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學良西安事變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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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擁蔣抗日”主張，奠定事變和平解決的思想基礎

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的主要目的是停止內戰、聯共抗日，他并沒有將排斥在抗日統一戰線之外，而是提出“逼蔣抗日”的。早在1936年3月，張學良與李克農在洛川會談時，張學良就針對中共的“反蔣抗日”方針，首次闡述了自己的觀點:“要爭取一切可能爭取的人參加抗日戰爭，是不是可以包括在內呢”[1]51。1936年4月9日，當張學良與在膚施舉行會談時，張學良進一步闡述了自己的觀點，他指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既然要爭取一切可以爭取的力量參加，那么也應包括在內。他是中國現在的實際統治者，我們發動抗日戰爭，如不把他爭取過來，困難是很大的”[1]56。張學良認為:“是有抗日的思想和打算的，……但他有個很固定的看法，就是認為必須先消滅共產黨才能抗日。”張學良深知的一貫固執，也考慮到做其工作的難度，他指出，必須用最大的力量爭取，想盡一切辦法爭取。張學良還明確地向提出具體辦法，那就是“你們在外邊逼，我在里邊勸，內外夾攻，一定可以把扭轉過來”[1]57。膚施會談后，張學良按照最初的設想對展開了艱巨的工作，在多次勸諫、苦諫乃至哭諫不果的情況下，張學良與楊虎城一道斷然采取了“兵諫”的方式。事實證明，張學良擁蔣抗日的決心早已有之，這不僅是他發動西安事變的思想基礎，也是他堅持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思想前提，注定了張學良在對事變的處理上，必然采取和平解決的方針。

二、確保蔣氏安全，為事變和平解決提供前提條件

張學良在西安事變中，采取了一系列確保安全的措施，為事變和平解決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和前提條件。張學良、楊虎城發動西安事變的目的是“逼蔣抗日”，并沒有將置于死地的想法。在布置臨潼捉蔣時，當于學忠問到抓到后，第二步怎么辦時，張學良毫不猶豫地回答:只要他答應抗日，我們還擁護他做領袖。張學良在部署行動計劃時，向參加行動的東北軍強調要保證蔣的安全。他對負責捉蔣任務的孫銘九、王玉瓚等人反復叮囑:“千萬不可把委員長打死了，萬不得已時，只能把他的腿打傷，不要叫他逃跑了。”[2]217當東北軍報告一時找不到時，張學良情緒激動地對左右說:“若是找到委員長，我一定說服他抗日，只要他抗日，我仍擁護他為領袖，若找不到他，就割了自己的頭，請虎城拿到南京請罪。了此公案，決不能要停止內戰而引起內戰。若是如此，我張某便成了千古罪人”[3]。焦急萬分的張學良命令負責搜山的白鳳翔，務必在九點以前找到委員長，否則拿著自己的人頭來?？梢姀垖W良保護的態度和誠意。此后，張學良又周密部署了在西安的安全問題，將特意安排在張公館對面的高桂茲之處。從上述的一系列措施中，我們不難看出在西安事變前后，張學良絕無傷害之意，這些為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創造了先決條件。假如當初張學良未對蔣采取相應的保護措施，的性命不保的話，歷史真將被改寫，新的內戰將不可避免。

當時，東北軍和17路軍內部主張殺蔣的官兵不在少數，包括中共也曾一度傾向審蔣，西安各界更是群情激奮，主張將蔣交付人民審判。張學良并未因此被這種情緒所左右，在公開場合明確表明自己釋放的態度。如1936年12月13日上午，張學良在會見被扣押的南京政府方面的要員時，明確表示:“委員長今日誠然是中國的領袖，即今后還是需要他做我們的領袖。但領袖應虛心聽取各方的意見，和過去專制皇帝不同，只要委員長能改變態度，采納意見，我將親自送他回南京”[4]。張學良盡自己的最大努力試圖把西安事變向和平解決的方向指引。

三、力主事變和平解決

過去史學界普遍認為，西安事變后，張學良是在共產黨的幫助下，才接受了和平解決的方針。但通過查閱大量的檔案資料我們發現，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主張是張學良首先提出來的，共產黨和平解決的主張要晚于張學良。

早在1936年12月11日，即西安事變的前一天，張學良就授意應德田等人擬好了逼蔣聯共抗日的八項救國主張。這八項主張集中反映了全國人民抗日救亡的要求，其中也包含了和平解決的思想，成為日后西安事變三方談判的基礎。另外，張學良在確信于臨潼被扣時，曾向楊虎城表示:“如果委員長到西安后，采納了我們的意見，我便送他回南京”。張學良送蔣回南京的決心此時就已定下，而非25日臨時的頭腦發熱和某些學者認為的偶然性。12月13日，張學良在對西北“剿總”全體職員的講話中，再次闡述了發動事變的動機和解決事變的態度。他說:“我們這次舉動，把個人的榮辱生死完全拋開，一切都是為了國家民族！”“我們這種舉動對委員長是絕對無損的。如委員長能放棄過去主張，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們馬上絕對擁護他，服從他！那時，甚至他對我們這次行動，認為是叛變而懲處我們，我們絕對坦然接受，因為我們所爭的是主張，只要主張能行通，目的能達到，其他均非所計?！盵5]445以上種種都充分證明，張學良從決定發動事變之始已有和平解決的想法，而非受中共或外界的影響，此后張學良為和平解決事變的種種努力都是圍繞著這種思路有計劃、有步驟地實施和展開的。

四、多方斡旋，促成談判

西安事變發生后，在局勢極其復雜緊張的情況下，張學良及時發表對時局的宣言，闡明自己發動西安事變的初衷及和平解決事變的主張，爭取輿論的支持，并且敞開大門歡迎各界人士入陜共商抗日大計。事變當天，張學良立即電邀中共派代表來西安共商善后大計，繼之致電馮玉祥、閻錫山、等中間人士和地方實力派，披肝瀝膽陳述自己的愛國、護蔣的誠意，張學良希望通過此舉能夠獲得他們的支持和理解，力邀他們“或遠賜教言，或躬親來陜，開誠指示，共謀國事，力挽危舟”[6]1059。事變當天，張學良還專門給孔祥熙、宋美齡發電:“如欲來陜，尤所歡迎”[6]1057。為促成與以孔、宋為代表的南京主和派實現談判，1936年12月14日，張學良欣然允許宋美齡的代表端納到西安探視。16日，端納再次入陜后，向張學良轉達了宋美齡提出的可否以宋子文或顧祝同代替孔祥熙來西安的請求。張學良旋即應允，并致電宋子文和顧祝同:“此間同仁均極歡迎，在陜安全，弟可保證，請即早日命駕，無任企盼”[7]74。同時張學良再次致電中共，請派全權代表來西安共商大計。在張學良的邀請下，各地方實力派的代表云集西安，在全國造成了一種和平解決事變的良好氛圍。

張學良深知能否轉變態度，接受八項抗日救國主張是事變和平解決的關鍵所在。為此，張學良在事變后曾多次謁蔣，雖屢遭的呵斥，仍不厭其煩地勸諫，希望其放棄“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在日寇大舉入侵的情況下，停止內戰、一致抗日。與此同時，為防止以何應欽為首的南京主戰派對西安的武力進攻和狂轟濫炸，為和談創造有利條件，爭取改變態度，張學良又請求被扣在西安的南京政府軍事委員會高等顧問蔣百里出面，充當改變態度的臺階，態度由此松動。后來蔣從端納和宋氏兄妹的口中得知張、楊并無加害之意，不僅同意派人持停戰令去南京令何應欽執行，繼之又委托宋氏兄妹出面談判。這說明已原則上同意了張、楊提出的八項政治主張，態度的轉變使談判成為可能。在張學良的多方努力下，從12月22日下午開始，以張學良、楊虎城、為代表的西安方面與的代表——宋氏兄妹開始談判。最終，在口頭答應接受張、楊提出的八項主張后，西安事變宣告結束。

五、力排眾議，堅持無條件釋蔣

三方會談，向和平解決西安事變邁出了重要的一步，但問題并沒有最終解決，其焦點就是如何釋放的問題。當時的形勢十分嚴峻，東北軍和17路軍的高級將領聯名致信宋子文，表示只有在商定的協議上簽字，中央軍撤出潼關，才能放蔣，否則即使張、楊兩將軍同意了，他們也誓死反對。當時中共和楊虎城也主張有條件地釋放，只有張學良堅持無條件地釋放。在這種緊張的局勢下，張學良唯恐放蔣時間再延長，發生意外情況。因此，他不顧個人的安危，決定立即釋放。在釋放的前一天，張學良召開東北軍高級將領會議，他表示:“假若我們拖延不決，不把蔣盡快送回南京，中國將出現比今天更大的內亂，假如因我而造成國家內亂，即我張學良真是萬世不赦的罪人”[2]74。向大家暗示了要釋放的心跡。1936年12月24日下午，張學良召集設計委員會(即張學良、楊虎城的幕僚機構，隸屬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主要負責研究政治方面的重要問題)人員談話，透露出要釋放的意圖，大家再次提出釋放的條件，均遭到張學良的駁斥。

在釋放的問題上可以說，張學良是力排眾議的。因為在張學良思想深處，發動事變的目的是促蔣反省，接受西安“三位一體”的八項主張，他曾反復強調:“我們絕不是反對蔣委員長個人，是反對蔣委員長的主張和辦法”[7]10?！按碎g所有舉措，皆為增強抗戰力量，決非從事內爭”[7]6。并且說:“介公果能積極實行抗日，則良等束身歸罪，亦為(所)樂為。”[6]1057張學良的想法顯然是，只要接受“八項主張”，積極實行抗日，目的既已實現，釋蔣便是順理成章之事。到24日上午，已經原則上同意了八項主張，因此，張學良自感釋蔣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另一方面，無條件釋蔣，也使保全了顏面，幫助他保持了“領袖”的尊嚴，這無疑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打下了牢固的基礎。這也是張學良堅持無條件釋蔣的初衷，12月24日，張學良在召開的設計委員會上曾說過:“這次事變對他是很大的打擊，今后要擁護他做領袖，同他共事，所以要給他撐面子，恢復威信，好見人、好說話、好做事”。事后證明，張學良的做法是非常有預見的聰明之舉，是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最重要的一步。

六、不畏犧牲，親自送蔣回南京

關于張學良親自送蔣回南京一舉，多年來，史學界探討的比較多。張學良于1936年12月25日下午親自送離開西安并非張學良一時沖動，而是經過慎重考慮后的重要決策。西安事變發生前后張學良曾在不同的場合多次表示:“介公果能積極實行抗日，則良等束身歸罪，亦為(所)樂為。”只要領導抗日，他會隨蔣入京請罪，“誓所不辭”。19日，張學良在給英國《泰晤士報》駐上海記者的電文中也說:“當他(指)回京的時候，我準備跟他同去”[6]1093。25日下午，張學良力排眾議親自送蔣，足以證明張學良此前所言并非完全出于策略，而是真有此意。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我此次來京，也有三點意見:(一)維持紀律;不隳我中國在國際地位;(二)恢復及崇高領袖之尊嚴;(三)此事余一人負責，應當得應得之罪……。”[7]82張學良送蔣回南京，充分表現了張學良為了國家民族，置個人生死于不顧的英勇獻身精神，為確保事變的最終和平解決，具有積極意義。張學良送蔣回南京是西安事變能及時和平解決的一個重要環節，是處理當時復雜局勢的果敢之舉，也是他當初發動“兵諫”的動機和目的的具體體現，否則，事變不知會發展成什么結果。在這個關鍵環節上，張學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正如在1937年1月會見史沫特萊時所講的那樣:“西安事變中，國內一部分人極力挑撥內戰，內戰的危險是很嚴重的。如果沒有12月25日張漢卿先生送先生回南京一舉，……則和平解決就不可能。兵連禍結，不知要弄到何種地步。”

七、不計個人安危，促使軍事善后問題和平解決

安然返京，并不意味著西安事變和平解決了。因為一到南京，即刻違背諾言，扣押了張學良;同時;表面上假意宣布停止對西安的軍事行動，撤銷討逆總司令部，背后卻部署了五個集團軍的兵力對西安形成夾擊之勢。而在西安，張學良一走，東北軍頓時群龍無首，三位一體也失去了一個重要的核心，在如何救張、爭取和平實現等問題上，內部矛盾日趨表面化、白熱化，嚴重威脅到三位一體的團結和存在。這一切都給時局投下恐怖的陰影。此時已身陷囹圄的張學良仍竭盡所能從中斡旋，發揮了巨大作用。1937年1月7日，致函張學良，希望利用他的威信說服東北軍、西北軍接受中央調防。因為雖然在表面上對西安進行了軍事部署，但事實上只想用政治手段來解決，在蔣政策的實施中，張學良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西安和南京雙方劍拔弩張之際，張學良從抗日大局出發，主動提出調出東北軍于中原地區、楊虎城出洋等讓步為條件的甲乙兩個方案，以換取放棄用軍事手段解決善后問題;同日，張學良連發三封信函給楊虎城和東北軍各將領，勸說他們“稍忍一時，勿興亂國之機也”。特別指出:“我們的血是為灑在日敵身上去，不是為內戰而流的”，“保東北僅有實力而留為抗日之最前鋒”[5]514－521。利用自己的威信和強烈的抗日激情來感染東北軍、西北軍官兵。1月10日，楊虎城、于學忠等人決定遵照張學良的意見，停止軍事行動，舉行談判，以爭取張學良速返西安。在西安方面與南京談判開始后，1月13日，張學良同樣發出兩封為限期實行解決陜事方案請楊虎城等速下最大決心收束陜局的信函，并抱定為國犧牲之精神，他寫道:“弟滿腹熱淚，一眼望東北，一眼望西北”，勸慰楊虎城等“為國家為西北為東北請詳計之，凡有利于國者，弟任何犧牲在所不惜，盼勿專為我個人謀計”[5]523－525。然而，西安方面無論是東北軍還是西北軍都很難接受的條件，他們迫切要求能釋放張學良，此后雙方才有談判議和的可能，否則不惜一戰，陜西前線戰云密布。在此情況下，張學良于1月19日再次致函楊虎城，“目下最要者，能本上次瑞峰帶去之甲項辦法立即行之，以免夜長夢多，或至違反我等救國不禍國之初衷，盼我兄以大仁大勇之精神，躬為倡導，效然施行……，關于弟個人出處問題，在陜局未解決前不便談起，斷不可以為解決當前問題之焦點”。焦慮之情溢于言表，且說“弟在此甚好，請勿以個人為念也”[5]526－527。以此安慰西安方面。在張學良的一再要求和的軍事壓力下，西安方面被迫于1月24日與中央軍舉行談判。1月27日，張學良得知西安方面未接受移防命令，萬分焦急，致電前方王以哲、何柱國等將領，規勸他們“若今日再不接受，而仍以良之問題為先決條件，則愛我即害我，不但害我，且害我團體，害我國家矣。時機迫切，務望諸兄立命部隊于今日正午以前開始移撤，勿再固執誤事為要”[5]528。然而，恰在此時，二·二事變發生了，東北軍由于內訌，不戰自退，中央軍輕而易舉地進入西安;形勢急轉直下，東北軍高級將領們都不再愿意留在西北，2月24日，雙方重開談判，不久按照乙案達成協議。至此，西安事變基本和平解決。西安事變軍事善后問題得以妥善處理，張學良一樣功不可沒。

綜上所述，西安事變的發生乃至和平解決成為扭轉時局的關鍵。它與事變的主角張學良的極力斡旋和巨大犧牲是密不可分的，張學良作為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主體地位以及發揮出的決定性作用，他作為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首位倡導者和實施者的歷史地位，是應該給予充分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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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是促成接受張、楊及中共抗日思想的關鍵。西安事變能夠和平解決，真正起決定作用的是事變的主角張學良。在整個西安事變的發展過程中，張學良不僅是和平解決事變的倡導者，還是促進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實施者，張學良作為西安事變和平解決的主體地位以及發揮出的決定性作用，是應該給予充分肯定的。

關鍵詞:張學良;西安事變;和平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