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進及概念辨析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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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首次提出的全新命題，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共產黨在繼承了以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理論探索的基礎上，對如何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形成的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在內的科學理論體系，是對思想的堅持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關鍵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思想；鄧小平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總書記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首次提出，并且被反復提到七次的全新命題，報告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在內的科學理論體系。這個理論體系，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凝結了幾代中國共產黨人帶領人民不懈探索實踐的智慧和心血，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最新成果，是黨最可寶貴的政治和精神財富，是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這是中國共產黨在新的歷史發展階段對自身理論建設的全面總結。對于這一命題的準確解讀是我們理解和研究中國共產黨思想發展史的基礎。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提法的產生、流變與內涵的]化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孕育和提出

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孕育和提出的時間，學術界尚存在爭議。一部分研究者認為，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以為代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就已經開始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行探索；一部分人持否定意見。[1]但研究者比較一致地認為，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探索一條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成為全黨的共識。

1979年3月，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發表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首次提出“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的重要命題。他指出：“過去搞民主革命，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同志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現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2]同年12月，鄧小平在會見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時又提出：“我們要實現的四個現代化，是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3]1980年1月，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會議上指出：“我們在發展經濟方面，正在尋求一條合乎中國實際的，能夠快一點、省一點的道路。”[4]這里已經隱含了對“中國特色”的強調。

1982年9月，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開幕詞中首次明確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5]的重要命題，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概念的首次出現。從中我們可以看出，這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對一種新的科學社會主義類型和發展道路的規劃。但是，鄧小平并沒有對“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內涵、特征以及“建設”途徑進一步展開論述。

1984年6月，鄧小平在會見第二次中日民間人士會議日方委員會代表團時，再次提出“社會主義必須是切合中國實際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6]，并首次提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7]的概念。至此“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和“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的提法基本固定下來。但是在這一階段，鄧小平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探索，還局限于對外開放、經濟體制改革和“一國兩制”三個方面，沒有形成一個理論體系。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內涵的豐富、完善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初步形成

黨的十三大報告以“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為標題。這里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內容上較以前更加豐富，主要是加入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內容。黨的十三大召開前，鄧小平在會見孟加拉國總統艾爾沙德和日本客人二階堂進時，都提出：“我們即將召開的十三大，主要有兩個內容：第一，把政治體制改革提到議事日程上來；第二，是我們領導層更年輕化一些……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幾年前就提出來了，但過去把重點放在經濟體制改革上，這次才把政治體制改革提到議事日程上來。”[8]黨的十三大報告進一步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涵，報告指出，“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現代化建設相結合的產物，是扎根于當代中國的科學社會主義。它是全黨同志和全國人民統一認識、增強團結的思想基礎，是指引我們事業前進的偉大旗幟。”[9]報告共分七部分，第五部分著重論述了“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緊迫性以及“政治體制改革”的方法和步驟；第七部分著重闡述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新勝利”，從而將政治體制改革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納入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內涵之中，進一步豐富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

黨的十三大以后，歷次中央全會都強調“繼續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同時，這一理論在實踐中也經受住了國內風波和國際變局的考驗。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對“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諸多方面進行了深刻而富有創造性的發展，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進一步完善。緊接著，黨的十四大報告中首次使用了“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10]的提法，并對這一理論的主要內容作了新的科學概括，使之成為比較完整的科學體系。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進一步發展

黨的十四大以后，“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同時并用前者用于指代我國社會主義道路的發展方向和本質特征，后者用于指代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的指導思想。

黨的十五大報告中，用“鄧小平理論”正式取代了“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概念，“鄧小平理論”也成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代名詞。

進入21世紀以后，黨和國家既面臨著難得的戰略機遇，同時也面臨著許多嚴峻的挑戰，在這一背景下，于2000年初提出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并在黨的十六大上被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2003年10月，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又首次提出了“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的全新命題。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決定》中，又首次完整地提出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概念。“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理論與鄧小平理論一起成為當前統領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的指導思想。

因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一概念孕育于“三大改造”完成以后，由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領導集體提出并系統化。其后，以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和今天以為總書記的新一代領導集體又分別結合當前的新形勢、新任務對其作了進一步發展，最終形成了今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與幾個相關概念的理論辨析

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一全新命題以后，需要從理論上對幾個相關概念分別加以界定，以厘清它們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

（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體系”的內在邏輯關系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和“馬克思主義主義中國化的理論體系”是兩個截然不同而又關系密切的概念。

首先，二者的內涵和實質不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體系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在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不同歷史階段，與中國的具體實際相結合而產生的各個理論成果的組合，它包括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今天正在大力倡導的科學發展觀、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這些既一脈相承又與時俱進的理論成果，既包括哲學層面的世界觀、方法論，也包括對于中國不同歷史階段主要社會任務的唯物主義的理論解釋，還包括對整個社會未來發展方向的整體規劃，其實質是馬克思主義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的本土化。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則是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之后，中國共產黨針對如何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這一命題而提出的一系列理論的組合，它也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等，并進一步概括出中國特色社會義的領導核心、依靠力量、根本任務、前進道路、最終目標、實現方式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國防、科技等各方面的保障措施等，其實質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在中國的本土化。

其次，二者提出的歷史背景不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本質是西方文明的本土化，這一歷史進程從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的那一刻就已經自發開始了，但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自覺則是中國共產黨經歷了數次教條主義的危害后才開始的。1938年10月，在六屆六中全會上作的政治報告中正式提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主張。他認為，“馬克思主義必須和我國的具體特點相結合并通過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實現”，“使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現中帶著必須有中國的特性”[11]。此后，經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成為全黨的共識，思想也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個重大理論成果。

新中國成立后，隨著“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以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程，提出了將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具體國情“第二次結合”[12]的任務。但是，由于當時特殊的國際國內環境和當時人們認識問題的局限性，這一探索出現了嚴重失誤，最終走向了“”的歧途。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隨著對“”的徹底否定和改革開放的實施，鄧小平理論成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二個重大理論成果。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體系則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在徹底否定“”，實行改革開放成為全黨的共識，面對如何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這樣一個重大實踐課題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最后，二者在中國共產黨的理論體系中的側重點不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體系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都中共的指導思想，但在中共的理論體系中的側重點有所不同。主要表現在：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體系是是中共意識形態的核心組成部分，注重整體性和理論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則是中共意識形態中與當前社會主要任務相關的重要組成部分，注重普及性和實踐性。前者強調馬克思主義作為一種指導思想在中國的具體化，它的結果是一種理論形態，后者側重的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組成部分——科學社會主義如何在中國具體化，它的結果是一種實實在在的物質變動和社會變革。

（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與思想的內在邏輯關系

黨的十七大報告明確提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就是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在內的科學理論體系。這個理論體系，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按照這一界定，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分別是中國共產黨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不同歷史階段的指導思想，二者是一種承接關系。

而從歷史上看，思想的核心組成部分——新民主主義理論就已經包含了社會主義的方向，他認為，“中國革命的歷史特點是分為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步驟”，新民主主義革命“是為社會主義的發展掃清更廣大的道路”[13]。新中國成立后，以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也確實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進行了理論思考和探索。因此，如何理解黨的十七大報告關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概念界定和思想的內在邏輯關系成為必須解決的一個理論問題。

要解決這一問題，首先要確定思想的內涵。《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認為，“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14]如果按照這一界定，則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一種承接關系，與十七大報告中關于“中國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概念界定沒有矛盾。但問題是，從黨的十二大以后，對思想的概念界定在《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基礎上，修改為“思想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是被實踐證明了的關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正確的理論原則和經驗總結，是中國共產黨集體智慧的結晶”[15]，這里的“建設”顯然是社會主義建設。

關于這一問題，可以從兩方面進行解釋。首先，就理論發展的規律而言，任何一種理論的出現都是對前人理論的總結、完善、修正和深化。查現代漢語詞典關于“理論”的定義，“理論是人們由實踐概括出來的關于自然界和社會知識的有系統的結論。”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以為代表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包括本人、鄧小平、陳云等都對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行了理論思索和論述。陳云在八大上提出了“三個主體、三個補充”的構想，即在所有者結構、經濟運行和市場結構方面允許保留一部分個體經營、一部分產品自由生產、一定范圍的自由市場，即“大計劃，小自由”[16]。在糾正“”錯誤時，也指出“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還有積極的作用”，“商品生產不能和資本主義混為一談”。[17]從而，否定了單純強調計劃經濟模式的做法。這些觀點雖然為后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提出提供了素材，但是這些觀點是零散的、不成體系的，還沒有上升為理論。

其次，就歷史事實而言，盡管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對如何建設社會主義提出了一些與后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相似的觀點，并在實踐中加以落實，但從整體上看，當時所走的社會主義道路與今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大相徑庭的。

因此，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以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對于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思索和實踐，只能看作是思想在我國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的新發展，但是還沒有形成完整的理論，成為思想的組成部分。這些觀點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兩次飛躍之間的過渡性的產物。所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這個新的理論是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兩大理論之一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理論的豐富和發展”[18]，它與思想沒有重疊，而是對思想的繼承與發展。

綜上所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共產黨在繼承了以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的理論探索的基礎上，對如何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形成的包括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學發展觀等重大戰略思想在內的科學理論體系，是對思想的堅持和發展，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理論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注釋：

[1]李朝陽、王璇.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形成階段問題研究綜述[J].理論前沿，1997（20）.

[2][3][4]鄧小平.鄧小平文選[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2）：163，237，246.

[5]鄧小平.中國共產黨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詞[A]//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3.

[6][7]鄧小平.鄧小平文選[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63，65.

[8]鄧小平.關于召開黨的十三大的幾次談話[A].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2.

[9]沿著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A].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5.

[10].加快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步伐，奪取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更大勝利[A].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

[11].論新階段[A].中央檔案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C].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11）：658-659.

[1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傳（1949－1976）上[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506.

[13]選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666-668.

[14]中央文獻研究室.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注釋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7.

[15]十二大以后的公開出版物均為這一界定，筆者認為這一修改一方面是為了強調鄧小平理論和思想是一種繼承創新的關系，另一方面也確實將以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對社會主義建設的理論探索和實踐中的正確部分，作為思想的一個組成部分。

[16]陳云.陳云文集[C].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3）：103.

[17].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7）：436、439.

[18]徐長安、張量.解讀：十七大報告中的新名詞彰顯執政黨的新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