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教學思想以及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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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唐時期的湖南永州，雖然位于偏遠的“蠻荒之地”．但在整個社會經濟“中興”局面的影響下，教育成果特別豐碩。據史志對當時科舉取士的統計，終唐一代湖南考取進士25人，其中衡湘以南l6人，經考證，基本上是中唐以后考取的。他們的成名，與柳宗元的教育、指導及影響是分不開的。印證了韓愈在《柳子厚墓志銘》中所說：“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①由此可見，柳宗元的教育思想與實踐，的確值得我們研究總結，是我國教育領域的一筆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

那么，柳宗元的教育思想與實踐，有哪些值得我們借鑒與發揚光大呢?筆者以為，他師承堯舜，“延孔氏之光”；拒師“名”而重師“實”；因材施教，苦口婆心；“口講指畫”，心誠以行；借古鑒今，燭照后來等方面的言行，足以千秋垂范。

一、師承堯舜，延孔氏之光柳宗元從小深受以堯、舜為代表的傳統文化的熏陶。

在柳宗元的詩文當中，涉及到“堯舜”的語句大約有上百處，如：“堯舜之道，至大以簡；仲尼之文，至幽以默。”(《祭呂衡州溫文》)“跨騰商周，堯舜是師”(《衡州刺史東平呂君誄》)；“以生人為主，以堯舜為的”(《陸文通先生墓表》)；“由吾言者為堯、舜，而吾生人為堯、舜人矣”、“俾湯為堯、舜，而人為堯、舜之人”(《伊尹五就桀贊》)；“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封建論》)。

孔子自然是堯舜文化的杰出代表。師承堯舜，自然得延孔氏之光。柳宗元曾經寫過一篇《師友箴》并序。文中提出：“不師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

道茍在焉，傭丐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內考諸古，外考諸物，師乎友乎，敬爾毋忽!”意思是說，不拜師會有什么樣的結果呢?那我憑什么來取得進步和成功呀!不結交朋友會怎樣呢?那我怎么去增加自己的才華與學識呀!假如對方是有道之人，即使他是傭人和乞丐也可以為伍；假若自己的道路與其相反，即使對方是公侯也要離開。內可以借鑒、參考古代的賢哲，外可以考察周圍的各種事物；老師也好朋友也好，都應該敬重，千萬不要慢怠疏忽!此文足以說明，柳宗元是何等看重師友之誼、師友之道。

孔子在《論語·為政》中說：“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即是說執政者治理國家，只有實行德政、德治，才能得到民眾的擁護，就像北斗星，受到眾星的拱衛。孔子尊崇堯、舜、周公等人物，倡導以德治國，對柳宗元也產生了重大影響。他在《送婁圖南秀才游淮南將人道序》中闡明自己的志向：“幸而好求堯、舜、孔子之志，惟恐不得；幸而遇行堯、舜、孔子之道，惟恐不慊。”柳宗元感到慶幸的是，自己羨慕和追求堯、舜、孔子的志向，惟恐不能達到；努力實行堯、舜、孔子的治國安民之道，惟恐相差懸殊。在《答貢士元公瑾論仕進書》中說：“延孔氏之光，燭于后來”。意思是說，要發揚光大孔子的學說，教育啟發后來者。

從上面的引文，可見以堯、舜、孔子為代表的中國古代優秀傳統文化，對柳宗元“師道觀”的形成，的確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

二、拒師“名”而重師“實”

1997年10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柳宗元全集》共收錄文章537篇，詩歌142首。其中有7篇是寫給“下第秀才”的，即《送嚴公貺下第詩序》、《送元秀才下第》、《送韋七下第》、《送辛生下第》等；有3篇是寫給“登第者”的，即《送苑論登第后歸覲詩序》、《送蕭煉登第后南歸序》、《送班孝廉擢第歸東川覲省序》；有12篇是寫給“登門拜訪、討教秀才”的，如《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復杜溫夫書》等；涉及“師道”話題的4篇，即《答韋中立論師道書》、《答嚴厚輿秀才論為師道書》、《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答貢士蕭篡欲相師書》；此類有關文道和師道的文章共計26篇，占文章總數的4．84％。

元和八年(公元813年)，韋中立要求拜柳宗元為師，寫信向他請教如何寫作文章。柳宗元寫下了著名的《答韋中立論師道書》，加以詳細的解答。

文章的第一自然段開宗明義：“辱書云欲相師，仆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常好言論，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

仆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為人師。為眾人師且不敢，況敢為吾子師乎?”

書信的篇幅較長，共6個自然段落，可以分成兩大部分。第一部分前面5段的內容，針對韋中立拜師的要求，明確答復說自己“不敢為人師”。接著舉了兩個例子，陳述不敢、也不愿為人師的理由。其一是韓愈為師之例，其二是孫昌胤行冠禮之例，前者為主，后者為輔，共同說明一個問題：流俗不問是非，見怪即吠，倘若獨為眾所不為之事，必然招致厄運。

韓愈為師的情況是最有力的說明。由于魏晉以來，社會風氣衰落，人們都以言師為恥辱。韓愈寫了《師說》一文，招收后學，敢為人師，想與流俗抗衡，結果遭到眾人的恥笑和謾罵，被視為狂人。由此可見，敢為人師，要冒極大的風險。柳宗元用“蜀犬吠日”和“越犬吠雪”的兩個典故，來說明為師者并無過錯，問題出在那些見怪即吠的世人身上。柳宗元作為被貶之人，不愿為一個“師者”的名號而自取其辱，但并非否定“師道”。實際上，柳宗元當年在長安做官時，就有數十個后學之士，經常到他家去求學請教。雖然他不愿擔為師之名，但卻可行為師之實，并愿意將自己半生為文的經驗之談，毫無保留地告訴給對方。

第二部分為后面的第6自然段，比較系統地闡明了寫作觀點。作者根據自己的切身體會．著重闡明了“文以明道”說，強調寫文章不能片面追求詞藻、聲韻等形式上的華麗動聽，而應該注重自身的道德修養，端正寫作態度，絕不能掉以輕心；同時，還要加強寫作技巧的鍛煉，廣泛參考前代作家的成功經驗在答復嚴厚輿秀才、袁君陳秀才和貢士蕭篡的書信中，他也再三強調為什么“拒師名”而“取師實”的道理。

在《答嚴厚輿秀才論為師道書》中說：“仆之所拒，拒為師弟子名，而不敢當其禮者也。若言道、講古、窮文辭，有來問我者，吾豈曾嗔目閉口耶?茍去其名，全其實，以其余易其不足，亦可交以為師矣!”明白無誤地告訴嚴厚輿秀才，我之所拒，拒為師弟子名，而不敢當其禮。至于言道、講古、窮文辭，凡是有前來詢問(請教)的人，我的確未曾視若無睹、閉口不言呀!假如去掉老師的名份，而取老師與弟子的事實，用您的長處來彌補我的不足，也可以交流溝通、互為老師呀!

三、因材施教，苦口婆心元和四年，柳宗元的岳父楊憑，自京兆尹蒙冤被貶臨賀(今廣西賀州市)尉，他的妻弟楊誨之隨同前往。親友們途經永州，與柳宗元相聚甚歡。次年，誨之臨行告辭，柳宗元送他出門，看見有車輛經過，便指著車輛對他進行告誡：“材良而器攻，圓其外而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則速壞：工之為功也，不功則速敗。中不方，則不能以載；外不圓，則窒拒而滯。方之所謂者箱也，圓之所謂者輪也。匪箱不居，匪輪不涂。吾子其務法焉者乎?”(《說車贈楊誨之》)柳宗元以車輛為比喻，諄諄勸勉楊誨之，說“材質不優良，就會很快腐壞；工匠的能力不強，功夫不到則容易衰敗。如果中間不做成方形，就不能用來裝載(更多的東西)．夕面不造成圓形，則運行要受到阻礙。方是所謂的車箱，圓即所謂的車輪。沒有車箱不能裝載，沒有車輪不能在道路上運行”。希望楊誨之務必要取法于車輛，像車箱那樣氣量恢弘，像車輪那樣周而通達，像車軸那樣“守大中以動乎外而不變乎內”，才能達到“險而安，易而利，動而法”的境界。

文章最后指出：“凡人之質不良，莫能方且恒。質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圓遂。”因為誨之是自己的親戚，雖然幼年時資質不特別突出，但通過后天的努力會越變越好。

柳宗元對其寄予厚望，圖其“任重而行于世”，又擔心他在處世方面還不能周而通達，“圓其外者未至”，因此，特地把這篇文章寫下來，托人捎去給他，以資參考。

元和五年(81O年)十一月，柳宗元聽說次年正月十六日，憲宗皇帝將要去長安東郊，舉行籍田大典。按照以往的慣例，大的慶典必定會有大赦，雖然自己“縱逢恩赦，不在量移之列”，而且像被貶長沙的賈誼一樣，無緣參與這種規模宏大且相當隆重的慶典活動．但他期望岳父楊憑的冤情，能夠得到洗雪。因此，喜不自禁地寫了《與楊誨之書》，托福來捎去。信中說：“丈人之冤聞于朝，今是舉也，必復大任，丑正者莫敢肆其吻矣。甚賀甚賀!”其意是說．岳父的冤情早就傳聞于朝廷，這次舉行大慶典，必定會被重新委以重任，那些誣蔑丑化正人君子的小人，再不敢肆無忌憚地張嘴胡言亂語了。這是非常值得慶賀的事呀!

書信中，對楊誨之少年時氣質平平，到后來“氣益和，業益專，端重而少言”，而如今“文益奇．藝益工”的成長變化，十分欣喜和贊賞，希望他恪守君子之道，“方其中，圓其外”，認真領悟自己所撰寫的《說車》那封書信的深刻含意。

楊誨之到賀州之后，曾經寫過三篇文章，都流露出“不欲出于世”的念頭。元和六年(811年)的四月十八日，寫了一封回信，托張操帶來永州。信中，對姐夫的《說車》之言不以為然，他覺得應該“柔外剛中”，認為自己“不能為車之說”，“不能翦翦拘拘，以同世取榮”：并表示要任心而行，肆志而言，以甘羅、終軍為榜樣，欲為阮成、嵇康之所為。

柳宗元反復閱讀了妻弟的來信，為其治學態度和人生的取向深感憂慮，撰寫了一封長達三千余字的《與楊誨之第二書》，再三重申“方中圓外”之旨。他引述誨之的言論，逐一加以解釋和駁斥，旁征博引，并以自己的人生經歷和深刻教訓為例，條分縷析，諄諄開導，希望楊誨之能夠既方其中亦圓其外，以免重蹈自己當年的覆轍。

他在信中認為，甘羅賣弄自己的口舌，為了使秦國得到利益，不惜背棄與己結盟的燕國，反而去跟趙國聯合，給燕國造成危害。天下之人因此而更加知道秦國既無禮又不講信義，視函谷關如同虎豹之洞穴，這其實是甘羅等人所造成的結果。終軍為人陰險狡詐，不能以王道來規勸漢武帝的好戰之心。視天下百姓的勞苦，如同觀看螞蟻在搬移洞穴，將戰爭當成好玩的游戲；千里征戰，死于胡越的軍人無數，不但不能諫止而且慫恿此事。終軍自告奮勇去出使南越，說服南越王臣歸順漢朝，隨同而去的淫夫少季，私通越王的太后，想暗中奪取他人的國家，其才智不能判斷形勢的安危，結果同時死在那里。

在柳宗元的心目中，甘羅和終軍，成事不足而敗事有余，不值得仿效。而楊誨之竟然羨慕他們，豈不是“賤本而貴末，夸世而釣奇”嗎?

針對楊誨之消極的人生取向，他苦口婆心地進行勸說，認為現在的皇上非常英明，正在大力提拔有道之士，努力實現“中興”，那些形貌枯槁、隱匿于山林或被貶流放的高人雅士，都在摩拳擦掌，期望能輔佐堯、舜一樣的明君，生怕來不及出世，以成就一番事業。老岳父目前正在為國家施展他的才華，重任在肩．為天下的振興而出力。年輕如誨之怎么能不愿出世呢?應該要積極出世，走上仕途。

并且．他還毫不留情地批評楊誨之：“今子素善士，年又甚少，血氣未定，而忽欲為阮成、稽康之所為，守而不化，不肯入堯、舜之道，此甚未可也!”意思是說，你年輕氣盛，血氣方剛，志向未定，忽然要學阮咸與稽康的行為，守而不化，不肯將堯、舜之道，當作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追求，這樣做極為不可!

“守而不化”的含義，就是面對外在變化莫測的世界，應該通達和順應；而在自己的內心要有所秉持，保持真我本色。

俗話說：“良藥苦lZl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這幾封書信，是親戚之間的坦誠相見，更是對青年才俊掏心窩子的話，懇切之態，溢于言表。

四、口講指畫，心誠以行柳宗元在《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中，給虛心求教的袁君陳秀才，開列了一串“必讀書目”，告訴這位秀才：

“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書，皆經言；《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采取之；《轂梁子》、《太史公》甚竣潔，可以出人。”以上這些書，都可以作為參考與借鑒。

柳宗元說：“大都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秀才志于道，慎勿怪、勿雜、勿務速顯。道茍成，則愨然爾，久則蔚然爾。源而流者，歲旱不涸。蓄谷者不病兇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然則成而久者，其術可見。雖孔子在，為秀才計，未必過此。”

柳宗元著重強調作家的主觀修養。他認為，文章要以行動來作為依據，首先應該內心誠實。秀才(你)有志于文學之道，必須謹慎從事，不要有怪誕的念頭，不要被雜亂的事纏繞，也不要企圖快速彰顯自己的名聲。文學之道假如能夠成功，那也是誠實(專心致志)的結果，時間長了才能興旺發展起來。源泉充沛的河流，再旱的年頭也不容易干涸；糧倉中存滿了稻谷的人，不會懼怕災荒的年景；家中珍藏著玉石珠寶的人，不用擔心會餓死。因此，那些長期堅持并成功的人，他們的方式方法或技巧，都明顯可見。即使孔老夫子在，他來為秀才你設計，也未必能有其它的主意。

“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作家的主觀修養，是寫作成敗的決定要素。柳宗元認為，立言要顧于行，言行必須一致，不能口中講的是一套，行動上又是另外的一套。有志于文學之道的年青人，不僅要端正自己的寫作態度，而且必須努力提高自己的主觀修養。人品決定文品。文章的格調是否高雅、清新，是否低劣、粗俗，跟作家有無正確的情調息息相關。

古話說：“紙上得來終須淺，絕知此事要躬行。”柳宗元不僅是這樣說的，而且也是這樣做的。他在貞元八年(公元793年)的二月，21歲登進士第，當年五月父親就因病去世，只好按照習俗在家守喪3年，24歲完婚，26歲才開始做官從政，33歲被貶到偏遠的永州，過著長達十年的“羈囚”生涯，但卻能在當時的文壇上和韓愈比肩而立，共同高舉文體革新的大旗。柳宗元能夠取得如此重要的地位，不僅是文學見解非常精辟、深刻，在理論上有較多的建樹，更重要的是理論聯系實際所撰寫的大量作品，足以成為一代的楷模。

在永州時期給柳宗元寫信求教文章的，有一位叫崔黯的。他是代宗朝宰相崔寧的侄孫，“好辭工書”，喜歡書法，熱心鉆研應付科舉的駢文。柳宗元答復說：“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于世者，必由于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凡人好辭工書，皆病癖也。吾不幸蚤得二病，學道以來，日思砭針攻熨，卒不能去，纏結心腑牢甚，愿斯須忘之而不克，竊嘗自毒。今吾子乃始欽欽思易吾病，不亦惑乎?”

柳宗元在這里結合自己的經驗教訓，論述了文與道的關系。他首先肯定“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就是說，書法也好，文章也好，都有作用，即應是“明道”的。所以他反對單純地“好辭工書”，而強調“之道”，并進而強調所“之”的“圣人之道”應是“及乎物”的。他對崔的“好辭工書”，給以委婉的批評，十分誠摯地談到自己的教訓，希望對方不要蹈其覆轍。

崔黯，字直卿，衛州(今河南衛輝市)人，唐太和二年(公元828年)登進士第。開成初年為青州從事，人為監察御史。會昌中遷諫議大夫，大中初為江州刺史。(事跡見《舊唐書·崔寧傳》附傳)韋中立，永州刺史韋彪的孫子，他千里迢迢，自京師來到永州，要求拜柳宗元為師。子厚雖然不敢為人師，但被他求教的真tY誠意所感動，于是現身說法，“盡以平生為文真訣告之”。韋中立后來于元和十四年(公元8l9年)登第，而柳宗元于這一年的十月五日，在更加偏遠的柳州因病去世，年僅47歲。

貢士廖有方，交州(今廣州市)人，元和十年(公元815年)下第，曾來永州，請柳宗元為他的詩集作序。柳宗元不僅寫了《送詩人廖有方序》，而且還作了《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以自己“為文”和“做官”的坎坷經歷，供他作為借鑒。廖有方次年(公元816年)終于登第，授校書郎，后受辟使府，官居顯職廖有方、崔黯和韋中立等人的登第，雖然是由于他們自身的奮發努力，但也與柳宗元的“口講指畫”有著一定的關聯。

五、借古鑒今，燭照后來在柳宗元寫給向他“求教”之青年一代的書信中，所涉及到的典故與歷史人物，比比皆是，如“馮婦好搏虎，卒為善士；周處狂橫，一旦改節，皆老而自克”、“子產之鄉校不毀”、“吾子且為蒲捎、歇醍”(《與楊誨之第二書》)。

柳宗元引用“馮婦搏虎”和“周處改節”的典故，來啟發楊誨之，說明品行再差的人只要愿意改惡從善，勵志好學，也能夠讓人們交口稱贊。

“子產不毀鄉校”見于《左傳》，襄公三十一年，鄭國人在鄉校里走動，議論當前執政人管理的好壞。鄭大夫然明告訴子產說：“干嗎不把鄉校取消呢?”子產說：“為什么要這樣?鄉人們白天勞動，傍晚休息時到鄉校走走，談論執政者的好壞。他們提到我辦得對的地方，我就繼續執行；他們提到我辦得不對的地方，我就加以改進。這些人都是我的老師呀!如果情況這樣的話，為什么要毀掉鄉校呢?”

“蒲捎”見于《史記》，武帝伐大宛，得千里馬，號蒲捎。

“歇醍”見于《漢書》：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王食以觖疑(馱醍，音決題。孟康云：駿馬也，生七El而超其母)。柳宗元引用“子產不毀鄉校”的典故，來啟發楊誨之，希望他“善者則行之，惡者則改之”，以眾人為師，成為“蒲捎”和“馱程”一樣的千里馬。、

“仆之樸朕專魯，而當惠施、鐘期之位，深自恧也”：

“仆之狹陋蚩鄙，而膺東阿、昭明之任，又自懼也。烏可取識者歡笑，以為知己羞?”“謹以所示，布露于聞人，羅列乎坐隅，使識者動目，聞者傾耳，幾于萬一，用以為報也。”

(《答貢士沈起書》)柳宗元在答復貢士沈起的信中，態度非常謙遜。他認為自己樸實而有些木納，孤陋寡聞、粗野拙劣，被對方視為惠施、鐘子期、東阿和昭明一樣的人物，感到深深的慚愧，為他們的過分抬舉而深感恐懼。他覺得自己平時所撰的文章，只能供人們參考，如果能夠達到讓“識者動目，聞者傾耳”的地步，就算是對朋友們最好的報答。

“若宋襄公好霸而敗國，卒中矢而死。”(《答嚴厚輿秀才論為師道書》)宋襄公，宋桓公次子，姓子，名茲甫(公元前?年一公元前637年)，春秋五霸之一，為宋國君主，于前650年至前637年在位。

“仆之心固虛矣，又何鯤鵬，互鄉于尺牘哉!”(《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對于請求自己擔任老師的請求感到“心虛”，怎么敢與鯤鵬相比呢?人人都有向善之心，通過書信(尺牘)的交流，互相都能認識到過去的不足，方能奮發向上，有所進步，有所追求。

總而言之，柳宗元不僅是當年那～代青年的良師和益友，而且其書信中所蘊涵的師道觀、人才觀、學習觀、教學觀和育人觀等等，基本上是源自自己人生經歷和教訓．因而更加令人信服，更加容易被青年才俊們接受。直到21世紀的今天，對于我們提升辦學指導思想、進行教師選拔和培養、指導教育與教學、培養當代高素質的復合型人才，仍然有著非常重要的參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