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特殊教育高考改革探討

導語：我國特殊教育高考改革探討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一、障礙的社會文化意涵

在高考制度改革的過程中，為避免“制造”更多所謂障礙的學生，為避免特殊教育高考淪為復制不平等的工具，障礙社會學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反省“障礙”的歷史建構和社會意涵，他們甚至更為尖銳地指出，傳統生物醫學觀統領下的特殊教育、特殊需要本身就是一種障礙。從障礙的醫學模式到社會模式，不僅使得我們認識到“障礙”是一個演變中的概念，而且不同的障礙理念取決于人類社會對障礙人士以及對人類自身生命過程的不同認識。

（一）從障礙的個人標簽化到普通人群的障礙常態化

傳統醫學模式認為障礙者在病理和生理上是“不完全”的，因損失了主流社會非障礙人士擁有的所謂“普遍“”常態”功能，使得障礙狀態成為不可改變的個人悲劇，有關障礙的議題處于社會議題的非主流狀態。障礙社會學者則相反，他們認為障礙是一種必然的社會常態，是一種正常的社會現象，每個人都可能成為障礙者群體中的一份子，障礙是一種普通的經歷。特殊教育之所以隱含著社會偏見和歧視，一是源于這種對障礙的非常態化認識，二是因為特殊教育的出發點發生了偏離，著重處理的是彌補身心障礙者的身心損傷，而不是發展他們的潛能和長處，不注重教導他們處理障礙造成的社會問題以及與他人互動，因此才導致特殊教育成為制造障礙的場所。

（二）從障礙的個人屬性到障礙的社會文化建構性

障礙者個體層面的身體損傷、障礙事實是傳統生物醫學模式關注的焦點，“長期以來人類對于殘疾的研究以心理、醫學為特點，關注殘疾的病理學根源、行為特點以及矯正補償的方法，其基本假定是：殘疾由個體生理、心理缺陷所致”。此種障礙解釋范式從18世紀末特殊教育誕生，直至20世紀中期一直占統治地位。20世紀末興起的障礙社會模式更注重的是生理損傷后的社會性障礙，注重從社會層面來討論障礙者需求的外部社會限制問題。如果單純從醫學生物損傷角度考慮特殊教育，其運作只能是名義上為社會行為上“不正常”的人提供教育機會，學生一旦進入特殊教育體系便注定被污名化，“也就是說，忽略了障礙的社會文化面的結果，使得特殊教育機制成為將障礙學生社會化成障礙者的機制”。這也是目前許多家長寧愿讓自己的孩子在普通學校“混”，也拒絕接受特殊教育的根本原因。障礙的社會文化建構觀則要求不僅對障礙者當前的功能水平和教育康復需求進行評估，還應為他們提供針對性的個別化支持服務，盡可能減少次級障礙的生成。由此可見，障礙者的教育不單純是教育問題，更需要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全方位合作才能改善社會支持環境，提供解決障礙議題的根本策略。

（三）從被動的社會救助對象到主動的積極公民

雖然障礙人士在生理上與普通人存在差異，但這種差異沒有好與壞、正常與不正常、完全與損失之分，而是一種多元文化的體現，障礙人士與非障礙人士之間是平等的共生關系。秉承著這種理念開展的特殊教育和康復服務關注的是，通過怎樣的形式和哪些具體的支持能夠改善和提升障礙者個體現有的功能水平，以使其享受到高品質生活，而不再著眼于個體的缺陷和不足。思維模式的轉變使得障礙者在面對自己，人們在面對障礙者時，態度都由消極轉向積極。這既有助于切實解決障礙者面臨的現實問題，又有助于改善社會對障礙者的認識和態度，更切合和諧社會的宗旨。

二、從障礙社會建構觀審視特殊教育高考制度存在的問題

障礙解釋范式的轉變與特殊教育的發展是相互依存的。MargretA.Winzer曾將特殊教育的發展史分成五個階段：沒有教育機會階段、機構式教養階段、特殊教育立法階段、特殊教育專業化階段和特殊教育班級化階段。障礙社會學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來審視現有的以單招單考為代表的特殊教育高考制度。

（一）單招單考存在“制造”障礙學生污名標簽的可能

2003年北京聯合大學率先實行障礙者高等教育單考單招。單考單招從普通高考制度中脫離出來是因為普通高考制度無法滿足特殊學生的教育需求，脫離的目的有二：一是期望達到招考精致化的目的，二是在于突顯普通高考的特教功能缺失問題，以期改進。單考單招是指由高等院校單獨命題、單獨組織考試、單獨錄取，無論是考試內容還是考試標準都明顯低于普通高考。即使特殊生與普通生畢業后頒發相同的大學畢業證書，但入學時的低標準仍會影響人們對于特殊畢業生能力的看法。進入勞動力市場時，缺乏職業輔導、輔具、政策、觀念等社會支持的障礙者大學生更是處于劣勢。這種由特殊教育高考制度無形中造成的障礙，是障礙者大學生通過何種努力都無法消除的。

（二）單招單考存在“制造”障礙學生受教育權不平等的可能

根據《2013年中國殘疾人事業發展統計公報》中的數據表明，2013年“全國有7538名障礙者被普通高等院校錄取，1388名障礙者進入特殊教育學院學習”，同年普通高等教育本專科共招生688.83萬人，也就是說進入高校的特殊生為8926人，不及當年新生的1.3‰。另外，2013年我國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到30％，同樣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我國障礙者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卻不到1.8％。與韓國相比，韓國高中段特殊學生畢業生中“有44.18％的學生升入特殊教育專業、專科、普通本科等高校接受高等教育，其余55.12％的特殊學生走向社會等待就業”。正如障礙社會學者所認為的，社會性障礙是障礙問題的根本所在，而非障礙者本人的限制。如此低的障礙學生高考入學率，不單純是因為他們本身障礙的限制，而是我們還沒有意識到身體能力主義的霸權帶給障礙考生在發揮潛能上的阻礙，更沒有提供消除阻礙的有效措施。

（三）單招單考存在“制造”障礙學生社會隔離的可能

跟普通高考不同，在固定考試科目的基礎上，增加與專業相關的科目，這是單考單招的一大進步。但是在考試大綱和考試內容的選擇上，卻存在著與特殊考生的自身特點、生活經驗脫離的現象。比如2007年中國高等教育學會特殊教育研究分會制定的《聽力殘疾高等教育入學單考單招考試說明》，與普通高考的考試大綱類似，沒有突出與聽力障礙感官經驗相關的目標和內容。同時，也沒有涉及聽障者文化的考試內容。在考試大綱的指揮棒下，特殊學校在選取教學內容時更傾向選擇與考試有關的理論知識，忽略身心障礙者的感官經驗及文化。障礙社會學者認為，障礙本身就是多樣性和多元文化的一部分，障礙經驗應成為學校多元文化教育的一部分，基于正常人的感官經驗選取的考試內容更是不應替代身心障礙者獨特的感官經驗。

三、特殊教育高考制度無障礙設計的策略

單招單考制度最初從普通高考中脫離出來，本意在于更好地保障障礙者享受高等教育的資源，但由于忽視了障礙的社會文化意涵，為此，提出通用設計的理念，以期在彌補普通高考制度特殊教育功能缺失的同時，實現對障礙者高等教育權的保障。

（一）什么是高考制度通用設計

通用設計是從建筑業設計的概念轉變而來的，意指不同需要的人都能使用的無障礙建筑設計。換言之，通用設計的理念認為缺乏無障礙建筑理念的設計是限制、歧視身心障礙者。具體而言，高考制度通用設計即希望實現所有考生從形式到內容，從起點到結果的無障礙化。目前我國普通高考改革的趨勢是分類高考，從表面看，分類高考似乎與我們倡導的通用設計高考相背離，但從本質上來說，分類高考正是順應了通用設計的理念，因為分類高考倡導的多元化考試模式無形中減少了考生的高考障礙，增加了學生接受適合自己特點的高等教育的機會。但是不足的是僅局限在普通考生的范圍內，沒有將障礙考生納入其中。高考通用設計并不否認單招單考的形式，而是從通用的角度使原本被切割處理的普通教育高考體系和特殊教育高考體系再度整合。首先，模糊普特高考絕對二分的做法，允許所有學生參加普通高考。當然普通高校要配備相應的特教師資和硬件設施，保障所有障礙者學生從入學機會、到入學過程直至入學結果都能接受優質的教育服務。其次，通用設計的高考并不是要設計一種完美的高考形式，而是在普特融合的理念指導下，實現考試形式、內容的多樣化，使包括身心障礙者在內的每位考生都能從多樣化的考試中找到一種適合自己的考試類型。第三，高考保障措施的無障礙化，為其提供所需的支持和輔助確保其順利完成考試。河南盲人李金生在專門的盲文試卷、專門的考場、專門的考試安排、專人監考情況下，順利參加2014年全國普通高考考試，成為我國第一位全盲高考生，開辟了盲人參加普通高考的先河。李金生的事例表明我國殘障者對參加普通高考權利的渴望，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們在保障障礙者平等享有受教育權方面的社會性障礙太多。

（二）特殊教育高考制度的通用設計策略

1.面向高等教育領域倡導并實踐高考通用設計。除去獨立的高等院校特殊教育院系之外，允許任何高校、任何專業都可接收適合的特殊學生，同時要為特殊學生提供所需特教師資及輔助設備。當然，高等融合教育需要高校領導及師生樹立特殊教育和融合教育的理念。有學者對在校大學生對障礙學生接受高等融合教育的態度調查時發現，目前大部分在校大學生對障礙者高等教育的認識仍停留在對隔離式高等教育的接納階段。在非隔離的環境中，身心障礙大學生與普通大學生共享學校的各種資源和基礎設施，共同生活、共同學習，無論是對于身心障礙學生更好地融入主流社會，還是普通大學生接受多元文化的思想都具有重要意義。當全社會以障礙常態化之心來認識、接納障礙者，進而設計宏觀政策、微觀環境設施時，整個社會的文明程度會獲得巨大的提升。高等教育作為社會精神的引領之地，理應率先倡導融合教育。

2.注重考生的實際需求，增大學校和專業的選擇空間。據不完全統計，目前我國具備單考單招權的高校只有16家，招考時間、招生數量、專業選擇的空間都非常有限。相較以前聽障生只能報考美術相關專業、視障生只可報考針灸推拿專業來說，目前的專業設置的確有了很大進步，但與國外障礙學生高考的職業選擇空間相比，差距巨大也是不爭的事實。比如，在美國等發達國家，聾人可進入語言、法律、心理咨詢等專業學習，而這些專業在我們的觀念里是基本不能為聾人選擇的。在我國臺灣地區，每所高校都招收障礙學生，并為他們提供消除學習障礙的師資、設備、場地等完整的配套支持。除去視障、聽障的學生，甚至部分智障的孩子都有機會進入高校讀書。因此，受障礙社會建構理念的影響，特殊教育高考在達到規范要求的前提下，要更加注重障礙者的實際需求，真正從考生的需求出發才能進行無障礙的高考通用設計。

3.尊重身心障礙者文化并將其融入主流教育內容。身心障礙者由于部分感官損傷，其他感官代償，有異于常人的獨特感官經驗。在通用設計的高考中，應結合身心障礙者的感官經驗來設計考試內容。調動多感官經驗有利于培養身心障礙者自主思考的能力，開發更多的學習本能，確保身心障礙者在考試時發揮自己的真實水平。另外，在考試內容中應加入障礙群體特有的文化知識，如包括獨特的聾人語言、心理、交往、藝術、文學、價值觀等的聾人文化。在考試內容中增加障礙群體文化是對障礙者的肯定和尊重，能增加他們對自身群體的認識，提高自信心，更有尊嚴、更平等地融入主流社會。同時，在普通學校的教學內容中加入身心障礙文化的介紹，作為學校多元文化的一部分，當然這種介紹是以障礙社會學的理念統領的，讓更多的普通人群認識到障礙的常態化和普同性，懂得障礙的社會文化建構意涵，明白每個生命都是獨一無二的。

4.鼓勵障礙者參與高考設計體現真正的社會無障礙。障礙者是具有特殊權利的積極公民，因此高考改革設計應從對象型設計到互動型設計轉變，即障礙考生從高考制度的執行者到高考制度的參與設計者，認真聽取障礙考生對于考試形式、考試內容、考試時間、考場安排的意見，并進行審核認定，如果合理都應虛心采納。考試時間的安排上，不能憑主觀確定延長三十分鐘還是四十分鐘，應在前期做大量調研和測驗，確定適合障礙考生的最佳時間長度。逐步建立起規范的視障、聽障、肢殘等障礙考生的考試規范和考務要求，保證考生順利完成考試。總之，特殊教育高考的價值取向是以社會對障礙的認識為前提的。當障礙成為社會常態，障礙者由救濟對象轉變成權利主體時，高考的服務對象也會由普通考生向容納更大范圍的障礙者轉變。同時，無障礙的高考社會環境的建設也應由淺表的考試形式逐步向社會精神、制度、文化等全方位的深層無障礙化延伸。如何設計一種通用高考制度，實現所有學生的無障礙高考，無障礙地實現身心障礙者的平等受教育權，仍然任重而道遠。

作者:張婷 呂春苗 單位:濟南大學教育與心理科學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