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障礙語言學研究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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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特殊型語言障礙（SpecificLanguageImpairment，SLI），近年來又稱為發展性語言障礙（Develop-mentalLanguageDisorder，DLD）。SLI兒童是指在正常環境下生長，智力及聽力正常，沒有神經或精神損傷，但語言能力發展遲緩或異常的兒童（Bishop1992：143）。SLI是較為常見的語言發展異常類別，英語學前兒童有7%患有此類語言障礙（Leonard1998），這些兒童中有51%的人入學后存在不同程度的學習及閱讀障礙（McArthur&Hogben2000）。對這類兒童的早期干預會收到良好的效果（Washing-ton2013）。SLI發病率遠高于其他類型的語言障礙，SLI研究不僅可為這類兒童語言能力的康復提供依據，也為檢驗已有的語言學理論提供了新的途徑，因此備受各國學界的重視。歐美國家早就開展了對SLI的研究，英國及美國對以英語為母語的SLI研究始于20世紀60年代。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對其他語言兒童的SLI研究也相繼展開，如意大利語、德語、丹麥語、法語、荷蘭語、瑞典語、希伯來語等。研究涵蓋對SLI兒童的語音、詞匯、語法及語用發展等各個方面，在SLI的特征、成因和診斷方面已形成了豐富的研究成果，提出并實施了多種干預方案。就英語SLI兒童的語法研究而言，研究者已對SLI兒童的語法特征有了清晰系統的描述，對這類兒童的語言障礙已有了明確的分類（Conti-Ramsden&Botting1999），并進一步提出理論模型和假說進行解釋。SLI兒童與有語言障礙的高功能自閉癥（HighFunctioningAutism，HFA）兒童的語言和行為表現方面有相似之處，臨床有些SLI兒童會被誤診為HFA兒童，HFA兒童也會被誤診為SLI兒童，而診斷結果直接影響干預治療方法的選擇。HFA是自閉癥的一種，通常指智商在正常范圍、認知能力相對完好，但在社交行為及語言理解和表達方面仍存在困難的兒童。近年來國外學者通過對比分析這兩類兒童的語言特點，利用語言學手段為有效地區別這兩類兒童作出了貢獻。目前海外在SLI研究方面“熱火朝天”的景象與國內“冷清”局面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盡管早就有國內學者呼吁展開漢語兒童的語言障礙研究（崔剛，等2002；劉皓明，等2004），國內漢語SLI的語言學研究目前還沒有深入展開，對普通話SLI兒童的主要語言缺損特征尚缺乏系統描述，也未見到有關系統描述漢語SLI兒童語言缺損的理論語言學研究。由于缺乏語言學理論的支持，國內目前還沒有可信、有效的普通話SLI兒童語言能力評估工具，還沒有“特殊型語言障礙”這一語言障礙分類和診斷標準，由于其語言表達和理解問題，這類兒童常常被診斷為自閉癥或弱智。本文綜述海外的SLI兒童語言特征研究及其理論假說，并就進一步展開漢語SLI研究提出建議。

二、SLI兒童的語言特征研究

SLI兒童語言研究的一個重要前提就是要搞清其語言特征，在此基礎上才有可能對其進行理論解釋或提出干預矯治方案。不同語言SLI兒童的語法特征有很大的差異。下面首先簡介國外學者對英語等語言SLI兒童的語言特征研究，在此基礎上介紹幾種解釋SLI的理論假說。這類兒童最明顯的問題是形態-句法方面的問題（Marinis2011：464），其表現因語言不同而異。英語SLI兒童在與動詞有關的時態及主謂一致（agreement）表達方面存在更多的困難，如，動詞常常會缺少過去時后綴-ed、第三人稱單數-s、情態動詞、系動詞等。動詞時態的使用被認為是英語SLI兒童的臨床診斷的標記（Rice&Wexler1996）。希臘語SLI兒童除了在過去時及主謂一致方面存在問題之外，在與名詞相關的領域也存在問題（Smith2008），主要表現在賓語代詞的賓格及所有格附著后綴的產出、定冠詞所有格標記的產出等方面。而西班牙語和意大利語SLI兒童的主要問題并不是時態和一致，這類兒童在冠詞及直接賓語附著形式的使用方面問題則更為明顯（Bedore&Leonard2005）。德語、荷蘭語及瑞士語SLI兒童普遍存在動詞第二（verbsecond）規則使用方面的問題（Bedore&Leon-ard2005）。跨語言研究顯示，SLI兒童在涉及句法移位的句式習得方面存在困難，如被動句、關系從句等（Guastietal.2012）。除形態-句法方面的問題外，SLI兒童還存在其他語言問題。一些SLI兒童還有發音問題，特別是當輔音連綴時（Orsolinietal.2001），如英語student中的［st］。這類兒童詞匯習得開始較晚，正常兒童平均在11個月大的時候就開始習得詞匯，而SLI兒童在23個月大的時候才學會第一個單詞（Leon-ard1998：44）。與同齡兒童比較，SLI兒童詞匯量有限，一個新詞需要聽到多次后才能夠習得，特別是動詞（Riceetal.1994）。這類兒童還存在的問題包括詞匯提取困難，對詞義深度和廣度的掌握有限（McGregoretal.2013）。另外，SLI兒童還有語義、語用方面的問題，如在習得全稱量化（universalquantification）、有定性（definiteness）、特殊疑問句的窮盡性（exhaustivity）等方面存在障礙（Marinis2011；Schulz&Roeper2011）。除存在句法、語音、詞匯、語義及語用問題外，近期一些研究顯示SLI兒童在非語言領域也存在問題。有三分之一的SLI兒童有發展性協調障礙（Flapper&Schoemaker2013）。54%的兒童有行為方面的問題（Maggio2014）。部分兒童有多動癥、注意力不集中及人際交往困難等方面的表現。一些SLI兒童的語言能力可在童年恢復正常，但一些SLI兒童的語言障礙會長期存在，這對其進一步深造和就業都有很大的影響（Conti-Ramsden&Durkin2012）。

三、SLI兒童與高功能自閉癥兒童的語言特征對比研究

一般認為，SLI兒童的主要問題是其句法問題，HFA兒童的主要問題是社交語用問題。但近年來的研究表明，這兩者之間的診斷邊界不是十分清晰，SLI兒童可能會有語用問題，HFA兒童可能會有語法問題（Bishop2003）。如何區別這兩類兒童是目前國際上的一個熱點研究課題。前文提到，時態標記被認為是英語SLI兒童的臨床診斷標記（Rice&Wexler1996）。也有學者發現自閉癥兒童在時態標記使用方面存在同樣的困難（Robertsetal.2004），其他研究者也發現SLI兒童和自閉癥兒童在許多語法項上都存在類似的問題（Kjelgaard&Tager-Flusberg2001）。美國研究者Ley-feretal.（2008）用測定自閉癥的兩個量表（AutismDiagnosticInterview；AutismDiagnosticObservationSchedule）測試了一組SLI兒童，發現有41%的SLI兒童在社交溝通方面達到了自閉癥診斷的臨界值。認為需要加強兩類兒童語言行為的對比研究，修訂相關量表。根據以上情況，一些國外學者近年來采用不同的語言學研究方法，對SLI兒童與自閉癥兒童的語言問題進行了對比研究，試圖發現兩者之間的差異。主要有以下研究：Richesetal.（2010）通過句子重復實驗發現，母語為英語的SLI兒童比自閉癥兒童在句子重復方面有更多的困難，特別是在重復雜句式時出錯更多（如關系從句），SLI兒童往往改變句法結構。Wil-liamsetal.（2013）通過非詞重復（non-wordrepetition）實驗發現，SLI兒童非詞重復有困難，而自閉癥兒童則與正常兒童無異，認為SLI與自閉癥兒童有不同的認知基礎。Perovicetal.（2013）研究了英語自閉癥兒童對含有約束（binding）、控制（control）和提升（rais-ing）結構句子的理解情況，發現英語自閉癥兒童在理解含有約束、控制的句子時沒有困難；而在理解提升結構時有困難。他們的解釋是約束和控制不牽扯到移位，而提升結構則涉及句法移位，認為句法移位是自閉癥兒童所面臨的問題之一。Jankeetal.（2015）以英語HFA兒童為受試對象，驗證了以上發現。除約束、控制和提升結構之外，他們在實驗中還加了被動句，同樣發現英語HFA兒童在理解有約束、控制的句子時沒有困難；理解被動句和提升結構有困難，而被動句和提升結構都涉及句法移位。Schaefferetal.（2014）對比研究了母語為荷蘭語的HFA兒童和SLI兒童在使用不定冠詞與定冠詞的差異，發現這兩類兒童在產出不定冠詞時都沒有問題；在需要使用定冠詞的情景下，HFA兒童往往產出不定冠詞，而SLI兒童則沒有問題。Durrlemanetal.（2016）測試了母語為法語的SLI兒童及自閉癥兒童第三人稱賓格（3rdpersonac-cusativeclitic）與第一人稱賓格的產出情況。研究發現，兩組受試在產出第三人稱賓格方面都有同樣的問題：在第一人稱賓格產出方面，部分自閉癥受試有問題，而SLI受試沒有問題。作者認為第三人稱賓格產出困難與兩組兒童的工作記憶問題有關，而自閉癥兒童第一人稱賓格產出困難則與心靈論（theoryofmind）有關。Schaefferetal.（2018）對比考察了母語為荷蘭語的HFA兒童和SLI兒童物質名詞與可數名詞、主語與動詞一致、冠詞及直接賓語提升等語法項的使用情況，發現雖然SLI兒童與HFA兒童在語用能力方面存在相似之處，但是在語法和非言語認知能力方面存在差異，因此兩類兒童的語言問題存在本質的差異，不在一個連續統。Sukenik&Friedmann（2018）通過對比SLI兒童與自閉癥兒童在關系從句、主題句以及涉及移位句式的理解和產出，發現這兩類兒童所犯錯誤的類型不同，自閉癥兒童的產出有更多語用問題。而Craig&Trauner（2018）用標準化的語言評估工具對SLI兒童和HFA兒童進行了測試，發現SLI兒童對提問反應慢，有更多的填充語（fillerwords），更多的語法錯誤，對話更容易跑題或不切題。國外學者對SLI兒童和HFA兒童的語言對比研究為臨床診斷區分這兩類兒童提供了參考，但他們的研究主要是針對有形態變化的語言，如何開展對漢語這兩類兒童的對比研究是我們需要考慮的問題。

四、SLI兒童語言損傷的理論研究

如上所述，SLI兒童在語言的方方面面都存在問題，但對大多數SLI兒童來說，語法詞素（如英語中表示復數及單數第三人稱的s，表示過去式的ed）方面的問題最為突出。相關的理論研究以這些語法詞素為基礎展開。學者們提出了多種理論對SLI的原因和本質進行解釋。有的學者認為，SLI兒童的語言問題是其語法系統本身的問題造成的；有的則認為這類兒童的語言問題源于語法系統之外，是由語言加工問題所引起的。有的學者認為SLI兒童的語法損傷是全局性的，有的則認為這種損傷是選擇性的。還有的學者認為，SLI兒童的語言發展過程類似于正常兒童，只是發展緩慢，是單純的延遲；有的則認為這類兒童的語言發展過程完全不同于正常兒童，屬發展異常（deviant）。在此筆者介紹幾種有影響的理論假說。（一）感知缺陷假說。Leonard（1989）提出了感知缺陷假說（PerceptualDeficitHypothesis）。他指出，SLI兒童在某些屈折變化形式、助動詞、封閉類詞語（如冠詞等）的使用方面有明顯的缺陷，主要問題是語法詞素或成分的缺失（Leonard1989：181）。缺失的成分一般由輔音或輕讀的元音構成，由于SLI兒童不能感知缺少語音內容的語法詞素，因而造成了相關成分的語言輸入缺陷。他認為，假如SLI兒童的語言問題是純粹的語法問題，我們會期待這些兒童在動詞規則與不規則形式的掌握、系動詞和助動詞的可縮略與不可縮略形式的掌握方面應該沒有差異；同樣我們會期待意大利語SLI兒童在語法詞素的掌握方面應和英語SLI兒童面臨相同的困難，但事實并非如此。在比較了英語和意大利語SLI兒童在其他語法項目所犯錯誤的差異之后，Leonard（1989：188）指出，造成SLI兒童語言缺陷的原因從本質上講不是在語法方面，而是在語音感知方面。語音感知最終影響了這類兒童語法能力的發展。（二）規則缺陷假說。Gopnik&Crago（1991）提出了規則缺陷（rule-deficit）假說。他們研究了居住在倫敦西區一個家族的語言問題。這個家族30個成員中，16人患有SLI。他們認為，SLI患者的語法只有部分受到損傷，這類患者的句法能力與其平均句長（MeanLengthofUtterance，MLU）匹配的正常兒童相當，只是由于基因缺陷，使他們無法構建正常的形態規則，因而只能通過單個記憶掌握形態變化形式。Gopnik&Crago（1991：47）聲稱，這類患者的學習機制使他們把每個單詞都作為獨立的項目來掌握，進入大腦詞庫的每個詞項都標明了其語法特性及意義。Gopnik&Crago對這個家族中6個有語言障礙和6個語言正常的成員進行了綜合性語言測試分析。他們注意到，與正常組比較，SLI組在非詞變復數時有更多的困難，而在真實詞單數和復數的理解方面卻有較好的表現，認為SLI組患者缺乏名詞復數化的規則，名詞的單、復數是通過記憶來掌握的。例如，規則名詞boy在正常組的成員的詞庫中是作為一個詞項來存貯，通過使用變復數的形態規則得到復數形式boys；而在SLI組的成員來說，這個名詞的單、復數兩種形式都是存貯在詞庫中的，他們的語法中沒有相應的形態規則。（三）一致性缺損模型假說。Clahsenetal.（1997）考察了英語和德語SLI兒童語言特征，提出了一致性缺損模型（AgreementDeficitModel）。和英語一樣，德語的主語在人稱和數方面要和謂語保持一致。他們應用Chomsky（1995）在最簡方案框架下所提出的有關概念，指出SLI兒童的一致性問題比時態問題更為嚴重，這是由于句子中動詞所具有的時態特征為語義有解特征，而附加在動詞上的一致性特征為語義無解特征。名詞、代詞這類詞項的一致性特征（人稱、數、性）為語義有解特征，一致性特征對這類詞項的語義解釋起作用，而這類詞項的格特征為語義無解特征，對語義解釋不起作用，為形式特征。助動詞、動詞的時態特征為語義有解特征，對語義解釋起作用，而其一致性特征則為語義無解特征，對這個詞項的語義解釋不起作用。Clahsenetal.（1997）認為SLI兒童在習得語義無解特征方面存在問題。Clahsenetal.（1997）的英語數據來自兩項誘發產出實驗，一個是動詞單數第三人稱的產出，另一個是過去式的產出。結果顯示，英語SLI兒童過去式的產出（準確率：動詞為76%，助動詞為89%）要好于單數第三人稱的產出（準確率：動詞為49%，助動詞為35%）。德語SLI兒童的語料分析得出類似結果，這些兒童過去式產出的準確率為99%，而主謂一致的準確率為64%。他們認為：過去式只表示時態，而單數第三人稱除了表示時態外還要表示與主語的一致，這兩項中都有時態特征；過去式得分高說明SLI兒童在掌握時態特征方面沒有困難，其主要困難在于掌握動詞的一致性特征，該特征為語義無解特征。他們的結論是SLI兒童在加工處理動詞語義無解特征方面存在問題，而在加工處理代詞和名詞語義無解特征方面不存在問題，認為SLI兒童的語法缺損是選擇性的，而不是全局性的。（四）一致性及時態缺失模型。Wexleretal.（1998）提出了一致性及時態缺失模型（Agreement&TenseOmissionModel，ATOM），認為SLI和句法特征缺損有關，這種缺損造成了SLI兒童語言中時態和一致性特征的缺失。他們提出，SLI兒童將主語標記為主格還是賓格，取決于他們是否對助動詞或動詞進行一致性特征標記。Wexler（1994）曾指出，在兒童語言習得過程中（通常是在4歲之前）存在一個所謂的“選擇性不定式階段”（optionalinfinitivestage）。在這個階段兒童會在應該使用限定動詞（即有形態變化的動詞）的情況下交替使用限定動詞和動詞原形，如有時會說Daddyate/eatsmyice-cream，有時會說Daddyeatmyice-cream。在研究了SLI兒童的語言發展之后，Riceetal.（1995）指出，這類兒童的“選擇性不定式階段”更長，大約要延續到七八歲，他們將此階段稱為“延期選擇性不定式階段”，認為“選擇性不定式階段”是由時態特征或一致性特征的缺失造成的。Wexleretal.（1998）主要研究了主語格位的形態與助動詞和動詞之間的關系。英語格位形態主要表現在代詞上。他們認為，格位實際上是反映了句子的結構語法關系，不可能用題元關系或其他概念來解釋（Wexleretal.1998：323）。因此，研究兒童格位的問題就是研究句子的語法關系及其性質的問題。人們很早就觀察到兒童在“選擇性不定式階段”容易犯主語格位方面的錯誤，主語會用代詞的賓格形式，特別是當動詞沒有時態標記時。Schütze&Wexler（1996）指出，由于SLI兒童在“延期選擇性不定式階段”也能產出帶主格的句子，他們認為應該把格位的賦予與一致性特征的缺失聯系起來。他們提出，SLI兒童句子表達式中時態特征或一致性特征、或兩者的缺失就造成了SLI兒童語言發展的“延期選擇性不定式階段”，認為SLI兒童的語言問題是單純的“延遲”。（五）運算語法復雜度假說。vanderLelyetal.（2005，2011）提出了運算語法復雜度假說［theComputationalGrammaticalCom-plexity（CGC）Hypothesis，CGC假說］，該假說是在依從關系表征缺陷假說（theRepresentationDeficitforDependentRelationships，RDDR）（vanderLely1998；vanderLely&Battell2003）的基礎上發展而來的。根據CGC，SLI兒童的句法運算系統存有缺損，導致某些句語法操作出現異常，如結構依存關系的缺損使SLI兒童主語-動詞一致、時態標記、格標記及句法移位（包括主目語移位，疑問詞移位及助動詞倒裝）出現異常。下面以英語特殊疑問句為例對這一假說加以說明。英語特殊疑問句的生成涉及兩種移位：一種是中心語移位（即TtoC移位，或稱為助動詞倒裝）；另一種是疑問詞移位（或稱為Wh-移位），疑問詞需移到Spec-CP位置。盡管特殊疑問句結構復雜，正常兒童在三歲左右就可習得，而一些SLI兒童十多歲還不能掌握（vanderLely&Battell2003；vanderLelyetal.2011：410）。一些SLI兒童產出的特殊疑問句中則沒有以上兩類移位，賓語疑問句比主語疑問句的問題更多。因為在賓語疑問句中，疑問詞與語跡之間的距離更遠，兩者之間依從關系的建立更困難。根據vanderLely等提出的CGC假說，SLI兒童的句法缺損源于句法運算系統，具體地講，源于句法依從關系的建立。他們發現，SLI兒童在短語層次上的句法依從關系是正常的，而在句子層面上的句法依從關系受到了損傷。這類損傷影響了SLI兒童在涉及復雜階層結構時句法依從關系的構建。因此，隨著句子層面構建句法依從關系數量的增加，SLI兒童的語言錯誤也會隨之增加，如在被動句、嵌套結構及疑問句等結構中。這一假說強調句法依從關系的缺損是在運算系統本身，而不是句法系統之外。他們的研究發現不支持SLI兒童的語言問題源于句法運算系統之外的觀點，即他們不同意SLI兒童的語言問題源于語言加工或工作記憶負擔的觀點，認為SLI兒童的語言問題不是單純的“延遲”（vanderLelyetal.2011：419）。（六）推導復雜度假說。Jakubowiczetal.（Jakubowicz2005，2011；Jakubowicz&Strik2008）通過對法語、荷蘭語正常兒童及SLI兒童特殊疑問句的習得研究，提出了推導復雜度假說（theDerivationalComplexityHypothesis，DCH）。根據Chomsky（2001，2008）在句法推導理論中所強調的經濟原則，他們認為語言發展也要受到經濟原則的制約。句法移位不夠經濟，如果兒童所習得的語言形式有多種選擇，兒童會選擇更經濟的形式。年齡小的兒童會盡量避免使用有句法移位的結構。兒童首先掌握涉及移位較少的結構，和移位相比，他們更傾向于選擇合并（Jakubowicz2011：340）。Jakubowicz認為，運算復雜度可以通過度量標準來估算，根據她提出的DCH，復雜度可通過推導復雜度標準（DerivationalComplexityMetric，DCM）得以衡量。根據其提出的DCM（Jakubowicz2011：430），推導的復雜度取決于合并的次數，合并的數次越多，推導就越復雜；多個成分的內部合并（internalmerge，即移位）比一個成分的內部合并復雜。對SLI兒童來說，移位越多的結構，其語言損傷的程度就越嚴重。DCH用復雜度標準來定義運算的復雜性，將語言產出和理解中的運算次數與其難度相關聯。涉及運算次數多的結構的習得要比運算少的晚。這一假說得到了法語正常兒童和SLI兒童語料的支持。Jakubowiczetal.認為，SLI兒童的工作記憶及語言加工資源有限，影響了句法推導。而上節所講的由vanderLely等提出的CGC則認為SLI兒童的語言問題主要是運算系統的問題。

五、對漢語SLI兒童語言研究的幾點思考

漢語普通話SLI兒童有什么語言行為方面的特征？這類兒童的語法弱項又是什么？國內目前還沒有相關的研究報道。前文提到，國外SLI兒童語言研究主要集中在有形態變化的語言，國外學者所提出的理論分析模型和假說大多是針對有形態屈折變化的印歐語言，一些理論分析并不一定適合于漢語的分析，難以對漢語SLI的成因做出解釋。筆者通過對漢語普通話SLI兒童的語言特點的調查（相關結果另文介紹），深切地感到漢語SLI的語言研究還面臨不少困難和問題，要深入展開漢語SLI兒童的語言研究并對這類兒童進行干預矯治，目前需要解決下列問題。（一）研制適用于大面積篩查的工具。無論是SLI研究還是對SLI兒童的早期干預都需要一個前提，就是要有可用于從基層快速、準確找出疑似對象的篩查表。海外已有較為成熟的語言障礙篩查表，但由于多種原因，這些篩查表不能直接用于中國。除語言差異因素外，一些篩查表涉及的項目較多，填寫起來用時較長；還有一些篩查表需要具備專門知識的人員來完成。因此，我們要根據漢語的特點及國情，研制一種適合大面積篩查的SLI疑似兒童篩選表。（二）開發綜合性語言評估工具。由于目前中國還沒有統一常模的兒童語言評估工具，所以應該研發具有本地常模的兒童語言能力評估工具。該工具可對不同年齡段兒童的語音、詞匯、句法、語義及語用等能力進行評估，篩查出的SLI疑似對象可用此工具對其語言能力進一步評估。（三）解決漢語兒童平均句長（MLU）的計算問題。MLU是反映兒童語言發展的一個重要指標，由Brown（1973）首次提出后，已成為評估兒童語言發展廣泛使用的工具。在實證研究中，MLU常常作為匹配語言障礙兒童和語言能力正常兒童的工具。然而，國內目前還沒有統一的漢語MLU計算方法，研究者在如何斷句、如何切分等問題上還沒有達成共識，使這一領域的研究無法深入開展。就語料轉寫中的斷句而言，一些研究者以語音停頓為單位，而有些研究者則以句子結構為單位。就詞語切分而言，有的研究者以詞為單位切分，有的則以字為單位切分。對于采用哪一種斷句方法和切詞方式更為可靠、更能反映兒童的語言能力，國內目前還沒有系統的研究和統一的標準。因此確定一個統一的MLU計算標準，不僅可以準確地評估兒童的語言能力，也可使不同研究者的數據成果共享。（四）促進SLI兒童家長及社會重視這類兒童的語言問題。SLI兒童的主要問題是其語言問題，其他方面則相對正常。因此，那些語言能力差的兒童一般會被認為只是“說話晚”“嘴慢”，并不會被父母或老師重視。這使得很多SLI兒童錯過了最佳干預時間，使其入學后的學習和未來的發展受到很大的影響。在實際調查中發現，盡管筆者承諾對這類兒童的情況保密，但仍然有許多家長不愿配合調查。（五）培養懂語言學的語言治療師。語言治療師在兒童及成人的語言能力評估和干預治療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在國內的特殊教育學校，從事語言干預的人員主要來自師范院校特殊教育專業的畢業生，他們大多都沒有系統學習過語言學課程。語言學專業的畢業生在語言障礙矯治具有獨特的優勢，國內語言學專業可考慮開設語言治療專業，國家也可進行相關的職業認證。這種職業有著巨大的社會需求，尤其是國內有大量的特殊教育學校需要這方面的師資，需要能對兒童語言能力進行準確地評估、并進行有針對性干預矯治的專業人才。

六、結語

國外在SLI研究方面已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從SLI兒童語言的特征研究、理論分析、診斷工具的研發及干預實踐都有值得我們借鑒的地方。同時筆者注意到，國外的SLI研究大多是針對具有豐富形態變化的語言展開的，SLI兒童的診斷、理論研究及干預治療也是以SLI兒童在形態方面的缺損為基礎的。漢語形態變化貧乏，開展漢語SLI研究要根據漢語自身的特點進行。在診斷工具研發、理論研究及干預方面，國內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希望有更多的語言研究者從事這方面的研究。筆者認為，開展SLI兒童語言障礙研究是語言學研究服務社會、解決社會現實問題的一個很好的切入點，不僅可以為解決這類兒童的語言問題提供幫助，由于漢語的特點及漢語SLI兒童所呈現出的不同類型的語損特征，還可為揭示人類語言工作機制的奧秘做出貢獻。

作者:何曉煒 單位:廣東外語外貿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