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論的現代性轉換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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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當代文論傳統文論轉化價值重建

論文摘要：文章通過對新時期以來西方文論影響下的中國當代文論現狀的考察，指出未完成狀態下的當代文論建設所面臨的困境，著力探討傳統文論現代性轉化的可能途徑，并對當代文論的健康發展作出了積極思考。

中國當代文論是一個頗為復雜的構成：從時問之維審視，它是傳統與現代的結合；從地域區分而言，它同時包含西方理論和本土話語；而從理論結構來看，立場各異的觀點更是比比皆是……這種雜語化現象不同程度地存在于當代不少文論讀本中，包括由童慶炳先生主編、影響廣泛的《文學理論教程》。細加考量，會發現這一現狀產生的原因來自于文論書寫傳統，因為可供當代文論書寫者選用的理論傳統本身就具有多重性：既有中國古代文論①傳統，又有“五四”新文化運動后的文論傳統(以蘇俄文論為主要理論資源)，加之西方文論傳統，共有三種理論淵源。以三種理論資源為不同的坐標參照系，可以衍生出大量互相交織、形態紛呈的文論作品。雖然當代文論資源豐富，理論著作亦浩如煙海，但總體而言，中國當代文論建設仍處在進行時中，尚未形成嚴整有序的理論形態。對當代文論的全面梳理并非本文可以勝任的，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僅在于，為何在中國文論的當代話語系統中隨處都不難發現對西方文論資源的借用，而中國傳統文論資源的豐富內涵卻未得到足夠體現?因此，本文力圖探究的是：在全球化語境下，中國當代文論如何在他者的強大影響下獲得本土特質，從而實現價值重建與風范再鑄。

1當代文論建設面臨的困境

新時期以來，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的變革，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社會形態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化社會和后工業社會轉型，由此帶來的人民群眾生活方式和生活內容的深刻變化，反映在文學作品中也不同于以往的時代。有學者在論及當代文藝的切身處境時曾意味深長地指出，“在文學走向雜語和雜體的過程中，中心意識形態話語失去了權威性，民族語言失去了神圣性，審美話語不再雄踞于其他語言之上，藝術也不再有固定的法則，等級制語言關系在走向解體，生活與藝術既有的聯結和界限在斷裂。一切都在由中心走向邊緣。”處身于此種文化背景中的當代文藝理論，亦不可避免地發生一系列轉向：研究主體開始由意識形態變為形式結構進而到觀念解構，研究對象從單純的文學性、審美性演進到(大)文化性、社會性。哲學、美學、文化學、社會學、文學批評、文學理論等不同學科的互融互滲，使得當前的文論寫作呈現出不同于以往的言說品格一那種非獨斷的、非個體中心化的特征極為鮮明。

以上情勢，與中國當代文藝理論身處的全球化語境息息相關。新時期以來，大量西方文藝作品、文藝論著被源源不斷地輸入國內，從作家創作到文論建設，可以說都處于西方思想(潮)的深刻影響之下。當代作家余華曾坦言，“我們這一代作家開始寫作時，受影響最大的應該是翻譯小說，古典文學影響不大，現代文學則更小。”推及至文論領域，蔭蔽之風更甚。因而有偏激者稱，中國沒有文藝理論，通行的概念和范疇，沒有幾個不是洋化了的，2O世紀的文藝理論不過是西方文論罷了。

誠然，20世紀西方學者在文論領域成就卓越，委實不可小覷，學界也曾公認上個世紀為西方文論的世紀。因此，在過去的20多年里，即從上世紀8O年代開始，西方文論主潮便輪番進人中國當代文論的書寫中。在作家、作品、讀者與社會四個維度上，法國傳記批評、精神分析與后精神分析、原型批評、俄國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結構主義、解構主義、現象學文論、解釋學文論、接受美學、西方馬克思主義批判理論、后現代、后殖民、新歷史、女權主義、文化研究、文化人類學、文化生態學等等都在文論界占據一席之地，學界不僅有多種譯著出版，同時也產生了相當規模的研究著作和論文。

先哲有言“過猶不及”，因理論缺失而導致的異域理論直線乃至長線輸入，造成了一個頗令學人尷尬的局面：長久以來，在中國當代文論界，處于學術前沿的往往不是本土原創性理論，而是西方新近盛行起何種主張，便譯介何種理論，舉凡弗洛伊德、榮格、拉康、什克洛夫斯基、韋勒克、沃倫、羅蘭·巴特、巴赫金、德里達、胡塞爾、伽達默爾、姚斯、馬爾庫塞、福柯、杰姆遜、哈貝馬斯、賽義德等等西方學者的身影隨處可見，充塞于各種譯著與專論之中，幾乎湮滅了傳統文論原本就極微細的聲音。

當然，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頻頻引進西方文論資源一方面表明了中國文論界革新與超越的愿望，但在另一方面也暴露出中國當代文論書寫者自身的文化弱勢心態與言說焦慮。上世紀8O年代初，國門大開，隨著經濟改革的風生水起，文化專制的堅冰開始裂破——學界引發了第二次大規模外國作品譯介熱(第一次是“五四”時期)。當時，不少文學理論工作者在反思同時，深感我國文學理論的落后，“文學理論落后于文學創造，這在各國的文學史上，都不少見，但像我國近半個世紀來的落后狀態，實屬罕見。”。因此，在又一次的西學東漸之進程中，學者們面對大量西方文論典范，欣喜若狂，繼而不假思索的統統“拿來”，絲毫未考慮到可能產生的消極因素和負面影響。可以說，是自身的匱乏導致了資源引進時的盲目和之后的“消化不良”。因為2O世紀文學理論復雜多樣，學派紛呈，分立于人本主義和科學主義二條主線之列，并由此形成迥然不同的文學理論。更為關鍵的是，中西方文化背景的差異是一道永遠也無法填滿的鴻溝，再新穎再堅實的西方文論體系都不可能成為解讀中國文學的萬能鑰匙。忽略了本土文化問題，避而不談全球化與本土文化的內在沖突，一味追“新”逐“后”，理論跟風，話語模仿，在看似熱鬧的眾聲喧嘩里遮蔽了自身亟待解決的問題，無疑是不明智的。

是故，我們認為，只有在承認差異的前提下，發現差異價值，才能導向正途。因此，首先理應破除心理上的誤區，耐下性子總結本土經驗而不是一概“拿來”。種文化只有回歸到民族本位，才不至于患上“失語癥”。由此而論，當代文論建設者至少要有勇氣面對雙重壓力：一方面維系起本土文化命脈，傳承傳統文化精粹；另一方面重新接受一整套西化知識體系，在迥異的思維方法、敘述習慣之間找到合乎當代品格的言說風范。正視當代文論所經歷的種種曲折，堅持本土文化立場，在吸納他方文化先進成分的過程中發揮本土資源優勢，使中國文論改變單純受動方的位置，增強本土的、當前的問題意識，增添理論的原創度，在民族意識和全球視野中構建與西方文論的平等對話關系，才不失為長遠之計。雖然現有的龐大文論體系和紛繁的各派學說已經建構起一個漫無際涯的公共知識場，然而并沒有哪種權威話語能夠獨占唯一的合法地位。既有理論框架無法闡釋并窮盡紛雜的文學現象，文論寫作主體也不再可能尋求到唯一的“真知”，而是力圖創造從多種角度認識世界的可能性。在各方碰撞和交往中不斷吐故納新，實現傳統文論的現代性轉化實為當務之急。

2中國傳統文論的現代轉化問題

“當代文論建設到底如何進行?在我看來，我們還得在原有的文化、文學理論傳統的基礎上進行。”意識到全球化語境下中國文論的民族文化身份訴求之后，當代文論的書寫勢必轉向傳統文論領域尋找再生資源。當然，我們首先要了然于心的是，中國古代文論的價值與意義是否還依然熠熠生輝?那些蘊含著無數情思的妙悟是否仍具有理論的合法性?令人欣慰的是，答案是肯定的。中國傳統文論中那種開朗寬闊的包容心態、有無相生的辨證思維和流轉如意的審美境界都是當代文論建設不可多得的寶貴品質。然而，對比當下，我們看到的卻是傳統文論的邊緣化處境：一方面它是當代文論創生的資源之一，亟待開發；另一方面它在當代文論書寫中只是被零星引用，尚未內化為有機的組成。作個不恰切的比喻，宛若一個紈绔子弟擁有祖上廣漠田產，卻不思經營終日求乞般討生活。這樣的情形著實令人啞然，發人深思。

因而，如何有效地實現傳統文論的現代性轉化成了學界無法繞開的一個問題。那種試圖僅僅依靠傳統文論的既有概念和范疇來構建當代文論框架的想法已不切實際了，在全球化語境下，只有秉持雙向的開放心態，向中國傳統和西方新知同時敞開，才不致失于偏頗。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古代文論與西方文論恰恰呈現互補的狀態，那么為何不融會東方智者的禪心妙悟與西方哲士的新銳視角，在古老的概念范疇中注人現代新義，汲取異域有效理論內涵，揚棄艱澀的語言外殼，實現中西合璧、優勢互補?在這一點上，曾有學者提出通過中西互補來把“評點妙悟”式的古典形態轉換成“理論批評”的現代形態，也有學者提出詩學模式轉換，即“由傳統認識論詩學向語言論詩學轉換”。凡此種種，不一而足。

然而，只有在對古代文論范疇進行原意闡釋、語義澄清之后，才能為其注入新意，所以原典校勘、版本考證的工作是必不可少的一環。對文論典籍的創造性詮釋是傳統文論轉換的重要步驟和基礎性工作。在現代詮釋的文本新解中，至為重要的是用現代眼光篩選與現代知識的闡釋。即在現代意識的統攝下重新估定古文論中有價值部分，加以現代化闡釋，達到與當代文論的溝通互證。在傳統的訓詁、考證的實證性研究之外，避免平行比較的牽強比附，既不固守中國傳統文論的本位，也不把西方新學說當作理論出發點。不惟古，不惟洋，在經由現代眼光打量之后，發掘二者的相通之處，以期實現平等的對話和交流。在對話、交流中，顯示雙方各自理論品格的高低上下，繼而確定各自在總體理論格局中所處的層次與地位。

勿需贅言，我們要做的不僅是讓中國傳統文論資源成為新的知識積累，讓其在獲得現代闡釋之后介入當代文論的書寫背景，更重要的是要使古代文論成為有效的精神資源，浸染文論寫作者的精神氣質。錢中文先生就認為，文學理論的創新，應該面向人的精神建設。中國傳統文論中所體現出的生命熱情、智性表述和知性體驗理應在當代文論書寫中被激活和蘇生。依照奧地利著名心理學家榮格的理論，每個民族的文化深層結構里，都蘊藏著一種集體無意識，這種集體無意識是來自個人經驗以外的，通過遺傳、繼承，以原型的方式成為第二精神系統的部分。可以斷定的是，某些獨特的文化記憶，只能是屬于一個民族的。

張少康先生指出，“在中國古代文論中貫穿始終的最突出思想就是：建立在‘仁政’和‘民本’思想上的、追求實現先進社會理想的奮斗精神，在受壓抑而理想得不到實現時的抗爭精神，也就是‘為民請命’，‘怨憤著書’和‘不平則鳴’的精神，它體現了我們中華民族堅毅不屈、頑強斗爭的性格和先進分子的高風亮節、錚錚鐵骨。”——所有這些都是西方文論所不能提供的，它們是我們偉大民族的精神瑰寶，構成了我們這個民族區別于他者的標識符和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的深厚基石。

另外，中國古文論話語系統屬于文人修辭，清麗曉暢，不僅具有理論思維層面上的意義，本身也蘊含豐富的言外之意，味外之旨。一些代表性著作如《詩品》、《滄浪詩話》、《人間詞話》等在藝術性和審美價值上，幾可等同于文論作品本身，魚躍鳶飛，羚羊掛角，詩意禪心，可意會而不可言傳。

將傳統文論進行現代轉換的另一種重要表現形式是將之作為完整自足的體系呈現出來。在古代文論的整體構成中，除了少量文論專著有著相對完整謹嚴的邏輯性架構之外，絕大部分都散落在詩話、詞話、序跋、信札、書論評點當中，如脫線的珠玉，散落各處。事實上，中國文學理論在干余年發展中形成了一個具有民族傳統的、代表東方美學特色又與西方極不相同的潛在的理論體系，只可惜在“五四”以來的八十多年里被中斷了。當然，傳統文論的體系化是一項艱巨而復雜的任務，需要當代文論書寫者展開積極思考和反復論證，限于主題和篇幅，這里不作展開討論。

3小結

無論是對西方文論還是對中國傳統文論的考察，都是為了中國當代文論建設能夠實現健康、良性的發展，而最終的目標，借用當代一位文論研究者的話來說，即是“增加文學理論作為詩意論述的此岸關懷功能，在對傳統的體驗回味中續接精神價值的內在聯結。重建意義生成與價值關懷的文論模式，使中國文論在堅持學科獨立的基礎上，密切關注創作動態，同時擔負社會功能，以合乎時代期待的理論敘事，將精神的力量注入文化的發展和個體的自我完善之中，成為歷史進展的積極推動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