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學應用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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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應用認知心理學是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產生的一門旨在探討現實生活場景下人類認知機制的一門新興學科，它的產生得益于現代認知心理學研究中生態學研究取向對嚴格的實驗室研究的質疑和對人類認知研究的新探討。近30年的發展歷程表明，應用認知心理學已經超越了其產生初期對于實驗室研究取向和生態學研究取向的學理辯論，而以一種更寬容的態度，采用各種研究方法交互使用的研究策略，主要致力于對人類現實生活中面臨的認知問題進行積極而有益的探討。應用認知心理學拉近了傳統實驗室研究和現實生活的距離，而使認知研究更具有現實生活的代表性和普遍性。

關鍵詞：信息加工理論；認知心理學；應用認知心理學

一、引言

無論是在科學心理學產生之前或是之后，對人類認知、心智或思維本質及其活動的探討，始終是哲學家、數學家、心理學家，甚至是生理學家的一個中心話題［1］。然而，由于難以解決研究的可觀察性問題，在科學心理學產生以后的很長時間內，無論是結構主義還是行為主義都難以跨越心身之間的“萊布尼茲鴻溝”，在科學層面上對人類的認知進行有效研究。以“人與計算機功能類比”為基本研究假設、采用實驗法對人類認知進行研究的現代認知心理學的信息加工理論似乎解決了科學心理學研究的這種尷尬狀況?！鞍研闹强闯墒沁\行在大腦中的功能性的特殊的計算過程的觀念從功能主義角度在‘萊布尼茲鴻溝’上架設了一座橋梁，為具有確定的特殊性質的心理機制（也即任何能運行的程序）及思維能存在于非生理性的計算機的可能提供了支持。由此，我們可以在計算機實驗室和心理學實驗室對其進行探討”［2］。

借助于計算機科學的迅猛發展和“人與計算機功能類比”的基本假設，自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來，現代認知心理學在相對較短的時間內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迅速改變了人類認知領域的研究面貌，并對心理學及相關領域的研究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以至于拉赫曼等人在《認知心理學和信息加工》一書中聲稱：“我們的（認知）革命現在已經完成，并呈現出一種常規科學的氣氛。”［3］然而，現代認知心理學的這種樂觀情緒并不代表其可以從根本上解決心身之間的“萊布尼茲鴻溝”問題，其“人與計算機功能類比”的思想不僅備受學派外部其他人類認知問題研究者的指責，即使其學派內部的研究者也一再對其合理性進行質疑。早在1967年，奈瑟就于《認知心理學》一書中寫道：“和人不同，‘人工智能’程序傾向于解決單心智的、不受干擾的、非情緒的問題?！谖铱磥?，（這些程序）沒有一個能對人類心智過程的復雜性做到完全公正?！保?］

二、認知與現實：對信息加工理論實驗室研究的質疑與應用認知研究的產生與發展

在現代認知心理學的發展過程中，雖然奈瑟因寫出第一本《認知心理學》而在一段時間內被認為是現代認知心理學信息加工理論的代言人，［5］但與拉赫曼等人的樂觀情緒不同，奈瑟在剛完成該書時就對信息加工理論尤其是融入其中的人工智能觀點心存疑慮。這種疑慮最終在他1968年到康奈爾大學工作，并與倡導知覺的生態學研究取向的吉布森有著密切交流后達到頂峰，直接促使其于1976年出版《認知與現實》一書，對早期信息加工理論實驗室研究取向進行了全面的批判和修正。

在該書中，奈瑟在考察了結構主義、行為主義、皮亞杰發生認識論、精神分析理論、吉布森知覺理論的利弊得失之后指出，基于“人與計算機功能類比”研究假設的信息加工理論的實驗室研究取向，由于缺乏“生態效度”，對文化差異采取漠視態度，不考慮知覺和記憶研究的現實特性，必然走向狹隘的、難以引起公眾興趣的所謂的專業領地，現代認知心理學應該實現“現實的”轉向，成為“有意義的認知心理學”。在奈瑟看來，這種轉向應該包括四個方面：（1）必須花大力氣理解存在于一般環境和自然的、目的性的行動背景下的認知；（2）必須高度注意知覺者和思維者居于其中的現實世界的細微之處，及現實世界所賦予他們信息的細致結構；（3）必須以某種方式了解人們真實使用的認知技能，以及這些認知技能所實際經歷的系統發展狀況；（4）必須理解對人類本性的假設區別于行為主義者和心理分析者的重要性，并著重對其進行考查。［6］7-8基于這樣一種認識，奈瑟借鑒吉布森的直接知覺理論，首先從知覺與現實世界交互作用的角度對人類知覺的發生和性質進行了考察，并在此基礎上對圖式、注意、想象和記憶等基本認知加工過程進行了全新討論。在書的最后，奈瑟進一步強調了認知研究中生態學研究視角的選擇，及研究中考慮自然場景、文化、情緒、個體差異、自我意識等對認知影響的重要性。并由此指出：“認知與現實之間的單獨遭遇的結果雖然不可預知，但從長遠來看，這些單獨遭遇的研究必然會使我們更迫近事實的真相。”［6］194

可以看出，奈瑟在倡導生態學取向的認知研究方面是不遺余力的。在此之后，奈瑟繼續循著這種研究途徑進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1983年當奈瑟以生態認知心理學家的身份到艾默瑞大學工作時，已經發表了一系列有影響的關于閃光燈記憶的研究成果任職后他還在該大學啟動了“艾默瑞認知研究計劃”，進一步對認知心理學的諸多研究領域進行了生態學研究取向的探討。［7］正是在奈瑟等人的大力提倡下，現代認知心理學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現了應用認知研究的轉向，一些高質量的研究論文和專著紛紛涌現，專門的國際會議相繼召開，專門期刊《應用認知心理學》也于1986年創刊。

時至今日，應用認知研究取向的現代認知心理學已經在認識現實生活場景下人類認知方面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其研究不僅對傳統認知領域進行了基于現實生活場景下的全新詮釋，發現了二者存在的認知機制的差異，如相對于傳統記憶模型的閃光燈記憶、相對于傳統物體識別模型的面孔識別等，而且還積極探討了在傳統認知領域不被重視而又與人類現實生活緊密相關的認知現象，如藥物和認知行為、生物鐘和認知行為等。不僅如此，應用認知心理學還借用人類學的研究范式和手段對人類認知與生活環境之間的關系進行積極研究，并逐漸把對人類認知行為的研究從個體認知擴展到群體認知，以致力于在一個大的社會文化背景下探討群體中個體不同認知系統之間的協調及群體認知系統與認知任務之間的作用機制，從而把應用認知研究推向了一個更廣闊的現實生活空間。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之一就是哈欽斯1995年出版的《野外認知》一書。正是基于對哈欽斯表述的深刻理解，蓋蘭等人認為，“盡管有些人可能會對哈欽斯分析的細節問題表示異議，但我們仍然認為哈欽斯所表達的這種觀點是正確的，即在現實生活情境下對認知的觀察能揭露許多其可能在嚴格控制的實驗室情境下所忽略的重要特點。”［8］

三、實驗室研究還是生態學研究：應用認知心理學研究面臨的基本問題與選擇

然而，由于現代認知心理學的主流依然是實驗室研究，應用認知心理學研究轉向的道路并非一帆風順，其對現實生活場景中的認知現象進行生態學研究的有效性和價值也一再受到質疑。正如格若密在《應用認知心理學導論》一書的序言中所說的那樣：“作為一個主要的研究領域，應用認知心理學只是在最近20至30年內才真正開始的，即使到現在，應用認知心理學的研究還是相對稀少的，其價值也時時會被懷疑?！保?］而從事應用認知心理學研究的研究人員也始終沒有被現代認知心理學的主流所接納，他們提出的理論也被肆意歪曲。如作為生態學研究取向的重要倡導人吉布森的知覺理論就曾被人認為是一種“基于刺激”（Stimulus-based）或“數據驅動”（Data-driven）的知覺理論。［10］

應用認知心理學研究是在奈瑟等人質疑實驗室研究對認知研究的適宜性的基礎上產生的，并沒有在構建強烈的、無可置疑的理論假設后再著手進行人類認知的研究，研究手段的使用和研究領域的選取也頗具有隨意性。在有著強烈的科學主義研究取向并把信息加工理論，或隨后一脈相承的聯結主義理論視為研究范式的現代認知心理學研究領域中，這種生態學的研究取向常為一些處于主流研究地位的研究人員所不容。1989年百納吉等人的觀點可以看作是現代認知心理學主流研究領域對應用認知研究中所謂“生態學取向”的態度的一個集中反映。在考察了之前的日常記憶研究以后，百納吉等人認為，對學習與測驗的條件不進行實驗控制就不會得出與記憶有關的任何有力的結論，企圖將外部效度凌駕于內部效度之上的做法是錯誤的，并由此宣稱生態或日常的記憶研究破產。［11］百納吉等人的言論理所當然地引起了奈瑟等人的強烈反駁。實際上，這種反對聲音并沒有給應用認知心理學研究帶來在現代認知心理學研究領域中必要的支持和理解。當1999年若底嘉第三應邀為索拉索主編的《21世紀的心理科學與腦科學》一書撰寫《認知心理學的未來》一章時，其強調了對百納吉等人的言論的支持，并認為日常記憶運動所宣稱的最好的一些研究實際上還是使用了傳統的實驗室方法、實驗控制和一般的實驗邏輯，而真正觀察方法的成功相對來說還是比較少的。［12］184而艾森克等人2000年所著的《認知心理學》一書雖然也對日常記憶研究成果進行了介紹，但同時也對其缺乏實驗控制的研究方式表示擔憂，并提醒我們日常記憶研究的許多成果其實都是在實驗室中完成的，而日常記憶的一些所謂的新的研究主題（如閃光燈記憶等）并沒有引起多少新的理論思考。［13］

辨別雙方對應用認知心理學研究中生態學取向的觀點，我們似乎可以得出這種結論：生態學取向雖然在推動應用認知心理學的產生和發展中起了巨大的作用，然而由于現代認知心理學強烈的科學主義研究取向的慣性使然，其在后來的應用認知心理學的發展中的作用已經越來越小；它可能為我們啟動了一個新的現代認知心理學研究領域，但自身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又使得它難以繼續提供應用認知心理學發展所必須的具有理論解釋價值的研究體系。若底嘉第三的觀點為我們提供了這種結論的佐證。“日常記憶研究革新了學習與記憶心理學中慣常的研究領域的課題和內容。這種革新以及強調應用的問題（比如，當前心理學家關注在治療中所恢復的記憶的準確與不準確性）會對未來產生重要的影響。因為一些研究者們現在把目光投向實驗室以外，就能確定新的現象，開始通過觀察研究法描述它們。然而，也不應停留在這種確認與描述階段（正如這個運動的最初的倡導者們認為的），而應是詳細的實驗室研究的開端。在大多數情況下，實驗室的方法可以幫助人們澄清實驗室研究和日常記憶研究之間產生的問題?！保?2］184-185

也許我們更應該表達的觀點是：在應用認知心理學的研究中，實驗室研究和生態學研究同等重要，二者只有互相補充共同使用于我們所研究的現實情景中的認知問題，研究的問題才能得到更好的揭示和理解。而實際上，這種觀點已經在應用認知心理學的實際研究中得到較為廣泛的推廣，并取得了令人信服的研究成果。這其中最值得稱道的研究之一就是應用認知心理學對認知面談（CognitiveInterviews）的研究。［9］53-58在傳統的警察對目擊者的面談中，目擊者是在沒有任何引導和幫助的情況下被簡單地要求描述所發生的事情，而當其回答問題時警察往往會過度地提問，這使目擊者很難集中注意力進行有效的回憶，導致面談質量不高。為了幫助警察提高面談的質量，認知心理學家基于記憶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種新的詢問目擊者的面談策略，即認知面談。在這種面談中，目擊者通常被要求從四個方面回答問題，也就是認知面談的四項技術。這四項技術包括情景的重構（ContextReinstatement,CR）、任何事情的報告（ReportEverything,RE）、變換角度的回憶（RecallfromChangedPerspective,CP）、不同順序的回憶（RecallinReverseOrder,RO）。其中，前兩項技術重在為目擊者構造一個良好的情景性回憶背景，而后兩項則致力于提供豐富的記憶信息提取線索以幫助目擊者進行有效的回憶。已有的實驗室研究發現，認知面談技術能夠有效地提高目擊者做出正確陳述的次數，有著優于傳統面談的效果。但實際上，認知心理學家并不能確定警察在使用這些技術時到底反應如何，這些技術能否有效提高警察在實際辦案過程中面談的準確性，從而幫助他們澄清事實的真相并迅速破案。為此，認知心理學家訓練一批警察掌握這些技術，并運用到真實的犯罪面談中。研究結果發現，這些技術能夠顯著提高目擊者回憶信息的數量。進一步的研究結果還發現，警察在實際使用這些技術時并不是對每種技術都能夠均衡使用的，有些技術顯得更有效一些。相比來說，CR和RE技術被使用得更多并顯得更有效，而CP和RO技術較少被警察使用并顯得效果要差一些。為了進一步確認認知面談技術的實際效用，認知心理學家采用對比研究的方法，設置4個實驗小組對此進行了更細致的實驗室研究。研究結果發現，使用完整的認知面談技術效果最好，單獨使用CR或RE技術效果次之，而使用傳統的面談效果最差。更進一步的實驗室研究發現，CR和RE技術的結合使用要遠好于任何一項單獨技術的使用。從以上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正是實驗室研究和生態學研究的結合為應用認知心理學對現實問題的研究帶來了確定的證據，推動了應用認知心理學的良性發展。

實際上，應用認知心理學研究中關于實驗室研究和生態學研究誰優誰劣的問題的爭論正在減少，應用認知心理學家真正關心的問題是研究的有效性［14］。更有人認為，應用認知心理學所謂的“生態效度”應該分離出兩個部分，即代表性和普遍性。前者是指實驗情景、刺激和任務的自然性，后者則是指研究的發現適用于現實世界的程度。［13］216而一個研究如果代表性很好而缺乏普遍性的話，那么這個研究也是不足取的。需要說明的一個事實是，有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同意研究的普遍性要比代表性更重要一些。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到，應用認知心理學畢竟還是一門致力于對人類認知問題做出普遍說明的學科，雖然有些學者把應用認知心理學中的生態學研究取向看作是可以對心理學研究中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研究取向對立局面進行調和的一種途徑，［15］但其在本質上還是有別于一些人文主義研究取向的心理學科,它也難以融入后現代主義心理學的研究潮流之中。［16］

也許我們可以這樣認為，實驗室研究和生態學研究的整合實際上是現代認知心理學獲得雙贏效果的必由之路。格若密的言論可以看作是這種整合取向的代表。他說：“乍一看，奈瑟的觀點（1976）和百納吉等人的觀點（1989）應該顯現的是一種相互對立的局勢，但是如果我們能夠接受二者都包含的一些勸告性信息時，也許他們能夠達到部分的調和。一方面，奈瑟強調認知研究需要從田野研究中獲得效度，但同時，我們必須對百納吉等人所擔心的這種田野研究將顯然缺乏有效的控制記在心上。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可能路徑是，在研究同一種現象時，我們可以把田野研究和實驗室研究結合起來。……這種雙向印證的方法可以為我們提供對田野研究和實驗室研究結果進行比較的機會，由此發現兩種類型的研究所重疊的部分，從而使我們有更多的理由得到使人信服的結論?！保?］6-7由此，我們也許應該得到的一個結論是：應用認知心理學研究所拉近的是心理學研究中實驗室和現實生活的距離，而非科學主義和人文主義研究取向的距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