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古代邊疆政策研究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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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既是一個民族共同體概念，也是一個國族概念，“多元一體”是中華民族既有共性也有個性的民族發展大趨勢的體現。在中華民族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多元”的特征，是指各民族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形成過程中所具有的“個性”和“特質”，即語言、地域、經濟、文化心理的多樣性和表現形式上的特殊性。“一體”的特征，是指各民族的“個性”和“特質”在共同的發展過程中，相互融合、相互同化所形成的民族共同體的共同特征和“一體化”趨勢。在中華民族形成過程中，自始至終都存在著由多元到一體的凝結特點：先是分布于黃河流域的多個部落互相融合形成了華夏族；之后華夏族又融入北狄、東夷、西戎、南蠻等多種族群而形成漢族。作為中華民族凝聚核心的漢族一經出現，就對周圍的眾多民族產生強大的吸引力，他們之間在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發生著密切的聯系，并不斷融合，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一個整體，這就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有兩個值得重視的特點，一是多元中的本土特點。中華民族盡管是由眾多的民族經過數千年的不斷融合而形成，但這些民族無論是歷史上已消失的民族，還是現實生活中存在的民族，多是在中國這塊遼闊的土地上土生土長的民族，即便是有些少數民族的祖先具有外人的血統，也是在與中國境內各民族的不斷融合中形成的；二是在抵御外侮的共同斗爭中，使中華民族凝聚力得到不斷升華。中華民族內部各民族，包括歷史上已經消失的民族，他們之間雖然也有過沖突，但數千年來相互間不斷交融已經將他們結合為一個統一的整體，中國成為他們共同的活動地域和共同的家園。當近代遭遇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和瓜分時，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即被空前釋放出來。

在歷史演進中，統一多民族國家和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是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同步發展的。統一多民族的中國與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同步發展，成為世界歷史發展史上的一道獨特的風景線。而促使這種同步發展成為可能、成為現實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極富中國特色的邊疆政策的實施。邊疆政策的基本任務是守住一條線（邊界線），管好一片地（邊疆地區），實際上包含著物與人兩個要素。可以說，邊疆治理是一項針對人和物綜合治理的社會系統工程。在統一多民族的中國，邊疆地區是少數民族繁衍生息的主要地區。因此，邊疆政策的最重要內容之一即是處理民族關系，唯有調動邊疆地區民族上層的積極性和為廣大民族群眾打造一個穩定、發展的社會環境，才能推進統一多民族中國和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良性發展。

邊疆政策：內涵、外延與作用

中國歷史上無論哪一朝哪一代，都面臨著邊疆問題，統治者也都為鞏固統治而制定邊疆政策，展開邊疆經略。邊疆經略是歷代王朝對邊疆地區的開拓與經營。邊疆政策是實施邊疆經略的指導方針與具體措施，而治邊思想則是制定邊疆政策的重要前提之一。邊疆政策的正確與否，邊疆經略的成敗得失，治邊思想能否符合時代潮流，不僅直接影響一個朝代的興衰存亡，而且對于作為整體的統一多民族國家——中國的形成、發展也產生重大影響。

中國封建王朝的邊疆政策，自秦漢時期初具規模后，經隋、唐、元、清諸多大統一王朝邊疆經略實踐的充實、完善，形成了完整的體系，這在世界各國歷史上是頗具特色的。中國古代邊疆政策包含十分豐富的內涵，其要者有從中央到邊疆地區的管理體制、邊疆的行政建置、邊防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和經濟開發政策以及近代以來與邊界交涉相關的外交政策等，所有這一切構成了古代邊疆政策的完整體系。中國古代邊疆政策外延應該包括與治邊思想有關的世界觀、國家觀、民族觀、傳統治邊思想以及與邊疆政策有關的人、事、地、物研究和不同時期、不同類型、不同國別的邊疆開發比較研究等方面。

概而言之，中國古代邊疆政策的基本內容有以下幾個方面：

1.羈縻與懷柔。羈縻，含有聯系牽制之意，是中國歷史上中央王朝統治者統治邊疆少數民族地區經常采用的一種政策。這種政策力圖通過加強內地和邊疆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聯系，在不改變邊疆地區原有政治實體內部結構的前提下，加強中原對邊疆地區的影響，促進內地與邊疆一體化的進程，從而鞏固和增強大一統的國家。唐朝是我國歷史上實行羈縻政策比較有代表性的朝代。唐武德二年（619年）閏二月，高祖李淵頒布詔書：“畫野分疆，山川限其內外；遐荒絕域，刑政殊于函夏。是以昔王御世，懷柔遠人，義在羈縻。”（《冊府元龜》，卷170，《帝王部·來遠》）李淵明確提出，邊疆民族地區情況不同于內地，應實行羈縻政策。羈縻政策的核心，是中央政權對邊疆民族地區的適度統治，在唐朝具體表現為羈縻府州的設立。與羈縻政策相配套的是懷柔政策。早在秦朝即制定了保留歸附的邊疆民族首領的王、長稱號，并在法律中給予優待。漢朝以后，歷代封建王朝對這一統治政策奉行不悖，清朝統治者對此政策進行創新改造，使之更加完善，成為治理邊疆民族的基本方針。

2.行政管理與軍事部署。歷代中央王朝都設有管理邊疆事務的機構。秦朝在中央政府中設有典客、典屬國兩個機構；漢朝中央政府設有大鴻臚，“掌諸侯及四方歸義蠻夷”“及四方夷狄封者”（《后漢書》，卷35《百官二》）。隋朝禮部中的主客司以及鴻臚寺，負責管理邊疆民族事務；唐沿隋制，在中央政府中設禮部，其中禮部司和主客司，負責處理邊疆民族事務。元朝在中央政府中設有帝師、宣政院等機構，管理邊疆民族事務，而明朝中央政府中的吏部、禮部、兵部、提督四夷館、鴻臚寺、行人司、僧錄司、五軍都督府等分掌邊疆民族的相關事務。到清朝，中央政府設立了理藩院，專理蒙古等民族事務。在加強行政管理的同時，歷代中央王朝還通過駐扎軍隊，加強對邊疆地區的治理。本來，“恩威并施”是我國歷朝統治者慣用的手法，對邊疆民族地區尤多使用。軍事部署是威的體現，是“懾之以兵”方針的具體化。

3.從和親到聯姻。我國歷史上中央王朝的統治者，為了鞏固與邊疆地區少數民族上層政治上的聯盟，加強對邊疆地區的統治，或求得邊疆地區社會秩序的穩定，往往采取和親或聯姻的措施。漢、唐、清三朝在這方面具有代表性。如漢朝的和親，主要是與北部邊疆的匈奴以及西北邊疆的烏孫。從漢高祖到漢武帝前期，漢朝先后有五位宗室之女和親匈奴。從漢武帝中期以后，漢朝為聯合烏孫反擊匈奴，便將和親重點從匈奴轉向烏孫，先后有三位公主、兩位宮女和親烏孫、龜茲和鄯善。又如清朝的聯姻，主要在滿族貴族與蒙古王公之間進行。包括兩方面內容，一是清朝統治者從蒙古王公家族中選擇后妃；二是清朝統治者把公主下嫁給蒙古王公。皇太極共有15位后妃，其中有7位是蒙古族，皇太極的兩位皇后——孝端皇后和孝莊皇后以及關睢宮的宸妃都來自內蒙古科爾沁部。順治皇帝有19位后妃，其中6位是蒙古族。康熙皇帝40位后妃中，有兩位來自蒙古族，乾隆皇帝的后妃中也有蒙古族。順治初到乾隆中后期，滿族貴族下嫁的公主，竟有13位是皇帝的親生女兒，并且聯姻范圍也由漠南蒙古發展到漠北蒙古、漠西蒙古。據不完全統計，科爾沁達爾漢王旗下有公主子孫臺吉、姻親臺吉2000余人，土謝圖王旗下公主子孫臺吉500余人，敖漢旗下600人，巴林王旗下170余人。乾隆皇帝曾作詩：“塞牧雖稱遠，姻盟向最親”（張穆：《蒙古游牧記》，卷一）。清朝的滿蒙聯姻在發展變化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各種制度，主要有俸祿俸緞制、入京朝覲制、生子予銜制和賜恤致祭制。當然這種政策的局限性和非人道性也是顯而易見的。以唐朝時期的和親為例，唐蕃（吐蕃）和親特別是文成公主和親吐蕃成為千古傳誦的佳話，但我們應客觀地評述唐蕃和親在雙方關系發展全局中的實際作用。文成公主在青藏高原傳播文化、播種友誼，為漢藏人民崇敬，但文成公主卻不能逆轉松贊干布逝世后唐蕃關系惡化的濁流。至于她們個人命運的悲劇色彩以及封建社會中政治婚姻對人性的摧殘，更是應予鞭撻的。

4.經濟開發。經濟發展、社會穩定是邊疆治理的前提和基礎，因而邊疆治理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經濟開發。中國封建時期的邊疆地區經濟開發主要有以下兩種形式：一是國家行為的屯田；二是中央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推動邊疆和內地的民間交往。在邊疆地區屯田，又稱之為屯墾戍邊。歷史上各個朝代都把屯墾戍邊當作開發邊疆、鞏固邊防的一項重要舉措。秦始皇時就開始了屯田戍邊活動，以后各朝中央政府尤其是統一王朝的政府都奉行不悖，成為歷代治理邊疆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以新疆為例，從新疆屯田的發展史看，西漢、唐、清三代是規模較大、效果顯著的時期，而且依次在前代基礎上有新的發展。西漢早在公元前105年前后即開始在眩雷（今伊犁河谷地區）屯田，目的是聯合烏孫防御匈奴。但真正大規模屯田是公元前69年以后。由于屯田既可以解決糧食等物資供應，屯田人員又可以成為戍守和維持西域社會安定的重要力量，所以屯田這一措施為漢以后歷朝各代所效仿。唐朝在西域的統治如果從公元630年開始計算，至8世紀末，前后長達160余年。“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地連西域，皆置都督、府、州、縣。開元中，置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庭諸節度使以統之。當發山東丁壯為戍卒、繒帛為軍資，開屯田以供糗糧，設牧監畜馬牛，軍城戍邏，萬里相望”（《資治通鑒》卷223）。從有清一代新疆屯墾的發展歷史看，清朝前期，新疆是全國屯墾最發達的地區，清朝在新疆的屯墾成績更為顯著，主要表現在：一是開墾了大片耕地，推動了新疆社會經濟的發展，清朝前期各族軍民共墾地301.9萬余畝；二是完全解決了軍糧、減輕了國家財政負擔；三是促進了新疆文化教育事業的發展；四是為新疆的穩定提供了堅實的后勤保障。

在此必須指出，歷史上的邊疆政策具有鮮明的階級屬性，它的直接目的是為一朝一代的政治利益服務，但從統一多民族國家發展大趨勢的背景觀之，其歷史的積極作用不言而喻。簡言之，一是促進了多民族國家的鞏固與統一；二是協調了民族關系，推動了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演進歷程；三是有序展開了邊疆地區的經濟開發，推動了邊疆內地一體化的歷史進程。