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田園詩的宗唐與情感變異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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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元詩宗唐田園詩情感淺薄

論文摘要：元詩宗唐，田園詩也宗唐。但在時代生活的影響下，詩人無法安心田園，身在田園也十分無奈，因此，象陶淵明和唐人田園詩的那種韻味，就無法再現，這是元人宗唐失敗的一個方面。

元代詩人提倡“宗唐”，所主基本是盛唐詩歌，而于盛唐詩歌，又以追求他們的風格為主。盛唐詩風，除了李白和杜甫，尚有邊塞詩人和山水田園詩人。這兩派詩歌，一以氣韻高邁為特點，一以恬淡悠遠為特點。在元代詩人中，兩派的追隨者較多，如戴表元說趙孟顆的古詩“沈涵鮑謝，自余諸作，猶傲睨高適、李翱云。”鮑照對高適諸人影響很大，都以風格豪邁見長，趙松雪則力求與之比肩。另一派的追隨者，可以戴表元作代表，他由宋入元，入元后或奔走江湖，或遁跡山野，詩歌亦建立在生活基礎上，極力追蹤陶淵明，寫下了許多擬陶詩歌。但是，無論是趙孟顆還是戴表元，都沒有達到前人的成就，更談不上超越前人了。其根本原因是時代妨礙了他們情感的積累。而以淺薄于古人的感情，作類似古人的詩歌，結果不免是成為枵響而已。限于篇幅，本文擬就戴表元的田園詩進行分析，以求揭示這種區別。

戴表元是浙江奉化人，生于宋末。他在《剡源文集》自序中，不無得意地詳細敘述了自己三十歲以前也即南宋尚未滅亡時的經歷。他五歲開始讀書，六歲就能夠寫詩，七歲學習古文，十五歲學習詞賦，十七歲試于郡校，連連獲優，于是來到杭州，給公卿大人上書，無所顧忌。當時杭州每年選拔貢士三百人，只有十人可以通過禮部考試，進入太學，而戴表元二十六歲就進了太學。在太學又從外舍升到內舍，于宋度宗成淳七年五月對策，中乙科，賜進士及第。宋恭宗德韋占元年，任杭學教授，還不愿就職。后來轉為文林郎都督掾，行戶部掌故，國子主簿。此時他才三十出頭，可謂春風得意，前途無量。但是，南宋王朝的冰消瓦解，擊碎了他的夢想，也將他的人生分成兩截：前半生路越走越寬廣，后半生路越走越窄。躲避兵亂，東奔西跑，兩三年后返回家鄉，入目的是一片瓦礫，處處荒涼。他只好教書賣文，兼營田地，有時四處奔波，討得一點生活，后來又遷居榆林。直到大德年間，才有人推薦他為儒學教授，而他此時已經垂垂老矣，仕宦已經失去了意義。

戴表元的命運，從三十多歲開始呈直線下降趨勢，但是他內心世界的變化并不與之同步。他年輕時的追求，是社會潮流推動所造成的；人元之后．換了一個王朝，換了一套統治機構，時代的腳步卻沒有停止。盡管他的人生暗淡了，但是新的王朝照樣在制造無數的權貴，照樣促動無數人追逐著榮華富貴。在元朝統一江南的過程中，南方的大規模戰役不多，經濟遭受的破壞也不如北方，特別是杭州地區，隨著全國經濟和文化重心的南移，在短短的時間內又成了無數達官貴人向往的地方，恢復了它從前的吸引力。因此，戴表元年輕時的向往，并沒有隨著命運的改變而消失。他在《清茂軒記》中說：“吾見祖父隱于農耕而子孫資之以為達人者矣。未有既為達人而子孫得返于農耕者也，何也?其先之善，抑郁于隴畝之間。百年蓄之，故一日發舒而不以為暴；及其貴盛，服飾鮮華，輿御美倩。恥于素所僻陋而求遷之。已散之樸。一決而不可復收，勢無足怪。”換言之，時代促使戴表元產生了高于農耕的向往，他就很難退回到原來的角色意識中去。即使他愿意這樣做，外部環境中追逐功利的士人也會造成一種無形而又巨大的壓力。在《君莫夸少年一首贈余光遠》中，他就將自己少年得意的情景作了詳細的描繪。而回到田園之后。總是“郁郁不得攄。”這種心態，影響了他一生，同時左右著他創作的田園詩歌。

田園詩歌在戴詩中占有一定的份量。平心而論，這些詩歌能夠以詩人的生活為基礎。較多地反映了農村生活的困苦，比那些空想田園者所寫的要好得多。但是，相比傳統的田園詩歌。則又差得很遠。如果從內容和藝術兩方面進行考察。可以看出其中的原因。

戴表元的田園詩歌，大致包括三方面內容。首先。它們真實地反映了農村生活的勞累。以及在這種生活中唏噓不已的詩人情懷。《耕桑》云：“耕桑本是閑居事。學得耕桑事轉多。失曬麥叢憂出蝶。遲繅蠶繭怕生蛾。調停寒暖春移苧。偵候陰晴夏插禾。衣飯為誰忙不徹。醉來乘興作勞歌。”回到農村后。詩人面臨的生活與書本上描繪的大不相同。沒日沒夜的忙碌。無休無止的艱辛。令他生出厭倦之情感。更何況收入極少。元代農村的賦役繁多。更兼城市經濟的發達。農民如果不辛勤勞動，努力創造收入。就無法進行正常的商品交換。維持日常的生活開支。但是。在以往農業經濟為主的社會里。農民與外界的經濟交往很少。勞動成果只要能夠提供基本的衣食就可以了。因此勞動者的焦慮程度并不高。同時由于生產力水平的低下，主觀的努力并不能帶來明顯的經濟變化，所以勞動者容易滿足于現狀。例如陶淵明《歸園田居》之“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無違。”其中“草盛豆苗稀”。可見土地管理的粗放，而“但使愿無違”，又見詩人對土地收獲的期望只是衣食粗足。因此，詩人能夠在勞動中培養感情。品味感情，孕育了一種純真的愛和希望，愛得真。想得真，詩境就美。又如《庚戌歲九月中于西田獲早稻》的“盥濯茅檐下，斗酒散襟顏”。也可以看出詩人并不厭倦農耕，而且把它作為身心的棲息地，品味到其中的無窮樂趣。但是，戴表元在時代生活的壓迫下，非常關注土地收入的豐歉。而不暇考慮其他，對土地的感情不夠。因而就缺乏美感。

其次是農村生活的貧困，益令戴表元感慨無限。他有時窮到沒有鹽吃，全家專吃白飯和薯塊過日，見《食淡》；有時窮到幾天不開伙，不得不上山采藤換糧食，見《采藤行》；有時赤地千里，顆粒無收，只好把家里的細軟、被褥與衣物。盡數送給米商，換取一些糧食，見《饑旱》；有時是蝗蟲四起，鋪天蓋地。頃刻之間把青苗吞食一空，令人徒喚奈何，見《蝗來》。這些描寫。兼及當時農村。但是不管如何，都是一些慘霧愁云的畫面，令人讀后郁郁不快。在陶詩中，也有窮困的描寫，如《詠貧士》：“傾壺絕余瀝，窺灶不見煙”，《乞食》云：“饑來驅我去。不知復何之”；但是，陶淵明能夠在窮困之中。用儒家的信念來激勵自己，如《詠貧士》：“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或者體現“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的高尚情操，使他詩歌在苦難的畫面中展現了人性的光輝。其實，任何單純的苦難場面，都不能傳遞美感；它們的作用，或在于反襯出人性的偉大。或者可以體現人性在苦難激蕩下的反彈力；或者彌漫到無邊的山川大地中，動天地而泣鬼神。從而表現出美的韻味。可是。產生這種藝術情感。要求詩人自身對苦難有一定的駕御能力。也要一定程度的超脫。在陶淵明生活的時代，清貧是農村的普遍狀態。因此“憂道不憂貧”或者不太在意貧困就有社會基礎．詩人能夠超脫也就有現實的力量。然而元代的農村生活已經顯得非常清苦。也很少有文人樂此不疲，所以戴表元被迫回到田野上。就只能感受到無限的苦楚，這種苦楚的背后。是外界生活與自身生活的巨大反差。因此陶淵明可以把農村當作安身立命的場所。并為之付出了努力；歇斯哭斯。雖有痛苦。終亦無悔。盡管他不是一個純粹的農民。但是他可以把感情寄托在土地中。并以前人勉勵自己。然而。陶淵明可以把漢朝人作為自己的榜樣，是因為漢朝與晉朝的社會經濟差別很小；而戴表元用晉人安慰自已。則顯得非常迂腐；因為他生活的時代，已經和晉朝有了巨大的差別。

除了勞累和貧困，戴表元在農村中還經受著綿綿不盡的心靈折磨。《和淵明貧士七首》集中體現了這種心情。從事農耕的人，不僅貧困，而且被人輕視；詩人說：“貧賤如故舊。少壯即相依。中心不敢厭，但覺少光輝。”單純的貧窮，還可以忍受;暫離饑寒的時候，也可以自娛自樂;但“賤”是一種社會觀念，存在于每一個人心中;因此詩人每接觸一人，都有可能面臨被輕視的尷尬;無數生活著的人交織起一張細密的網，將恥辱牢牢地糾纏在他身上。同時，“賤”又意味著無能，妻兒埋怨，朋友鄙視，“以茲亂心曲，智計無他妍”，又是一種煎熬。這些評價，既無情又不盡公平，只重視有“貝”之財，不重視無“貝”之才，對詩人的文化修養和造詣是一種殘酷的踐踏。詩人在《觀村中禱雨》中有一個比喻:“昨日苗穗赤，今朝灑然青。頗如窮旅人，百金換顏形。”可見世人評價眼光之一斑。因此，他感嘆“相逢樵牧輩，混混誰愚賢”，怨恨別人有眼無珠，把他等同于目不識丁的農人，使他承受了比一般農人更多的痛苦。但是，陶淵明隱居田園的時候，還是有一些名流來訪，如顏延之、王弘等人，他的知音雖然不多，但是也沒有什么人對他表示輕視。此外，戴表元以農為業，但內心世界還屬于文人圈子，他渴望文化交流，不只是談論漁樵豐歉而已;然而周圍的人很難和他溝通.“村郊多父老，面垢頭如蓬。我嘗使之言，辭語頗不工。古來名節士，敢望彭城龔。”按陶淵明的《詠貧士》:“仲蔚愛窮居，繞宅生蓬篙。翁然絕交游，賦詩頗能工。舉世無知者，止有一劉龔。”因此，這里的“彭城龔”就是知己的代名詞。戴表元周圍的農人，蓬頭垢面，吐言鄖理，無一可作知己，甚至還譏笑他，使他倍感痛苦。這種情況，不但阻礙了他的文化交流，文人對他的肯定，還給他心靈增添了折磨。這與陶淵明很不相同。陶淵明雖然貧困，并不以農耕為恥;知音盡管不多，但“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可以和農人交談，即使“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也非常高興和自然。由此可見，戴表元與農村有很大的隔閡，而這種隔閡是時代變化造成的。

總之，戴表元在致力農耕的歲月中，感到十分無奈，心中充滿了矛盾。《和淵明貧士》之五云:“古人重吠畝，有祿不待干。德成祿自至，釋未列五官。不仕亦不貧，本自足密餐。后世恥躬耕，號呼脫饑寒。我生千祀后，念此愧在顏。為農尚可飽，何用出柴關。”這就對古人和元人的田園生活作了扼要的說明:古人樂意躬耕田園，是因為時代重視吠畝，而田園所獲，也基本可以抵得上薄宦;所以安心田園，有官即做，無官也不強求，是古人的普遍心態。但是元人就不同，盡管田園可以飽腹，但是相比外界生活，已覺得十分清苦，所以要千方百計去鉆營，一旦不獲，就哀苦無限。因此，戴表元的田園詩，有著深刻的時代印記。但是，在他矛盾的心理世界中，又有兩種力量在互相拼搏:一種是離開土地，干祿求富的渴望;一種是眷戀土地，躬耕求隱的心態。這兩種力量截然相反，攪得他無法安寧，終日惶惶。第一種力量的來源，已如上所說;第二種力量，則來自于傳統文化的熏陶.以及傳統風氣在現實中的殘存。

戴表元在詩文中，多次提到他對唐及以前文化的仰慕，《臨池亭記》說:“右軍遺事，令人追慕不已，良必有激摩動蕩于翰墨之外者，此臨池所以為美也。”這是對魏晉風度的仰慕。《紫芝亭記》云:“故自秦漢間隱逸如商山四老翁，歌之以為高，唐士大夫如元魯山，字之以為賢。’這是對隱逸人物的仰慕。《容膝軒記》說:“始余讀書，則想象古人居處服食，動作百物之態，以質之諸書中所言，合者以喜，不合者存而求之，合然后已，出而語于人。……自為此說，與世之人落落不相同之日亦已久矣，而終未悔。”說明傳統文化對他的熏陶，由來已久，并使他形成了一種相對穩定的認識。元代還有不少象戴表元那樣，遠承古代隱逸之風，近染宋末江湖余習，趙孟頰、虞集等大家，也鼓吹著隱逸，這些文人的風尚，構成了傳統文化在現實中的殘余.同時也對戴表元產生影響。

陶淵明作為隱逸詩人之宗，對戴表元影響尤其深刻。除了和陶詩，他還仿效陶淵明的生活行為。如《九日與兒輩游中溪》:“何知是節序，風日自清妥。群童競時新，藕果間蔬茄。欣然為之辭，烏帽危不墮。此日山中懷，孟翁不如我。”既用陶文“孟嘉落帽”的典故，表現歡游的得意，又明顯仿照陶淵明的《游斜川》，努力表現出風和日麗中與鄰曲盡情娛樂的情調，但是模仿意味太濃，總有些矯情的味道。又如《四十》云:“四十不解事，真成無用人。交游青草盡，途路白云新。漸覺名妨靜，難將學濟貧。堂堂楚龔傳，猶有隱流慎。”努力把自己描寫成古人的面貌，但是，“無用”、“有用”的計較，學與貧的關系，交游多少的計較，說明他對世上的東西還是耿耿于懷。

傳統的隱逸思想，雖然還有一些基礎，但在新的時代背景下，隱居的條件已經起了變化。經濟的發展，使得隱居也“水漲船高”。戴表元《居清堂記》云:“夫既以其身得脫于官府之勞，朝市之役，又假山林田宅、溝池畦苑之饒，足以養富;舟車憧役，浮游釣弋之具，足以養佚;羔服魚果、酒醒肴膳之珍，足以養欲;庭鬧無恙，妻攀恬適，詩書道德，談詠之交，足以養素，則是王侯卿相所無之安，而神仙棲遁之流所不能兼有之樂，而人世何以容之。”這里駁斥了那種隱居要建立在富足生活基礎上的說法，但是依然可以看出，元代文人如果想隱居，沒有一定的生活基礎是不行的;而且這種生活水平已經遠遠超過古代隱士的生活水平。同時，這也說明了“富貴”與“隱居”的矛盾:為了富貴，必須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和追求，在追求過程中就無法隱居;而富貴以后，就沒有必要再隱居，甚至隱居有可能導致原有生活條件的喪失。戴表元《質野堂記》就說自己“幼而囂居，長而浪游，老而羈棲，獨常常以為異時倘得余閑，營一區之宅于山林間，將名之曰質野。”但是，這種愿望在心中徘徊了五十年，依舊不能實現。這說明，富足而隱居是非常不容易的。因此，他在農村生活的時候，因為缺乏較好的物質條件，就無法安下心來。在他矛盾的心理世界中，現實的一端更有力量，并總是逼迫他不斷地驅馳。他常常在旅途中奔走，如《東離湖州泊南得》、《客京口》之類;直到晚年尚無歇息，《舟過嚴州》云:“生涯著處有，奔走愧華巔。”奔走的目的，他很少明言，但肯定是為衣食而忙，《書嘆》云:“君有殉名子，擾擾起風塵。朝逐富兒冶，暮聯豪士茵。歸來反如客，魚鳥亦相慎。”恐怕也是一種自我表現寫照。有時甚至是厚顏無恥的打抽豐。《丙子除夜》云:“富貴如今似駭機，漂流未遣壯心違。鄉鄰有酒貧能醉，村落無病醫亦稀。客任低頭從狗竇，妻休掩面對牛衣。十年涉世渾如此，除卻躬耕事事非。”從狗竇進出的說法，是自嘲也是厚顏的寫照。又《久客且歸留別郭于昭憲椽》:“久客令人厭，初春乍許寒。飛蓬妨覽鏡，脫粟愧加餐。坐有夸年酪，門誰住馬鞍。重來會相見，老性忍悲歡。”他在別人家里呆久了，引起別人的厭煩，何況他蓬頭垢面，有礙體面;于是吃的東西越來越差，只有粗茶淡飯了。他也清楚這種窘境，但是內心又生出不平:主人家有山珍海味，積年陳釀，卻不肯照顧一個又老又窮的讀書人。最后他又說，自己還會來的，因為白眼看多了，也容易忍受。歷史上陶淵明寫了一首《乞食》，就遭到后人的恥笑:以前不肯為五斗米折腰，現在卻要為一頓飯搖尾乞憐了。但是，陶淵明乞食是因為實在沒有飯吃，而且“既醉輒去，曾不吝情去留”，還顯得文明;戴表元卻是有飯還要求取更多，并且非要住到主人討厭為止，臨走還要發牢騷，人格實在不怎么樣。但這是時代造成的:奢華的生活，繁盛的經濟，制造了現實的目標，卻又制造出困頓不堪的文人，造成了人格的扭曲。

通過上述考察，再回頭看戴表元的田園詩歌，就容易看出他在藝術上的特點。首先，戴的田園詩歌，表現為對生活的質量非常關注，略有收入就很欣喜，而歉收或者沒有收獲的時候就哀嘆不已。除此之外的事情，包括自己的內心世界，他不關注，也沒有能力給予很多關注。如《傍家東北有山口……》:“況復近芳茨，時能薦果蔬”，表明他看重土地的實用價值，而不象柳宗元憐惜“唐氏之棄地”。《伯收東岡麥》云:“四季各有役，糊口走惶惶。”突出為衣食的忙碌。(采藤行):“大藤換糧論解數，小藤輸市亦值錢。朵得官梗甜勝乳，明朝滿意作晨炊。”采藤可換糧食錢鈔，令他雙眼為開，除此之外，沒有任何意義。但是，陶淵明居家的時候，最關心的是心靈的狀態，既不愿意讓心靈為形所使，也不會為口腹束縛心靈，喜歡適意從心，即使在困苦之申，也忘不了心靈的愉悅。田園的收成，他有時也去關照;無酒無米，他也感嘆，但都不是主要的。其次，以物質收人為中心，導致詩人忽視了此外的田園生活內容。諸如農村的人際交往，田園風光，農閑時節的樂趣，都很難在戴表元詩歌中看到。如《食淡》一首云:“世亂謀生拙，村深食淡能。沙蔬羹白煮，山稻飯紅蒸。暑豉方傳友，寒糟共學僧。厄廚尚如此，未嘆室生冰。”謀生笨拙要歸咎于“世亂”，“食淡”要想到村子是否偏僻，是否有人看見，還是考慮到面子問題。將食物陳述了一番，詩人有些沾沾自喜的心情，因為能夠吃飽還算是好的，恐怕日后窮得揭不開鍋，廚房里都要結冰了。描寫不可不謂之真切，但是也令人感嘆，在現實的壓迫下，詩人的心靈卑微、恐慌到何等的地步了!這樣的詩歌，又能有什么美悅感?再次;這樣的詩歌，給人以“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的感覺，因為詩人的心靈面對著重重束縛，被逼到一個很小的角落，戰戰兢兢，左右碰壁，完全失去了陶詩那種自由悠遠的韻味。同時，這其中也沒有一絲一毫的寧靜感，有的只是煎熬，矛盾和惶惶不安。造成這種特點的原因，就是詩人無法在田園中灌注深厚的感情，而依靠時有時無，飄忽不定的鄉土情懷，是無法寫出傳統的隱逸詩歌的。因此，戴表元盡管作為元朝力矯宋弊，鼓吹唐風的一員健將，也無法達到唐朝山水田園詩人的藝術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