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子女家庭教育問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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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民工隨遷子女的現狀及問題

(一)物質基礎薄弱，家庭教育投入有限

本次調查中，78.5%的農民工集中在30～40歲之間，這個年齡段的人既要贍養老人又要撫養子女，經濟壓力比較大。從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看，農民工在城市擁有的資源非常有限，他們是缺乏可靠的社會資源扎根城市的，因此他們在城市生計壓力比較突出。在對農民工子女所擁有的學習工具的調查中，字典所占的比例最大(66.4%)，其次是課外書，占了62.2%。甚至很多農民工表示一般都是子女提出要求，他們只管給錢讓子女自己去買，而買什么樣的書，利用程度有多大，他們從來都沒有了解過。很多農民工子女的書桌通常是家中的餐桌。一些家長每個學期用在子女教育的費用不到200元(廈門已經免除學雜費)。另外農民工由于住在城鄉結合部地帶，或者近郊工棚、集體房或租賃房，幾乎不能為其子女提供必要的學習場所。

(二)家長精力有限，子女教育輔導能力一般

從在廈農民工的調查情況來看，農民工勞動強度總體偏大，有相當比例的農民工感覺累，沒有精力顧及孩子的學習。調查顯示，38%的表示沒有時間為子女輔導功課。在“有時間”的農民工中，受制于其教育背景，也使得他們在教育時顯得力不從心。超過半數的農民工只有初中文化程度，15.3%的是小學及以下文化程度，只有5.3%的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者。調查表明，大多數農民工每天勞動時間會超過8個小時，即8～10小時的123人，占36.3%，10～12小時的有100人，占29.5%，12小時以上43人，占12.7%。況且，農民工在周末和節假日還會遇到加班的情況，經常加班的占29.8%，偶爾加班的38.1%，從不加班的只有13.0%。針對家長是否具備輔導孩子學習的基本知識而言，資料揭示，43.7%的家長表示他們“有一些但很缺乏”，47.8%的家長表示具備輔導孩子學習的知識，8.5的家長表示“沒有”。隨著子女讀書年級的上升，往往農民工不具備輔導知識。

(三)家庭教育內容不全面，面臨困難多而大

從調查情況來看，農民工更多地關注子女良好習慣和性格的培養、思想道德教育。針對“教育內容”(限選三項)問題，被訪者的回答主要集中在習慣的養成和性格的培養(占81.7%)、思想道德教育(占84.8%)、生活自理能力(占66.6%)這三大方面。其他依次為文化課學習(占53.4%)，課外技能(計算機、音樂、藝術等方面)僅占13.1%，其他教育(智力開發、體育教育等)僅占1.0%。可見，農民工最關心的是子女的人品，重視子女習慣的養成和性格的培養、生活自理能力。這是農村的傳統教育觀念在城市社會的復制。中國農民期望他們的子女舉止得體并且有孝心，能遵循祖輩們傳遞下來的傳統慣例和習俗［5］。但是，農民工缺乏對子女關于計算機等課外技能的培養，不夠重視子女的體育鍛煉和智力開發。這是由于傳統教育觀念導致了農民工在意識層面上忽視了對子女的體育鍛煉和智力開發。子女進入城市讀書，必然給打工的父母帶來家庭教育的困擾。從調查資料看，農民工遇到的主要困難在于孩子不聽話、自身文化水平低、時間與精力不足。40.9%的農民工認為“自己沒有什么文化”，36.2%的認為困難之處在于“自己沒有太多的時間和精力與子女溝通”，認為子女“不聽話”的占54.4%，“家里老人太溺愛子女”以及“夫妻之間意見不合”的比重分別在8.5%、9.7%。這表明，農民工子女家庭教育所面臨的困難主要是在于農民工的文化水平和時間精力問題。其一，文化程度低導致農民工不知道如何對子女進行家庭教育，會影響家庭教育的有效性。其二，沒有時間和精力直接導致了家庭教育的缺失。

(四)親子關系互動較少，家－校合作不夠密切

從調查情況看，農民工每周與子女的溝通時間較少。在“您每周與子女的溝通交流時間”選項中，選擇“4小時及以下”的占68.6%，而4到8小時的占17.2%，8小時以上的更是只占10.8%。在交流時間少的原因調查中，“沒有時間”是最主要的原因，但是因為“不知道怎么與子女交流”和“子女不愿意與自己交流”也不少，共占32.4%。有46.3%的家長認為當孩子與家長一起參加的親子活動時“會想盡辦法參加”，36.3%的家長表示“有時間就參加”，“只有學校老師要求時才去參加”的比例為11.2%，還有3.8%的家長“覺得是浪費時間，不去參加”，1.5%的家長持“無所謂”態度。在家長了解子女當前狀況的途徑調查中，50.4%的家長表明會“直接與子女溝通”，22.4%的家長選擇“自己觀察”，僅有14.5%的家長會“詢問老師”，還有10.9%的比例去詢問與孩子較為親密的伙伴。農民工對子女的了解主要是來自與子女的溝通，但是農民工與子女的溝通又是比較少的，可見農民工與其隨遷子女的互動不充分，親子關系一般。另外家庭教育方式存在部分的失當，家長的榜樣作用不能很好地示范。仍然有部分家長在孩子成績下降、做錯事等行為時會給孩子一些懲罰和打罵。調查資料揭示，對“如果子女學習退步了，您會如何做(最多可選兩項)”的調查中，“選擇和子女一起分析原因并進行鼓勵”的比例高達68.0%，“會限制孩子活動”的比例為30.9%，仍有19.0%的人會“會批評挖苦孩子”的占10%，還有6.6%的被調查者表示會“打罵孩子”。同樣在孩子做錯事方面，“會批評挖苦孩子”的占22.6%，還有20.2%的被調查者表示會“打罵孩子”。一些農民工根本不重視在子女前面的言行舉止，他們行動魯莽、語言粗俗，在孩子面前缺乏家長的風范。“我們是農村出來的，也沒太多的經驗，只能走一步看一步。我是急性子，經常打罵孩子，很少給他講道理，缺乏耐心。給他舉例子，說鄰居孩子乖，他就反駁說，‘你就知道人家孩子乖，我就不乖。’孩子他爸是建筑工人，根本沒時間過問孩子的學習，都是我在問。好好給他說，他不當回事。平時只有對孩子兇起來，他才會聽我的。平時我也沒有注意自己的行為舉止，說過一些臟話。每天回來和孩子一起看電視，經常和孩子爭遙控器。”(HJF家長，女，家庭主婦，35歲)農民工隨遷子女家庭教育的現狀主要體現在物質基礎薄弱，投入較少;家長輔導能力與精力有限;家庭教育內容不全面;親子關系不夠親密，家－校合作有待深化，責罰與打罵方式并存等，也就是說廈門市農民工子女的家庭教育更多地處于缺失狀態，這與農民工本身的弱勢地位有關。這種弱勢地位是農民工進入城市之后面對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的約束，由于自身勞動技能不高、社會資源缺乏、經濟基礎薄弱等因素所使然，加之農民工的家庭教育觀念、教育認知、鄉土習性與城市社會不能順利對接，這種社會結構制約與農民工的能動力量建構相互融合于農民工子女的家庭教育之中，呈現一種家庭教育缺失問題。對此問題，本文從結構－能動視角進行闡釋和分析。

二、農民工子女家庭教育缺失的結構

結構—能動分析是安東尼•吉登斯倡導的一種社會研究模式，旨在從社會結構與行動者的能動性來闡釋社會現象。吉登斯把結構視為規則和資源的統一［6］69;能動涉及到行動者的一種轉換能力，即能動作用不僅僅指人們在做事情所具有的意圖，而是首先指他們做這些事情的能力［6］80。換言之個體有能力“改變”既定事態或事件進程，這種能力正是行動的基礎，但個體行動者的“改變”能力是受到一系列具體境況的限制。從結構－能動視角來看，行動總是在一定的時空條件下進行的，具有社會結構的屬性，是在特定的社會背景下被結構化的;同時，作為資源和規則集合體的結構，通過行動者的記憶痕跡體現出來，對行動具有制約作用和促成人們行動的二重效果。從結構－能動視角看農民工隨遷子女家庭教育的缺失，既有當前城鄉二元社會體制的客觀限制，也與農民工記憶痕跡建構的偏差有關。

(一)從社會結構視角看

從社會結構角度考察農民工子女家庭教育的缺失所反映的是中國城鄉二元分治下社會結構與個體農民工的關系。由于城鄉二元社會結構，農民工的現實農民身份決定了其不能享受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居住、醫療、就業、社會保障及子女教育等權益和權利。在農民工受到的這些不平等待遇背后更深層的原因，是以城鄉二元戶籍制度為基礎的對農民工的制度性歧視［8］。具體而言，農民工在就業選擇與勞動保護受到限制，居住條件差、安全隱患多，社會保障權利缺位、子女教育權益被忽視。這種現狀不利于農民工子女的家庭教育，因為“農民工”身份，導致就業質量不高，農民工經濟收入有限，還要為住房、生活開銷、子女教育等方面維持必須的開支。農民工進入城市因為生計問題不得不靠加班加點來掙錢，這又使得他們沒有精力投入在子女家庭教育方面。

1.工作穩定性差。在當今城鄉二元結構的就業制度下，農民工無法享受到城市良好的福利待遇、工資收入缺乏基本的保障，以至于他們會頻繁地換工作。農民工在城市更換工作頻繁，往往也要經常變換住所，這會導致他們首先關注自己的生計，無暇顧及子女家庭教育。從在廈農民工調查情況來看，三年內農民工換過4次及以上的工作占15.3%，換過三次工作的占17.1%，兩者相加為32.4%;換過兩次工作占20.9%。對于農民工來說，經常換工作勢必占用一定的勞動時間、休閑時間，甚至犧牲教育和輔導子女的時間，還會影響農民工經驗的積累進而影響到其工資水平，諸多弊端結合起來就勢必導致其子女家庭教育的缺失。勞動時間長，勞動強度大也是容易造成農民工沒有精力關注子女家庭的重要因素。他們很少去和子女溝通，更不用說每天檢查子女的作業和輔導子女功課。廈門農民工集中在商業、餐飲服務業、制造業及建筑業領域從業，就業于又苦又累的行業和去技術化的職業之中。

2.收入低開銷大。農民工在城市的生活開銷很大，但是家庭收入是有限的，這直接影響了農民工父母對子女家庭教育的投入。本次調查中，農民工月平均收入在2500元左右。其中，月收入在1501～2000元、2001～2500元以及2501～3000元之間的農民工數量相差較小，數量分別為62人、79人及72人，比例分別為18.3%、23.3%和21.2%。同時農民工在城市日常開支也是比較多的。根據統計資料，農民工在廈門的支出主要用于飲食、租房、孩子讀書、通訊費、人情交往等，家庭月支出水平2000元以上者，152人，占44.8%，1601～2000元者62人，占18.3%，1201～1600元者55人，占16.2%，1200元及以下者有70人，占20.6%。這樣農民工在城市所剩無幾，要想在城市能夠多掙錢，就得依靠加班賺取加班費實現。這是農民工以額外的勞動時間和勞動力所得的。因而，這必然導致農民工對子女的家庭教育缺乏時間的保證。但是如果不去加班，會導致農民工的收入降低很多，又影響了其家庭教育的物質基礎。農民工在經濟承受能力上的劣勢，使得農民工對子女家庭教育的物質投入和金錢投入相當有限，容易使其產生對家庭教育的無力感，最終在對家庭教育的資源獲取中處于下風，并影響其對家庭教育的有效性。

3.受教育程度低。處于底層社會，農民工受教育程度低，缺少家庭教育的相關知識和經驗。一方面，家長受教育程度影響了隨遷子女家庭教育內容。由前文可知，家庭教育內容主要集中在習慣的養成和性格的培養、思想道德教育、生活自理能力等三大方面。另一方面，家長受教育程度低是農民工子女家庭教育問題的最大障礙。前文的現狀分析到，農民工在家庭教育中遇到的主要困難在于“孩子不聽話”(54.4%)，這導致他們不知道該如何去教育孩子，影響家庭教育的有效性。同時，比較多的(40.9%)農民工認為在家庭教育遇到的困難主要是“自己沒有什么文化”。這表現出農民工在文化方面的自卑感以及對文化的崇拜。他們認為自己沒有文化就不能夠扮演好主導家庭教育的角色。農民工認為自己低學歷，工作不好，在子女面前抬不起頭，很少以自己為典范來教育子女。在子女看來，父輩們在城市處于邊緣階層，做著苦、累、臟、差的工作，居無定所、毫無保障的生活狀態，是不成功的體現，這樣農民工在教育子女的時候往往難以有效，使得他們很少與子女有深刻的溝通與交流。

(二)從能動視角看

從能動視角看，既定社會結構下，農民工子女的家庭教育是如何被各種正式或非正式的規則、資源所刺激、鼓勵、指引和限定的。因為農民工子女家庭教育的缺失是現時各種規則與資源以及社會關系結構復雜作用的結果。農民工攜帶子女進入城市，本可以對子女的學習、生活、思想等方面更好的監護，但是他們促進子女學習的意愿與其自身的家庭教育能力存在一定張力，即農民工在教育觀念、教育認知及其生活習性與城市社會結構存在偏差。具體表現為:

1.教育觀念與城市的脫離。農民工沿襲了原先在鄉土社會沉淀的教育觀念，用傳統的教育方式對待其隨遷子女。“多數流動家庭中的教養行為還是以家長式的權威和命令主義為主，以家長為中心，過分強調其子女的服從，子女的個性受到嚴重的壓抑，子女的創造力受到極大挫傷，甚至形成了孤僻和冷漠的性格。”［9］一些農民工對隨遷子女身心特點的不正確認識，再加上傳統的“棍棒教育”等不科學教育觀念的影響導致他們對子女的家庭教育方式有失理性和科學。強調棍棒下出孝子，采用責罰式教育方式，在農民工的心目中，“乖巧聽話”才算得上好孩子的標準，對于孩子的智力開發，興趣培養，他們較少考慮。他們認為子女就是要管教要責罵，認為并不需要花太多時間去對子女進行家庭教育。只有管教和打罵才會有利于孩子的成長。這是一種與現代教育格格不入的教育觀念，不利于隨遷子女的成長。

2.教育認知的偏差。大多數農民工家長認為把子女送進了學校就等于送進了“保險箱”，培養和教育孩子屬于學校的應盡之責。農民工把教育孩子的責任全部推給了學校，家長不主動與學校溝通，將孩子交到學校之后不聞不問，一年半載，家長不到校過問子女的成績和表現，更談不上為了子女的教育主動找學校和老師交流意見。在對農民工通過誰了解子女的當前狀況的調查結果顯示，大部分農民工(占44.6%)會直接與子女溝通，僅有17.5%的家長會詢問老師。在對YZ學校老師的訪談中，當提到農民工家長與學校的聯系時，K老師講到:“少數家長會主動聯系老師，了解孩子情況。但是大部分家長基本上都不跟我們聯系的，對學生的情況是不聞不問的。有一次，一位家長因為學生不見了很久，才打電話過來問我小孩子怎么沒有回家。放假前我們發通知單給家長，讓家長簽字然后收回執單的，以讓學生能夠在家長的督促下準時返校。但放假后有些學生卻沒有回校，我們打電話過去問，家長才知道小孩該上學了。”(KYR，女，27歲，老師)

3.不良習性的示范。言傳身教是家庭教育的關鍵因素。但是一些農民工有不良的生活習慣，而且有時候個性沖動，出口成“臟”，給子女樹立了一個很不好的榜樣，容易令子女滋長了一些不良的想法并體現于言行舉止上和日常生活中。在家庭中，家長沒有起到榜樣作用，沒有在子女面前樹立良好的形象，這對長期生活在他們身邊的子女產生了消極的影響。“我爸爸很少在家，有空就出去打麻將，我很少看到他會笑，除了打麻將還有跟別人開玩笑的時候才會看見他笑。……爸爸很少管我，他覺得我沒出息，不會讀書，每次發成績單的時候就打我一頓……他們抽煙喝酒打麻將的時候就會說很多粗話，我的很多粗話都是在爸爸跟他朋友們那里學來的。……”(XF，15歲，初二未讀完已輟學)在成長過程中，農民工子女往往會從身邊的重要他人習得經驗，并逐漸構建人格、情感和價值觀。而家長是與之較常接觸的重要他人，家中的這些不良習慣將嚴重阻礙子女正確生活態度和個人價值觀的建立。總之，農民工子女家庭教育的缺失是當前中國二元社會結構下各種規則與資源以及社會關系結構復雜作用的結果。城鄉二元體制下，農村教育資源匱乏，經濟欠發達，使得一些農村人口無法接受更深一步的教育，只能過早結束受教育機會，進入城市務工經商，成為農民工。成家以后，由于早年的農村生活經歷、缺乏必要的工作技能、匱乏的文化資本以及有限的社會資源，在城市他們處于弱勢地位，這種弱勢地位在既定的社會結構下使得他們處于城市的邊緣階層，農民工就業不穩定、收入少、勞動強度大且要經常加班加點，居住在城鄉結合地帶，游離于社會保障之外，子女教育的權益得不到保障，這種邊緣地位對農民工子女的家庭教育帶來諸多限制，而且農民工的家庭教育觀念、教育認知以及鄉土習性與城市社會的教育現實存在一些張力，這又進一步加劇了農民工子女家庭教育的缺失。

三、改進農民工隨遷子女家庭教育的啟示

基于以上對廈門農民工隨遷子女家庭教育缺失問題的分析，要有效解決該問題，就要從根本上改善農民工城市的生存狀態，提升農民工收入水平入手;加強農民工的家庭教育和管理能力、提升家庭教育認知水平;逐步提高農民工的文化水平，促進其城市就業能力的提升;農民工借助社會工作的介入，通過家庭教育的實踐來改善農民工隨遷子女的家庭教育狀況。具體而言，要從以下方面著手:

(一)根本上改善農民工城市的生存狀態，提升農民工收入水平政府督促企業主動承擔社會責任，履行勞動合同制度，合理調整農民工工資水平，建立企業職工最低工資標準定期調整機制，對最低工資標準定時調整，逐步提高工資標準。建立健全農民工工資穩定增長機制和支付保障機制，使勞動報酬增長與經濟增長和企業效益增長相適應。這對于創造良好條件讓農民工能夠享受法定休息時間和合理的勞動報酬，能夠更多地參與居住地的各類社會生活，尤其是能夠為農民工隨遷子女創造良好的家庭教育條件。沒有良好的家庭教育條件，農民工子女的教育是不完整的，要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家庭教育必須引起重視［9］。只有徹底改善農民工，尤其是普通外來民工的生存環境，提高農民工的生存質量，提高農民工的整體素質，農民工子女才會有一個良好的家庭教育環境，才能獲得強健的身體和健康心智的全面發展，真正成才。

(二)逐步提高農民工的文化水平，促進其城市就業能力的提升農民工已經成為城市的重要組成部分，農民工的文化生活已成為城市文化生活的有機組成部分，長期文化生活的貧乏與發展繁榮城市文化、創建文明城市及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都是不相符的［11］。在城市文化建設進程中，如何幫助農民工融入城市文明，尊重和保障農民工的文化權益，這是構建和諧社會，創新城市社會管理需要解決的問題。在城市建設中，要加強引導和教育，幫助農民工提高文化水平，養成良好的文明習慣。政府部門應以財政投入為主導，開展適合當前農民工受教育程度低的成人教育，不斷提升其體制化的文化資本，以增強農民工的城市就業能力。成人教育要把開展實用技術培訓，提高新農民工的職業技能素養作為重點。成人教育的形式主要有函授教育、夜大、自學考試、現代遠程教育等，他們是保障農民工融入城市的有效方式。同時要舉辦各種形式的專業技術、技能知識和文化培訓班，使農民工在參加完成職業技能課程的學習和培訓后，就能獲得相關的就業資格證書，直接進入就業崗位。通過培訓從根本上改善農民工的文化水平，增強農民工的就業能力，這對于農民工改善城市生存狀態，提升家庭教育認知水平，增強家庭教育和家庭管理能力有著實際需要。

(三)加強家庭教育和管理能力，提升農民工對隨遷子女的家庭教育認知水平首先，加強農民工隨遷子女的家庭教育和管理能力。眾所周知，很多農民工忙于生計，無暇顧及子女教育、關心子女成長。在外來人口比較集中的社區或學校，開展多種形式的家長教育活動，如開辦家長沙龍，利用專家講座、集體討論、案例分析的形式指導家長，提高家長的家庭教育水平，使他們配合學校解決好子女教育問題［11］。地方政府應當依據本地實情，組織各方面力量開辦多類型的針對農民工的家長學校，組織家庭教育方面的專家以及志愿者構成家庭教育講師團，定期開展講座，向家長宣傳國家教育方針及各級政府、教育行政部門頒布的有關教育和家庭教育的政策、法規、條例、文件［12］。建立家校合作系統，促進家長與教師的交流與溝通。學校要建立健全家校合作制，定期向家長通報學校和子女情況，家長要主動配合、主動了解，保證家長與學校及時交流。其次，提升農民工的家庭教育認知能力。學校和社區要積極舉辦專業水平較高但又通俗易懂的改善親子關系的相關講座，普及改善親子關系的相關知識。通過家訪、印發告家長書等形式，介紹、推廣成功的家庭教育經驗，幫助和引導家長樹立正確的家庭教育觀念，掌握科學的家庭教育方法，提高教育子女的能力。引導農民工積極學習，不斷進步，引導他們積極參加各種有益培訓和分析家庭教育的成功案例以提升自身素質，改變自己的家庭教育觀念，改善自己的教育方式，真正做到教育的民主性;引導農民工家長注意自己在生活中的言行舉止，培養積極的生活態度，以促使子女養成良好習慣、學習和生活態度。培養農民工主動與學校老師聯系的意識，及時了解和反饋子女的狀況。

(四)借助對家庭教育的社會工作干預，培養農民工隨遷子女的自我教育能力和自強品格由于農民工群體內部互動頻率高，相互支持的機會多。在社工的指導協助下，可以發展家庭教育互助小組、親子關系改善小組或學習小組等等。在其中學習家庭教育的技能、正確樹立家庭教育的觀念、分享家庭教育的經驗，更好懂得互相理解與關愛。以城市社區為單位舉辦農民工家長學校活動，傳授一些家庭教育方法。利用社會行政方法為農民工家庭爭取更多資源。運用社會工作行政的方法，呼吁政府適時建立超越戶籍的社會保障體系，盡快出臺涉及農民工及其子女相應法律法規，切實維護農民工及其子女教育的合法權益，為農民工隨遷子女的健康成長營造一個和諧的家庭與社會環境。要引導社會力量加強對農民工子女家庭教育模式的研究和探索，要鼓勵和支持民間組織建立服務于農民工子女家庭教育的機構和團體。提倡心理認知干預，糾正農民工的不合理教育觀念。教育的藝術不在于傳授知識，而在于喚醒、激勵和鼓舞。農民工往往沒有意識到對隨遷子女個人特質的培養，沒有根據子女的個人特征進行不同的教育，更沒有激發子女的創造性、重視挖掘孩子的閃光點，建立自信心等方面的觀念。因此，應該通過社會工作對家庭教育的介入，為農民工隨遷子女提供必要的幫助，啟發他們的心智，啟發他們的創造性和自信心，培養他們的自我教育能力和自立自強的品格。

作者：孫文中工作單位：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