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態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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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態系統的構建

1866年?？藸杽摿⒘松鷳B學概念，研究生物體同外部環境之間關系。由于它的研究具有系統性、動態性的特點，其概念成為人類普遍性的思維方式。在此基礎上，斯圖爾德發展創立了文化生態學，其文化生態指在特定的文化地理環境內一切相互作用的文化體及其環境組成的功能整體［2］。從文化生態學的視角，高等學校是高校群體生存和發展所處的人文環境或人文空間［3］。高等學校內部各文化群體、高等學校內外部環境以及高等教育管理文化共同組成了具有層次性、整體性、結構性的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態系統。其中，高等學校內部各文化群體是文化生態系統的基礎模塊，高等學校內外部環境是文化生態系統物質流、能量流、信息流的來源，高等教育管理文化則是文化生態系統內部資源分配、結構組織、信息交流的方式及其蘊含的理念。高等學校內部的文化群體，包括管理群、學院群、機關群、教師群、學生群等，在這些群內又有工會、學生會等小群，這些群及其成員間共生共存、相互作用，形成了自己的類型和模式，并與高校外部的群相互作用，交織成高等學校文化生態系統的主體。高等學校內外部環境，包括學校所處的自然環境、人文環境、社會環境、學術環境、國際環境等。高等學校這一文化生態系統，既有完整的內部文化生態環境，又與外部環境進行著密切的互動和交流，并深受外部環境影響。高等學校管理文化，是高等學校管理生態環境背后的“場”，由管理哲學、管理理念、管理目標、管理制度、管理行為等多個因素所組成。在高等教育管理的文化生態結構層次中，管理哲學是最高范疇，引領著學校管理的建構方向，規定著管理理念、目標和模式，具有統攝作用。管理理念是次一級的范疇，是人們對高等學校管理中管理權力的分配和限制、權力資源的配置、不同權力主體的地位和作用的總的看法。任何理念都有其哲學基礎，高校管理理念是管理哲學在價值取向上的具體化。管理理念同時還規定著管理的目標、組織結構、制度規定和物資支持系統。管理目標、管理制度、管理行為則是第三層次的范疇，體現著管理生態文化的具體性和鮮活性，是管理哲學、管理理念的外在表現。物質支持系統更多的則是受客觀條件的牽制，如管理技術水平、人力、物力的投入等，位于從屬地位。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態系統中任何一個因素的變化，都會引起其他因素以及系統整體性的反應。各因素不僅在系統內表現出互動共生、有機關聯的生態功能，系統外還與所處的社會環境相互影響，體現內部生態與外部環境的契合。

二、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態的歷史與現狀

高等學校是一個有機的文化生態系統，其管理文化通常是歷史形成的，可以看成是“遺傳”與環境的產物。各國的大學都在歷史傳統和現實客觀的相互作用中傳承、形成和發揚獨有的管理文化。在我國，“學而優則仕”的儒家入世哲學思想源遠流長，伴隨著我國高等教育的產生與發展。在古代，“大學”自產生就被統治者作為政治教化的工具，求學為官被世人認為是正途。到了近代，我國高等學校沒有像歐洲那樣，出現過學生權力主導或教師權力主導的辦學模式，而是一開始就是在行政權力的主導下建立起來的。中國近代第一所大學“京師大學堂”雖仿效西方大學設置，但作為全國最高學府，它還是國家最高教育行政機關，統轄各省學堂，其行政性是先天賦予的。作為辦學救國的工具，大學堂承載著沉重的社會使命，其政治意義遠大于學術意義。盡管蔡元培先生任北京大學校長期間，為了貫徹“學術自由和教授治校”的思想進行了深入的改革，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我國近現代大學“學術自由、兼容并包”的基本理念。但在后來的軍閥統治和民國時期，大學教師權力與行政權力相比仍處于從屬地位。新中國建立以后，高等教育哲學政治論和國家主義教育價值觀是我國高等教育管理的主導思想，深刻體現在每所高等學校的管理文化之中。計劃經濟時期，政府對國家進行全方位管理，統一調配各種資源，其中高等學校作為國家管理的重要部門，其管理理念和管理文化充分體現了國家的意志。20世紀80年代我國提出了科教興國的發展戰略，將高等教育發展提升到了國家戰略發展的高度，高等教育的政治功能和經濟功能被政府行為高度強化。新世紀以來，我國高等教育改革向縱深發展，在政府主導下，進行了多方面改革，從收費到擴招，從院校合并升格到大學城建設、教學評估等?？梢哉f，我國高等教育歷來具有“行政化”的傳統。高校的“行政化”傾向是一個多維因素合力長期形成的客觀現實。高?！靶姓蓖ǔＪ侵冈诟咝９芾碇胁捎靡怨倭趴茖又茷榛咎卣鞯男姓芾砟Ｊ剑窗迅咝．斪餍姓C構來管理，把學術事務當作行政事務來管理［4］。因此，高等教育的管理文化生態，體現出高度的外部(政府)控制和內部集權。這樣的管理文化生態，既是對歷來“官學一體”教育辦學模式的傳承，又是我國建國初期“趕超式”國家目標取向的需要。通過這樣的管理文化生態體系，國家意志得到完整的貫徹落實，具有高度的可控性和執行力。但是“行政化”的管理文化生態也存在著弊端。鐘秉林指出，高等學校“行政化”表現為“外部行政化”和“內部行政化”，“外部行政化”主要體現在政府將高校作為行政機構或其延伸部門來管理，嚴格控制，管辦不分;“內部行政化”集中體現為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的關系失衡，學術權力與行政權力的分割和對立，行政權力對學術權力的替代與壓制［4］。具體而言，過度行政化辦學體制為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態帶來了4個方面的問題。

1．資源投入渠道的單一化。政府和學生是高等學校辦學資金來源的主體。統計數據顯示，1999－2009年的10年間，普通高等教育財政預算內撥款占到經費來源的47．65%－60%，學雜費收入所占比重上升至33．49%，而社會捐資集資所占比重不到1%并逐年降低。普通高等教育經費來源結構呈現出以財政預算內撥款和學雜費為主的二元格局［5］。這樣的經費來源結構，使得高等學校高度依賴于政府投入和生源數量。在政府投入難以大幅提升而生源總體數量呈下降趨勢的今天，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態面臨著日益嚴峻的資源輸入危機。

2．外部應變能力的滯后化。過度行政化的高等學校在與政府建立緊密聯系的同時，與社會和市場的聯系不足。這使得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態存在一定程度上封閉和保守的特點，無法因應社會和市場的變化及時作出內部調整，存在滯后性。同時，高度依賴政府投入，受到政府高度控制和保護的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態也難以催生出主動尋求改變的內在動力。這也造成了高等教育與社會和市場的脫節，使得高等教育引領社會發展、培育合格人才的作用受到影響。

3．內部結構系統的官僚化。現有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態的內部機構系統，是按照行政邏輯搭設的，各組織部門是按照與政府機關對口的原則設置。管理文化生態的決策信息傳導，是自外而內、自上而下的，由政府部門、高校管理層、院系管理層至基層師生，具有鮮明的等級特征。這樣的結構系統也決定了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態內部的資源分配渠道，資源流向的決定權也需由行政部門決定。這造成高校“逐官”風氣比較濃厚，無論教師還是學生都難以自由和自主發展自我，相反更加受束縛于行政性指導，學術群體難以潛心修為。

4．內部學術共同體的缺失化。在學校層面，高等學校的學術性組織孱弱，缺乏明確的制度或規章，缺乏對其成員的必要約束。高校教師更多將自身定位為事業單位工作人員，接受行政人事管理，而非作為專業人員接受專業團體和職業精神的規約，從而造成了專業精神的式微。此外，校內學術機構如學術委員會、學位委員會等被嚴重地形式化和程序化，難以發揮其應有的作用。這一系列問題，表露出當前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態的失衡和錯位，并逐漸成為中國高等教育的整體性危機。這一危機將影響到中國現代化社會的發展進程。解決這一危機的入手點，在于以高等學校的歷史積淀和內外部環境條件為基礎，尊重教育和科研的基本規律，調整行政與學術的關系，建立適應社會變化的文化生態體系，打造適合我國高等教育發展的文化生態文明。

三、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態優化的指導理念

當前我國高等教育的外部環境正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面對這些復雜多變的外部環境，高等教育的管理文化生態需要主動調整來積極適應，需要在行政權力和學術權力之間重建動態平衡，以維持生態穩定性的需求，形成與實際需求和時代變遷更加符合的結構、制度和形態。筆者認為，對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態的變遷與優化，需要首先厘清優化的方向，包括優化哲學、優化理念和優化目標，從而有針對性地提出對策與建議。

(一)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態的優化哲學

從組織文化學的角度來看，任何組織的系統結構都源自其素有的文化傳統，而對系統功能選擇和功能目標的建構有直接影響的則是文化中的哲學主題?？梢?，高等教育管理的改革不僅僅是改變和調整系統結構，其關鍵應在于文化生態高度上的價值觀取舍與系統的耦合。很長一段時期以來，“行政化”的哲學觀念支撐我國高校的管理哲學，如“學而優則仕”、高等教育哲學政治論、國家主義教育價值觀等管理哲學，是導致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態系統失衡的根源。因此，建立在人性的哲學基礎之上的高等教育管理是文化生態的呼喚和要求。現代管理學理論提出“決策人”假設，其核心是:設想把上至最高領導下至操作者的所有人都看成自主決策后采取相應行動的主體［6］。基于這一哲學基礎，在現代管理哲學精華指導下，高等教育管理就有可能扭轉管理主體錯位的現象，將教師和科研人員作為主要管理決策和行為主體，而行政人員則只是作為教學、科研、生產服務的輔助性力量，從而確立“學術權力為主，行政權力為輔”的管理理念。這一理念在高等教育管理學上的意義是深遠的，意味著高等院校將教學、科研工作作為工作和活動中心，其他一切必須服從這個中心。

(二)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態的優化理念

西方發達國家將現代大學理念概括為“4A”原則，即學術自由(AcademicAutonomy)、學術自治(AcademicFreedom)、學術中立(AcademicNeutrali-ty)、學術責任(AcademicAbility)。當前我國學術界開展學術活動主要是在政府的監督和管理下進行的，學術思想和學術行為容易受到行政干預。轉型時期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態系統下的高校管理理念的變遷目標在于重組和平衡學術權力和行政權力的關系，在于實現學術自由和學術自治。在筆者看來，學術自由才是高等教育管理最終要確立的管理理念。在學術自由的管理理念下，專家教授應該擁有發言權和決策權，在高等學校里開展學術自治、保持學術中立、履行學術責任［7］。

(三)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態的優化目標

高校作為一個旨在“教書育人、科學研究、服務社會”的特殊社會機構，有其辦學和發展規律。完善中國特色現代大學制度，我國高校需要有中國特色，每一所院校更要形成自己的特色，這種特色體現了院校自己的歷史和傳統，包涵了院校自己的辦學定位和發展目標，反映了院校根據不同學科、領域、地域、服務對象等方面凝煉出自己獨特的氣質，以實現各自管理目標，完成各自院校的歷史使命。因此，“遺傳與環境”可以造就出千姿百態、各有千秋的高校。在轉型時期，不唯行政命令是從，定位準確，辦學自主，注重內涵辦學，推動院校特色型發展，實現管理目標的細化和多樣性，是完善中國特色現代大學制度的現實要求。

四、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態的優化

在人才培養上，要從師生群體自由發展的生態需求出發，激勵群體摒棄學術不道德、浮躁思想，確保以個人價值來確定生態位的準則。在科學研究和服務社會上，通過培植創新、敬業、求實、協作的文化土壤，促進科研文化的提升，從而創造與時俱進的科學文化生態環境，推進科學進步和創新。高校文化生態在內在文化生態因子及其與外部環境的相互作用下，最終將形成具有很強免疫力的可持續的自我運營機制和環境，形成高校生存與發展的良好的文化依托和文化土壤。具體的優化措施應從以下4個方面著手。

(一)重構和優化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態的外部關系

隨著現代社會發展與現實客觀情況的變化，構建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態的外部關系要求將以往“象牙塔”為主的模式轉移到“創新和實踐”導向的模式，即在協調高校內部各種關系的基礎上，加強高校與政府、高校與社會、高校與國家戰略、高校與科技前沿、高校與實踐等關系的協調，實現高校現代化管理?！秶抑虚L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提出政府對學校管理進行優化，“政府及其部門要樹立服務意識，改進管理方式，完善管理制度，減少和規范對學校的行政審批事項，依法保障學校充分行使辦學自主權”。

(二)拓寬和優化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態的資源渠道

增強高等教育的自主性，促進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態的平衡和發展，需要拓寬和優化高等教育的資源渠道。《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指出:高等教育實行以舉辦者投入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擔培養成本、學校設立基金接受社會捐贈等籌措經費的機制。未來高等教育持續發展需要充足的經費保障，這就必須切實推進多元籌資的進程。要健全以政府投入為主、多渠道籌集教育經費的體制，大幅度增加教育投入;完善財政、稅收、金融和土地等優惠政策，鼓勵和引導社會力量捐資、出資辦學;完善捐贈教育激勵機制，落實個人教育公益性捐贈支出在所得稅稅前扣除規定;完善非義務教育培養成本分擔機制，根據經濟發展狀況、培養成本和群眾承受能力，調整學費標準。

(三)調整和優化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態的內部結構

對高等教育管理文化生態的內部結構加以優化，應做到:(1)將領導和管理職能轉變為監管和服務，實質性推行校院兩級教授委員會治校以及校長、院長聘任制度，加強監督，明確獎懲機制;(2)要完善選舉等民主制度，創新和優化機構設置，明確職責，增強治理應變能力，營造環境，還高校學術自主和自由。按照《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的要求，高等學校要按照國家法律法規和宏觀政策，自主開展教學活動、科學研究、技術開發和社會服務，自主設置和調整學科、專業，自主制定學校規劃并組織實施，自主設置教學、科研、行政管理機構，自主確定內部收入分配，自主管理和使用人才，自主管理和使用學校財產和經費。

(四)培育和優化高等教育文化生態的學術群體

一個學校的發展不能只靠個人所為，而要依靠群體及其發展的環境，尤其是文化生態中的學科文化因子。伯頓•R•克拉克認為，高校的底層結構遵循的是學科、專門知識和專業化無序狀態的邏輯［8］。因此學術群體建設是高校發展的龍頭，學科文化是學科建設的靈魂。學術群體建設和學科文化培育，要重點關注學科帶頭人作用，加強學科自我管理環境的營造和社會生產實踐等方面［9］。同時，學院、學科以及群體成員之間應加強交叉融合，提升學科實力和影響力，帶動高校核心競爭力的提升。

作者：何敦春1楊叢霖2歐陽迪莎3工作單位：1．福建農林大學植物保護學院2．福建農林大學學生工作部3．福建省委教育工作委員會宣傳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