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傳播教育改革邏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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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傳播技術的發展驅動著新聞傳播教育的改革，加劇了新聞傳播教育工作者的焦慮，增設新媒體技術類課程、整合業務課實訓流程將成為這次改革的“規定動作”。然而，技術驅動下的傳媒改革實質上是對新聞傳播理念的價值回歸。因此，新聞傳播教育改革不應重彈“技術決定論”的老調，而是要認清并遵循其自身的邏輯，即教育的規律、業界的變化、社會的需求，三者缺一不可。新傳播技術和新傳媒形態類課程的增加只是改革的一小部分，過度追捧新技術并單純地增加技術課程而減少人文社科類課程，只突出技術要素而忽視教育的規律和社會對新聞傳播人才的核心需求，新聞傳播教育的改革就可能落入“看上去很美”的窠臼。新聞傳播教育改革的著力點應包括固本與求變。固本即是在全人教育的基礎上尋求專業特色，求變則是基于新媒體技術變革培養多元化傳播人才。

關鍵詞:新聞傳播教育改革;教育規律;業界變化;社會需求

傳媒業的變革引發了學術界對新聞傳播教育改革的廣泛思考，從全國性專題學術會議、教育研究論文到各新聞院系頻頻相互調研，營造了一種新聞傳播教育改革到了非改不可的輿論氛圍。然而，對于改革的思考和探討在很大程度上還停留在必要性的呼吁層面，至于轉入實踐操作層面卻未見大的動作，較為常見的舉措是增加了幾門技術類課程卻相應減少了一些人文類平臺課程。2018年10月，教育部、提出的《關于提高高校新聞傳播人才培養能力實施卓越新聞傳播人才教育培養計劃2.0的意見》［1］指出，要經過5年努力，形成遵循新聞傳播規律和人才成長規律的全媒化復合型專家型新聞傳播人才培養體系。以此審視當前的改革思路，我們必須厘清如下基本問題:新聞傳播教育改革必須遵循怎樣的邏輯?“遵循新聞傳播規律和人才成長規律”“全媒化復合型專家型新聞傳播人才”如何解讀?

一、技術驅動與情緒焦慮:新聞傳播教育的改革偏向

“技術是整個文化結構的動因和塑造力量。一種新媒介的長處，將導致一種新文明的誕生。”［2］從紙莎草到印刷術再到電子傳播，縱觀歷史，媒介技術的進步始終推動著新聞傳播的發展進程。進入互聯網時代，VR技術、AR技術、MR技術、CR技術、無人機技術、數據挖掘技術、數據可視化技術等新概念層出不窮，令人目不暇接，這些新技術改變了新聞傳播的技術手段，也改變了傳播媒介的結構，“傳播實踐的主流媒介，或者叫作帶頭性媒介，已經歷史性地開始由過去的報紙、電視等傳統媒體，轉移到了互聯網。”［3］媒介結構的變化在政治、市場、文化等方面引起了一系列反應:在政治層面，帶頭性媒介的遷移使傳播權力轉移，國家在意識形態、輿論調控上遭遇挑戰;在市場層面，傳統媒體經營慘淡，難以為繼，新媒體則安營扎寨，步步高歌，傳媒市場不斷改制重組;在文化層面，新媒體將新聞生產個人化，公眾變成了用戶，新聞價值、受眾偏好等也大幅改變。新技術驅動著新聞傳播改革的步伐，加劇了新聞傳播學者的焦慮。2012年，美國關注新聞業未來的六大基金會“致全美大學校長的公開信”，敦促美國大學校長們加快推進各校新聞傳播學院的教學改革，要求這些學院“再造”自己。［4］目前哥倫比亞大學、西北大學、密蘇里大學等美國多家新聞院系已加速推進新聞傳播教育改革。在國內，為新聞傳播教育改革提供理論引導和支撐的研究論文近年來明顯增多，如表1所示，截至2018年8月，近五年在《新聞與傳播研究》《國際新聞界》《現代傳播》《新聞大學》四大專業權威期刊上涉及新聞傳播教育的文章每年均保持在14篇以上，而刊載于其他核心期刊上以新聞傳播教育改革為主題的論文則更多。這些論文雖然結論不盡相同，但研究的基點都是新媒體技術的廣泛應用對新聞傳播教育帶來了沖擊和挑戰。在具體改革路徑上，盡管多數研究都提到既要加強人文功底培養，又要注重技術訓練，但在如何平衡二者關系上卻有不同側重:一種較側重“技術”，認為新聞教育應加強技術能力訓練，增設技術課程，而對史論課程則要適度縮減。如認為懂技術是學新聞的人進行團隊合作與新聞創新的基礎，忽視技術的培養可能會妨礙創新［5］。也有人提出，適當削減純理論或較傳統課程學時，增加符合市場需要的課程學時［6］，或提出側重業務實踐模塊、交叉前沿理論模塊和方法數據模塊，適當降低新聞傳播史模塊比重［7］。也有人指出，在智媒時代要積極增設新方法、新技術課程，課程設置上應以新技術和新方法為綱領，以增強學生技能為宗旨［8］。部分高校在實施新聞教育改革時已削減了一些專業史論課程，增設了新媒體技術及應用實務類課程［9］。另一種較側重“人文”，認為應在技術沖擊下強化新聞價值和新聞倫理培養，注重內容整合調適。如陳昌鳳認為，以媒介倫理為核心的傳統價值觀仍未過時，新聞價值觀的教育仍應是當下新聞教育中堅持的重點［10］。蔡雯則指出，新聞傳媒為公共利益服務的根本屬性不應弱化而要繼續堅守［11］。這類文章在數量上雖然不斷增多，但就如何調整改革則多為泛泛而談，內容和深度上都有諸多欠缺。與此同時，有關新聞傳播教育改革的研討會不斷增多，經粗略統計，從2014年至2017年，由各類教育組織或高等院校舉辦的以新聞傳播教育改革為主題的全國性研討會就達42次以上①，而議題中涉及新聞傳播教育改革的論壇會議就更多。這些研討會大多冠以“新媒體環境”“媒介融合”“數字媒體時代”“智媒時代”等名稱，討論的議題都離不開新傳播技術對傳播生態的沖擊和挑戰，進而提出基于新技術變革的新聞傳播人才培養模式的改革等觀點。這些研討新聞傳播教育改革的會議既有綜合性的，也有分專業的，而且幾乎每一個專業都舉辦了此類研討會。頻頻舉辦的專業改革研討會營造了一種技術驅動新聞傳播教育改革的緊迫性氛圍，一些會議已傳遞出專業教師普遍陷入情緒焦慮的信號，似乎層出不窮的新技術就要將教師們拋棄。各新聞院校之間密集性的相互調研進一步增強了這種氛圍。近年來，全國各院校新聞傳播專業興起了一股相互調研的風氣，不僅是排名靠前的幾所專業院校頻頻接受不同層次的新聞傳播院校前來調研，而且這些引領學科發展方向的院校相互之間也不斷走訪調查，意在摸清其他院校如何應對技術變革而進行教育改革。有的學校院領導班子整體外出密集調研，有的學校則由院系領導帶領普通教師兵分多路同時奔赴各地調查。這些密集性的調研行動全面調動了教師們對于新聞傳播教育改革認識的主動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加劇了教師們對技術沖擊的焦慮。此外，各院校內部也已陸續著手實施新聞傳播教育改革，許多新聞院系啟動了課程體系、課程內容、教學方式等方面的變革。從各新聞院校的教育改革研討和實踐傳遞的信息來看，增加傳媒技術類課程成為此輪教育改革的普遍選擇。如圖1所示，武漢大學周茂君教授團隊對59所新聞傳播院校的本科人才培養方案進行調查后發現，82.42%的院系在近年增加了新媒體技術類課程，變化幅度遠超其他課程。［12］由于當前各校普遍減少本科生課程和學分，增加學生自主學習的時間，因而，在技術類課程大幅增加的同時，文史哲類理論課程便相應地減少。從研究性論文、學術研討會到相互調研、課程體系調整，都傳遞出一個強烈的信號，新聞傳播教育要緊隨新聞傳播實踐尤其是傳媒技術更新的步伐，將最新的傳媒技術植入新聞傳播人才培養體系之中。然而，“增設了幾門技術類課程”是否就是新聞傳播教育改革的全部?改革如何設計和推進?目前的研討大多停留在必要性層面，尚未達至方法論層面，特別是在“改什么”“怎么改”的問題上一直未能形成清晰的認識。

二、遵循與超越:新聞傳播教育改革必須遵從的邏輯

從宏觀上講，新技術改變了媒介結構和媒介形態;從微觀上說，新技術改變了信息內容的生產和傳播流程。正是基于這種巨大的變動，新聞傳播教育改革提上了日程。然而，具體到改革方案如何設計，并非緊隨傳媒實踐的變動而增加幾門新技術類課程那么簡單，它反映的是“培養什么樣的人”，即人才定位以及怎樣才能達到目標的系列邏輯。按照教育部提出的“形成遵循新聞傳播規律和人才成長規律的全媒化復合型專家型新聞傳播人才培養體系”要求，新聞傳播教育改革理應遵循教育的規律、業界的變化和社會的需求，三者缺一不可。其中，“人才成長規律”即是教育的規律，“新聞傳播規律”和“全媒化復合型專家型”既是業界實踐的邏輯，也是社會的需求。(一)新聞傳播教育改革必須遵循教育的規律。為跟上傳媒實踐的變化，許多院校已開始設計和制訂“全媒體”或“融媒體”人才培養方案。它們一方面根據媒介融合的實踐增設了新媒體技術、數據挖掘、數據新聞等技術課程，或是在已有課程中加入無人機采訪、H5制作、VR報道、微博新聞寫作等實踐環節;另一方面還對實驗課程進行重新整合設計，建設了融媒體實驗中心，其實驗課程就是按照融媒體新聞生產流程打造的。這些舉措已被一些新聞院校津津樂道，在接待兄弟院校調研時頻頻推介，調動了其他學校的效仿熱情。與此同時，也有許多院校尚未明確改革思路，課程改革的方案未能及時推出，陷入技術崇拜下的焦慮和恐慌之中。與增設傳媒技術類課程相關聯，一些學校還減少了哲學、政治學、社會學等人文社科類課程，這是減少學時學分增加學生自主學習空間背景下的一種選擇，但這種選擇實際上反映出新聞傳播人才培養的理念。在一些新聞傳播教育者看來，新聞傳播學是文科中的工科，偏重實踐性，注重技能性，因而把技能培養放在首要位置。當課程總量控制成為必選條件時，增加技術類課程減少人文社科基礎課程似乎就顯得順理成章。然而，當無人機采訪、機器人寫作、數據可視化呈現、VR新聞報道、“中央廚房”等都還只是傳媒實踐中剛剛出現的一種嘗試時，急于將其納入課程體系，壓縮人文社科基礎課程顯然有悖于教學規律和人才培養的規律。就教學規律而言，顯然不能以教育的穩定性為借口，無視已引發傳播生態變化的傳播技術，正視傳播技術并進行相應改革才屬正常。但教學并不意味著對傳播新技術“來者不拒”，而是要對傳授內容進行一定程度的“挑選”，選取那些經過廣泛的、長期的實踐反復證明的理論和實踐知識。教育對實踐亦步亦趨的跟隨不僅會破壞傳授知識的穩定性，而且知識的科學性也難以得到有效的保障。而從人才培養的規律來講，大學教育必須構建完整的人文社科知識結構，加強思維方法的培養和訓練，無論什么專業人才的培養，都必須遵循這一規律，都沒有理由強調自身的特殊性而舍本逐末。進一步來說，新聞傳播教育雖與傳媒實踐緊密相連，但這種特殊性并不意味著它能脫離教育的普遍邏輯，無論是教學環節設計還是人才培養，新聞傳播教育改革都必須遵循教育的規律，處理好自身與傳媒實踐的關系。傳媒實踐高度活躍，變動頻繁，其在發展中會產生或真實或虛假的案例經驗，也包含著或正確或錯誤的觀念方法，復雜多變的特性注定傳媒實踐充滿了不確定性因素。與此相反，以人才培養為目標的新聞傳播教育則具有較高的穩定性，其內容設計必須是經過實踐檢驗且具有高度合理性的知識。傳媒實踐要被反映并體現到新聞傳播教育中，就必須經過事實檢驗、時間汰洗、總結提煉等過程，才能將成熟、合理的實踐經驗與成果教訓融入教育理念與課程方案，因此新聞傳播教育對傳媒實踐的反映往往表現出一定的獨立性和滯后性。若“零時差”地緊隨傳媒實踐，跟風冒進似的推行新聞傳播教育改革，就可能被傳媒實踐誤導，偏離教育目標。若改革緊跟傳媒實踐狂飆突進，則無法形成清晰明確的教育目標，破壞新聞傳播教育的邏輯自洽和連續性，不利于教學內容的構建和維持，新聞傳播的教學方法可能尚來不及總結便又急劇變動，實踐經驗的提高和傳承也就成了問題。當前傳媒市場的急劇變動，正是傳媒實踐發展尚不成熟的真實反映。如此，新聞傳播教育在改革時就應有序推進而非追趕時髦，否則可能使自身陷入匆忙應對技術變動的疲憊之中，而技術的快速更新又會使先前的技能培訓陷入時過境遷的尷尬。比如，關于中央廚房的提法和做法，看起來是個新穎的概念，但在傳媒業界都未得到廣泛認同，卻被一些學校搬進了課程內容，實驗室建設和實驗課程流程設計都依此進行，這種急于與實踐對接的做法很可能會步入頻繁調整的軌道。總之，新聞傳播教育必須與傳媒實踐保持適度距離，這是新聞傳播教育的規律，也是人才培養的規律。(二)新聞傳播教育改革理應反映業界的變化。盡管我們強調新聞傳播教育要保持一定的獨立性，與傳媒實踐保持一定的距離，但新聞傳播學具有鮮明的職業指向，它要求新聞傳播教育必須深入研究業界的變化規律，讓新聞傳播教育跟上時代的步伐。這里的關鍵是如何理解傳媒實踐的變化和需求，如何跟上和反映業界的變化。實踐的變化如果已經穩定，可以從廣泛的實踐經驗中生產出能夠進行傳授的知識，理應及時進入大學教育的課程體系或講授內容。比如，過去傳統的新聞傳播類專業設置是按照媒介形態劃分的，新聞學專業對應報紙，廣播電視學專業對應廣播和電視，傳播學專業對應網絡新媒體，但傳媒實踐早已打破了媒介形態的界限，互融互通已成定局，報紙和廣播均制作視頻、所有媒介都向互聯網和移動媒介融合已成常態，再沿襲過去的專業設置顯然會嚴重脫離傳媒實踐的變化和發展。然而，盡管這種呼吁已持續多年，頂層設計者未見行動，各新聞傳播院校也不敢輕易調整。同樣，媒介技術變革帶來媒介使用方式的變革，必然要求傳播者全面及時地掌握新的技術，以便很好適應媒介用戶的信息接受特征，創新新聞信息傳播方式，固守傳統就是抱殘守缺，終究會被拋棄。業界的技術更新處于怎樣的狀況，同樣必須保持清醒的認識。由于新聞傳播學科各專業以文科為主，對技術使用和更新從陌生到崇拜的心理使許多新聞傳播教育者成了“技術決定論”的擁躉。每一次技術的變化都令教育者感到興奮、緊張甚至焦慮，生怕被技術所拋棄。然而，這些技術的使用是否從根本上改變了傳統的新聞內容生產方式，如采訪、寫作等環節對新技術手段的使用有無廣泛的適用性，都是必須深入考察的。表面看起來，傳統媒體的衰落是受到了新技術的沖擊，但真正的挑戰卻并不在于技術。香港城市大學李喜根教授認為，根據技術發展周期以及新技術給媒體產品帶來的更新與變化，可以“總結出新興媒體具有這樣一種特性:日趨縮小的技術優勢差異。這個特性指的是技術的發展本身是有周期與節律的。技術的發展會給新一代媒體產品帶來一定優勢，但是隨著技術發展周期的展開并走向終結，產品創新勢頭會逐漸弱化，技術給新的媒體產品帶來的優勢日趨縮小，新一代媒體與現有媒體間的優勢差異趨于消失。”“新媒體發展帶來的變化，可能沒有媒體快速變動帶來的轟然響聲那么大，媒體新應用，因為都是建立在已有技術平臺上，或者在已經為使用者采用的裝置上發展起來的，采用這樣的新應用其實沒有很大挑戰性。所以我們面臨的新媒體發展態勢，雖然看起來很急迫，不斷催人更新知識與技能，但是如果我們仔細考察的話，其實新媒體發展態勢并沒有那么急迫，使用新興媒體所需要的技能也未必完全陌生。”［13］實際上，面對新媒體產品加快更新的頻率，大眾的興奮期會越來越短，因為更受關注的還是內容有多大的實質性改變，非技術因素的考察才是大眾持續關注的焦點。傳媒業界真正的困境是如何適應傳播理念的變化和回歸，加大內容適應型人才的培養。新媒體之所以能夠戰勝傳統媒體，最主要的緣由就是將新聞作品變成了新聞產品，滿足了用戶偏好，而業界最難把握、也最難實現的正是如何從用戶角度出發，讓傳播內容與用戶需求相匹配。說到底，這不是技術帶來的傳播理念的更新，而是一種更自覺的價值回歸，因為新聞傳播的價值就是找準并提供受眾(用戶)需要的信息產品。盡管隨著新傳播技術的發展，新聞生產者能夠對每一條新聞的點擊次數、停留時長、評論內容等數據進行抓取和統計，由此更精準地判斷和把握受眾興趣(需求)，但業界并非要求每一位新聞生產者都掌握數據抓取技術，而是要求他們必須樹立受眾意識或用戶思維，使內容生產滿足用戶需求。特別是當新技術更新趨緩、新媒體更加智能化、簡單化時，用戶對新媒體技術形態的關注和熱情便會降低，而那些能夠基于互聯網思維，從用戶角度開展內容生產的媒體內容將廣受歡迎。有研究者調查發現，業界認為新聞傳播碩士最需要的核心技能是學習能力和創新意識能力，因為這些技能可以提出有社會意義的真問題。業界還反饋，新聞傳播碩士需要有數據方法素養但無須精通，他們的職責主要是向專業數據分析師提要求、提問題。［7］這表明，技術培養固然重要，但懂用戶思維、懂新媒體邏輯的內容適應型人才才是業界急需。因而，新聞傳播教育改革需要將重心轉向培養內容適應型人才，才能使新聞傳播教育與業界變化相契合。(三)新聞傳播教育改革應當適應社會的需求。VR新聞、無人機報道等新媒體技術豐富了信息形態，擴展了公眾的視域，新聞報道變得更加“好看”。然而，形式的“好看”可能贏得一時好評，但如同人們對其他產品的評價更在于其功能的實現一樣，大眾對于新聞信息產品的評價更在于其內容是否全面呈現了社會狀貌、是否發揮了媒體的功能。大眾對媒體報道狀況的整體評價反映了社會對于新聞傳播的需求，進而也反映出社會對新聞傳播人才培養的需求。盡管新技術的使用為大眾打開了觀察事實的視野，接受和理解新聞更便捷，但新技術并未改變大眾對于新聞報道的整體評價。一方面，新技術在內容呈現上受限于特定題材，在日常報道中并不常用，且多數報道往往在技術表現上炫麗在內容上卻乏善可陳。比如無人機的使用本應讓新聞現場的全景呈現成為常態，但實際上卻多用于災難現場的空中俯瞰，諸如人群沖突之類的新聞現場則很少通過無人機進行呈現，而大眾想借助新技術獲取到更為豐富、立體的新聞視角更是寥寥，VR新聞報道也是如此。另一方面，新技術讓新聞呈現變得更活潑、時尚，但華麗的外表只能呈一時光鮮，短暫的愉悅之后，內容才是能否吸引大眾的決定因素。當下，職業傳媒人在技術崇拜下心神不寧，時而追求形式手法的豐富多變而忽視對內容的精細打磨，屢屢表現出失真、失準的業余水準，“反轉”新聞、“爛尾”新聞不斷;時而流于絢爛的可視數據而缺乏深刻的價值內涵，新聞承擔社會現實的“證詞”功能呈現不足，大眾對媒體報道的深度訴求也被有意無意的忽視，從而加劇了大眾對新聞報道的總體差評。社會對媒體的評價主要是基于對其職能是否履行的考量。報道新聞、監測社會環境、全面客觀地呈現社會是媒體的第一職責，面對技術帶來的傳播環境和閱聽習慣的變化，媒體必須及時調整思路，直面社會問題，深入剖析，為大眾理性認知現實提供“具有代表性的新聞切片”［14］。如今，每當沖突性社會事件被迅速披露，大眾常常坐等新聞“反轉”，每當公共性社會問題暴露，大眾則強烈呼喚揭示深層社會矛盾的調查報道出現，這些現象既反映了大眾對于媒體報道專業化缺失的不滿，又映射出其對新聞記者職業精神的期待。這些不滿和期待不是體現在技術和手段上不夠豐富、新穎和引人入勝，而是集中于內容呈現的真實性、全面性、深刻性等方面存在不足，不能全面準確地呈現社會面貌。當大眾對媒體的職能產生懷疑時，報道手段的更新只會被視為雕蟲小技，因不信任而遠離的趨勢就不可避免。社會對媒體和新聞報道的評價為新聞傳播教育改革指明了方向。新聞傳播教育既要培養能夠運用傳統和現代的技術手段講故事的人，更要培養有認識和判斷能力、有職業精神、會尋找和挖掘有傳播價值的故事的人。新聞傳播手段常新，而新聞傳播理念不變。新聞傳播教育自誕生以來，就一直致力于培養具備認識社會的方法和能力、具備社會問題的發現和表達能力的人、培養具有新聞職業精神的人。隨著媒介化社會的到來，新聞傳播的影響越來越廣泛深入，加之社會轉型帶來的問題和矛盾越來越復雜，因而社會對于新聞報道者的專業化要求會越來越高，相應地就有一些學校通過新聞+經濟、新聞+法律、新聞+公管等方式培養“專家型”新聞傳播人才。這些舉措所傳遞的教育理念是永恒的，都是培養全面深刻地認識和反映社會的新聞傳播者，這才是新聞傳播教育的核心基礎，也是改革的基點。為此，除加強信息技術培養與課程實踐訓練外，新聞傳播教育更要圍繞新聞媒體如何發揮監測環境、守望社會等功能開展教學，在新聞教育中倡導學生關注社會的痛點和冰點，才能不斷適應社會的需求。

三、固本與求變:新聞傳播教育改革的著力點

教育的目的有操作性與價值性之分。操作性教育目的即現實中要達到和實現的具體目標，具有實踐操作意義，而價值性教育目的則指在人才培養中具有某種價值取向，它以一定的價值觀實現為目的。［15］新聞傳播教育是有明確職業指向的專業教育，具有鮮明的操作性，同時，它也承擔著引領社會價值的目標，因而又具有突出的價值性。為此，新聞傳播教育在改革時既要堅守價值性教育，培養復合型專家型新聞傳播人才，又要堅持操作性教育，培養適應實踐發展的全媒化、應用型新聞傳播人才。(一)固本:在全人教育的基礎上尋求專業特色。新聞傳播學科的職業指向決定了其工具性特征，但工具性不能替代其人文社會科學的定位，因為“新聞的本質就是人，它應該報道人，并且基于人性來報道，必須基于事實報道來關懷人。……職業新聞的一切努力，無非就是要使新聞權利和媒體權利回到人，而不是回到機器和數據”［16］。無論是從培養高素質人才的全人教育出發，還是從培養復合型專家型新聞傳播人才出發，都不能因專業的工具性減弱新聞傳播人才的人文素養，而是必須強化人文社會科學素養教育的地位，確保文史哲課程的比重不減。從全人教育的角度看，人文社科類課程有助于搭建一個人的較為全面的知識結構，培養學生科學認識社會和他人的方法，樹立正確的價值觀，這也與新聞傳播人才科學認識和反映社會的方法和能力要求高度一致。當前新聞傳播教育改革的著力點之一是固本，即首先體現在對新聞傳播專業學生的人文素養教育的加強。不僅要搭建完整的知識結構，而且要形成科學的認識方法，培養和提高學生認識社會、反映社會的能力。這既是遵循教育規律，也是適應社會要求;既是遵循人才成長規律，也是遵循新聞傳播規律。這類課程不能因為新聞傳播教育改革而減弱，尤其是面對越來越復雜的社會問題時，更要培養和提高新聞傳播人才的認識能力與反應能力，加強此類課程的訓練。這類課程既有搭建多學科知識結構的人文社科類課程(如哲學、歷史、文學、社會學、政治學、法學等)，培養專業知識和專業精神的新聞傳播學基礎課程(新聞傳播史論、新聞傳播倫理與法制等)，也有認識方法類課程(如批判性思維、傳播學研究方法等)。固本還體現在對采、寫、編、評、攝等新聞傳播業務課程的加強。雖然新技術在一些方面改變了新聞傳播業務的流程和方式，出現了所謂的“公民記者”“機器人新聞”等現象和提法，但職業新聞人的業務基本功要求并未改變，其專業內核仍然必須堅持和強化，因為沒有深入的采訪就無法寫出準確的專業化新聞，無法體現專業性新聞人才的價值。誠然，業界正朝著全面融合的全媒體方向發展，對“全媒化”新聞傳播人才提出了要求，但“全媒化”人才實際上是一種教育理念，它與新聞傳播教育一直堅持的業務課程教學一脈相承。只不過在新理念的主導下，新聞傳播教育應打破過去為不同類型的媒介培養專門人才的傳統觀念，要讓學生同時具備為各種媒介生產內容和產品的能力。這種能力的培養需要分項、分步驟去教育和訓練，因此更應加強業務課程的內容整合和補充，讓全媒體理念貫穿新聞傳播人才培養全過程。“固本”性的教育理念和教學內容的強化，能使新聞傳播教育在操作性與價值性之間維持一定的平衡，實現國家所要求的“造就高素質、全媒化、復合型、專家型新聞傳播人才培養目標”。當然，固本的同時，各院校新聞傳播專業還應尋求各自特色，改變“千校一面”的同態發展模式。截至2015年年底，全國約有681所高校開設新聞傳播學類專業，設有1244個本科專業布點，一級學科博士點15個，二級學科博士點3個，一級學科碩士點75個，二級學科碩士點13個。［17］面對如此規模的新聞傳播教育，各院校在改革中應依據自身情況進行探索，在職業型、精英型、混合型的教育模式中選擇適合自己的路徑。除常規的新聞傳播人才培養模式外，各學校還可根據自己的定位，綜合歷史傳統、師資力量、學科特色、資源優勢、區域位置等自身條件，設置一些特色項目，如復旦新聞學院推行了“2+2”的復合專業培養，還與網易合作共建“內容創新實驗室”;人大新聞學院則推出跨學科、跨媒體、跨文化的人才培養模式，還與其他學院合作開設“新聞—國際政治”“新聞—法學”雙學位實驗班;北京大學依據其優勢設立了健康傳播方向的碩士;華中科技大學則著力構建新聞評論特色教育。(二)求變:基于新媒體技術變革培養多元化傳播人才。當前新聞傳播教育改革的著力點之二是求變，即反映傳媒實踐的變化、新聞傳播人才就業動向的變化。我們強調新聞傳播教育應進一步固本，并不意味著固守傳統拒絕變化，與傳媒實踐高度相連的新聞傳播教育必須對變化的傳媒實踐保持密切關注，教育理念和教學內容設計應及時反映這種變化。那些已被廣泛的社會實踐反復證明的新媒體技術理應納入教學內容，那些因技術賦權而發生改變的傳播關系甚至內容生產也應納入其中。當然，這些教學內容的變化有些可以單獨設置課程，更多的則是對原有內容進行調整、補充和重構，而那些只是處于業界探索階段的新變化，則可設置一門媒介前沿探索類課程，邀請業界人士進入課堂予以介紹，等這些技術內容經時間沉淀和實踐檢驗為穩定可靠的知識后，再設置相關課程。傳統的新聞傳播教育具有明確的職業目標指向，就是為新聞媒體培養行業人才。然而，隨著新傳播技術的驅動，媒介生態與傳媒實踐都發生了巨大改變，新聞傳播的職業邊界就此打破。現下，不僅許多企事業單位對新聞傳播教育提出了人才需求，新聞傳播專業的學生也不再以進入新聞行業為優選目標。近年來，新聞傳播院校畢業生的就業去向越來越多元化，到傳統媒體就職的比例越來越低，到互聯網企業、企事業單位從事與新聞傳播相關工作者越來越多，就業的路徑和可選擇的范圍越來越廣。因此，新聞傳播教育除了要培育新聞行業人才外，還應樹立多元化目標，培養有著廣泛社會需求的公共傳播人才。此外，新傳播技術的賦權還使個體變成了“媒體”，但個體如何正確利用新技術進行內容生產和內容傳播，如何進行合理、規范的表達則成為國家和社會必須著手處理的新問題，由此也為新聞傳播教育的人才培養提出了新要求。事實上，美國新聞傳播教育史上就曾出現過由報紙匠到新聞專才再到傳播通才的教育理念轉型，其原因就在于要適應復雜的技術與社會變遷。［18］面對新的時代境況和時代問題，新聞傳播教育自然也應主動適應這種新情況，努力將邊界外移，使新聞傳播由職業教育向公共傳播、社會傳播延伸，有效地服務于國家和社會需求。一些新聞院校已經提出了服務國家需求的多元化培養目標，如中國人民大學在新聞傳播學一流學科建設規劃中就提出，要努力造就面向主流、國家急需的高級創新型新聞專業人才和公共傳播人才;在2030年建設成為中國新聞與傳播高端創新型人才的培養基地，以勝任黨和國家的新聞輿論工作和國家傳播力建設、跨文化交流需求。［19］復旦大學也把為政府或社會機構培養高質量的公共傳播人才定位其人才培養的重要目標。［20］“面向社會培養新聞傳播人才，可以有兩個層次的目標期待:一是培養公共傳播業的行動者;二是培養參與和服務公共傳播業構建的良好公民。”［21］要轉向公共傳播、社會傳播，則在課程設置上就需破除專業壁壘，課程內容不僅應該包括事實選擇、價值判斷等專業知識，還應涵蓋公共對話、公共管理等其他知識，加強人文素養、科學思辨等能力的培養，不斷提升社會成員的媒體素養能力，以便使社會建立起良性的公共傳播秩序。

作者:何志武 董紅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