大局觀，建立多元化、全局性的資源供給體系，實現高職教育資源跨越時空、行業、文化甚至地域的供給與整合，提升高職教育資源的流動性。第二，職業院校要從本校的辦學特色及實際情況出發，凸顯辦學特色與比較優勢，形成對差異化職業教育資源的吸附效應。在中國高職院校眾多、辦學特色及專業逐漸同質化的當下，各地的職業院校應該關注區域經濟結構，通過與地方經濟、產業結構結合來提升自身的比較優勢，進而使得高職教育資源能夠在不同地域、背景及文化的職業院校之間實現互補與共享，提升資源的增值效應。第三，借助于信息技術的跨時空優勢來構建區域性的職業教育資源對接平臺，以資源的獲得性為目標，強化區域內的高職院校、企業行業、政府部門、社會組織之間資源配置的共享，不斷延伸職業教育資源配置的價值鏈，進而實現資源配置過程的公平性。（三）完善資源供給的激勵與服務體系，推進資源配置效用的均衡性。完善高職教育資源供給的激勵與服務體系是實現資源無邊界配置的重要保障，通過相關激勵與服務機制的完善，能夠最大程度地推進資源配置效用的均衡化發展。具體而言：第一，加大高職教育數字化資源建設與開放。在信息時代，數字化資源是職業教育的重要資源體系之一，也是可以促進各個主體資源靈活配置、共享資源的基礎。整體來看，當前普通本科院校的數字化資源總量大，開放程度也比較高，而職業教育的數字化資源總量偏小，類型、內容等分布不均衡。故此，政府部門應該強化統籌與投入，職業院校應加大對數字化資源的整合，推進其規范化、標準化建設，促進數字化資源的共享平臺延伸其價值鏈，實現最大程度的增殖。第二，完善高職教育資源供給的激勵機制。在當前高職教育資源供給主體與受益主體日漸多元化的情況下，由于不同主體之間存在著利益沖突，導致資源的流動性與共享性較低，這就需要國家完善相關法律法規，強化對職業教育資源供給與受益的規范與激勵，明確不同利益主體的不同責任，實現不同主體在供給與受益中的權責對等。當然，在完善激勵機制過程中，要針對不同的資源主體采取不同的差異化政策，確保不同層次的資源能夠在相同時空實現開放與共享。第三，建構高職教育資源配置評價體系。構建職業教育資源配置的評價體系能夠促進教育資源的動態發展，也能夠使得相同類型或形式的職業教育資源體現出其應有的價值與效用特征。在建構評價體系過程中，需要考慮到不同主體的利益，推進匿名評價、競爭評價、第三方機構評價相結合的評價體系建設，建構動態性的資源效用識別與分配機制，提升資源供需的匹配度，進而實現配置效用的均衡化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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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柯 劉琳 單位:湖南城建職業技術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